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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山雕似乎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料，临刑微闭着眼睛，看来并不慌乱，在死前还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这句话是：“我死了，牡丹江就太平了。”
徐克导演的新版《智取威虎山》以其新穎的风格、独特的视角在院线电影中引起热议。事实上，黑土地上那段跌宕起伏的剿匪历程的确充满魅力。在真实的历史中，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背后，还有着鲜为人知的秘密。
威虎岭曾是抗日根据地
曾有专门考察智取威虎山经过的作家前往海林，参观座山雕被俘时的老巢，过后颇为失望。因为这座山雕的巢穴不过是个半地下式、大一点儿的地窨子，隐蔽倒是隐蔽，可是和小说中赫赫堂堂的威虎厅简直没法相比。
《智取威虎山》的原作《林海雪原》中曾经描述老匪座山雕的山寨，称这座威虎山有九群二十七堡环绕规模宏大的威虎厅，修得特别结实，都是顺山坡挖下，用圆木盖顶，前面的射界开阔。在地堡外五十米处，有丛丛的鹿砦，地堡与地堡之间，山包与山包之间，有交通沟相连，下面全是地道，一直通出几十里，是一座极为坚固的防御要塞，以至于少剑波的小分队都无法通过正面攻击将其击破。这样一座山寨，到了徐克导演的手中，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甚至加上了作为移动堡垒的坦克车。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到底有没有一座和小说中相似的威虎山呢？
历史上牡丹江也真有这样一座设防严密，布置巧妙的山寨。这座山寨坐落于敦化与蛟河、桦甸之间的威虎岭1350高地（俗名三合顶子），属于张广才岭余脉，为牡丹江上游与松花湖的分水岭。不过，它和老匪座山雕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东北抗日联军“双胜”部队的密营所在地。
“双胜”，本名祁永全，山东费县人，曾是东北绿林的一条好汉，“双胜”是他的报号，因其善使双枪而得名。“九一八”后他率部投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参加抗战，任补充第四旅旅长。
救国军失败后接受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的领导，活跃在牡丹江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统计资料中，双胜属于“共匪”，1934年所部达八百名之多，主要活动于漂河以南的八道河子、威虎岭等地区。而“乐山”，即座山雕属于“纯匪”，所部仅二十余人，虽然也在牡丹江地区活动，但活动地域在漂河以北，狭及沟（即小说中的夹皮沟）附近，两者既没有组织关系，部队的性质也不一样。
当时各路抗日武装有着不同的作战风格，双胜便是一位善于防御的将领，他在威虎岭建立以1350高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密设各种碉堡暗哨，并有隐蔽的交通壕通往山外，与曲波笔下的威虎山异曲同工。
历史上的威虎山，并不是一个土匪的渊薮，相反是一个相当值得纪念的地方。尽管这位可敬的“关东大侠”未能看到抗战胜利，但关于他和威虎岭密营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推测曲波也是从这些传说中获得了灵感，才创造出了小说中那座令人遐想万千的威虎厅。
活捉座山雕的竟是海军部队
在小说《智取威虎山》的情节中，除了杨子荣以外，最出彩的大约就是曾活捉刁猴头，吓坏大傻子的刘勋苍。这位人称“坦克”，以力大无穷、性情豪爽著称的侦察英雄是那个时代很多少年的偶像。
根据曲波记述，刘勋苍的原型是他的亲密战友、剿匪英雄刘蕴苍，当时于曲波所在的牡丹江二团担任排长，真有个“坦克”的绰号。
刘蕴苍离休前最后一个职务是南海舰队搜救处处长，而他对海军传统的熟识一点儿也不奇怪，活捉座山雕的这支解放军部队，本身就出身于海军——牡丹江二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番号是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成立于1944年11月，是红色武装中第一个使用海军番号的部队。
