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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关键词：韩国；朝鲜；历史编纂学；西方学术
毗邻中国的朝鲜半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争之后分为两个分治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既因共同的历史、民族渊源而有共同的基本内容，也因处境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有重大的阐释取向差别。50年代以来，中国虽与朝鲜保持紧密政治关系，然而纯学术联系并未切实发展；与韩国的政治和学术联系也都不密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与外部世界联系增多，与南北两个朝鲜的历史学交流都有增加，然而对于韩朝史学理论的介绍和评论并未常态化，尤其是对其史学理论观念的深度和整体性分析有所不足。西方学术界在50年代以来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历史和历史学，韩朝研究（Korean Studies）1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稳定的机构、学术传统和为数众多学者的专业，其中包括一些曾经接受欧美学术训练的韩朝学者——有的在欧美供职，也有人在韩国的大学任教。这些机构和学者与韩国历史学界保持紧密交流甚至合作，对北朝鲜历史编纂学也保持关注，时有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发表。2因此，对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由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对韩朝历史的研究归属于其“东亚”研究这个更大的领域，西方学者关于韩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与其对于中国、日本历史的研究受相关分析模式和同一理论方法支配，故相关考察对了解西方史学界关于整个东亚历史研究的理论观念也有意义。然而相关文献系统庞大，需要逐步进行。本文尽量运用可以查见的英文学术文献，包括韩国、日本、中国裔而任职于西方的学者及韩、日学者用英语所发表的研究文献，对20世纪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韩朝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研究概念、理解方式进行梳理和评论，旨在从中透视韩朝历史编纂学的主题、基本概念、演进历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同时了解西方史学界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研究的方法、观念，进而理析其史学理论含义，为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构筑一个初步的基础。其中疏误不足在所难免，望专家指正。
一、20世纪80年代前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概况
在呈现和分析晚近韩朝历史编纂学状况之前，首先需对更早时期韩朝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大致的回顾。
19世纪以前朝鲜的历史学受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历史学影响，以资治为目的的官史学为主，并且以中华历史为中心，自居藩属。朝鲜最早的历史书籍出现在高丽时期，受儒家影响，开始用比较冷静的方式书写历史。其后的朝鲜王朝是一个高度儒家化的王朝，其历史学也在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学影响下发达起来。其中，官方史学占主导地位，在朝廷派系争斗中失势的儒家学者也会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现代西方研究者常将朝鲜王朝的历史学概括为“儒家历史学”（Confucian historiography），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学有共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一是以朝廷为中心；二是以编年或者纪事本末为方式，更多关注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试图解释为什么发生或者把发生的事情置于长时段叙述中考量；三是道德化，倾向于以儒家道德准则判断过去历史故事，为当下和将来提供道德教训。1
朝鲜王朝后期，朝鲜民族意识有所觉醒，历史学家试图以朝鲜民族为中心重述历史，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史学的迹象。但朝鲜王朝不久终结，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民族觉醒、殖民统治、社会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在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并存，遂形成民族主义史学（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殖民地史学（Colonial Historiography）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交织的状况。
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从朝鲜历史上的王朝更迭背后看到朝鲜人的认同心理，强调朝鲜文化的独立性和内生进步因素，认为朝鲜王朝末期已经发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其过程被日本攫取东亚地区霸权并将朝鲜置于殖民地地位所打断。一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如申采浩、崔南善等人，试图把朝鲜人历史活动的地域向朝鲜半岛以外大大扩展，把传说中的人物檀君说成朝鲜的始祖以取代原来的箕子朝鲜起源说，有人甚至宣布发现了檀君的遗骨。这种历史编纂学重构民族文化的心理虽然不难理解，但其试图抹杀显而易见的中国对朝鲜历史文化影响的做法，缺乏实证基础，过于依赖辩论术，在韩朝以外的国际学术界很少得到认可。
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垮台的近半个世纪时间中，朝鲜历史的职业性研究处于日本学者的领导下。日本学者在京城帝国大学等地培训了一些朝鲜学者，这些朝鲜学者不能对日本殖民统治略
有微词，而且被迫接受日本官方历史学信条：朝鲜人在朝鲜王朝约500年间处于落后和停滞状态，这种落后停滞不是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由于朝鲜人内在的伦理弱点，这可以上溯到久远的过去，因而朝鲜人不能自己实现社会改变，要等待日本人的解救；晚近时代的朝鲜，处在中国、俄国、日本之间的特殊地缘位置，缺乏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永远要依附于他者。这种殖民地史学为战后两个朝鲜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都需要在民族教育中抹去低矮者的污点，找回自己的过去，重构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因而，战后两个朝鲜的历史学皆为民族主义所主导是不难理解的。
朝鲜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在日本学术体系中接受教育形成的一些左翼学者，他们偏重在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意识支配下考察朝鲜历史，而关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性和本质进步性的认识给他们带来对于朝鲜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个时期的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殖民地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都有牵连。不过，马克思本人认为东方是停滞的，这与日本关于朝鲜文化落后的说法过于接近，留下了后来北朝鲜历史编纂学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因由。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家白南云在30年代就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提出，朝鲜的三国时代是奴隶社会。其后，白南云等人对先前观点加以修改，提出朝鲜在三国或者高丽王朝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多数左翼历史学家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并主导了朝鲜战争前的韩朝历史学。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之后，两个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既受不同意识形态和大国政治作用影响而出现巨大差异，又基于共同历史和民族文化渊源而保持着深层关联和共鸣，双方都致力于清除殖民地史学造成的知识和心理阴影，形成民族主义基调相似而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牵连而又冲突的复杂形态。1
在韩国，殖民地史学随着新的独立国家的建立而成为清理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流向北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遂成为最主要的史学范式。其间，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民主运动和经济快速发展，曾经兴起民众史学（Populist Historiography），与民族主义史学交织并行。这种史学范式与民族主义史学相似，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社会干预倾向。差别是，民众史学是在相对和平、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形成的，强调实现韩国社会发展不能仅仅考虑民族整体性，还需要考虑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公正及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具体研究层面，民众史学注重底层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农民文化习俗、民间宗教礼仪，关注社会体系中的统治支配与被统治支配关系。不过，民众史学并没有撼动民族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200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肯尼斯·M.韦尔斯（Kenneth M. Wells）发表了一篇题为《申采浩的民族、世界及其解体——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文章，2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史学具有抵抗殖民主义运动的特色，到20世纪60年代，此前主要书写独立运动中的英雄人物的史学让位给更多以专门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分析著作。到70年代，韩国史学分化为研究民族主义突出事件，如“三一运动”的“纯粹”史学和研究殖民经历中宗教、资本主义、教育、十九世纪后期发展等问题的“一般”史学。在这样的演进中，反日的“克服朝鲜历史的殖民史观”努力一直是一面旗帜。李基白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不过，李基白本人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对过分使用民族主义口号来从事朝鲜历史研究会造成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成了独裁者镇压民主的工具，威胁到学术研究
的客观性，也有人强调包括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复杂多面性。70年代后期，姜万吉提出，要用“分裂”时期作为理解朝鲜过去历史的基点。他在1978年出版的《分裂时代的历史认识》中提出，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对历史做出分期，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历史是殖民地时代，后半期的朝鲜历史是分裂时代。相应地，20世纪后半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强烈影响了朝鲜人的生活，也包括历史学家。他认为当下韩国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帮助本民族实现其合理的历史发展目标，历史学家必须充分看到分裂是背离朝鲜合理历史道路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关于民族主题的历史理论中找到通往重新统一的学术原则。为此，他主张将殖民地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为整个朝鲜民族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并认为这一转变会使整整一代年轻历史学家的能量得以抒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编纂学”。姜万吉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分裂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后果还是资本主义的后果的问题。如是前者，则问题的关键是民族矛盾，如果是后者，问题的关键就是阶级与民族双重矛盾。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现实的民主是否应该等待统一之后实行？随后就是寻找一种在考虑到朝鲜特殊性基点上的不同于越南和德国的统一理论问题，以及关于韩国特色资本主义与北朝鲜的某种退化的社会主义结合的理论问题。
北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是朝鲜战争之前已经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传统与苏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北朝鲜特殊政治体制影响的综合体。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利奥尼德·A. 彼得罗（Leonid A. Petrov）于2001年9月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韩朝研究会双年会上发表的《危机中的北朝鲜历史编纂学（1956-1967）》，1可将50年代到80年代的北朝鲜历史学推演勾勒出如下的大致轮廓。
