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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满足了个人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以及社会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确立了其“为何存在”的地位;高等教育适应了个人与社会的永恒需要,遵循了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的生存法则,阐释了其“如何存在”的范式;高等教育以一种动态平衡的方式来协调个人(理性与工具)和社会(理性与工具)需要,指明了其未来“何以存在”的方向。
关键词:高等教育;个人需要;社会需要;理性需要;工具需要
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早在1934年就曾经说过:“大学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1]高等教育正是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才得以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的存在,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从高等教育本体出发,从可能状态探讨其为何存在,从实然状态探讨其如何存在,从应然状态探讨其何以存在,并分析高等教育个人与社会的需要和高等教育本体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而厘清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种种问题。通过高等教育本体存在的考究,了解其存在的价值,对于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高等教育为何存在: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
从可能状态来看,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即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合理性是什么?它跟个人与社会的需要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需要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
(一)古代高等教育为何存在
“一切文明社会都需要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来满足它们探求知识奥秘的需要。”[2]古代文明社会也不例外,东西方世界都曾出现了类似今天的高等教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 宗教组织的高等教育
早期人类对高深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常常伴有一些神秘的色彩,正是由于神秘的自然和社会问题,才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不断地进行理智思考,每次理性的认识就是对迷信的超越,人类的知识因而得以传播和推进。较早产生于寺庙中的古代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满足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探索和解释的需要的产物。[3]同时为了培养僧侣接班人,诠释和传播教义,扩大教派规模和势力,宗教寺院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高等教育,这时的高等教育也是满足神权扩展的需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2. 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
古代社会各国宫廷和当时的国家机关也需要培养大批官史,处理宫廷和国家事务,形成了服务于世俗社会统治阶层的高等教育。如古代文明发达的中国,从公元前124年汉代建立的“太学”,到唐代国子监直辖的“六学二馆”,以及后来许多朝代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大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创办的,所培养的高级人才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古代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大多都是社会政治需要的产物。
3.民间私人举办的高等教育
西方柏拉图创设的“阿卡德米”学园、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伊壁鸠鲁创办的哲学学校以及我国汉代的私学和唐宋时期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等私人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出于个人探究学问的兴趣,满足个人追求学术和真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为何存在
探讨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就必须要研究中世纪大学为何存在,因为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模式,它对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学是一个学者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法人的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记。”它是“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4]。中世纪大学是在高度分权、有社团思想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产物,其根本目的就是像当时的手工业者行会一样,从世俗政权和教皇那里获得一定的自治权,以避免世俗政权和教会干扰,从而满足学者们在学者行会的保护下进行探讨学问的需要。“最初时,大学是从11世纪的教会学校和城市学校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学校的师生都是牧师,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世俗的,都是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会的需要。”[5]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满足了学者探讨学问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人口日益增长且接受教育的需要,另外也满足了社会、教会和政府等对各种人才的需要。中世纪大学在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发展,从12世纪的四所大学(帕尔马、波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发展到了1500年的58所大学。
正如布鲁贝克所说: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如中世纪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则把其合法地位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上;德国的大学是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合法地位的;美国“赠地”大学的合法地位则依赖于它们把人力用于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6]高等教育正是满足了不同个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才得以合法存在,才得以不断迅速发展。
(三)高等教育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哪些需要
高等教育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不同的对象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不同。从需要者来看,高等教育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其中社会需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需要。从需要表现形式的功利程度来看,高等教育的需要又表现为:工具需要和理性需要,工具需要把高等教育视为达到外在目标的工具,功利性极强;理性需要则把高等教育作为发展人的理性的需要,不应为任何外在功利的目的服务。综合高等教育的需要对象与需要的表现形式两个维度,高等教育的需要又进一步表现为:个人理性需要和个人工具需要、社会理性需要和社会工具需要。
高等教育的个人理性需要,主要是指高等教育能促进个人的身心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外在目的的追求。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能发展知识能力,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情操和美感,这些都是个人成长所必需的,具有个人内在的意义。如人们追求的“普通教育”或“通才教育”就是个人理性需要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个人工具需要,主要是指“在高等教育的内部,人们追求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7]。它不是着眼于个人身心发展本身,而是着眼于通过身心发展,通过智慧技能的提高可以使个体能更好地适应职业的需要,能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并实现人生的外在目标。如人们追求的“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就是个人工具需要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社会理性需要,主要指高等教育本身是社会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并不是外在功利的目的。如赫钦斯所说,任何社会都应有大学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8]社会理性需要不以追求科学和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为直接目标,而是停留在文化繁荣和科学创新本身的需要上,它关注社会,思考社会问题,不受价值影响,忠诚于真理。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就是高等教育社会理性需要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社会工具需要,主要指高等教育能满足社会政治的变革和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等方面的需要。“社区的需要是决定课程和学位这类学术要求的最后标准。”[9]社会工具需要以科学和文化的进步为前提、基础,但其着眼点并不在于科学和文化进步本身,而在于科学和文化的功用,在于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当今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日益强化就是其社会工具需要的突出表现。
高等教育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它能满足个人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以及社会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才得以长期存在。
二、高等教育如何存在:适应个人与社会需要
从实然状态来看,高等教育“如何存在”?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适应个人与社会的种种需要呢?