1944年11月15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广播中插播了一条来自东方的新闻，在中国山东威海刘公岛，一支海军部队的爱国官兵发动起义，杀死日伪军官，加入八路军。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便是刘蕴苍和他的战友们造成的。或许出于对自己兵种的热爱，他们在加入八路军前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仍然干海军。
这个条件让辛部长颇为头疼，因为八路军并无海军部队。折中的结果是打鬼子自然还是在陆地上打，但这个部队保留海军的番号，以备将来有条件成立红色海军时他们能够改回本行，
最终，这支部队被定名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后改名海防支队。为了加强该团的工作，1945年有两批干部人员先后编入该部队。
一部分是经验丰富的战斗骨干，如担任该团政委的李伟（开国大校，《林海雪原》中何政委的原型），优秀侦察员杨子荣等，另一部分则是胶东公学的毕业生，主要充当基层指挥员的副职（正职通常由起义人员担任），例如《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当时已经任职营教导员），小说中牺牲在和座山雕匪帮作战中的高波（真实情况是受了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等。
胶东公学是八路军在山东最高学府，因为这支部队前身是海军，官兵素质较高，不派出这些“知识分子”怕压不住场。
有意思的是，这支部队和海军的确有很大的缘分。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海防支队的官兵一部北上东北，接受当地日军投降，组成了牡丹江二团;另一部分则以胶东军区海防团的名义，成为华东海军部队的前身之一。
座山雕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在寻找《智取威虎山》真实故事的经过中，我们渐渐发现，人称座山雕的老匪张乐山在东北的土匪之中堪称异类。
首先是此人居然也在我军里待过！
东北的绿林豪杰中，在抗战时期和抗联合作的并不少，但座山雕并无这方面记录。当时日军把中国人在东北的武装统称为“匪”，“共产匪”指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共匪”指的是和抗联合作的义勇军和山林队，“政治匪”指的是倾向于国民政府的部队，“纯匪”则是地地道道的土匪。从日军把座山雕列入“纯匪”来看，他虽然也跟日军作过对，但并无政治倾向。
不过，根据原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徐诚之回忆，在抗战胜利后，已经接受日军“招安”的座山雕为了寻找新的靠山，曾经接受过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军区的收编，一度也列入我军序列。
但是，随着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座山雕认为“土八路”肯定不是国民党军的对手，于是迅速反水，重新为匪而且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挺进军的番号。在曲波等增援牡丹江的时候，那些叛军中就有座山雕这一支。
一世江湖，两面三刀，最后以政治土匪的面目出现，便是座山雕的真容。
杨子荣的战友，为刘蕴苍担任副排长的董仁棠（后曾任东北边防处处长），便是负责枪毙座山雕的两个执行人之一。另一名执行人是当时已经转到其他部队的刘蕴苍，由于杨子荣此时已经牺牲，曲波特意把刘蕴苍调来执行这个任务以示纪念。
笔者曾在北京采访过董仁棠老人，他印象很深刻的是座山雕似乎对这一结局早有预料，临刑微闭着眼睛，看来并不慌乱，在死前还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这句话是：“我死了，牡丹江就太平了。”
董老讲开始对这句话不理解，后来发现这老匪居然一语成谶，座山雕死后，牡丹江真的变得无匪可剿了。
仔细想想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座山雕与当时其他匪帮颇有不同。当时较大股的土匪如谢文东、张雨新等动辄部队过万，坦克飞机虽然没有，有几门重炮可不是新鲜事。相比之下，座山雕在早期部下是二十几人，最后被抓的时候部下还是二十几人，从数量上说相当薄弱。
但是，审讯中的座山雕却看不起那些大股的土匪，因为他们的队伍基本是抗战后利用东北遗散的日伪装备组建起来的，虽然人数很多，实际是“武装要饭的”，没有多少战斗力，十万人也奈何不得牡丹江李荆濮少将的千把人马。而座山雕不同，他的部下都是多年惯匪，少而精。用现代的军语而言，谢文东等是土匪中的民兵，而座山雕则是土匪中的特种部队。
所以，那些大股的土匪虽然声势浩大，但打起来不堪一击，很快烟消云散，而座山雕却很难捕捉，如果不是杨子荣的化装奇袭，他可能还要苟延残喘相当长的时间。到座山雕被抓到，已经是牡丹江剿匪战斗的尾声了，故座山雕临刑才有此说。
