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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金沛霖的那天早晨，北京阴雨缠绵，而金老目光安宁，语气温和，自有洞穿世情的安然气度，让笔者忘却了窗外三千滂沱，只泡一杯清茶，安然听长者言。
公共图书馆是“无围墙的学校”
《华人世界》：您曾担任过首都图书馆的馆长。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一是通过公众服务拉近公众与文化普及之间的距离，现在应如何看待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而在语境纷乱、新媒体日益涌现的今天，您觉得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会逐渐丧失吗?如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效力，开拓城市的公共精神空间?
金沛霖：在信息爆炸时代，公共图书馆遭遇到新媒体的挑战，知识载体商业化、电子化，但是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过多的商业化信息和垃圾信息对教育文化是没有助益的。如果想系统地进行学习，还是要走进图书馆。图书馆是适合沉潜下来安静读书、进行自学的地方。像沈从文等人，都是如此。我1953年考入开封师范附属高中就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也是打算进行自学深造。再举美国图书馆的例子：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推崇这样一个理念：只要人类的交往存在一天，就永远需要信息交流的公众空间。美国的图书馆员甚至会为某段时间的图书耗损率偏高而感到高兴，图书耗损总比图书堆在那里没人读要让图书馆人更有成就感，对于一般馆来说，库藏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应该进行流通，毕竟图书馆是读书、用书的地方，而不只是藏书的地方。这样的图书馆，更像是一个“无围墙的学校”，可以使人终身受益。
《华人世界》：近些年有一些独立书店悄然兴起，比如许知远开办的“单向街”书店，长常会举办一些文化沙龙活动，邀请一些较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作家如陈丹青、梁文道、毛喻原等。您觉得公共图书馆同样可以扮演这样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吗?
金沛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除了让市民能随时进来读书、用书、借书以外，还把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文化聚会、社区的公共社交活动放在很突出的地位。国外的一些领导、政要在演讲的时候，也喜欢去图书馆，因为氛围和环境有利于交流和探讨。因此，公共图书馆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会客室”出现在公众面前。文化沙龙更小众，对话层次高。而公共图书馆受众层次丰富，文化沙龙的形式就不容易实现了，而讲座就可以达到目的。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有闲阶级”，社会上的“有闲阶级”增多，会促进这种文化交流。
古籍开发整理任重道远
《华人世界》：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开发出版是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势之所趋。而您主编的《清车王府藏曲本》是我国清代戏曲、曲艺瑰宝，被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誉为可与甲骨文、敦煌文书媲美的戏曲宝藏。您如何看待这一成就?
金沛霖《曲本》作品取材广泛，有历史故事和传说，也有经过改变、铺衍、润色的古典文学名著。社会生活、风土人情都有涉及，语言很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地方色彩，是社会各阶层各层面的反映。
它也是研究近百年戏曲和说唱艺术以及清朝中、晚期的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史料。这些在以往的古籍研究中涉及较少，容易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世人遗忘，而《曲本》则填补了这一空白。
《华人世界》：您觉得古籍整理的前景如何?近年来古籍收藏在收藏界也一改颓势，成为热门收藏品之一。
金沛霖：古籍收藏是为了传承。而整理古籍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比较遗憾的是，现阶段进行古籍研究的人员仍然太少，从长远发展看是不利的。
儒家思想可以促使人们道德上的觉醒
《华人世界》：如今，儒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也仍然是汉语文化基本的精神价值之所在。然而中国必然要走向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不可抛弃传统。您觉得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金沛霖：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两句话，一是自强不息，二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教给人们的道理有两个：一是生生不息、进取创新，二是容纳。而传统的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使人们有一种道德上的觉醒。这在当今社会很多层面都有道德缺失的情况下，是很有助益的。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比如《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
儒学讲“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做人不可或缺，才能谓之道德。“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力为人谋故为忠，推己及人故为恕。这些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远。比如广东商人，世人都说其精明，而他们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诚信，诚信为本，经商致富。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那个时代传统价值观还有行为规范都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孔子是非常关注现实社会，注重道德教育的。《论语》里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思考的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社会的安定在人非在物、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是为了使社会秩序和人心走上正道：治理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
《华人世界》：有人认为：儒学侧重于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您觉得应如何看待?
