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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引发上海企业外迁潮的“领军者”。原来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是把大脑和神经中枢留在了上海。
上海虹桥临空开发区内，日化行业的国际著名企业联合利华的地区新总部安静而繁忙。
2007年，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管理部门已经搬到这里办公，联合利华的上海“中国总部”影响力大大提高。
虽然上海新总部的启用同样低调，但是如同几年前将生产基地外迁到合肥一样，联合利华又一次引起关注。人们突然发现，曾经引发上海企业外迁潮的“领军者”，原来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是把大脑和神经中枢留在了上海。
1986年就在上海建厂的联合利华，2004年因生产成本等原因将生产基地迁到合肥。
紧随其后，上海大众将普桑的生产基地建在了江苏仪征，将赛欧的生产基地移到烟台。3M公司在苏州成立了生产型企业；英特尔在成都设立新的封装测试厂……一时间“外资制造业企业开始撤离上海”的惊呼不断，“警惕空心化”的言论，给一路高歌的浦东敲响了警钟。
对此问题，接受《小康》记者釆访的几位人士有着相同的看法，“商务成本是伴随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必然现象，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小型企业，特别是以加工为主的企业，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必然有一些要被迫退出市场，这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不过一个事实是，“高成本+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商务成本。正如一只无形的大手逼迫浦东进行新的选择。
事实上，从伦敦依靠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重新崛起的经验中，浦东官员早就对发展方向形成了共识——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但是。几年下来浦东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0.2:50:49.8”的水平，第三产业徘徊不前，而在伦敦等发达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在70％以上。
究其原因，“我们的干部还不适应为第三产业营造环境，提供服务。”浦东新区一位官员对《小康》说。第三产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
浦东是上海的缩影。
其实，阻碍长三角一体化的直接障碍，同样来自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摩擦，而尤以“带头大哥”上海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为甚。
2001、2002年间的“上海机场航线调整风波”显然对依赖虹桥机场便利贴苏州、昆山和吴江IT制造业造成了影响，致使苏州不得不重新考虑建设自己的国际机场，虽然最终未获国家批准。
几年前，苏浙沪间曾经暗流涌动的招商大战被人们视作长三角地区同质竞争怪圈的具体体现。据统计，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就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三地的产业同构率竟然高达80％以上。
而上海在世博会的筹办中，曾经明显地伤害了“兄弟”的感情。2007年全国两会，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博览局主席、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严肃批评上海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不让上海以外的方面参与世博会。“我对上海是担心的，如果搞砸了，任何人承担不起责任。”吴建民在政协小组会议的话给了上海压力，使得上海开始重视地方馆的规划设计，承诺为每个省市(区)提供独立展览空间。
所幸，随着上海“一把手”的更迭，前任习近平和现任俞正声都为长三角融合带来了新气象。
“我们打出的品牌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世博会倒计时1000天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表示，在地方馆的建设、地方活动周等方面，上海有赖长三角地区的支援，期待以长三角地区为共同的东道主，共同办好世博会。
1月24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做的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区域合作的文字多达501字，而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却只有285字，字数增加了几乎一倍。报告第一次将合作交流内容单列，“上海要积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好地服务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此前的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韩正会见了全国各省区市驻沪办事处负责同志，创新式地第一次就《政府工作报告》向各省驻沪办征求意见。表示上海有责任服务全国，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上海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全国的大平台、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
多年未破题的金融合作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中央银行的清算等金融服务已经突破行政区域范围，异地贷款备案、监测，跨区域银团贷款协调等具体举措，使各金融调控、监管部门加强了防范跨区域业务风险的信息沟通。
深度对接使上海与周边省市的距离在缩小。一度“卡壳”的公交卡互通工程，已因读卡器统一而得到解决，上海和无锡的医保卡也在硬件上实现互通。长江产业港一苏州基地的破土，将“优势互补、产业分工”的概念注入了上海与苏州的合作……
上海农科院的油菜专家孙超才曾高兴地收到一份来自浙江湖州的“成绩单”：他带领团队培育的“沪油17”双低油菜，在当地推广约1.3万亩。而上海农科院培育的双低系列油菜，迄今累计在长江流域推广3000万亩，已为当地农民增收15亿元以上。
“一地成果为三地共享，三地成果集中为一地服务”。以此为目标，2001年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农科院成立长三角科技兴农联合服务团。如今三省市的科研人员，无论从服务项目还是工作区域上来说，都已经找不到因地域而产生的壁垒感，不少同事都戏称。自己工作的单位，该叫“长三角农科院”才对。
正是在这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中，上海看到了6400平方公里以外辽阔的发展空间。在今年上海两会上，韩正的一番讲话让人耳目一新，他说，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是“亚洲的纽约”。这种全国视角、全球视野正是中国对上海的战略定位。