(一)高等教育的生存法则
高等教育的生存法则如同自然界的一样,适应者生存,不适应者消亡。九世纪初阿拉伯建立的第一所大学赫克迈大学由于不适应帝国的需要而于十一世纪初不复存在。十一世纪初由开罗的法特迈王朝建立的仪勒姆大学随着法特迈王朝的灭亡而惨遭封闭。高等教育正是不能适应新政治统治的要求而不能继续存在。
中世纪大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波洛尼亚大学为基础的意大利大学,另一种是巴黎的比较正统的教会大学模式。第一种模式虽然以学生为中心并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标得以存在,但这种学生控制模式不适合教师、学生以及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很快就衰弱下去了。第二种模式以教师控制学生为主,它符合行会组织的发展要求,适应现实社会和个人的需要,迅速得以强势发展。这些无不说明高等教育只有适应个人和社会的工具性需要和理性需要时才能生存。
(二)高等教育在适应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中生存和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高等教育试图冲破神学桎梏,走向世俗社会,然而,大学能做什么?即长期为教会服务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教育能否进一步适应个人和社会需要呢?英国的高等教育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就是“让他们在培养教区僧侣的同时培养一种新的世俗对象”[10],这样高等教育适应了新形势世俗学生个人求学的需要,人数急增,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职能得以进一步扩展。
18-19世纪,人文主义逐渐衰退变成一种烦琐的经院哲学,讲课和辩论逐渐走向衰败,以英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已逐渐远离社会生活的需要,走向了低迷状态,随时有被其它机构取代的危险。“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的东西,它将导致其它机构的产生。”[11]高等教育能否适应社会需要而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又一次面临了挑战。为适应产业革命和城市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英国在19世纪兴起了“新大学”改革运动,出现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兴大学和学院。德国受法国大革命和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的影响,为了拯救国家,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必须用精神的力量去补偿物质上的损失。于是威廉三世委任威廉·冯·洪堡为内务部长,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创建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追求“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并不时适应一个当时尚未存在的工业德国需要的以研究为方向的,尤其是有关自然的科学”,“它是出于自由的意识和为了专业本身的理由,而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须的技能、自由和能力”[12]。它适应了个人和社会的理性需要,拓展了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职能,很快成为欧美等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自由市场式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面向市场需要自由办学。根据1862年《莫雷尔赠地学院法》创建的州立学院,带有很强的意识去适应地方对农业技术教学的需要。[13]美国的高等教育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
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高等教育被看作是加强国防、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的有力工具,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极大重视。美国为适应新形势退伍军人的需要,颁布实施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力法案》,同时为适应个人与社会的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需要,不时调整高等教育的功能与结构,使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但20世纪下半叶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不少国家的高等教育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今天的大学能否仍然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机构”[14]又一次被人们发问。各国高等教育纷纷作出回应,通过加强改革、经费投入、扩大规模、适应个人与社会各界的需要,使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
(三)高等教育存在的途径方式
如何确立大学存在的地位呢?布鲁贝克认为主要有两种途径,即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教育哲学其实是一种理性需要的表现,其主张以大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依据,要求以学术需要为导向,以探求知识和真理为目的,避免功利主义,尤其不能为政治和商业性质的目的去生产文凭和知识。政治论的教育哲学则表现为一种工具需要,其认为大学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大学应走出“象牙塔”,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5]。它强调人们追求知识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受高等教育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的驱动,各国高等教育在发展和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有的强调要适应个人与社会的理性需要,培养“理性人”,促成“理性社会”,以发展人的社会觉悟和科学智慧,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社会分析和批判能力,进而为人提供获得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并促使社会不断变革、进步;有的强调要适应个人与社会的工具需要,培养“工具人”,“直接服务社会”,发展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着眼于某种专门领域的知识传授,直接为社会所用。
三、高等教育何以存在:协调个人与社会需要
从应然状态来看,未来高等教育何以存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策略来协调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存在和发展呢?