金沛霖你提到了一个关于儒学伦理性与工具性的问题。儒学是一种哲学思想，对人的影响，并不是以工具性来体现，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精神作用。朱自清先生曾说。传统国学，对人们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过去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化人，都受到国学的浸润，这种影响是使人受益终身的。儒学大则济天下，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小则善其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同步要求人担当大道和修身养性。无论在朝在野，“达则兼济天下”，“穷”也必能“独善其身”。
《华人世界》：季羡林先生在2008年提出了“大国学”的观点，即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大国学”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兼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金沛霖季先生作为国学大师、民族学者提出这点，是有他的深意的。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历史是不断地发展和融合的，历史上兼容并包的朝代，像唐朝，都有这个特点，兼容并举。中华文化是包含着各民族的，但过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有所欠缺。
《华人世界》：延续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了解历史和接续历史。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固然以历史的延续来表现，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亦不可。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断、凭空产生，只有接续传统才能开创未来。如果说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的儒学发展道路应如何走?中国文化的根是儒根，而当今儒学如何健康地发展，与西方文化相碰撞，儒学又当如何发展?中国哲学需不需要一种现代转型?《孔子语录》和《孟子语录》采用了原文、白话文、英文三位一体的表现手法，是不是中国儒学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之一?
金沛霖：很多外国人逐渐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到之处，读《孙子兵法》的就很多，编印这两本语录是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确实是一种尝试，细分条目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儒学发展，必然要适应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差异，儒学要发展，要创新，要温故知新，对传统典籍要做出新的阐释，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儒学发展史看，儒学不断创新，才能流传到今天。儒学并不完全是禁锢思想，像前面提的“忠恕之道”，还有尊师重教、注重学习等等，对建立一个“学习社会”也有裨益。
公共图书馆是“无围墙的学校”
《华人世界》：您曾担任过首都图书馆的馆长。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一是通过公众服务拉近公众与文化普及之间的距离，现在应如何看待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而在语境纷乱、新媒体日益涌现的今天，您觉得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会逐渐丧失吗?如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效力，开拓城市的公共精神空间?
金沛霖：在信息爆炸时代，公共图书馆遭遇到新媒体的挑战，知识载体商业化、电子化，但是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过多的商业化信息和垃圾信息对教育文化是没有助益的。如果想系统地进行学习，还是要走进图书馆。图书馆是适合沉潜下来安静读书、进行自学的地方。像沈从文等人，都是如此。我1953年考入开封师范附属高中就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也是打算进行自学深造。再举美国图书馆的例子：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推崇这样一个理念：只要人类的交往存在一天，就永远需要信息交流的公众空间。美国的图书馆员甚至会为某段时间的图书耗损率偏高而感到高兴，图书耗损总比图书堆在那里没人读要让图书馆人更有成就感，对于一般馆来说，库藏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应该进行流通，毕竟图书馆是读书、用书的地方，而不只是藏书的地方。这样的图书馆，更像是一个“无围墙的学校”，可以使人终身受益。
《华人世界》：近些年有一些独立书店悄然兴起，比如许知远开办的“单向街”书店，长常会举办一些文化沙龙活动，邀请一些较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作家如陈丹青、梁文道、毛喻原等。您觉得公共图书馆同样可以扮演这样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吗?
