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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语言是其全部生活感受、生命体验、个性气质、文化涵养乃至审美理想的最直接的综合性体现，从语言上最容易鉴别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善于锤炼语言，擅于将民族文化、西洋文化蕴含于字里行间，既是古典主义的延伸，也不乏现代意识，无论是其小说还是散文，都能充分地展示出这一种文化修养和美学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 文化修养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2-0007-0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诗意的作家，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经历过乱世求学，经历过建国盛世，也经历过十年浩劫，他的经历如此纷繁复杂，但他笔下的文字却疏朗自然，云淡风清。他的散文，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人间烟火味。他写家乡，写故乡的食物，写多年父子成兄弟，写随处可见的时令青蔬，让你觉得人人都能写，真要提笔来写时，又没有了他的风格与气质。他的散文就像缓缓流过的水一样，湿了土地，太阳将它晒干，留下了淡淡的水印，拂去表面的忧伤，他的文字仍然有滋有味，情趣盎然。
少年时期，他对《史记》、桐城派散文、归有光散文等十分喜爱，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对他影响极大。后考入西南联大，在这个充满自由和民主的环境里很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成为“较早地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作家”。正是有了西南联大的影响，他才完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多年来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他的散文的语言朴实，越读越有味。在《北京的秋花》里，他这样描述爬山虎。“近年北京种了很多爬山虎，入秋，爬山虎叶转红。沿街的爬山虎红了。北京的秋意浓了。”没有过多的语言描写，没有抒情，只是写爬山虎的颜色变化，却勾勒出一幅浓浓的秋意图。在汪曾祺的散文中随处可见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却极少见到那种雷霆怒吼的壮观场面。在其名作《翠湖心影》中把他的审美理想表达得特别清晰：“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游；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如果说汪曾祺在他的山水游记中是把儒家思想寓于澄澈、宁静的大自然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些写人记事的散文则是直接挥洒这种人文精神。
汪曾祺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的诗化。他的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很大，逻辑性并不强，却能充分的展示作者的主体意识，如下面一段文字“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別的竹子都可以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树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看。……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湘行三记》）整段文字显得十分雅洁、清幽，营造出一种淡远的意境；多用四六句式、琅琅上口，表现了汪曾祺十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还注重吸收民间大众的语言，为我所用，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种典型的北京市民语言，活脱脱地展现了胡同文化的堕落。还有许多记载家乡风俗人情的散文，常糅进民歌民谣、笔记记载等，活泼、自然，从众而又脱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汪曾祺对语言的要求为：“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他认为：文学是视觉的艺术，不是听觉的艺术。“有的作家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我们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进行写作，他用的是经过加工的口语。”陈建功、林斤澜等人的小说有北京人说话的神气、劲头、味儿，他们在北京人说话的基础上创造了各自的艺术语言。汪曾祺则强调语言的可视化，认为有的诗是专门写来朗读的。但是有的朗读诗阅读的效果比耳听更好一些。“有文学素养”的人虽能听懂某些诗，他们听时“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或许可以说，听诗歌是属于听觉的，看诗歌则属于听觉和视觉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既表音、表形，还表义，既有形与义的关联，还有音与义的对应，韵律、语调构成节律，节律也是文学的美。早期新月派诗人提出了衡量诗律的“三美”。语言是需要磨练的，是需要学习的。汪曾祺主张首先是向群众学习，其次是读书---读古文，背诗词，读戏曲、曲艺、民歌，应随时锻炼自己的语言，即使是写一份检查，也要力求语言准确合度，还要“研究研究老作家的手稿，琢磨他为什么改两个字，为什么要把两个字颠倒一下。”他肯定的地说：“语言是艺术！”。
具体如何操作语言呢？汪曾祺有自己的定义，他主张“揉面”和“自铸”两个方面。他说“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揉倒了，才软熟，劲道，有劲道味，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粉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汪曾祺写文章是下笔前先打好腹稿的，他说：“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写小说、散文也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在每一段之间，我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自铸新词”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实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汪曾祺先生是这样说的，他的文字也是这样写的。你说不出他的散文的具体好处，却在他的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一种韵致和味道浑然天成。
