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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判定为同一祖源的民间文学作品。女主角对前来求婚的恶俗的达官贵人进行了无情地嘲讽与批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无疑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传统民间文学叙事模式的一种解构。但这种追求自我的思想在斑竹姑娘身上表现为在男女两性的对立统一中“求同”，在辉夜姬身上所看到的则无疑是“求异”。而女主角个人身份焦虑的有无也直接导致了故事结局的差异。
关键词：《斑竹姑娘》 《竹取物语》 民间文学 女性主义
《斑竹姑娘》是中国四川地区金沙江流域的藏族民间传说，而《竹取物语》则是日本的物语体小说，两个看似相隔遥远地域的民间文学作品，却因为竹中诞生、求婚难题、拒婚等核心情节的惊人一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判定为同一祖源的作品。虽然关于二者之间谁是谁的翻版的争论持续至今，但对两部作品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分析也还停留在“聪明勇敢”、“机智善良”标签化、符号化的层面。鉴于此，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两部作品中的核心人物——斑竹姑娘与辉夜姬进行解读。
一 女主角的神性寓意
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实都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要她们做的事。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乏富家小姐对落魄书生自荐枕席的情节，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幻想；“英雄救美”的叙事模式也让女性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日本的《浦島子伝》中干脆让仙女直接向男主人公求婚。因此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诞生于竹中的情节可谓颇有深意。在中国，竹子自古以来就经常与神通广大的龙联系在一起，例如，晋人葛洪的《神仙传》中就有竹化为龙故事。娥皇、女英洒泪竹上，竹悉成斑的传说也让西南一带的斑竹与女性形象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金沙江沿岸的藏族，还一度将竹子视为自己部族的始祖。而在日本古代信仰中竹子由于生长迅速，根系绵延不断，被视为神圣之物，多用于出生、敛葬、祭祀用品中。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诞生于竹中，本身就宣告了女主人公高出流俗的光辉。而朗巴母子和伐竹老翁的生活都与竹子息息相关，这就为其接触到“神异”提供了条件，也为女主人公的出场埋下了伏笔。
另外，《竹取物语》的作者在吸取了中日两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还为辉夜姬的重返仙界之旅设定了羽衣、不老仙丹等必备道具。在中国六朝小说中，仙女下凡的故事屡见不鲜，其雏形也可窥见于《搜神记》中的《毛衣女》。至于不死灵药、不老仙丹这种仙人思想早在老子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山海经》中也记载了相关的传说。而《斑竹姑娘》则不惜笔墨的描述了斑竹姑娘诞生前，楠竹的灵异之处，例如，泪洒成斑、颇通人性等，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娥皇、女英传说的沿袭。完成了上述神化之后，两位女主人公对于男权的挑战，对自我的坚持这一惊世骇俗的行为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求婚难题”是两篇作品的核心情节，根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统计，民间故事的“考验”题材中，“求婚难题”是其重中之重。中国民间故事中就有“巧媳妇”题材，以智慧女性为主角，以解难题为中心情节，以此来表达对女性智慧的赞美。但是在《斑竹姑娘》解难题的主角由女性变成了男性。《竹取物语》中也有很多细节与其它日本民间文学作品大相径庭，这种男女逆转颇为耐人寻味。
女性居于主导地位，提出求婚难题，对男性的心意与诚意进行考验，对心怀叵测的达官贵人进行无情的嘲讽与批判，在这两篇作品中，女性具备与男性同等地位的话语权，以其积极的言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无疑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传统的民间文学叙事模式的一种解构。
二 对异性的“求同”与“求异”
但毕竟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在人物塑造上两部作品体现出了显著的差异。首先，在婚恋观上，斑竹姑娘与朗巴有着“青梅竹马”一般的情谊，甚至可以被解读为是对当初朗巴拼死保护楠竹行为的反映。在相对封闭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环境中，“像山鹰一样英俊的朗巴”与“像小鹿一样美丽”的斑竹姑娘的相恋、结合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通过与求婚恶少的对比，更突出了斑竹姑娘所追求的恋人形象即“有真本事和朴实善良的心”。《竹取物语》中则直接让辉夜姬说出了她的婚恋观，即“无论对方地位多么高，相貌多么好，不了解他的心灵而与他定亲，我决不同意”。显然，斑竹姑娘与辉夜姬都对男性提出了白首同心的高标准严要求。