(一)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从理想的终极意义讲,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是“体”和“用”的关系。个人需要是“体”,社会需要是“用”,两者是统一的,不应是矛盾的。满足个人需要,可以调动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性,促使其创造才能的发挥,这样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辩证统一的。因此,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划分,有人用二分法进行划分,将两者割裂开或过分夸大其中的一方面,对于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要都是不利的。
我们把高等教育的需要分为:个人理性需要与工具需要、社会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其实它们之间也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相对的划分。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个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不同需要,使得高等教育经常摇摆在个人(理性与工具)与社会(理性与工具)需要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二)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冲突
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常常表现为个人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精神上的愉悦。但由于个人视野的局限,往往带有盲目性,同社会、国家的需要发生抵触。国外有一种社会地位竞争理论认为,在文化精英的社会里,个人所受教育的水平往往是该人社会地位升迁及其通往职业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个人对教育的追求便固守“多多益善”的信条,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又促使受教育者个人对高等教育专业的选择,倾向于重应用、轻基础,重理工、轻文史。从个人的立场上讲,个人这种行为追求无可厚非,并且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显得越来越不合理。难以控制的教育抱负使劳务市场长期呈现出大学毕业生在数量上供过于求的局面,造成过剩性失衡;难以协调的专业“冷”、“热”之分使社会人才需求出现了假性供求失衡,造成专业的结构性失业。如果听任个人需要的扩张,高等教育就会日益远离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平衡线。[16]特别是主张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更是强化了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容易使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极端化。
高等教育的社会需要往往表现为社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需要,高等教育对提高人文素质、加强国防、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有人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出发主张高等教育应以社会为本,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作为社会的工具直接服务社会。有些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只顾满足社会需要,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个人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丧失和道德水准下降。“文革”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过分强调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几乎彻底崩溃。高等教育在过分强调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容易走向偏狭,一味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只顾高等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忽视了社会的精神理性价值和个人价值,这样不仅难以满足个人需要,也无法造福人类、繁荣科学。这样就会使得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产生矛盾。
(三)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协调
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从理想的终极意义讲是统一的,不应存在矛盾,但现实中却不同程度发生着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加以协调。
首先,要正确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发展要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社会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因而,一方面,高等教育既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又要满足社会的需要,既要进行“普通教育”,又要进行“专业教育”。在教育实践中要关注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使个体得到充分的发展,满足其需要。同时,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全局意识,高等教育也要为社会的和谐和进步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要把培养和发展个人同服务和发展社会结合起来。“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公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任何一面的忽视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高等教育。当然,在具体实践中并不一定意味着两个方面必须平均施力,而是要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时代背景有所侧重,又能兼顾到另一方面,达到一种最佳的组合。
其次,要整合高等教育理性需要与工具需要。高等教育既要从一时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中解放出来,注意理性需要,培养人的内在素质;又要关注现实,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既要为学生提供谋生的手段,为其进入职业社会作好准备;又要为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使得学生具有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在人才的培养上,既不能目光短浅,又不能好高骛远;既不可急功近利,又不可闲逸无为。对于社会来说,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社会,为现存社会服务;又要超越社会,促进和引导社会的发展。有人认为,理性需要是终极性需要,而工具需要是手段性或过程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既不能忽视手段和过程而一味地追求终极的永恒真理,也不能只局限于功利或职业需要的满足而无视最终的理性追求。
再次,在动态发展中平衡高等教育的个人理性需要、个人工具需要、社会理性需要与社会工具需要。个人理性与工具需要和社会理性与工具需要四者的协调决不是一种力量均衡的过程。如果社会处于一种急需实用人才的非常时期,高等教育有可能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工具需要;在另一个时期又可能追求个人和社会的理性需要。从学理上讲,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的需要是“体”和“用”的关系,它们是动态统一的,为此,我们可以坚持一种动态偏移性原则,在个人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选择问题上依据社会实际和高等教育自身的情况,不时相对突出或加强两个维度的某一方面,促成高等教育需要的适度摇摆。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文明和谐发展时期两维度四种需要通常体现为平衡的结合,但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偏重某一方,总体来讲它们是在动态中寻求平衡和发展的。要使我国社会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寻求适切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1][6][7][8][9][15][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30,3,24,14,18,15.