50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把摆脱外国影响作为现实政治目标，同时提升金日成及其家族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到60年代末，领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取代了阶级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先前强调从社会经济角度阐释历史的方式也随之式微。这时，一些新生代学者开始反对白南云等人的观点。白南云1951年出版的《朝鲜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Korea）也遭到了尖刻批评，说他机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缺乏爱国主义思想。1956年，第三届全国党代会明确要求历史学家去除教条主义，确立主体思想，研究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北朝鲜历史学家引入了“主体思想”主导的历史编纂学范式。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的1957到1966年十年发展计划指出，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国家统一和朝鲜文化遗产。相应地，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本质、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资产阶级构成、无产阶级斗争等，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这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把朝鲜历史视为“反常和落后”的观点以及历史编纂学的社会经济学派都被认为是过时甚至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南云承认，不存在表明朝鲜历史上存在古希腊那种奴隶社会的证据。1973年，白南云在《朝鲜封建社会经济史》（The Feud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Korea）中，将朝鲜封建社会之开始定位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把当时诸如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这类非封建因素含混说成是朝鲜封建制的特点。这种说法不仅在北朝鲜，而且在诸多韩国朝鲜史著作中保留到现在。一些社会经济史家也逐渐修改其早年关于朝鲜落后的观点，开始主张早在17世纪朝鲜就在矿业、农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并且逐渐开始主张那些资本主义因素完全是朝鲜内部社会发展的结果。北朝鲜历史学家还积极寻找证明朝鲜具有东亚地区最悠久精致历史的考古学证据，并且声称东到鄂霍次克海，西到扬子江的区域都是古朝鲜政权拥有的区域，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首都平壤最初是坐落在辽东半岛的。与此同时，金日成及其家族也在历史叙述中地位愈来愈高。
二、东方主义与现代化论 ——美国传统主流学派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核心概念
美国的亚洲研究，始终受东方主义的制约。东方主义的历史学渊源于中世纪后期及殖民地发展时代到达亚洲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记述，建构起来的是充满异域风情，可能繁荣富庶但缺乏发展能力的东方意象。西方人到达朝鲜半岛较晚，大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朝鲜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建构起西方人心目中最初的韩朝意象——一片奇怪的蛮夷之地，处于历史和世界其他部分之外的“隐士王国”（Hermit Kingdom），进而西方人的使命，就是使这样的一个朝鲜文明、开化。1在那之后，美国的朝鲜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但始终回响着东方主义的基调。
美国位居第一的韩朝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50年代，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建立起亚洲研究的核心机构，同时把现代化理论运用到东亚研究领域。这种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同样的朝向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经济相互依赖，是完整的有机体，民族国家是基本的历史分析单位；一些传统社会缺乏主动发展的能力和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的能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他们用“刺激—反应”模式来分析东亚晚近的历史，认为东亚只有日本成功地对西方挑战做出反应，快速现代化，而中国则是失败的案例，朝鲜王朝作为中国的附庸，反应更为迟钝。至于日本的法西斯时代和太平洋战争，不过是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偏差。
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美国第一代专业韩朝学研究者崭露头角，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他在二战结束被征召加入美国驻朝鲜占领军时还在哈佛大学读本科，退伍之后开始专注于朝鲜研究，后来成为哈佛大学韩朝历史研究的领导者，在1981年主持建立了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The Korea Institute）并担任其主任，直至1993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詹姆斯·帕莱（James Palais）。他在50年代末来到哈佛大学，在爱德华·瓦格纳指导下从事朝鲜研究，后来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成为与爱德华·瓦格纳并驾齐驱的美国朝鲜研究领军学者。2
帕莱强烈批评朝鲜的军事独裁，并不赞同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资助朝鲜研究，同时，其学术研究又植根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特点是将非西方国家的变化活力归结为现代化世界历程作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帕莱的《传统朝鲜的政治与政策》的基本论点就是：朝鲜王朝的传统政治系统非常强大，以至于王室根本无法克服贵族势力的反对去实现哪怕具有保守性的改革。因为朝鲜自己无法改革，所以朝鲜的现代性变革，必须等待外国势力的到来。3他在其另一部著作《儒家治国经略与朝鲜制度》中，4毫不掩饰地反驳朝鲜历史的内在发展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常态例证就是英国以及美国，除非模仿西方，其他国家无法展现出现代性征。帕莱在华盛顿大学培养的许多人，在70年代末80年
代初构成了美国新一代朝鲜研究者的中坚，1其中有人因担任美国亚洲学会韩朝委员会的成员或《朝鲜研究杂志》（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的编辑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994年，詹姆斯·帕莱在哈佛燕京中心做了一次题为《寻找朝鲜独特性》的讲演，2在考虑到迄于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对传统哈佛学派朝鲜历史观点的批评的基础上，他看到的朝鲜历史有如下独特性。
第一，奴隶社会。东亚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名实相符的奴隶社会。然而对于1663年汉城郊区一个小区域的统计却表明，当时该地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是作为动产的奴隶（chattel slaves）。世袭奴隶制开始于高丽王朝早期，现在找不到最早建立这种制度的政令文件，但是可以找到1039年倾向母系统治的关于奴隶与庶民婚姻所生子女从其母亲身份的政令记载。显然，在此之前，一对奴隶夫妇的子女也是奴隶。朝鲜和日本的学者都知道朝鲜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但是都不把朝鲜称为奴隶社会，因为这对现代思想者说来是令人尴尬的，提示着朝鲜的落后性。韩国历史学家有时把这种情况看做是等级社会关系的一种另类形态，北朝鲜历史学家承认奴隶制存在但拒绝将之称为奴隶社会，因为它存在的时间点与他们的基本观念不相支持。虽然朝鲜在18世纪末摆脱了奴隶制，但即使在18世纪后期，两班仍然保持着家内奴隶和少量农业奴隶，甚至在1894年日本人支持的甲午改革以后也是如此。
第二，两班制和贵族制。多数学者赞同朝鲜王朝兴起了一个新的与明清时代中国缙绅相似的士大夫阶层的看法，原因是这标示着比落后的贵族制进步的社会状况。只有少数朝鲜学者追随爱德华·瓦格纳在1974年提出的朝鲜王朝两班构成身份精英阶层的看法。爱德华·瓦格纳研究了科举高阶中榜的榜目，发现主要两班阶层家族地位的惊人连续性。他指导的一个本科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稍少于半数的科举高阶中榜者属于范围很小的几个与全州李氏有婚姻关系的家族。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说成是中国官僚统治阶级的一个变种，但是延续几个王朝的体现在统治阶层遴选中的世袭原则超过了中国制度变种的程度而构成朝鲜历史的一个独特性。
第三，世代继承的派系主义。从1575年开始，派系归属的继承性成为一种倾向，并且可能在1680年达到顶峰。这发生在朝鲜王朝中期，并不是儒学传入朝鲜的时候发生的。中国人容忍派系，但是从来没有创造出世袭的派系，也不曾允许这种现象持续200年之久。日本人也强调人际忠诚，但是那主要来自封建军事时代男子间的纽带关系。
第四，绝对君权的羸弱。三国和新罗时代的君主是软弱的，高丽王朝建立强大君权的努力也在大官僚家族及与其同盟的京城卫戍军队和世袭的地方官僚阶级乡吏的阻挠下破产。随后发生系列军事政变，结果是若干军事家族在唐朝式的文官系统之上建立类似幕府的军人统治。从1170到1351年，由于军人势力、派系斗争和蒙古征东府的控制，高丽国王基本上是傀儡。朝鲜王朝时期，因为两班阶层的延续及其地位的稳固性，绝对君权在朝鲜依然无法实现。 第五，王朝稳定性。中国的王朝在周以后，一般持续200到300年，而朝鲜的新罗、高丽、朝鲜王朝都延续了500年上下。其原因，在于世袭家族在朝鲜统治阶层中的地位以及外国的影响与入侵。后者包括非中原王朝势力常常把与中原王朝的竞争放在首要地位而满足于接受朝鲜处于藩属地位，而不是将之彻底吞并。
把前述特点与哈佛学派早期关于朝鲜历史的分析模式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帕莱在开始尊重、注意朝鲜历史的“独特性”，试图克服早期哈佛学派学者把朝鲜简单看做中国的变体、附庸的做法。但
是这种努力，并没有影响他依然把殖民地时代以前的朝鲜历史看做是停滞性的，东方主义情怀和现代化理论依然构成其韩朝历史分析的两个基本工具。
与帕莱的前述研究旨趣相似者大有人在。约翰·邓肯（John Duncan）在其《朝鲜王朝的起源》
中，拒绝将朝鲜王朝看做是由一个新型士大夫阶层建立起来的看法，把高丽到朝鲜的转变视为又一次由边缘性改革演变为新旧妥协结果的变动——其核心观点也是主张朝鲜王朝历史停滞论。1卡特·埃克特（Carter Eckert）的《帝国的后裔》批判“资本主义萌芽”论，主张朝鲜的资本主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的。他强调资本主义与技术相关的作为经济体系的性质，忽略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人际关系转变的事实——把问题从人际关系转移到工厂和机械使得作者可以凸显外部因素并且建构起一种把人类苦难作为不幸的副作用而非资本主义发展根本弊端的资本主义叙述。2
最初在华盛顿大学任教，在80年代后期转到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依稀表达出一种与哈佛学派不同的研究方式。他的两卷本《朝鲜战争的起源》深受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思想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在充分考虑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时才能理解，而美国对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及在南朝鲜出现李承晚独裁政权负有责任。3这多少挑战了现代化理论和美国关于朝鲜的冷战思维式的说教。卡明斯的另一项贡献是推动了美国学术界以学术的眼光对北朝鲜进行研究。先前美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把北朝鲜视为一个无理性的野蛮他者，卡明斯则认为要正视北朝鲜自身政治的理念以及解释其自身行为的发展理论。他在自己的关于整个朝鲜的通史性著作《日光下的朝鲜》中首次设立了关于北朝鲜的一章。4这为后冷战时期加强对北朝鲜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并不认可朝鲜王朝时期历史停滞说，认为农民抵抗运动和农民中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一些活力，商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有利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
三、从现代性到殖民现代性
——对韩朝历史的修正性重述
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从一般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更深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这一现象进行重新说明，阐释个人在对现代国家权力做出反抗行为时的无力感。在思想领域，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后现代主义拒绝所有以均质的民族国家为焦点的历史追述，把目光投向被国家史忽略的人群，强调国家内部人群认同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学者强调殖民地认同的多样性，努力寻求反抗窃取了民族主义旗帜并将之转变为统治工具的后殖民地国家本身的历史资源。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推进文化分析、跨学科研究和“边缘”现象研究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历史学叙述的客观性尺度本身。到90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美国已经蔚为大观，各个领域都充斥了福柯式的“权力”、“抵抗”之类词语。在韩朝研究领域，年轻一代学者努力从各种各样的专业角度，对韩朝历史加以重述，而其试图超越的对象，一是韩朝本土自言自语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偏激狭隘性，二是老哈佛学派的民族、国家中心取向。至于其大致
的结果，则甚为吊诡，竟然与先前的殖民地史学若合符节。
1993年，木村光彦（Kimura Mitsuhiko）发表《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生活标准——民众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文章认为，日本统治朝鲜时期，朝鲜农民每户平均收入、农业劳动报酬、以及人平均从主食中摄取的卡洛里量下降，而小学入学率、识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提升，平均身高则至少没有下降。因为识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和平均身高是比其他情况更与生活状态直接关联的变量，所以结论是：朝鲜民众生活标准在殖民化时期提高了。1