但从老翁的“你虽然是神佛转世，但总还是一个女人呀”话语中除了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结婚是女性求得生活保障的最佳途径之外，还隐约传递出辉夜姬对恋爱结婚殊无兴趣的态度。当然，作者的处理方式里面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想象成分，但是如此独立自主，思想前卫、对男性毫无依附乃至依恋态度的女性，如此超现实的态度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谓凤毛麟角。
女性主义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蔡春望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后认为，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远比现实中的女性丰满、生动，其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把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无法言说的心愿，寄托在虚构的人物身上。
因此女性无法实现的愿望，无法获得的独立与自由，被寄予在两位神格化的女主人公身上，于是作品本身就被赋予了女性追求自身独立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主义思想。如果说这种追求自我的思想在斑竹姑娘中表现为对所追求的爱情的坚守，在男女两性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统一，即“求同”的话，那么在辉夜姬身上所看到的则无疑是“求异”，一种毫不妥协的傲然态度。
三 做“人”还是做“神”的焦虑
不同于《毛衣女》等羽衣仙女传说中女性因衣物被男性窃走，不得已与男性结合的尴尬与无奈，斑竹姑娘与朗巴的爱情是她自己所追求的，对这种爱情的追求和坚守无疑是自身愿望的表达，美满的结局也喻示了斑竹姑娘对自身追求的实现。虽然作者为其安排了神性的出生，但表达的却是凡人的普通愿望，在斑竹姑娘身上没有做“神”还是做“人”的身份焦虑。 反观辉夜姬就会发现她对自身的神性身份充满纠结。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辉夜姬要先了解对方心意，与天皇维持了三年的通信无疑就是对其心意的考查。虽然这种暧昧的情愫很难界定就一定是爱情，但最后的飞天情节中，却坦言“以前皇帝要我入宫，我不答应，就因为我身有此复杂情节之故”，显示出她对自己做“神”还是做“人”的身份的纠结。表面上看，辉夜姬居留人间的愿望与她天女下凡的身份严重冲突，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但实际上是她独立自主的意识与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使故事一波三折，并最终推到了高潮。
女主人公个人身份焦虑的有无也直接导致了故事结局的大相径庭。《斑竹姑娘》最后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大团圆收场，而辉夜姬则在世间男子的怅然若失中袅袅飞去。究其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事模式，它根植于中国人的“尚圆精神”，而日本民间文学中则存在着“女性离去”这一叙事传统。《古事记》中丰玉姬因丈夫不遵守诺言，偷看到了她生产时现出原形变成八寻鳄的样子，羞愤交加抛夫弃子而去。同样在民间也有鹤妻、雪女因丈夫食言被看见原形而翩然离去的传说。在后世《羽衣》中也有羽衣仙女回归仙界的情节。由此看来，辉夜姬的这一“消失的女性”形象，在日本的文学史中既有前人，又有来者，是在广泛的吸取了日本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离去的女性之一。
何合隼雄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类“禁区型”民间故事进行了分析，并对西方与日本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都由意识层向无意识层迁移，都设定了“禁区”或“禁忌”，如不可以偷看等。而一旦男性违背约定，在西方的故事中往往要遭到惩罚，但在日本则显然缺少这种“罚”的观念；另外，西方的民间故事往往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在日本则取而代之以“离去的女性”孤独神秘的背影。同时何合隼雄还指出西方民间文学中男性往往为了心仪的女性而和怪兽搏斗，但在日本民间文学中男性则往往坐享其成。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当设定的“禁忌”被男性打破，“禁区”被闯入时，换言之，愿望与现实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女性的离去也可以看做是对男性的、甚至是男权社会一种抗议与抵抗。通过这种“消极抵抗”，来坚持自己的思想与主张，维护自己的尊严与理想。这种离去无疑又凸显了女性的重要性，突出了女性自身的愿望诉求。
在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下，男性作家们竭尽地塑造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妇女自幼就向往这个形象，并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但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女性放弃家庭，而是让女性处理好自我发展与家庭的平衡。如果说《竹取物语》是从批判的角度对父权社会给女性设立的家庭主妇形象提出挑战，《斑竹姑娘》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表达了女性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强调女性与男性一样有选择爱人的权利，并在这种分庭抗礼中寻求男女两性的和谐统一，即自我与家庭的平衡。
四 结语