金沛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除了让市民能随时进来读书、用书、借书以外，还把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文化聚会、社区的公共社交活动放在很突出的地位。国外的一些领导、政要在演讲的时候，也喜欢去图书馆，因为氛围和环境有利于交流和探讨。因此，公共图书馆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会客室”出现在公众面前。文化沙龙更小众，对话层次高。而公共图书馆受众层次丰富，文化沙龙的形式就不容易实现了，而讲座就可以达到目的。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有闲阶级”，社会上的“有闲阶级”增多，会促进这种文化交流。
古籍开发整理任重道远
《华人世界》：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开发出版是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势之所趋。而您主编的《清车王府藏曲本》是我国清代戏曲、曲艺瑰宝，被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誉为可与甲骨文、敦煌文书媲美的戏曲宝藏。您如何看待这一成就?
金沛霖《曲本》作品取材广泛，有历史故事和传说，也有经过改变、铺衍、润色的古典文学名著。社会生活、风土人情都有涉及，语言很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地方色彩，是社会各阶层各层面的反映。
它也是研究近百年戏曲和说唱艺术以及清朝中、晚期的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史料。这些在以往的古籍研究中涉及较少，容易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世人遗忘，而《曲本》则填补了这一空白。
《华人世界》：您觉得古籍整理的前景如何?近年来古籍收藏在收藏界也一改颓势，成为热门收藏品之一。
金沛霖：古籍收藏是为了传承。而整理古籍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比较遗憾的是，现阶段进行古籍研究的人员仍然太少，从长远发展看是不利的。
儒家思想可以促使人们道德上的觉醒
《华人世界》：如今，儒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也仍然是汉语文化基本的精神价值之所在。然而中国必然要走向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不可抛弃传统。您觉得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金沛霖：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两句话，一是自强不息，二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教给人们的道理有两个：一是生生不息、进取创新，二是容纳。而传统的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使人们有一种道德上的觉醒。这在当今社会很多层面都有道德缺失的情况下，是很有助益的。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比如《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
儒学讲“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做人不可或缺，才能谓之道德。“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力为人谋故为忠，推己及人故为恕。这些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远。比如广东商人，世人都说其精明，而他们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诚信，诚信为本，经商致富。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那个时代传统价值观还有行为规范都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孔子是非常关注现实社会，注重道德教育的。《论语》里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思考的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社会的安定在人非在物、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是为了使社会秩序和人心走上正道：治理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
《华人世界》：有人认为：儒学侧重于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您觉得应如何看待?
金沛霖你提到了一个关于儒学伦理性与工具性的问题。儒学是一种哲学思想，对人的影响，并不是以工具性来体现，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精神作用。朱自清先生曾说。传统国学，对人们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过去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化人，都受到国学的浸润，这种影响是使人受益终身的。儒学大则济天下，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小则善其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同步要求人担当大道和修身养性。无论在朝在野，“达则兼济天下”，“穷”也必能“独善其身”。
《华人世界》：季羡林先生在2008年提出了“大国学”的观点，即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大国学”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兼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金沛霖季先生作为国学大师、民族学者提出这点，是有他的深意的。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历史是不断地发展和融合的，历史上兼容并包的朝代，像唐朝，都有这个特点，兼容并举。中华文化是包含着各民族的，但过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有所欠缺。
《华人世界》：延续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了解历史和接续历史。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固然以历史的延续来表现，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亦不可。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断、凭空产生，只有接续传统才能开创未来。如果说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的儒学发展道路应如何走?中国文化的根是儒根，而当今儒学如何健康地发展，与西方文化相碰撞，儒学又当如何发展?中国哲学需不需要一种现代转型?《孔子语录》和《孟子语录》采用了原文、白话文、英文三位一体的表现手法，是不是中国儒学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之一?
金沛霖：很多外国人逐渐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到之处，读《孙子兵法》的就很多，编印这两本语录是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确实是一种尝试，细分条目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儒学发展，必然要适应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差异，儒学要发展，要创新，要温故知新，对传统典籍要做出新的阐释，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儒学发展史看，儒学不断创新，才能流传到今天。儒学并不完全是禁锢思想，像前面提的“忠恕之道”，还有尊师重教、注重学习等等，对建立一个“学习社会”也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