[2][4][5][10][11][12][13][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28,29,33,35,38,41.
[3]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1.
[14]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68.
[16]陈伟.论高等教育的价值期待[J].教育与现代化,1999(1).
关键词:高等教育;个人需要;社会需要;理性需要;工具需要
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早在1934年就曾经说过:“大学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1]高等教育正是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才得以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的存在,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从高等教育本体出发,从可能状态探讨其为何存在,从实然状态探讨其如何存在,从应然状态探讨其何以存在,并分析高等教育个人与社会的需要和高等教育本体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而厘清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种种问题。通过高等教育本体存在的考究,了解其存在的价值,对于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高等教育为何存在: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
从可能状态来看,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即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合理性是什么?它跟个人与社会的需要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需要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
(一)古代高等教育为何存在
“一切文明社会都需要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来满足它们探求知识奥秘的需要。”[2]古代文明社会也不例外,东西方世界都曾出现了类似今天的高等教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 宗教组织的高等教育
早期人类对高深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常常伴有一些神秘的色彩,正是由于神秘的自然和社会问题,才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不断地进行理智思考,每次理性的认识就是对迷信的超越,人类的知识因而得以传播和推进。较早产生于寺庙中的古代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满足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探索和解释的需要的产物。[3]同时为了培养僧侣接班人,诠释和传播教义,扩大教派规模和势力,宗教寺院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高等教育,这时的高等教育也是满足神权扩展的需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2. 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
古代社会各国宫廷和当时的国家机关也需要培养大批官史,处理宫廷和国家事务,形成了服务于世俗社会统治阶层的高等教育。如古代文明发达的中国,从公元前124年汉代建立的“太学”,到唐代国子监直辖的“六学二馆”,以及后来许多朝代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大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创办的,所培养的高级人才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古代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大多都是社会政治需要的产物。
3.民间私人举办的高等教育
西方柏拉图创设的“阿卡德米”学园、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伊壁鸠鲁创办的哲学学校以及我国汉代的私学和唐宋时期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等私人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出于个人探究学问的兴趣,满足个人追求学术和真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为何存在
探讨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就必须要研究中世纪大学为何存在,因为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模式,它对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学是一个学者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法人的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记。”它是“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4]。中世纪大学是在高度分权、有社团思想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产物,其根本目的就是像当时的手工业者行会一样,从世俗政权和教皇那里获得一定的自治权,以避免世俗政权和教会干扰,从而满足学者们在学者行会的保护下进行探讨学问的需要。“最初时,大学是从11世纪的教会学校和城市学校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学校的师生都是牧师,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世俗的,都是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会的需要。”[5]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满足了学者探讨学问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人口日益增长且接受教育的需要,另外也满足了社会、教会和政府等对各种人才的需要。中世纪大学在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发展,从12世纪的四所大学(帕尔马、波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发展到了1500年的58所大学。
正如布鲁贝克所说: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如中世纪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则把其合法地位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上;德国的大学是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合法地位的;美国“赠地”大学的合法地位则依赖于它们把人力用于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6]高等教育正是满足了不同个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才得以合法存在,才得以不断迅速发展。
(三)高等教育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哪些需要
高等教育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不同的对象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不同。从需要者来看,高等教育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其中社会需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需要。从需要表现形式的功利程度来看,高等教育的需要又表现为:工具需要和理性需要,工具需要把高等教育视为达到外在目标的工具,功利性极强;理性需要则把高等教育作为发展人的理性的需要,不应为任何外在功利的目的服务。综合高等教育的需要对象与需要的表现形式两个维度,高等教育的需要又进一步表现为:个人理性需要和个人工具需要、社会理性需要和社会工具需要。
高等教育的个人理性需要,主要是指高等教育能促进个人的身心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外在目的的追求。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能发展知识能力,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情操和美感,这些都是个人成长所必需的,具有个人内在的意义。如人们追求的“普通教育”或“通才教育”就是个人理性需要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个人工具需要,主要是指“在高等教育的内部,人们追求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7]。它不是着眼于个人身心发展本身,而是着眼于通过身心发展,通过智慧技能的提高可以使个体能更好地适应职业的需要,能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并实现人生的外在目标。如人们追求的“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就是个人工具需要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社会理性需要,主要指高等教育本身是社会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并不是外在功利的目的。如赫钦斯所说,任何社会都应有大学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8]社会理性需要不以追求科学和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为直接目标,而是停留在文化繁荣和科学创新本身的需要上,它关注社会,思考社会问题,不受价值影响,忠诚于真理。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就是高等教育社会理性需要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社会工具需要,主要指高等教育能满足社会政治的变革和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等方面的需要。“社区的需要是决定课程和学位这类学术要求的最后标准。”[9]社会工具需要以科学和文化的进步为前提、基础,但其着眼点并不在于科学和文化进步本身,而在于科学和文化的功用,在于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当今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日益强化就是其社会工具需要的突出表现。
高等教育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它能满足个人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以及社会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才得以长期存在。
二、高等教育如何存在:适应个人与社会需要
从实然状态来看,高等教育“如何存在”?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适应个人与社会的种种需要呢?