需要注意的是斑竹姑娘与辉夜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类型。斑竹姑娘除了特殊的出生之外，并没有特异功能，在作品中她和朗巴同吃同住同劳动，朗巴母子也没有因为她的出现而跻身富人阶层。她对恶俗势力的嘲讽与反抗实际上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换言之，她是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缩影，也是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化身。因此在斑竹姑娘身上可以解读到善与恶、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但人物的心理、语言描写却有失细腻，在艺术效果上打了折扣。
相反，从《竹取物语》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这在当时绝非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可为。辉夜姬从诞生之日起就用她取之不尽的黄金使竹取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相比《毛衣女》“得之，衣而飞去”的寥寥数语，面目模糊，作者对家境优渥的辉夜姬的语言、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对于人物的处理从语言延伸到了心理”，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她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但是却无法看到深刻的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如果说斑竹姑娘是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的化身，那么辉夜姬就是贵族女子自我独立意愿的表达。虽然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但其阶级局限性使这种愿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遥不可及，因此辉夜姬的离去也象征着这种女性愿望在现实中的碰壁。
参考文献：
[1] 任敬军：《〈竹取物语〉与日本竹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2] 高汉文：《〈竹取物语〉散论》，《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2期。
[3] 卢静达：《日本古代不死药的考察——以〈竹取物语〉为中心》，《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5期。
[4] 蔡春华：《现世与想象：民间故事中的日本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王冬梅：《〈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异同看中日文化的差异》，《中国科技教育》（理论版），2012年第9期。
[6] 何合隼雄：《昔話と日本人の心》，岩波書店，1982年版。
[7] 赵琳：《浅析〈竹取物语〉的中国元素——以赫映姬的形象为例》，《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年第10期。
[8] 丰子恺译：《译文名著文库：落洼物语》，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刘岩，上海建桥学院讲师）
关键词：《斑竹姑娘》 《竹取物语》 民间文学 女性主义
《斑竹姑娘》是中国四川地区金沙江流域的藏族民间传说，而《竹取物语》则是日本的物语体小说，两个看似相隔遥远地域的民间文学作品，却因为竹中诞生、求婚难题、拒婚等核心情节的惊人一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判定为同一祖源的作品。虽然关于二者之间谁是谁的翻版的争论持续至今，但对两部作品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分析也还停留在“聪明勇敢”、“机智善良”标签化、符号化的层面。鉴于此，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两部作品中的核心人物——斑竹姑娘与辉夜姬进行解读。
一 女主角的神性寓意
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实都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要她们做的事。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乏富家小姐对落魄书生自荐枕席的情节，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幻想；“英雄救美”的叙事模式也让女性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日本的《浦島子伝》中干脆让仙女直接向男主人公求婚。因此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诞生于竹中的情节可谓颇有深意。在中国，竹子自古以来就经常与神通广大的龙联系在一起，例如，晋人葛洪的《神仙传》中就有竹化为龙故事。娥皇、女英洒泪竹上，竹悉成斑的传说也让西南一带的斑竹与女性形象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金沙江沿岸的藏族，还一度将竹子视为自己部族的始祖。而在日本古代信仰中竹子由于生长迅速，根系绵延不断，被视为神圣之物，多用于出生、敛葬、祭祀用品中。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诞生于竹中，本身就宣告了女主人公高出流俗的光辉。而朗巴母子和伐竹老翁的生活都与竹子息息相关，这就为其接触到“神异”提供了条件，也为女主人公的出场埋下了伏笔。