1999年，申起旭（Gi-Wook Shin）和迈克尔·鲁滨逊（Michael Robinson）合作主编了一部论文集，题为《朝鲜的殖民现代化》。主编者在序言中指出，韩国主流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编纂学深深植根于反日立场中，以至于不能正视殖民地时期统治策略的有效性和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的”（national）被当做朝鲜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从而使韩国史学不能更全面理解朝鲜民族的认同及其本质。2该文集中的文章一致强调，殖民霸权（colonial hegemony）必须被视为一种不断协商、竞争、辩护、重建、改造并在内外挑战下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朝鲜在复杂的筛滤机制调节下形成一种独特的殖民现代性。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已经发表的评论都对该文集做了肯定性评价，认为此前研究者常常把殖民地时期朝鲜的历史简化为作为抵抗者的朝鲜民族与日本殖民国家之间的斗争史，近年兴起的年轻一代学者才开始改变这种方式，这部论文集体现着这种努力；并且认为该书主编用追求多元化包容的殖民地历史研究方式，用生态学的方式把握历史踪迹，注重重建这个领域相关问题的丰富和复杂性。3
该文集的前半部分从不同的实践侧面考察殖民霸权与朝鲜独特的殖民现代性的形成，后半部分集中于在殖民现代性语境中考察新认同的建构。李哲雨（Chulwoo Lee）的《日本统治下朝鲜的现代性、合法性和权力》（Modernity， Legality， and Power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通过政府系统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殖民霸权的社会纪律建构，发现殖民地朝鲜不仅存在社会内部和解而且存在精神的一体化。迈克尔·鲁滨逊所作的《1924到1945年间朝鲜的广播、文化霸权与殖民现代性》（Broadcasting， Cultural Hegemony，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1924-1945）展示出广播这种新媒体怎样服务于殖民国家的同化政策同时也开启了反对殖民霸权的门户。申起旭与Do-Hyun Han合作的《殖民组合——1932到1940年的朝鲜乡村复兴运动》（Colonial Corporatism：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 1932-1940）进一步考察同一主题，讨论了国家通过乡村复兴运动向乡村的渗透，认为这一运动强化了殖民霸权，使得国家在强制性弱化情况下实现了对地方更有效的控制和动员。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写的《文化统治的局限——日本对朝鲜稻米反应体现的国际主义与认同》（The Limits of Cultural Rule： Inter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Japanese Responses to Korean Rice），通过对具有象征性和实物性的稻米的考察，强调殖民统治的协商性（negotiated nature），认为殖民者一方面将自己看做亚洲的殖民强者，另一方面又将朝鲜等殖民地的稻米出口到帝国的核心区域，从而使殖民地与殖民帝国核心区联系起来。Soon-Won Park的《殖民地工业增长与朝鲜工人阶级的兴起》（Coloni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展现了殖民地朝鲜与后殖民地韩国之间民族构建的承续性，暗示独立后的朝鲜民族具有复合性。杨大 庆（Daqing Yang）所作的《日本帝国电信网络中的殖民地朝鲜》（Colonial Korea in Japan’s Imperi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也指出，朝鲜精英同样利用了这些把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到一起的庞大的电讯网络。肯尼思·韦尔斯（Kenneth Wells）的《合法性的代价——女性与1927至1931年间的槿友会运动》（The Price of Legitimacy： Women and the K?nuhoe Movement， 1927-1931）关注的是女性活跃分子尤其是槿友会寻求独立性的努力。Choi Kyeong-Hee的《既非殖民化的也非民族的——Pak Wanso的<母亲的份额>中的“新女性”建设》（Neither Colonial Nor National： The Making of the ‘New Woman’ in Pak Wanso’s ‘Mother’s Stake 1’）通过对女性小说的详细考察分析新女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代际变化，以及殖民地朝鲜女性参加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或置身于殖民者主导与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之外的选择。Michael Shin的《内景——Yi Kwangsu的<无情者>与现代文学的起源》（Interior Landscapes： Yi Kwangsu’s The Heartles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terature）考察了民族与文学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Clark Sorensen的《殖民地朝鲜的民族认同与“农民”群类的设立》（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ategory ‘Peasant’ in Colonial Korea）讨论了农民作为一类人是如何被区分出来并成为朝鲜民族性的一个基础。Jeong-Seop Kim的《寻求民权——殖民地朝鲜的白丁运动》（In Search of Human Rights： The Paekchong Movement in Colonial Korea）考察了朝鲜被歧视的人群“白丁”争取权利的运动。亨利·埃姆（Henry Em）的《作为现代和民主结构的民族——申采浩的历史编纂学》（Minjok as a Modern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 Sin Ch’aeho’s Historiography）用类似百科全书词条的方式对被视为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之父的申采浩思想进行分析，展现出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过程。
前面提到的两位评论者都认为该书富有启发性，包容了大量理论性研究，显示出如果不对殖民时期的历史实现深刻理解，就难以充分理解后殖民时代朝鲜的发展，从而把朝鲜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把这样的一部论文集安排到前面对韩朝历史编纂学史的大致梳理中看，马上就可以看到其与殖民地史学的高度相容性。其论题的选择，显然有强烈主观目的性；其试图展示的，是朝鲜人民对殖民地霸权认可的自然合理性；其倾向于淡化的，是殖民地的统治性、强制性、不合理性。这显示出，所谓后殖民主义史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中的实践，指向对殖民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认可。
2002年，Hildi Kang出版《在黑伞下——1910至1945年间殖民地朝鲜发出的声音》，被评论者认为是体现近年韩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中挑战“日本压迫剥削—朝鲜受害抵抗”模式潮流的一部代表作。1该书作者对洛杉矶地区近50名朝鲜人或朝鲜裔美国人进行了采访，把采访获得的资料加以整理，以之展示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的复杂性。书中的朝鲜人“Hong”，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上学，受到其日本校长启发，前往日本接受教育，参加了日本的地下组织，甚至在日本的大学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组织的运动，被捕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前往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后参加了美国军队。作者用这样的故事试图说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了诸多两难、抉择，不能用两元
对立的方式解释。还有一些人，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接受了日本要求的信奉神道、改为日本姓氏等等，顺从了日本的同化。作者认为，这些事例表明，即使处于日本统治的黑云笼罩下，生活也从来不是如朝鲜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有一个维度，而是复杂的。2评论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不错的口述史学著作。然而情况如上，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显然的主观选择性
和现实目的性，其对读者了解韩朝历史的故意导向性，与其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史学相比，不遑多让。
2002年，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出版了《帝国之间的朝鲜》。他通过对知识分子、改革者、政论家如何界定朝鲜国家的考察，展现了朝鲜国家如何在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建构起来的历程。1因为他大量使用了朝鲜王朝的历朝官方实录，所以他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解构了把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限于殖民地化以后时期来考察的方式。对这部著作的详细研究，尚待稍后。
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托德·亨利（Todd A. Henry）发表文章《净化帝国——日本的朝鲜他者话语与殖民地早期首尔的建构（1905-1919）》。文章指出，在过去约10年间，英语世界关于日本帝国的研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先前的研究倾向于采取一种东京中心的方式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而新的研究则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开始对从大都会向外辐射及移植到殖民地这种相对简单、单向度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开始认定日本的现代化思想与工程及其带来的经验、认同是与殖民地的变化一致的。该文研究日本在殖民地首尔进行水源净化并重建首尔居民的卫生习俗的历程，结果一方面凸显了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殖民地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情况，同时也讨论了这一过程和日本帝国意识形态与朝鲜社会既有制度、行为方式之间发生的交叉、互动和冲突。2
2010年，埃弗里特·阿特金斯（Everett T. Atkins）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为《原我——日本殖民者凝视下的朝鲜人（1910-1945）》。这本在日本和美国学术界都引起一些反响的著作以大众文化政策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及后殖民时代与朝鲜发生的互动关系，挑战关于帝国主义日本通过镇压朝鲜文化表现出对朝鲜人的蔑视态度的观点，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行重新评估。该书认为，殖民地时代日本人关注的许多朝鲜事物，包括民间戏剧、舞蹈、萨满、音乐以及物质遗产都成为后殖民时代朝鲜民族认同的标志。3尽管对该书出现了许多肯定性评价，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托德·亨利发表的述评却是批评性的。4托德·亨利认为：埃弗里特·阿特金斯致力于推翻关于日本帝国对于朝鲜半岛及其人民持轻蔑态度进而寻求通过强力措施抹去其任何关于民族文化独立和自我认同感的看法，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总督（Government-General）并没有抹杀朝鲜性（Koreanness）的能力，其属下的机构也不一定表现出这样做的欲望；日本“文化统治”战略的目的是倡建一个安排有警察并处于监督下的有限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殖民地公共领域，鼓励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提倡本土文化因素；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阿特金斯大量依赖日本帝国的文本，这些文本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表述，包括傲慢地认为自己具有“保护”和统治这个半岛的权利，而且宣称这种做法符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托德·亨利认为阿特金斯没有对他这种自我服务（self-serving）的主张背后的预设进行任何追问，贬低了朝鲜人自己争取主权的各种努力，走到了将日本官员及其朝鲜追随者对朝鲜半岛及其文化的判断做“自由主义化”、“肯定”、“人道主义化”理解的边缘；该书为了使日本殖民知识重生（revalidation）所提出的“原我”（Primitive Selves）概念也是需要商榷的。托德·亨利指出，阿特金斯是在寻求把已经意识到的日本现代性弊端与关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中心化的研究归到同一个框架中；他在把朝鲜人形象描绘成是“现代的”日本人“古色古香”的原版的话语中，实际否定了朝鲜人与日本人的同时代性，他似乎不公开地认可了日本已经现代而朝鲜却没有现代这种殖民主义人类学观点。阿特金斯一直在反对后殖民时代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日本对朝鲜的管理破坏了朝鲜半岛的文化财富的看 法，然而他本人承认自己不具备阅读朝鲜文文献的能力，主要依赖日本朝鲜总督的官方及半官方文献，来支持其日本总督“深深地关注其统治对象的精神健康”的主张。殖民机构对文献肯定进行了选择，保护适合其官方利益的文化资料，摧毁或忽视大量其他资料。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观察到殖民地后期朝鲜艺术如何在日本帝国流行的情况，但是忽视了创造一个日本消费者安全惬意地欣赏被统治的朝鲜人的艺术的环境所需要的实力，他将日本化的朝鲜文化作为共同意趣的例证。1托德·亨利的评论是深刻的。