上海虹桥临空开发区内，日化行业的国际著名企业联合利华的地区新总部安静而繁忙。
2007年，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管理部门已经搬到这里办公，联合利华的上海“中国总部”影响力大大提高。
虽然上海新总部的启用同样低调，但是如同几年前将生产基地外迁到合肥一样，联合利华又一次引起关注。人们突然发现，曾经引发上海企业外迁潮的“领军者”，原来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是把大脑和神经中枢留在了上海。
1986年就在上海建厂的联合利华，2004年因生产成本等原因将生产基地迁到合肥。
紧随其后，上海大众将普桑的生产基地建在了江苏仪征，将赛欧的生产基地移到烟台。3M公司在苏州成立了生产型企业；英特尔在成都设立新的封装测试厂……一时间“外资制造业企业开始撤离上海”的惊呼不断，“警惕空心化”的言论，给一路高歌的浦东敲响了警钟。
对此问题，接受《小康》记者釆访的几位人士有着相同的看法，“商务成本是伴随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必然现象，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小型企业，特别是以加工为主的企业，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必然有一些要被迫退出市场，这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不过一个事实是，“高成本+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商务成本。正如一只无形的大手逼迫浦东进行新的选择。
事实上，从伦敦依靠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重新崛起的经验中，浦东官员早就对发展方向形成了共识——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但是。几年下来浦东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0.2:50:49.8”的水平，第三产业徘徊不前，而在伦敦等发达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在70％以上。
究其原因，“我们的干部还不适应为第三产业营造环境，提供服务。”浦东新区一位官员对《小康》说。第三产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
浦东是上海的缩影。
其实，阻碍长三角一体化的直接障碍，同样来自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摩擦，而尤以“带头大哥”上海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为甚。
2001、2002年间的“上海机场航线调整风波”显然对依赖虹桥机场便利贴苏州、昆山和吴江IT制造业造成了影响，致使苏州不得不重新考虑建设自己的国际机场，虽然最终未获国家批准。
几年前，苏浙沪间曾经暗流涌动的招商大战被人们视作长三角地区同质竞争怪圈的具体体现。据统计，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就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三地的产业同构率竟然高达80％以上。
而上海在世博会的筹办中，曾经明显地伤害了“兄弟”的感情。2007年全国两会，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博览局主席、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严肃批评上海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不让上海以外的方面参与世博会。“我对上海是担心的，如果搞砸了，任何人承担不起责任。”吴建民在政协小组会议的话给了上海压力，使得上海开始重视地方馆的规划设计，承诺为每个省市(区)提供独立展览空间。
所幸，随着上海“一把手”的更迭，前任习近平和现任俞正声都为长三角融合带来了新气象。
“我们打出的品牌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世博会倒计时1000天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表示，在地方馆的建设、地方活动周等方面，上海有赖长三角地区的支援，期待以长三角地区为共同的东道主，共同办好世博会。
1月24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做的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区域合作的文字多达501字，而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却只有285字，字数增加了几乎一倍。报告第一次将合作交流内容单列，“上海要积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好地服务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此前的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韩正会见了全国各省区市驻沪办事处负责同志，创新式地第一次就《政府工作报告》向各省驻沪办征求意见。表示上海有责任服务全国，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上海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全国的大平台、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
多年未破题的金融合作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中央银行的清算等金融服务已经突破行政区域范围，异地贷款备案、监测，跨区域银团贷款协调等具体举措，使各金融调控、监管部门加强了防范跨区域业务风险的信息沟通。
深度对接使上海与周边省市的距离在缩小。一度“卡壳”的公交卡互通工程，已因读卡器统一而得到解决，上海和无锡的医保卡也在硬件上实现互通。长江产业港一苏州基地的破土，将“优势互补、产业分工”的概念注入了上海与苏州的合作……
上海农科院的油菜专家孙超才曾高兴地收到一份来自浙江湖州的“成绩单”：他带领团队培育的“沪油17”双低油菜，在当地推广约1.3万亩。而上海农科院培育的双低系列油菜，迄今累计在长江流域推广3000万亩，已为当地农民增收15亿元以上。
“一地成果为三地共享，三地成果集中为一地服务”。以此为目标，2001年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农科院成立长三角科技兴农联合服务团。如今三省市的科研人员，无论从服务项目还是工作区域上来说，都已经找不到因地域而产生的壁垒感，不少同事都戏称。自己工作的单位，该叫“长三角农科院”才对。
正是在这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中，上海看到了6400平方公里以外辽阔的发展空间。在今年上海两会上，韩正的一番讲话让人耳目一新，他说，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是“亚洲的纽约”。这种全国视角、全球视野正是中国对上海的战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