所谓天下无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境界。
（《北京青年报》2015.1.7 萨苏/文）
徐克导演的新版《智取威虎山》以其新穎的风格、独特的视角在院线电影中引起热议。事实上，黑土地上那段跌宕起伏的剿匪历程的确充满魅力。在真实的历史中，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背后，还有着鲜为人知的秘密。
威虎岭曾是抗日根据地
曾有专门考察智取威虎山经过的作家前往海林，参观座山雕被俘时的老巢，过后颇为失望。因为这座山雕的巢穴不过是个半地下式、大一点儿的地窨子，隐蔽倒是隐蔽，可是和小说中赫赫堂堂的威虎厅简直没法相比。
《智取威虎山》的原作《林海雪原》中曾经描述老匪座山雕的山寨，称这座威虎山有九群二十七堡环绕规模宏大的威虎厅，修得特别结实，都是顺山坡挖下，用圆木盖顶，前面的射界开阔。在地堡外五十米处，有丛丛的鹿砦，地堡与地堡之间，山包与山包之间，有交通沟相连，下面全是地道，一直通出几十里，是一座极为坚固的防御要塞，以至于少剑波的小分队都无法通过正面攻击将其击破。这样一座山寨，到了徐克导演的手中，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甚至加上了作为移动堡垒的坦克车。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到底有没有一座和小说中相似的威虎山呢？
历史上牡丹江也真有这样一座设防严密，布置巧妙的山寨。这座山寨坐落于敦化与蛟河、桦甸之间的威虎岭1350高地（俗名三合顶子），属于张广才岭余脉，为牡丹江上游与松花湖的分水岭。不过，它和老匪座山雕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东北抗日联军“双胜”部队的密营所在地。
“双胜”，本名祁永全，山东费县人，曾是东北绿林的一条好汉，“双胜”是他的报号，因其善使双枪而得名。“九一八”后他率部投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参加抗战，任补充第四旅旅长。
救国军失败后接受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的领导，活跃在牡丹江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统计资料中，双胜属于“共匪”，1934年所部达八百名之多，主要活动于漂河以南的八道河子、威虎岭等地区。而“乐山”，即座山雕属于“纯匪”，所部仅二十余人，虽然也在牡丹江地区活动，但活动地域在漂河以北，狭及沟（即小说中的夹皮沟）附近，两者既没有组织关系，部队的性质也不一样。
当时各路抗日武装有着不同的作战风格，双胜便是一位善于防御的将领，他在威虎岭建立以1350高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密设各种碉堡暗哨，并有隐蔽的交通壕通往山外，与曲波笔下的威虎山异曲同工。
历史上的威虎山，并不是一个土匪的渊薮，相反是一个相当值得纪念的地方。尽管这位可敬的“关东大侠”未能看到抗战胜利，但关于他和威虎岭密营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推测曲波也是从这些传说中获得了灵感，才创造出了小说中那座令人遐想万千的威虎厅。
活捉座山雕的竟是海军部队
在小说《智取威虎山》的情节中，除了杨子荣以外，最出彩的大约就是曾活捉刁猴头，吓坏大傻子的刘勋苍。这位人称“坦克”，以力大无穷、性情豪爽著称的侦察英雄是那个时代很多少年的偶像。
根据曲波记述，刘勋苍的原型是他的亲密战友、剿匪英雄刘蕴苍，当时于曲波所在的牡丹江二团担任排长，真有个“坦克”的绰号。
刘蕴苍离休前最后一个职务是南海舰队搜救处处长，而他对海军传统的熟识一点儿也不奇怪，活捉座山雕的这支解放军部队，本身就出身于海军——牡丹江二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番号是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成立于1944年11月，是红色武装中第一个使用海军番号的部队。
1944年11月15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广播中插播了一条来自东方的新闻，在中国山东威海刘公岛，一支海军部队的爱国官兵发动起义，杀死日伪军官，加入八路军。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便是刘蕴苍和他的战友们造成的。或许出于对自己兵种的热爱，他们在加入八路军前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仍然干海军。