从以现代性为基本尺度，到提出以殖民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修正，西方学术界虽然不断出现反思与批评的思潮，但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努力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成就甚微。所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的实践，虽然呈现出了许多至少在民族主义历史学视角下难以看到的历史情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显无视日本殖民主义历史活动本身的大量侵略、战争罪恶前提下做出的。这些研究过度强调殖民时代社会的容受性、妥协性和经济技术进步，将20世纪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表述成为现代化凯歌行进的事业。在此过程中，韩朝历史学界过度偏狭的民族主义，恰好成了这些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修正韩朝历史叙述、构建与其相反的历史图景的借口。大致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展示出来的成果，主要是借用了这两种思潮质疑理性和历史客观性的话语，却不具有这两种思潮原本在哲学层面的反省力，也缺乏历史学本身的严谨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由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发表的。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在学科立场层面的差异，还需要分析更多的例证才能判断。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看到凭借相关学科概念与方法而对历史所做考察的启发意义，也需要正视那些学科的基本方法、立场与历史学的差别。
四、解构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韩国学者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批评
韩朝历史学虽然长期处于民族主义笼罩之下，但至少在韩国，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有充分的了解，并且在晚近时期做出了颇有深度的批评。
在Michael D. Shin前述文章发表8年之后的2010年，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朝鲜历史系助理教授Leighanne Yuh在《朝鲜历史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朝鲜历史编纂学》的文章。2文章在回顾美国朝鲜历史研究历程的时候，尽量从可理解性角度谈论韩朝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时对美国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做出批评性的回顾和分析。根据这篇文章，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入朝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美国历史学家一直主要把朝鲜作为基督教开化、民族主义、现代化、反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全球叙事中的一个案例，而不是一个独一无二或者自有理路的对象来研究，忽略了朝鲜历史的“朝鲜性”（Koreanness）。最早写作朝鲜历史的美国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是用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尺度来看待朝鲜事物的，沿着这一倾向，19世纪后期美国传教士早就建
构了一个落后的、迫切需求启蒙开化的朝鲜形象。朝鲜殖民地时期，在美国发表的朝鲜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且带有情报或者初期冷战的色彩。1朝鲜战争之后，现代化理论成为50、60年代主导美国韩朝历史研究的潮流。约翰·W. 霍尔（John W. Hall）、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赖肖尔、爱德华·瓦格纳、詹姆斯·帕莱都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了一些深湛但又缺乏通贯视野的研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韩朝的现代化在很长时期中并非导向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公正，而是孵化出了独裁政治。韩朝民族主义学者大多拒绝承认朝鲜殖民地化的必然性，认为朝鲜王朝在17、18世纪已经发展起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旧有的身份体系处于瓦解之中，知识界也已经开始了“现代”思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势力的入侵，朝鲜会自行走向现代工业和民主社会。美国的韩朝历史研究者则总体上说不认可这类看法，他们认为朝鲜的现代化开始于日本殖民占领时期。詹姆斯·帕莱和马丁娜·多伊希勒（Martina Deuchler）等人，都把朝鲜没有能够抵御外国侵略归因于朝鲜保守的土地贵族主导的社会政治体制，或者是新儒家教义的顽固性。2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开始更严肃地考虑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朝鲜自行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们的结论仍是否定性的。帕莱承认，传统朝鲜的改革思想家曾经构想过现代经济改革，也的确发生了关于赋税和市场体系的改革，但是在土地所有权和社会体制层面都没有重大结构性变动。直到90年代，随着各种批判性理论的传播，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才走向多样化，有逐渐摆脱现代化模式的迹象。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的《北朝鲜的国家与社会转变》透过意识形态的遮蔽，揭示了一个纪律化社会创建的历程，而不是苏联强加给一个无助而又木讷的社会的政权。阿姆斯特朗强调，南北朝鲜的现状都无可否认地脱胎于其儒家和殖民地时代的共同过去，朝鲜人不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或者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才意识到自己与他者有差别，他们的认同发生在更早的时代，即使那时还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3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林志弦对于现代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所做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深度。他在2008年发表了《全球民族史系列中的东方与西方——东亚民族史的编写》一文，在理论方法角度剖析了在观念层面密切纠结着的西方、日本、韩朝历史编纂学。4
林志弦认为，尽管现代历史编纂学总是自诩客观、科学，但自兰克的时候开始，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去发现通向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历程，人民的历史是民族国家历史的附属品，民族国家成为人类进步的目标。因而，现代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在推动民族历史的构建。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叙述的历史其实是从一种“原点的现在”（originary present）开始的民族国家演生的传记——当下的民族国家成了所有先前历史的祖先。这种方式赋予欧洲中心主义合法性，因为它用回溯的方式去看以往，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欧洲就成了尺度。1945年以后，西欧各民族史书写消沉，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盛行的把各民族史装入通向欧洲轨道的历史范式，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毫发未损。在这种研究范式支配下，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例外地致力于在与西方比对的语境中界定自身民族的特征，无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通过寻找类似中产阶级、城市、政治权利、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自身历史中找寻欧洲因素，以求克服本民族历史的“缺失”，论证自己民族属于历史性的民族，并使自己的历史叙述成为西方人能够理解的东西。欧洲殖民主义和第 三世界民族主义共享的一个现代历史编纂学关键概念是，民族国家是普遍的和最可取、最自然的政治形态。这种思维模式把民族主义历史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以及东方主义历史联系起来，结果是非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反西式东方主义形态下分享东方主义的价值编码，从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成了双胞胎。日本在兰克学派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历史编纂学，试图证明日本与欧洲的平等对应性，同时强调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差别。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把中国和朝鲜视作了自己的“东方”——让中国和朝鲜替代日本承担东方的形象，其自己则可以归入西方。所谓“东洋史”，就是日本对其邻国的东方主义或准东方主义的体系。就是在这种语境中，中国从“中国”变为“支那”——从中心之国变为作为日本边缘的充满困境的国家。东洋史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日本殖民政策史则主要关注朝鲜，后者的目的是把作为文明国家的日本与作为野蛮国家的朝鲜区分开，把朝鲜作为映衬日本发展进步的镜子。所以，日本的亚洲历史观是欧洲东方主义亚洲观的一个翻版。美国东亚研究主流学者颇受日本东亚观的影响，费正清等人所写的传播最广的东亚史书，《东亚——传统与变革》中就用了一章篇幅来写“脱离中国模式的封建日本”。战后日本历史编纂学基本继承了战前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反省全面战争体系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过去时，将之归咎于前现代残余作祟和日本偏离现代性带来的灾难。东亚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竞赛，各国在寻找共同历史的尝试中发生的争论，其实是各自以民族为中心理解历史在汇流之后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冲突背后是韩国和日本的民族史结成的一种“敌对性合谋”（antagonistic complicity）。朝鲜历史写作在1895年发生重大转变，政府指导下编制的小学和初中历史教科书将对中国的称谓从“华”改为“支那”，对日本的称谓从“倭”改为“日本”。在日本于1905年将朝鲜变为保护国之后，泛亚洲主义成为朝鲜知识界批评日本殖民主义及冒犯亚洲团结的武器，但日本作为西方事务代表者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时，朝鲜历史学家日益强调民族灵魂、本质、精神，寻求朝鲜文化的特殊本质和对据称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檀君始祖的认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马克思将东方与西方的空间性差别变为落后与先进的线性阶段对比差别，那些民族主义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现代性理论，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边缘“赶上”中心战略的武器。所以，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非常重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努力去发现乡村人口的分化，寻找可能演变为农业资本家的大规模农场和农业无产者，寻找特殊作物的商品化生产、供应市场的手工业以及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并沿着这类线索向古代中世纪追溯去发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样，朝鲜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都依靠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并且投入了“红色东方主义”（Red Orientalism）的泥潭中。无论朝鲜还是日本历史学家，愈接近西方就愈发现自己与西方的差别之巨大，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摆脱边缘地位而在稳定的西方获得自己位置的愿望从来不曾实现。只要边缘地区的历史学家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模式中，他们就一定要使用东方和西方这种话语，中间加入线性的历史进步阶段论，他们就一定得承认东方和西方的差距。这种困境表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必须被解构。否则，边缘地区民族史的历史叙述就会不断地鼓励其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反西方的东方主义。
目前可查看的林志弦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多少使人难以判断他的前述颇有深度的分析对于韩国本土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因而也就还不能以他的研究作为韩国历史编纂学观念主潮的动向标。即使如此，他的研究，构成了韩国史学家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正面反应。这一反应，通过将当代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置于韩朝历史和历史编纂学长期演变的景深之中加以剖析，查见了西方韩朝历史观的意识、概念之核心，显示出韩朝历史学家历史编纂学意识的自觉性。然而，林志弦的研究，并没有对韩朝史学界自身的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同样深入的剖析，而如果不能深刻反思这种民族主义，对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评论就不能有效地引发韩朝历史编纂学整体的新探索。