另外，《竹取物语》的作者在吸取了中日两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还为辉夜姬的重返仙界之旅设定了羽衣、不老仙丹等必备道具。在中国六朝小说中，仙女下凡的故事屡见不鲜，其雏形也可窥见于《搜神记》中的《毛衣女》。至于不死灵药、不老仙丹这种仙人思想早在老子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山海经》中也记载了相关的传说。而《斑竹姑娘》则不惜笔墨的描述了斑竹姑娘诞生前，楠竹的灵异之处，例如，泪洒成斑、颇通人性等，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娥皇、女英传说的沿袭。完成了上述神化之后，两位女主人公对于男权的挑战，对自我的坚持这一惊世骇俗的行为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求婚难题”是两篇作品的核心情节，根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统计，民间故事的“考验”题材中，“求婚难题”是其重中之重。中国民间故事中就有“巧媳妇”题材，以智慧女性为主角，以解难题为中心情节，以此来表达对女性智慧的赞美。但是在《斑竹姑娘》解难题的主角由女性变成了男性。《竹取物语》中也有很多细节与其它日本民间文学作品大相径庭，这种男女逆转颇为耐人寻味。
女性居于主导地位，提出求婚难题，对男性的心意与诚意进行考验，对心怀叵测的达官贵人进行无情的嘲讽与批判，在这两篇作品中，女性具备与男性同等地位的话语权，以其积极的言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无疑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传统的民间文学叙事模式的一种解构。
二 对异性的“求同”与“求异”
但毕竟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在人物塑造上两部作品体现出了显著的差异。首先，在婚恋观上，斑竹姑娘与朗巴有着“青梅竹马”一般的情谊，甚至可以被解读为是对当初朗巴拼死保护楠竹行为的反映。在相对封闭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环境中，“像山鹰一样英俊的朗巴”与“像小鹿一样美丽”的斑竹姑娘的相恋、结合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通过与求婚恶少的对比，更突出了斑竹姑娘所追求的恋人形象即“有真本事和朴实善良的心”。《竹取物语》中则直接让辉夜姬说出了她的婚恋观，即“无论对方地位多么高，相貌多么好，不了解他的心灵而与他定亲，我决不同意”。显然，斑竹姑娘与辉夜姬都对男性提出了白首同心的高标准严要求。
但从老翁的“你虽然是神佛转世，但总还是一个女人呀”话语中除了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结婚是女性求得生活保障的最佳途径之外，还隐约传递出辉夜姬对恋爱结婚殊无兴趣的态度。当然，作者的处理方式里面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想象成分，但是如此独立自主，思想前卫、对男性毫无依附乃至依恋态度的女性，如此超现实的态度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谓凤毛麟角。
女性主义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蔡春望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后认为，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远比现实中的女性丰满、生动，其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把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无法言说的心愿，寄托在虚构的人物身上。
因此女性无法实现的愿望，无法获得的独立与自由，被寄予在两位神格化的女主人公身上，于是作品本身就被赋予了女性追求自身独立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主义思想。如果说这种追求自我的思想在斑竹姑娘中表现为对所追求的爱情的坚守，在男女两性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统一，即“求同”的话，那么在辉夜姬身上所看到的则无疑是“求异”，一种毫不妥协的傲然态度。
三 做“人”还是做“神”的焦虑
不同于《毛衣女》等羽衣仙女传说中女性因衣物被男性窃走，不得已与男性结合的尴尬与无奈，斑竹姑娘与朗巴的爱情是她自己所追求的，对这种爱情的追求和坚守无疑是自身愿望的表达，美满的结局也喻示了斑竹姑娘对自身追求的实现。虽然作者为其安排了神性的出生，但表达的却是凡人的普通愿望，在斑竹姑娘身上没有做“神”还是做“人”的身份焦虑。 反观辉夜姬就会发现她对自身的神性身份充满纠结。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辉夜姬要先了解对方心意，与天皇维持了三年的通信无疑就是对其心意的考查。虽然这种暧昧的情愫很难界定就一定是爱情，但最后的飞天情节中，却坦言“以前皇帝要我入宫，我不答应，就因为我身有此复杂情节之故”，显示出她对自己做“神”还是做“人”的身份的纠结。表面上看，辉夜姬居留人间的愿望与她天女下凡的身份严重冲突，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但实际上是她独立自主的意识与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使故事一波三折，并最终推到了高潮。
女主人公个人身份焦虑的有无也直接导致了故事结局的大相径庭。《斑竹姑娘》最后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大团圆收场，而辉夜姬则在世间男子的怅然若失中袅袅飞去。究其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事模式，它根植于中国人的“尚圆精神”，而日本民间文学中则存在着“女性离去”这一叙事传统。《古事记》中丰玉姬因丈夫不遵守诺言，偷看到了她生产时现出原形变成八寻鳄的样子，羞愤交加抛夫弃子而去。同样在民间也有鹤妻、雪女因丈夫食言被看见原形而翩然离去的传说。在后世《羽衣》中也有羽衣仙女回归仙界的情节。由此看来，辉夜姬的这一“消失的女性”形象，在日本的文学史中既有前人，又有来者，是在广泛的吸取了日本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离去的女性之一。