总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语言是其全部生活感受、生命体验、个性气质、文化涵养乃至审美理想的最直接的综合性体现，从语言上最容易鉴别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善于锤炼语言，擅于将民族文化、西洋文化蕴含于字里行间，既是古典主义的延伸，也不乏现代意识，无论是其小说还是散文，都能充分地展示出这一种文化修养和美学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 文化修养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2-0007-0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诗意的作家，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经历过乱世求学，经历过建国盛世，也经历过十年浩劫，他的经历如此纷繁复杂，但他笔下的文字却疏朗自然，云淡风清。他的散文，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人间烟火味。他写家乡，写故乡的食物，写多年父子成兄弟，写随处可见的时令青蔬，让你觉得人人都能写，真要提笔来写时，又没有了他的风格与气质。他的散文就像缓缓流过的水一样，湿了土地，太阳将它晒干，留下了淡淡的水印，拂去表面的忧伤，他的文字仍然有滋有味，情趣盎然。
少年时期，他对《史记》、桐城派散文、归有光散文等十分喜爱，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对他影响极大。后考入西南联大，在这个充满自由和民主的环境里很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成为“较早地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作家”。正是有了西南联大的影响，他才完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多年来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他的散文的语言朴实，越读越有味。在《北京的秋花》里，他这样描述爬山虎。“近年北京种了很多爬山虎，入秋，爬山虎叶转红。沿街的爬山虎红了。北京的秋意浓了。”没有过多的语言描写，没有抒情，只是写爬山虎的颜色变化，却勾勒出一幅浓浓的秋意图。在汪曾祺的散文中随处可见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却极少见到那种雷霆怒吼的壮观场面。在其名作《翠湖心影》中把他的审美理想表达得特别清晰：“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游；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如果说汪曾祺在他的山水游记中是把儒家思想寓于澄澈、宁静的大自然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些写人记事的散文则是直接挥洒这种人文精神。
汪曾祺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的诗化。他的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很大，逻辑性并不强，却能充分的展示作者的主体意识，如下面一段文字“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別的竹子都可以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树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看。……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湘行三记》）整段文字显得十分雅洁、清幽，营造出一种淡远的意境；多用四六句式、琅琅上口，表现了汪曾祺十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还注重吸收民间大众的语言，为我所用，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种典型的北京市民语言，活脱脱地展现了胡同文化的堕落。还有许多记载家乡风俗人情的散文，常糅进民歌民谣、笔记记载等，活泼、自然，从众而又脱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汪曾祺对语言的要求为：“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他认为：文学是视觉的艺术，不是听觉的艺术。“有的作家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我们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进行写作，他用的是经过加工的口语。”陈建功、林斤澜等人的小说有北京人说话的神气、劲头、味儿，他们在北京人说话的基础上创造了各自的艺术语言。汪曾祺则强调语言的可视化，认为有的诗是专门写来朗读的。但是有的朗读诗阅读的效果比耳听更好一些。“有文学素养”的人虽能听懂某些诗，他们听时“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或许可以说，听诗歌是属于听觉的，看诗歌则属于听觉和视觉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既表音、表形，还表义，既有形与义的关联，还有音与义的对应，韵律、语调构成节律，节律也是文学的美。早期新月派诗人提出了衡量诗律的“三美”。语言是需要磨练的，是需要学习的。汪曾祺主张首先是向群众学习，其次是读书---读古文，背诗词，读戏曲、曲艺、民歌，应随时锻炼自己的语言，即使是写一份检查，也要力求语言准确合度，还要“研究研究老作家的手稿，琢磨他为什么改两个字，为什么要把两个字颠倒一下。”他肯定的地说：“语言是艺术！”。
具体如何操作语言呢？汪曾祺有自己的定义，他主张“揉面”和“自铸”两个方面。他说“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揉倒了，才软熟，劲道，有劲道味，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粉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汪曾祺写文章是下笔前先打好腹稿的，他说：“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写小说、散文也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在每一段之间，我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自铸新词”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实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汪曾祺先生是这样说的，他的文字也是这样写的。你说不出他的散文的具体好处，却在他的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一种韵致和味道浑然天成。
总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语言是其全部生活感受、生命体验、个性气质、文化涵养乃至审美理想的最直接的综合性体现，从语言上最容易鉴别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善于锤炼语言，擅于将民族文化、西洋文化蕴含于字里行间，既是古典主义的延伸，也不乏现代意识，无论是其小说还是散文，都能充分地展示出这一种文化修养和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