五、结语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二战以后，发展起了对韩朝历史进行深度研究的体制。其中包括，韩朝研究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稳定的专门学科领域，有专门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化学术期刊，能够持续性地推出研究新成果并培养出专业人才。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成为西方韩朝研究的核心机构，其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作为第一代哈佛学派学者的亚洲历史范式的组成部分影响了数代西方学者，甚至亚洲学者。东方主义，迄今渗透在西方学者看待包括韩朝在内的亚洲历史的基本观念中。现代化理论则直接支配了哈佛学派学者的韩朝历史认识，费正清、赖肖尔、瓦格纳都是如此，并通过其培养的人才传布全国。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帕莱在稍后成为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完全了解学界对于经典哈佛学派韩朝史观的批评，比第一代哈佛学者更多地关注了韩朝历史本身的特质，尝试改变把20世纪以前的朝鲜作为中国附庸来研究的做法，将之作为单独的对象来总结其历史特点。但是在保持现代化历史观的前提下，帕莱重新总结出来的朝鲜历史独特性实际更强化了朝鲜传统社会内在落后性和现代历史外塑必然性意象。80年代以后，随着新一代亚洲研究学者的成长和各种批判性理论的跨学科弥漫，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人类学等等，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其特点，一是改变关于韩朝历史的线性解释方式，关注其各种侧面和多样、复杂性；二是针对韩朝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向论述；三是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到现代韩朝而非更早时期的朝鲜。这些新派学者在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并对哈佛第一代学者单纯从民族国家整体现代化角度对韩朝历史的线性描述做出修正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重申了20世纪前期殖民地史学的诸多主张。后者可以被看做晚近各类批判性理论与冷战国际关系格局造成的思维定式混合的表现。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晚近的批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取向是批判性地分析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这在基本方面属于对被掩盖在“现代”社会成就背后的霸权、统治关系的后现代反思潮流。但是，前述由韩朝历史编纂学晚近动向折射出来的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注意了殖民地历史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混杂性，弱化了民族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合理性，却也重新确认而不是解构了殖民主义时代的主导叙述，以一种诡异的话语方式重申了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霸权，甚至殖民主义本身。 总体而言，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支配概念，从20世纪中期的东方主义加现代化论一元格局，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加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修正思潮的多元格局，始终与韩朝学术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保持清晰距离，而与日本学术界从殖民地时期史学脱胎过来的以现代化和变异的日式东方主义为基调的东亚历史观纠缠不清。在对东方主义和现代化一元历史观没有完成的反思过程中，西方学术界颇具规模的韩朝历史修正潮流，不仅向韩朝历史编纂学，而且向亚洲历史的编纂学，乃至整个历史学，再次提出了那个古老的问题：历史是什么？
朝鲜王朝后期的历史学家比以前时代强化了对朝鲜自身文化特质的关注，独立民族意识趋于觉醒。20世纪前半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朝鲜历史编纂学主要有三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诉求与现代事物增多交互刺激下继续生长；二是日本殖民者为同化朝鲜而推行的殖民地史学占据官方主导地位；三是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并在韩朝历史学语境中能够与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都形成通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发展。二战结束以后不久，形成南北两个
朝鲜的政治格局，大国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尽量对韩朝施加影响，这种状况为南北朝鲜人民带来诸多痛苦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朝鲜的历史编纂学都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个其来有自的社会心理现象，并非全由学术、理论所引发。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演变方向差别影响，两个朝鲜在以民族主义为基调而演奏的历史编纂学曲目并不相同。北朝鲜的历史编纂学将个人与家族政治统治需要以及蜕变为朝鲜主体意识的民族主义取向安置在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用民族主义加社会发展规律学说话语来叙述朝鲜历史。韩国则在从军事独裁政权到民主化以及洗涤殖民地史学污迹的过程中，重新确认了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主流地位，致力于强化甚至建构朝鲜民族的独立谱系、文化独特性和现代因素内生性。与此同时，殖民地经历与殖民地史学、西方社会与思潮的影响对韩国历史编纂学构成复杂的影响。晚近韩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学者，对韩朝历史编纂学本身以及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编纂学都在进行具有深度的剖析。其研究对于在韩朝历史研究中，实际主要关注国际关系而忽略其历史编纂学理路的中国学者，是值得更多注意的。
在现代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是数代韩朝历史学家的心结，现实价值立场支配的历史观问题迄今严重遮掩着韩朝学者对于史学理论根本问题的纯学术研究。与此同时，从本文的梳理和讨论可以看到，运用各种解数去批评、解构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西方学者在韩朝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现实价值立场，也并不弱于韩朝历史学家本身。史学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知识论、历史学方法论严谨透彻的思想光芒一旦照射到韩朝历史编纂学这块土地上，就被迄今纠结的各种现实趋势、诉求、两难组合而成的多棱镜折射回来，成为学术追问与现实诉求混合的心理现象和政治问题。迄今还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化解这种困境，这是韩朝历史编纂学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编纂学理论乏力的症结。
关键词：韩国；朝鲜；历史编纂学；西方学术
毗邻中国的朝鲜半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争之后分为两个分治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既因共同的历史、民族渊源而有共同的基本内容，也因处境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有重大的阐释取向差别。50年代以来，中国虽与朝鲜保持紧密政治关系，然而纯学术联系并未切实发展；与韩国的政治和学术联系也都不密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与外部世界联系增多，与南北两个朝鲜的历史学交流都有增加，然而对于韩朝史学理论的介绍和评论并未常态化，尤其是对其史学理论观念的深度和整体性分析有所不足。西方学术界在50年代以来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历史和历史学，韩朝研究（Korean Studies）1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稳定的机构、学术传统和为数众多学者的专业，其中包括一些曾经接受欧美学术训练的韩朝学者——有的在欧美供职，也有人在韩国的大学任教。这些机构和学者与韩国历史学界保持紧密交流甚至合作，对北朝鲜历史编纂学也保持关注，时有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发表。2因此，对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由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对韩朝历史的研究归属于其“东亚”研究这个更大的领域，西方学者关于韩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与其对于中国、日本历史的研究受相关分析模式和同一理论方法支配，故相关考察对了解西方史学界关于整个东亚历史研究的理论观念也有意义。然而相关文献系统庞大，需要逐步进行。本文尽量运用可以查见的英文学术文献，包括韩国、日本、中国裔而任职于西方的学者及韩、日学者用英语所发表的研究文献，对20世纪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韩朝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研究概念、理解方式进行梳理和评论，旨在从中透视韩朝历史编纂学的主题、基本概念、演进历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同时了解西方史学界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研究的方法、观念，进而理析其史学理论含义，为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构筑一个初步的基础。其中疏误不足在所难免，望专家指正。
一、20世纪80年代前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概况
在呈现和分析晚近韩朝历史编纂学状况之前，首先需对更早时期韩朝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大致的回顾。
19世纪以前朝鲜的历史学受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历史学影响，以资治为目的的官史学为主，并且以中华历史为中心，自居藩属。朝鲜最早的历史书籍出现在高丽时期，受儒家影响，开始用比较冷静的方式书写历史。其后的朝鲜王朝是一个高度儒家化的王朝，其历史学也在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学影响下发达起来。其中，官方史学占主导地位，在朝廷派系争斗中失势的儒家学者也会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现代西方研究者常将朝鲜王朝的历史学概括为“儒家历史学”（Confucian historiography），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学有共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一是以朝廷为中心；二是以编年或者纪事本末为方式，更多关注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试图解释为什么发生或者把发生的事情置于长时段叙述中考量；三是道德化，倾向于以儒家道德准则判断过去历史故事，为当下和将来提供道德教训。1
朝鲜王朝后期，朝鲜民族意识有所觉醒，历史学家试图以朝鲜民族为中心重述历史，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史学的迹象。但朝鲜王朝不久终结，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民族觉醒、殖民统治、社会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在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并存，遂形成民族主义史学（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殖民地史学（Colonial Historiography）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交织的状况。
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从朝鲜历史上的王朝更迭背后看到朝鲜人的认同心理，强调朝鲜文化的独立性和内生进步因素，认为朝鲜王朝末期已经发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其过程被日本攫取东亚地区霸权并将朝鲜置于殖民地地位所打断。一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如申采浩、崔南善等人，试图把朝鲜人历史活动的地域向朝鲜半岛以外大大扩展，把传说中的人物檀君说成朝鲜的始祖以取代原来的箕子朝鲜起源说，有人甚至宣布发现了檀君的遗骨。这种历史编纂学重构民族文化的心理虽然不难理解，但其试图抹杀显而易见的中国对朝鲜历史文化影响的做法，缺乏实证基础，过于依赖辩论术，在韩朝以外的国际学术界很少得到认可。
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垮台的近半个世纪时间中，朝鲜历史的职业性研究处于日本学者的领导下。日本学者在京城帝国大学等地培训了一些朝鲜学者，这些朝鲜学者不能对日本殖民统治略
有微词，而且被迫接受日本官方历史学信条：朝鲜人在朝鲜王朝约500年间处于落后和停滞状态，这种落后停滞不是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由于朝鲜人内在的伦理弱点，这可以上溯到久远的过去，因而朝鲜人不能自己实现社会改变，要等待日本人的解救；晚近时代的朝鲜，处在中国、俄国、日本之间的特殊地缘位置，缺乏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永远要依附于他者。这种殖民地史学为战后两个朝鲜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都需要在民族教育中抹去低矮者的污点，找回自己的过去，重构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因而，战后两个朝鲜的历史学皆为民族主义所主导是不难理解的。
朝鲜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在日本学术体系中接受教育形成的一些左翼学者，他们偏重在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意识支配下考察朝鲜历史，而关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性和本质进步性的认识给他们带来对于朝鲜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个时期的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殖民地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都有牵连。不过，马克思本人认为东方是停滞的，这与日本关于朝鲜文化落后的说法过于接近，留下了后来北朝鲜历史编纂学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因由。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家白南云在30年代就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提出，朝鲜的三国时代是奴隶社会。其后，白南云等人对先前观点加以修改，提出朝鲜在三国或者高丽王朝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多数左翼历史学家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并主导了朝鲜战争前的韩朝历史学。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之后，两个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既受不同意识形态和大国政治作用影响而出现巨大差异，又基于共同历史和民族文化渊源而保持着深层关联和共鸣，双方都致力于清除殖民地史学造成的知识和心理阴影，形成民族主义基调相似而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牵连而又冲突的复杂形态。1