何合隼雄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类“禁区型”民间故事进行了分析，并对西方与日本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都由意识层向无意识层迁移，都设定了“禁区”或“禁忌”，如不可以偷看等。而一旦男性违背约定，在西方的故事中往往要遭到惩罚，但在日本则显然缺少这种“罚”的观念；另外，西方的民间故事往往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在日本则取而代之以“离去的女性”孤独神秘的背影。同时何合隼雄还指出西方民间文学中男性往往为了心仪的女性而和怪兽搏斗，但在日本民间文学中男性则往往坐享其成。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当设定的“禁忌”被男性打破，“禁区”被闯入时，换言之，愿望与现实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女性的离去也可以看做是对男性的、甚至是男权社会一种抗议与抵抗。通过这种“消极抵抗”，来坚持自己的思想与主张，维护自己的尊严与理想。这种离去无疑又凸显了女性的重要性，突出了女性自身的愿望诉求。
在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下，男性作家们竭尽地塑造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妇女自幼就向往这个形象，并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但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女性放弃家庭，而是让女性处理好自我发展与家庭的平衡。如果说《竹取物语》是从批判的角度对父权社会给女性设立的家庭主妇形象提出挑战，《斑竹姑娘》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表达了女性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强调女性与男性一样有选择爱人的权利，并在这种分庭抗礼中寻求男女两性的和谐统一，即自我与家庭的平衡。
四 结语
需要注意的是斑竹姑娘与辉夜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类型。斑竹姑娘除了特殊的出生之外，并没有特异功能，在作品中她和朗巴同吃同住同劳动，朗巴母子也没有因为她的出现而跻身富人阶层。她对恶俗势力的嘲讽与反抗实际上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换言之，她是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缩影，也是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化身。因此在斑竹姑娘身上可以解读到善与恶、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但人物的心理、语言描写却有失细腻，在艺术效果上打了折扣。
相反，从《竹取物语》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这在当时绝非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可为。辉夜姬从诞生之日起就用她取之不尽的黄金使竹取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相比《毛衣女》“得之，衣而飞去”的寥寥数语，面目模糊，作者对家境优渥的辉夜姬的语言、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对于人物的处理从语言延伸到了心理”，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她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但是却无法看到深刻的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如果说斑竹姑娘是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的化身，那么辉夜姬就是贵族女子自我独立意愿的表达。虽然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但其阶级局限性使这种愿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遥不可及，因此辉夜姬的离去也象征着这种女性愿望在现实中的碰壁。
参考文献：
[1] 任敬军：《〈竹取物语〉与日本竹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2] 高汉文：《〈竹取物语〉散论》，《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2期。
[3] 卢静达：《日本古代不死药的考察——以〈竹取物语〉为中心》，《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5期。
[4] 蔡春华：《现世与想象：民间故事中的日本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王冬梅：《〈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异同看中日文化的差异》，《中国科技教育》（理论版），2012年第9期。
[6] 何合隼雄：《昔話と日本人の心》，岩波書店，1982年版。
[7] 赵琳：《浅析〈竹取物语〉的中国元素——以赫映姬的形象为例》，《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年第10期。
[8] 丰子恺译：《译文名著文库：落洼物语》，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刘岩，上海建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