这个条件让辛部长颇为头疼，因为八路军并无海军部队。折中的结果是打鬼子自然还是在陆地上打，但这个部队保留海军的番号，以备将来有条件成立红色海军时他们能够改回本行，
最终，这支部队被定名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后改名海防支队。为了加强该团的工作，1945年有两批干部人员先后编入该部队。
一部分是经验丰富的战斗骨干，如担任该团政委的李伟（开国大校，《林海雪原》中何政委的原型），优秀侦察员杨子荣等，另一部分则是胶东公学的毕业生，主要充当基层指挥员的副职（正职通常由起义人员担任），例如《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当时已经任职营教导员），小说中牺牲在和座山雕匪帮作战中的高波（真实情况是受了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等。
胶东公学是八路军在山东最高学府，因为这支部队前身是海军，官兵素质较高，不派出这些“知识分子”怕压不住场。
有意思的是，这支部队和海军的确有很大的缘分。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海防支队的官兵一部北上东北，接受当地日军投降，组成了牡丹江二团;另一部分则以胶东军区海防团的名义，成为华东海军部队的前身之一。
座山雕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在寻找《智取威虎山》真实故事的经过中，我们渐渐发现，人称座山雕的老匪张乐山在东北的土匪之中堪称异类。
首先是此人居然也在我军里待过！
东北的绿林豪杰中，在抗战时期和抗联合作的并不少，但座山雕并无这方面记录。当时日军把中国人在东北的武装统称为“匪”，“共产匪”指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共匪”指的是和抗联合作的义勇军和山林队，“政治匪”指的是倾向于国民政府的部队，“纯匪”则是地地道道的土匪。从日军把座山雕列入“纯匪”来看，他虽然也跟日军作过对，但并无政治倾向。
不过，根据原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徐诚之回忆，在抗战胜利后，已经接受日军“招安”的座山雕为了寻找新的靠山，曾经接受过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军区的收编，一度也列入我军序列。
但是，随着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座山雕认为“土八路”肯定不是国民党军的对手，于是迅速反水，重新为匪而且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挺进军的番号。在曲波等增援牡丹江的时候，那些叛军中就有座山雕这一支。
一世江湖，两面三刀，最后以政治土匪的面目出现，便是座山雕的真容。
杨子荣的战友，为刘蕴苍担任副排长的董仁棠（后曾任东北边防处处长），便是负责枪毙座山雕的两个执行人之一。另一名执行人是当时已经转到其他部队的刘蕴苍，由于杨子荣此时已经牺牲，曲波特意把刘蕴苍调来执行这个任务以示纪念。
笔者曾在北京采访过董仁棠老人，他印象很深刻的是座山雕似乎对这一结局早有预料，临刑微闭着眼睛，看来并不慌乱，在死前还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这句话是：“我死了，牡丹江就太平了。”
董老讲开始对这句话不理解，后来发现这老匪居然一语成谶，座山雕死后，牡丹江真的变得无匪可剿了。
仔细想想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座山雕与当时其他匪帮颇有不同。当时较大股的土匪如谢文东、张雨新等动辄部队过万，坦克飞机虽然没有，有几门重炮可不是新鲜事。相比之下，座山雕在早期部下是二十几人，最后被抓的时候部下还是二十几人，从数量上说相当薄弱。
但是，审讯中的座山雕却看不起那些大股的土匪，因为他们的队伍基本是抗战后利用东北遗散的日伪装备组建起来的，虽然人数很多，实际是“武装要饭的”，没有多少战斗力，十万人也奈何不得牡丹江李荆濮少将的千把人马。而座山雕不同，他的部下都是多年惯匪，少而精。用现代的军语而言，谢文东等是土匪中的民兵，而座山雕则是土匪中的特种部队。
所以，那些大股的土匪虽然声势浩大，但打起来不堪一击，很快烟消云散，而座山雕却很难捕捉，如果不是杨子荣的化装奇袭，他可能还要苟延残喘相当长的时间。到座山雕被抓到，已经是牡丹江剿匪战斗的尾声了，故座山雕临刑才有此说。
所谓天下无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境界。
（《北京青年报》2015.1.7 萨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