在韩国，殖民地史学随着新的独立国家的建立而成为清理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流向北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遂成为最主要的史学范式。其间，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民主运动和经济快速发展，曾经兴起民众史学（Populist Historiography），与民族主义史学交织并行。这种史学范式与民族主义史学相似，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社会干预倾向。差别是，民众史学是在相对和平、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形成的，强调实现韩国社会发展不能仅仅考虑民族整体性，还需要考虑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公正及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具体研究层面，民众史学注重底层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农民文化习俗、民间宗教礼仪，关注社会体系中的统治支配与被统治支配关系。不过，民众史学并没有撼动民族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200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肯尼斯·M.韦尔斯（Kenneth M. Wells）发表了一篇题为《申采浩的民族、世界及其解体——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文章，2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史学具有抵抗殖民主义运动的特色，到20世纪60年代，此前主要书写独立运动中的英雄人物的史学让位给更多以专门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分析著作。到70年代，韩国史学分化为研究民族主义突出事件，如“三一运动”的“纯粹”史学和研究殖民经历中宗教、资本主义、教育、十九世纪后期发展等问题的“一般”史学。在这样的演进中，反日的“克服朝鲜历史的殖民史观”努力一直是一面旗帜。李基白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不过，李基白本人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对过分使用民族主义口号来从事朝鲜历史研究会造成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成了独裁者镇压民主的工具，威胁到学术研究
的客观性，也有人强调包括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复杂多面性。70年代后期，姜万吉提出，要用“分裂”时期作为理解朝鲜过去历史的基点。他在1978年出版的《分裂时代的历史认识》中提出，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对历史做出分期，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历史是殖民地时代，后半期的朝鲜历史是分裂时代。相应地，20世纪后半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强烈影响了朝鲜人的生活，也包括历史学家。他认为当下韩国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帮助本民族实现其合理的历史发展目标，历史学家必须充分看到分裂是背离朝鲜合理历史道路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关于民族主题的历史理论中找到通往重新统一的学术原则。为此，他主张将殖民地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为整个朝鲜民族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并认为这一转变会使整整一代年轻历史学家的能量得以抒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编纂学”。姜万吉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分裂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后果还是资本主义的后果的问题。如是前者，则问题的关键是民族矛盾，如果是后者，问题的关键就是阶级与民族双重矛盾。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现实的民主是否应该等待统一之后实行？随后就是寻找一种在考虑到朝鲜特殊性基点上的不同于越南和德国的统一理论问题，以及关于韩国特色资本主义与北朝鲜的某种退化的社会主义结合的理论问题。
北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是朝鲜战争之前已经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传统与苏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北朝鲜特殊政治体制影响的综合体。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利奥尼德·A. 彼得罗（Leonid A. Petrov）于2001年9月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韩朝研究会双年会上发表的《危机中的北朝鲜历史编纂学（1956-1967）》，1可将50年代到80年代的北朝鲜历史学推演勾勒出如下的大致轮廓。
50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把摆脱外国影响作为现实政治目标，同时提升金日成及其家族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到60年代末，领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取代了阶级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先前强调从社会经济角度阐释历史的方式也随之式微。这时，一些新生代学者开始反对白南云等人的观点。白南云1951年出版的《朝鲜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Korea）也遭到了尖刻批评，说他机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缺乏爱国主义思想。1956年，第三届全国党代会明确要求历史学家去除教条主义，确立主体思想，研究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北朝鲜历史学家引入了“主体思想”主导的历史编纂学范式。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的1957到1966年十年发展计划指出，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国家统一和朝鲜文化遗产。相应地，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本质、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资产阶级构成、无产阶级斗争等，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这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把朝鲜历史视为“反常和落后”的观点以及历史编纂学的社会经济学派都被认为是过时甚至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南云承认，不存在表明朝鲜历史上存在古希腊那种奴隶社会的证据。1973年，白南云在《朝鲜封建社会经济史》（The Feud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Korea）中，将朝鲜封建社会之开始定位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把当时诸如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这类非封建因素含混说成是朝鲜封建制的特点。这种说法不仅在北朝鲜，而且在诸多韩国朝鲜史著作中保留到现在。一些社会经济史家也逐渐修改其早年关于朝鲜落后的观点，开始主张早在17世纪朝鲜就在矿业、农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并且逐渐开始主张那些资本主义因素完全是朝鲜内部社会发展的结果。北朝鲜历史学家还积极寻找证明朝鲜具有东亚地区最悠久精致历史的考古学证据，并且声称东到鄂霍次克海，西到扬子江的区域都是古朝鲜政权拥有的区域，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首都平壤最初是坐落在辽东半岛的。与此同时，金日成及其家族也在历史叙述中地位愈来愈高。
二、东方主义与现代化论 ——美国传统主流学派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核心概念
美国的亚洲研究，始终受东方主义的制约。东方主义的历史学渊源于中世纪后期及殖民地发展时代到达亚洲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记述，建构起来的是充满异域风情，可能繁荣富庶但缺乏发展能力的东方意象。西方人到达朝鲜半岛较晚，大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朝鲜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建构起西方人心目中最初的韩朝意象——一片奇怪的蛮夷之地，处于历史和世界其他部分之外的“隐士王国”（Hermit Kingdom），进而西方人的使命，就是使这样的一个朝鲜文明、开化。1在那之后，美国的朝鲜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但始终回响着东方主义的基调。
美国位居第一的韩朝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50年代，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建立起亚洲研究的核心机构，同时把现代化理论运用到东亚研究领域。这种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同样的朝向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经济相互依赖，是完整的有机体，民族国家是基本的历史分析单位；一些传统社会缺乏主动发展的能力和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的能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他们用“刺激—反应”模式来分析东亚晚近的历史，认为东亚只有日本成功地对西方挑战做出反应，快速现代化，而中国则是失败的案例，朝鲜王朝作为中国的附庸，反应更为迟钝。至于日本的法西斯时代和太平洋战争，不过是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偏差。
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美国第一代专业韩朝学研究者崭露头角，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他在二战结束被征召加入美国驻朝鲜占领军时还在哈佛大学读本科，退伍之后开始专注于朝鲜研究，后来成为哈佛大学韩朝历史研究的领导者，在1981年主持建立了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The Korea Institute）并担任其主任，直至1993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詹姆斯·帕莱（James Palais）。他在50年代末来到哈佛大学，在爱德华·瓦格纳指导下从事朝鲜研究，后来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成为与爱德华·瓦格纳并驾齐驱的美国朝鲜研究领军学者。2
帕莱强烈批评朝鲜的军事独裁，并不赞同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资助朝鲜研究，同时，其学术研究又植根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特点是将非西方国家的变化活力归结为现代化世界历程作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帕莱的《传统朝鲜的政治与政策》的基本论点就是：朝鲜王朝的传统政治系统非常强大，以至于王室根本无法克服贵族势力的反对去实现哪怕具有保守性的改革。因为朝鲜自己无法改革，所以朝鲜的现代性变革，必须等待外国势力的到来。3他在其另一部著作《儒家治国经略与朝鲜制度》中，4毫不掩饰地反驳朝鲜历史的内在发展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常态例证就是英国以及美国，除非模仿西方，其他国家无法展现出现代性征。帕莱在华盛顿大学培养的许多人，在70年代末80年
代初构成了美国新一代朝鲜研究者的中坚，1其中有人因担任美国亚洲学会韩朝委员会的成员或《朝鲜研究杂志》（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的编辑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994年，詹姆斯·帕莱在哈佛燕京中心做了一次题为《寻找朝鲜独特性》的讲演，2在考虑到迄于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对传统哈佛学派朝鲜历史观点的批评的基础上，他看到的朝鲜历史有如下独特性。
第一，奴隶社会。东亚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名实相符的奴隶社会。然而对于1663年汉城郊区一个小区域的统计却表明，当时该地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是作为动产的奴隶（chattel slaves）。世袭奴隶制开始于高丽王朝早期，现在找不到最早建立这种制度的政令文件，但是可以找到1039年倾向母系统治的关于奴隶与庶民婚姻所生子女从其母亲身份的政令记载。显然，在此之前，一对奴隶夫妇的子女也是奴隶。朝鲜和日本的学者都知道朝鲜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但是都不把朝鲜称为奴隶社会，因为这对现代思想者说来是令人尴尬的，提示着朝鲜的落后性。韩国历史学家有时把这种情况看做是等级社会关系的一种另类形态，北朝鲜历史学家承认奴隶制存在但拒绝将之称为奴隶社会，因为它存在的时间点与他们的基本观念不相支持。虽然朝鲜在18世纪末摆脱了奴隶制，但即使在18世纪后期，两班仍然保持着家内奴隶和少量农业奴隶，甚至在1894年日本人支持的甲午改革以后也是如此。