(一)高等教育的生存法则
高等教育的生存法则如同自然界的一样,适应者生存,不适应者消亡。九世纪初阿拉伯建立的第一所大学赫克迈大学由于不适应帝国的需要而于十一世纪初不复存在。十一世纪初由开罗的法特迈王朝建立的仪勒姆大学随着法特迈王朝的灭亡而惨遭封闭。高等教育正是不能适应新政治统治的要求而不能继续存在。
中世纪大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波洛尼亚大学为基础的意大利大学,另一种是巴黎的比较正统的教会大学模式。第一种模式虽然以学生为中心并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标得以存在,但这种学生控制模式不适合教师、学生以及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很快就衰弱下去了。第二种模式以教师控制学生为主,它符合行会组织的发展要求,适应现实社会和个人的需要,迅速得以强势发展。这些无不说明高等教育只有适应个人和社会的工具性需要和理性需要时才能生存。
(二)高等教育在适应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中生存和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高等教育试图冲破神学桎梏,走向世俗社会,然而,大学能做什么?即长期为教会服务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教育能否进一步适应个人和社会需要呢?英国的高等教育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就是“让他们在培养教区僧侣的同时培养一种新的世俗对象”[10],这样高等教育适应了新形势世俗学生个人求学的需要,人数急增,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职能得以进一步扩展。
18-19世纪,人文主义逐渐衰退变成一种烦琐的经院哲学,讲课和辩论逐渐走向衰败,以英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已逐渐远离社会生活的需要,走向了低迷状态,随时有被其它机构取代的危险。“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的东西,它将导致其它机构的产生。”[11]高等教育能否适应社会需要而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又一次面临了挑战。为适应产业革命和城市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英国在19世纪兴起了“新大学”改革运动,出现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兴大学和学院。德国受法国大革命和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的影响,为了拯救国家,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必须用精神的力量去补偿物质上的损失。于是威廉三世委任威廉·冯·洪堡为内务部长,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创建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追求“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并不时适应一个当时尚未存在的工业德国需要的以研究为方向的,尤其是有关自然的科学”,“它是出于自由的意识和为了专业本身的理由,而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须的技能、自由和能力”[12]。它适应了个人和社会的理性需要,拓展了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职能,很快成为欧美等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自由市场式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面向市场需要自由办学。根据1862年《莫雷尔赠地学院法》创建的州立学院,带有很强的意识去适应地方对农业技术教学的需要。[13]美国的高等教育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
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高等教育被看作是加强国防、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的有力工具,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极大重视。美国为适应新形势退伍军人的需要,颁布实施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力法案》,同时为适应个人与社会的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需要,不时调整高等教育的功能与结构,使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但20世纪下半叶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不少国家的高等教育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今天的大学能否仍然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机构”[14]又一次被人们发问。各国高等教育纷纷作出回应,通过加强改革、经费投入、扩大规模、适应个人与社会各界的需要,使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
(三)高等教育存在的途径方式
如何确立大学存在的地位呢?布鲁贝克认为主要有两种途径,即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教育哲学其实是一种理性需要的表现,其主张以大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依据,要求以学术需要为导向,以探求知识和真理为目的,避免功利主义,尤其不能为政治和商业性质的目的去生产文凭和知识。政治论的教育哲学则表现为一种工具需要,其认为大学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大学应走出“象牙塔”,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5]。它强调人们追求知识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受高等教育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的驱动,各国高等教育在发展和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有的强调要适应个人与社会的理性需要,培养“理性人”,促成“理性社会”,以发展人的社会觉悟和科学智慧,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社会分析和批判能力,进而为人提供获得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并促使社会不断变革、进步;有的强调要适应个人与社会的工具需要,培养“工具人”,“直接服务社会”,发展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着眼于某种专门领域的知识传授,直接为社会所用。
三、高等教育何以存在:协调个人与社会需要
从应然状态来看,未来高等教育何以存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策略来协调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存在和发展呢?