第二，两班制和贵族制。多数学者赞同朝鲜王朝兴起了一个新的与明清时代中国缙绅相似的士大夫阶层的看法，原因是这标示着比落后的贵族制进步的社会状况。只有少数朝鲜学者追随爱德华·瓦格纳在1974年提出的朝鲜王朝两班构成身份精英阶层的看法。爱德华·瓦格纳研究了科举高阶中榜的榜目，发现主要两班阶层家族地位的惊人连续性。他指导的一个本科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稍少于半数的科举高阶中榜者属于范围很小的几个与全州李氏有婚姻关系的家族。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说成是中国官僚统治阶级的一个变种，但是延续几个王朝的体现在统治阶层遴选中的世袭原则超过了中国制度变种的程度而构成朝鲜历史的一个独特性。
第三，世代继承的派系主义。从1575年开始，派系归属的继承性成为一种倾向，并且可能在1680年达到顶峰。这发生在朝鲜王朝中期，并不是儒学传入朝鲜的时候发生的。中国人容忍派系，但是从来没有创造出世袭的派系，也不曾允许这种现象持续200年之久。日本人也强调人际忠诚，但是那主要来自封建军事时代男子间的纽带关系。
第四，绝对君权的羸弱。三国和新罗时代的君主是软弱的，高丽王朝建立强大君权的努力也在大官僚家族及与其同盟的京城卫戍军队和世袭的地方官僚阶级乡吏的阻挠下破产。随后发生系列军事政变，结果是若干军事家族在唐朝式的文官系统之上建立类似幕府的军人统治。从1170到1351年，由于军人势力、派系斗争和蒙古征东府的控制，高丽国王基本上是傀儡。朝鲜王朝时期，因为两班阶层的延续及其地位的稳固性，绝对君权在朝鲜依然无法实现。 第五，王朝稳定性。中国的王朝在周以后，一般持续200到300年，而朝鲜的新罗、高丽、朝鲜王朝都延续了500年上下。其原因，在于世袭家族在朝鲜统治阶层中的地位以及外国的影响与入侵。后者包括非中原王朝势力常常把与中原王朝的竞争放在首要地位而满足于接受朝鲜处于藩属地位，而不是将之彻底吞并。
把前述特点与哈佛学派早期关于朝鲜历史的分析模式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帕莱在开始尊重、注意朝鲜历史的“独特性”，试图克服早期哈佛学派学者把朝鲜简单看做中国的变体、附庸的做法。但
是这种努力，并没有影响他依然把殖民地时代以前的朝鲜历史看做是停滞性的，东方主义情怀和现代化理论依然构成其韩朝历史分析的两个基本工具。
与帕莱的前述研究旨趣相似者大有人在。约翰·邓肯（John Duncan）在其《朝鲜王朝的起源》
中，拒绝将朝鲜王朝看做是由一个新型士大夫阶层建立起来的看法，把高丽到朝鲜的转变视为又一次由边缘性改革演变为新旧妥协结果的变动——其核心观点也是主张朝鲜王朝历史停滞论。1卡特·埃克特（Carter Eckert）的《帝国的后裔》批判“资本主义萌芽”论，主张朝鲜的资本主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的。他强调资本主义与技术相关的作为经济体系的性质，忽略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人际关系转变的事实——把问题从人际关系转移到工厂和机械使得作者可以凸显外部因素并且建构起一种把人类苦难作为不幸的副作用而非资本主义发展根本弊端的资本主义叙述。2
最初在华盛顿大学任教，在80年代后期转到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依稀表达出一种与哈佛学派不同的研究方式。他的两卷本《朝鲜战争的起源》深受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思想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在充分考虑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时才能理解，而美国对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及在南朝鲜出现李承晚独裁政权负有责任。3这多少挑战了现代化理论和美国关于朝鲜的冷战思维式的说教。卡明斯的另一项贡献是推动了美国学术界以学术的眼光对北朝鲜进行研究。先前美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把北朝鲜视为一个无理性的野蛮他者，卡明斯则认为要正视北朝鲜自身政治的理念以及解释其自身行为的发展理论。他在自己的关于整个朝鲜的通史性著作《日光下的朝鲜》中首次设立了关于北朝鲜的一章。4这为后冷战时期加强对北朝鲜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并不认可朝鲜王朝时期历史停滞说，认为农民抵抗运动和农民中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一些活力，商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有利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
三、从现代性到殖民现代性
——对韩朝历史的修正性重述
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从一般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更深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这一现象进行重新说明，阐释个人在对现代国家权力做出反抗行为时的无力感。在思想领域，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后现代主义拒绝所有以均质的民族国家为焦点的历史追述，把目光投向被国家史忽略的人群，强调国家内部人群认同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学者强调殖民地认同的多样性，努力寻求反抗窃取了民族主义旗帜并将之转变为统治工具的后殖民地国家本身的历史资源。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推进文化分析、跨学科研究和“边缘”现象研究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历史学叙述的客观性尺度本身。到90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美国已经蔚为大观，各个领域都充斥了福柯式的“权力”、“抵抗”之类词语。在韩朝研究领域，年轻一代学者努力从各种各样的专业角度，对韩朝历史加以重述，而其试图超越的对象，一是韩朝本土自言自语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偏激狭隘性，二是老哈佛学派的民族、国家中心取向。至于其大致
的结果，则甚为吊诡，竟然与先前的殖民地史学若合符节。
1993年，木村光彦（Kimura Mitsuhiko）发表《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生活标准——民众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文章认为，日本统治朝鲜时期，朝鲜农民每户平均收入、农业劳动报酬、以及人平均从主食中摄取的卡洛里量下降，而小学入学率、识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提升，平均身高则至少没有下降。因为识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和平均身高是比其他情况更与生活状态直接关联的变量，所以结论是：朝鲜民众生活标准在殖民化时期提高了。1
1999年，申起旭（Gi-Wook Shin）和迈克尔·鲁滨逊（Michael Robinson）合作主编了一部论文集，题为《朝鲜的殖民现代化》。主编者在序言中指出，韩国主流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编纂学深深植根于反日立场中，以至于不能正视殖民地时期统治策略的有效性和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的”（national）被当做朝鲜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从而使韩国史学不能更全面理解朝鲜民族的认同及其本质。2该文集中的文章一致强调，殖民霸权（colonial hegemony）必须被视为一种不断协商、竞争、辩护、重建、改造并在内外挑战下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朝鲜在复杂的筛滤机制调节下形成一种独特的殖民现代性。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已经发表的评论都对该文集做了肯定性评价，认为此前研究者常常把殖民地时期朝鲜的历史简化为作为抵抗者的朝鲜民族与日本殖民国家之间的斗争史，近年兴起的年轻一代学者才开始改变这种方式，这部论文集体现着这种努力；并且认为该书主编用追求多元化包容的殖民地历史研究方式，用生态学的方式把握历史踪迹，注重重建这个领域相关问题的丰富和复杂性。3
该文集的前半部分从不同的实践侧面考察殖民霸权与朝鲜独特的殖民现代性的形成，后半部分集中于在殖民现代性语境中考察新认同的建构。李哲雨（Chulwoo Lee）的《日本统治下朝鲜的现代性、合法性和权力》（Modernity， Legality， and Power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通过政府系统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殖民霸权的社会纪律建构，发现殖民地朝鲜不仅存在社会内部和解而且存在精神的一体化。迈克尔·鲁滨逊所作的《1924到1945年间朝鲜的广播、文化霸权与殖民现代性》（Broadcasting， Cultural Hegemony，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1924-1945）展示出广播这种新媒体怎样服务于殖民国家的同化政策同时也开启了反对殖民霸权的门户。申起旭与Do-Hyun Han合作的《殖民组合——1932到1940年的朝鲜乡村复兴运动》（Colonial Corporatism：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 1932-1940）进一步考察同一主题，讨论了国家通过乡村复兴运动向乡村的渗透，认为这一运动强化了殖民霸权，使得国家在强制性弱化情况下实现了对地方更有效的控制和动员。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写的《文化统治的局限——日本对朝鲜稻米反应体现的国际主义与认同》（The Limits of Cultural Rule： Inter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Japanese Responses to Korean Rice），通过对具有象征性和实物性的稻米的考察，强调殖民统治的协商性（negotiated nature），认为殖民者一方面将自己看做亚洲的殖民强者，另一方面又将朝鲜等殖民地的稻米出口到帝国的核心区域，从而使殖民地与殖民帝国核心区联系起来。Soon-Won Park的《殖民地工业增长与朝鲜工人阶级的兴起》（Coloni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展现了殖民地朝鲜与后殖民地韩国之间民族构建的承续性，暗示独立后的朝鲜民族具有复合性。杨大 庆（Daqing Yang）所作的《日本帝国电信网络中的殖民地朝鲜》（Colonial Korea in Japan’s Imperi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也指出，朝鲜精英同样利用了这些把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到一起的庞大的电讯网络。肯尼思·韦尔斯（Kenneth Wells）的《合法性的代价——女性与1927至1931年间的槿友会运动》（The Price of Legitimacy： Women and the K?nuhoe Movement， 1927-1931）关注的是女性活跃分子尤其是槿友会寻求独立性的努力。Choi Kyeong-Hee的《既非殖民化的也非民族的——Pak Wanso的<母亲的份额>中的“新女性”建设》（Neither Colonial Nor National： The Making of the ‘New Woman’ in Pak Wanso’s ‘Mother’s Stake 1’）通过对女性小说的详细考察分析新女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代际变化，以及殖民地朝鲜女性参加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或置身于殖民者主导与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之外的选择。Michael Shin的《内景——Yi Kwangsu的<无情者>与现代文学的起源》（Interior Landscapes： Yi Kwangsu’s The Heartles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terature）考察了民族与文学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Clark Sorensen的《殖民地朝鲜的民族认同与“农民”群类的设立》（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ategory ‘Peasant’ in Colonial Korea）讨论了农民作为一类人是如何被区分出来并成为朝鲜民族性的一个基础。Jeong-Seop Kim的《寻求民权——殖民地朝鲜的白丁运动》（In Search of Human Rights： The Paekchong Movement in Colonial Korea）考察了朝鲜被歧视的人群“白丁”争取权利的运动。亨利·埃姆（Henry Em）的《作为现代和民主结构的民族——申采浩的历史编纂学》（Minjok as a Modern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 Sin Ch’aeho’s Historiography）用类似百科全书词条的方式对被视为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之父的申采浩思想进行分析，展现出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过程。
前面提到的两位评论者都认为该书富有启发性，包容了大量理论性研究，显示出如果不对殖民时期的历史实现深刻理解，就难以充分理解后殖民时代朝鲜的发展，从而把朝鲜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把这样的一部论文集安排到前面对韩朝历史编纂学史的大致梳理中看，马上就可以看到其与殖民地史学的高度相容性。其论题的选择，显然有强烈主观目的性；其试图展示的，是朝鲜人民对殖民地霸权认可的自然合理性；其倾向于淡化的，是殖民地的统治性、强制性、不合理性。这显示出，所谓后殖民主义史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中的实践，指向对殖民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认可。
2002年，Hildi Kang出版《在黑伞下——1910至1945年间殖民地朝鲜发出的声音》，被评论者认为是体现近年韩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中挑战“日本压迫剥削—朝鲜受害抵抗”模式潮流的一部代表作。1该书作者对洛杉矶地区近50名朝鲜人或朝鲜裔美国人进行了采访，把采访获得的资料加以整理，以之展示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的复杂性。书中的朝鲜人“Hong”，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上学，受到其日本校长启发，前往日本接受教育，参加了日本的地下组织，甚至在日本的大学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组织的运动，被捕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前往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后参加了美国军队。作者用这样的故事试图说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了诸多两难、抉择，不能用两元