(一)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从理想的终极意义讲,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是“体”和“用”的关系。个人需要是“体”,社会需要是“用”,两者是统一的,不应是矛盾的。满足个人需要,可以调动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性,促使其创造才能的发挥,这样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辩证统一的。因此,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划分,有人用二分法进行划分,将两者割裂开或过分夸大其中的一方面,对于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要都是不利的。
我们把高等教育的需要分为:个人理性需要与工具需要、社会理性需要和工具需要,其实它们之间也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相对的划分。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个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不同需要,使得高等教育经常摇摆在个人(理性与工具)与社会(理性与工具)需要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二)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冲突
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常常表现为个人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精神上的愉悦。但由于个人视野的局限,往往带有盲目性,同社会、国家的需要发生抵触。国外有一种社会地位竞争理论认为,在文化精英的社会里,个人所受教育的水平往往是该人社会地位升迁及其通往职业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个人对教育的追求便固守“多多益善”的信条,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又促使受教育者个人对高等教育专业的选择,倾向于重应用、轻基础,重理工、轻文史。从个人的立场上讲,个人这种行为追求无可厚非,并且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显得越来越不合理。难以控制的教育抱负使劳务市场长期呈现出大学毕业生在数量上供过于求的局面,造成过剩性失衡;难以协调的专业“冷”、“热”之分使社会人才需求出现了假性供求失衡,造成专业的结构性失业。如果听任个人需要的扩张,高等教育就会日益远离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平衡线。[16]特别是主张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更是强化了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容易使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极端化。
高等教育的社会需要往往表现为社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需要,高等教育对提高人文素质、加强国防、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有人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出发主张高等教育应以社会为本,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作为社会的工具直接服务社会。有些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只顾满足社会需要,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个人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丧失和道德水准下降。“文革”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过分强调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几乎彻底崩溃。高等教育在过分强调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容易走向偏狭,一味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只顾高等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忽视了社会的精神理性价值和个人价值,这样不仅难以满足个人需要,也无法造福人类、繁荣科学。这样就会使得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产生矛盾。
(三)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协调
高等教育的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从理想的终极意义讲是统一的,不应存在矛盾,但现实中却不同程度发生着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加以协调。
首先,要正确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发展要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社会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因而,一方面,高等教育既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又要满足社会的需要,既要进行“普通教育”,又要进行“专业教育”。在教育实践中要关注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使个体得到充分的发展,满足其需要。同时,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全局意识,高等教育也要为社会的和谐和进步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要把培养和发展个人同服务和发展社会结合起来。“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公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任何一面的忽视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高等教育。当然,在具体实践中并不一定意味着两个方面必须平均施力,而是要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时代背景有所侧重,又能兼顾到另一方面,达到一种最佳的组合。
其次,要整合高等教育理性需要与工具需要。高等教育既要从一时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中解放出来,注意理性需要,培养人的内在素质;又要关注现实,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既要为学生提供谋生的手段,为其进入职业社会作好准备;又要为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使得学生具有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在人才的培养上,既不能目光短浅,又不能好高骛远;既不可急功近利,又不可闲逸无为。对于社会来说,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社会,为现存社会服务;又要超越社会,促进和引导社会的发展。有人认为,理性需要是终极性需要,而工具需要是手段性或过程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既不能忽视手段和过程而一味地追求终极的永恒真理,也不能只局限于功利或职业需要的满足而无视最终的理性追求。
再次,在动态发展中平衡高等教育的个人理性需要、个人工具需要、社会理性需要与社会工具需要。个人理性与工具需要和社会理性与工具需要四者的协调决不是一种力量均衡的过程。如果社会处于一种急需实用人才的非常时期,高等教育有可能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工具需要;在另一个时期又可能追求个人和社会的理性需要。从学理上讲,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的需要是“体”和“用”的关系,它们是动态统一的,为此,我们可以坚持一种动态偏移性原则,在个人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选择问题上依据社会实际和高等教育自身的情况,不时相对突出或加强两个维度的某一方面,促成高等教育需要的适度摇摆。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文明和谐发展时期两维度四种需要通常体现为平衡的结合,但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偏重某一方,总体来讲它们是在动态中寻求平衡和发展的。要使我国社会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寻求适切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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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0][11][12][13][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28,29,33,35,38,41.
[3]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1.
[14]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68.
[16]陈伟.论高等教育的价值期待[J].教育与现代化,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