对立的方式解释。还有一些人，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接受了日本要求的信奉神道、改为日本姓氏等等，顺从了日本的同化。作者认为，这些事例表明，即使处于日本统治的黑云笼罩下，生活也从来不是如朝鲜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有一个维度，而是复杂的。2评论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不错的口述史学著作。然而情况如上，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显然的主观选择性
和现实目的性，其对读者了解韩朝历史的故意导向性，与其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史学相比，不遑多让。
2002年，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出版了《帝国之间的朝鲜》。他通过对知识分子、改革者、政论家如何界定朝鲜国家的考察，展现了朝鲜国家如何在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建构起来的历程。1因为他大量使用了朝鲜王朝的历朝官方实录，所以他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解构了把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限于殖民地化以后时期来考察的方式。对这部著作的详细研究，尚待稍后。
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托德·亨利（Todd A. Henry）发表文章《净化帝国——日本的朝鲜他者话语与殖民地早期首尔的建构（1905-1919）》。文章指出，在过去约10年间，英语世界关于日本帝国的研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先前的研究倾向于采取一种东京中心的方式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而新的研究则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开始对从大都会向外辐射及移植到殖民地这种相对简单、单向度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开始认定日本的现代化思想与工程及其带来的经验、认同是与殖民地的变化一致的。该文研究日本在殖民地首尔进行水源净化并重建首尔居民的卫生习俗的历程，结果一方面凸显了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殖民地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情况，同时也讨论了这一过程和日本帝国意识形态与朝鲜社会既有制度、行为方式之间发生的交叉、互动和冲突。2
2010年，埃弗里特·阿特金斯（Everett T. Atkins）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为《原我——日本殖民者凝视下的朝鲜人（1910-1945）》。这本在日本和美国学术界都引起一些反响的著作以大众文化政策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及后殖民时代与朝鲜发生的互动关系，挑战关于帝国主义日本通过镇压朝鲜文化表现出对朝鲜人的蔑视态度的观点，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行重新评估。该书认为，殖民地时代日本人关注的许多朝鲜事物，包括民间戏剧、舞蹈、萨满、音乐以及物质遗产都成为后殖民时代朝鲜民族认同的标志。3尽管对该书出现了许多肯定性评价，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托德·亨利发表的述评却是批评性的。4托德·亨利认为：埃弗里特·阿特金斯致力于推翻关于日本帝国对于朝鲜半岛及其人民持轻蔑态度进而寻求通过强力措施抹去其任何关于民族文化独立和自我认同感的看法，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总督（Government-General）并没有抹杀朝鲜性（Koreanness）的能力，其属下的机构也不一定表现出这样做的欲望；日本“文化统治”战略的目的是倡建一个安排有警察并处于监督下的有限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殖民地公共领域，鼓励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提倡本土文化因素；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阿特金斯大量依赖日本帝国的文本，这些文本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表述，包括傲慢地认为自己具有“保护”和统治这个半岛的权利，而且宣称这种做法符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托德·亨利认为阿特金斯没有对他这种自我服务（self-serving）的主张背后的预设进行任何追问，贬低了朝鲜人自己争取主权的各种努力，走到了将日本官员及其朝鲜追随者对朝鲜半岛及其文化的判断做“自由主义化”、“肯定”、“人道主义化”理解的边缘；该书为了使日本殖民知识重生（revalidation）所提出的“原我”（Primitive Selves）概念也是需要商榷的。托德·亨利指出，阿特金斯是在寻求把已经意识到的日本现代性弊端与关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中心化的研究归到同一个框架中；他在把朝鲜人形象描绘成是“现代的”日本人“古色古香”的原版的话语中，实际否定了朝鲜人与日本人的同时代性，他似乎不公开地认可了日本已经现代而朝鲜却没有现代这种殖民主义人类学观点。阿特金斯一直在反对后殖民时代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日本对朝鲜的管理破坏了朝鲜半岛的文化财富的看 法，然而他本人承认自己不具备阅读朝鲜文文献的能力，主要依赖日本朝鲜总督的官方及半官方文献，来支持其日本总督“深深地关注其统治对象的精神健康”的主张。殖民机构对文献肯定进行了选择，保护适合其官方利益的文化资料，摧毁或忽视大量其他资料。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观察到殖民地后期朝鲜艺术如何在日本帝国流行的情况，但是忽视了创造一个日本消费者安全惬意地欣赏被统治的朝鲜人的艺术的环境所需要的实力，他将日本化的朝鲜文化作为共同意趣的例证。1托德·亨利的评论是深刻的。
从以现代性为基本尺度，到提出以殖民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修正，西方学术界虽然不断出现反思与批评的思潮，但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努力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成就甚微。所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的实践，虽然呈现出了许多至少在民族主义历史学视角下难以看到的历史情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显无视日本殖民主义历史活动本身的大量侵略、战争罪恶前提下做出的。这些研究过度强调殖民时代社会的容受性、妥协性和经济技术进步，将20世纪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表述成为现代化凯歌行进的事业。在此过程中，韩朝历史学界过度偏狭的民族主义，恰好成了这些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修正韩朝历史叙述、构建与其相反的历史图景的借口。大致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展示出来的成果，主要是借用了这两种思潮质疑理性和历史客观性的话语，却不具有这两种思潮原本在哲学层面的反省力，也缺乏历史学本身的严谨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由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发表的。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在学科立场层面的差异，还需要分析更多的例证才能判断。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看到凭借相关学科概念与方法而对历史所做考察的启发意义，也需要正视那些学科的基本方法、立场与历史学的差别。
四、解构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韩国学者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批评
韩朝历史学虽然长期处于民族主义笼罩之下，但至少在韩国，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有充分的了解，并且在晚近时期做出了颇有深度的批评。
在Michael D. Shin前述文章发表8年之后的2010年，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朝鲜历史系助理教授Leighanne Yuh在《朝鲜历史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朝鲜历史编纂学》的文章。2文章在回顾美国朝鲜历史研究历程的时候，尽量从可理解性角度谈论韩朝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时对美国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做出批评性的回顾和分析。根据这篇文章，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入朝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美国历史学家一直主要把朝鲜作为基督教开化、民族主义、现代化、反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全球叙事中的一个案例，而不是一个独一无二或者自有理路的对象来研究，忽略了朝鲜历史的“朝鲜性”（Koreanness）。最早写作朝鲜历史的美国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是用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尺度来看待朝鲜事物的，沿着这一倾向，19世纪后期美国传教士早就建
构了一个落后的、迫切需求启蒙开化的朝鲜形象。朝鲜殖民地时期，在美国发表的朝鲜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且带有情报或者初期冷战的色彩。1朝鲜战争之后，现代化理论成为50、60年代主导美国韩朝历史研究的潮流。约翰·W. 霍尔（John W. Hall）、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赖肖尔、爱德华·瓦格纳、詹姆斯·帕莱都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了一些深湛但又缺乏通贯视野的研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韩朝的现代化在很长时期中并非导向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公正，而是孵化出了独裁政治。韩朝民族主义学者大多拒绝承认朝鲜殖民地化的必然性，认为朝鲜王朝在17、18世纪已经发展起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旧有的身份体系处于瓦解之中，知识界也已经开始了“现代”思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势力的入侵，朝鲜会自行走向现代工业和民主社会。美国的韩朝历史研究者则总体上说不认可这类看法，他们认为朝鲜的现代化开始于日本殖民占领时期。詹姆斯·帕莱和马丁娜·多伊希勒（Martina Deuchler）等人，都把朝鲜没有能够抵御外国侵略归因于朝鲜保守的土地贵族主导的社会政治体制，或者是新儒家教义的顽固性。2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开始更严肃地考虑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朝鲜自行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们的结论仍是否定性的。帕莱承认，传统朝鲜的改革思想家曾经构想过现代经济改革，也的确发生了关于赋税和市场体系的改革，但是在土地所有权和社会体制层面都没有重大结构性变动。直到90年代，随着各种批判性理论的传播，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才走向多样化，有逐渐摆脱现代化模式的迹象。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的《北朝鲜的国家与社会转变》透过意识形态的遮蔽，揭示了一个纪律化社会创建的历程，而不是苏联强加给一个无助而又木讷的社会的政权。阿姆斯特朗强调，南北朝鲜的现状都无可否认地脱胎于其儒家和殖民地时代的共同过去，朝鲜人不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或者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才意识到自己与他者有差别，他们的认同发生在更早的时代，即使那时还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3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林志弦对于现代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所做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深度。他在2008年发表了《全球民族史系列中的东方与西方——东亚民族史的编写》一文，在理论方法角度剖析了在观念层面密切纠结着的西方、日本、韩朝历史编纂学。4
林志弦认为，尽管现代历史编纂学总是自诩客观、科学，但自兰克的时候开始，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去发现通向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历程，人民的历史是民族国家历史的附属品，民族国家成为人类进步的目标。因而，现代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在推动民族历史的构建。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叙述的历史其实是从一种“原点的现在”（originary present）开始的民族国家演生的传记——当下的民族国家成了所有先前历史的祖先。这种方式赋予欧洲中心主义合法性，因为它用回溯的方式去看以往，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欧洲就成了尺度。1945年以后，西欧各民族史书写消沉，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盛行的把各民族史装入通向欧洲轨道的历史范式，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毫发未损。在这种研究范式支配下，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例外地致力于在与西方比对的语境中界定自身民族的特征，无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通过寻找类似中产阶级、城市、政治权利、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自身历史中找寻欧洲因素，以求克服本民族历史的“缺失”，论证自己民族属于历史性的民族，并使自己的历史叙述成为西方人能够理解的东西。欧洲殖民主义和第 三世界民族主义共享的一个现代历史编纂学关键概念是，民族国家是普遍的和最可取、最自然的政治形态。这种思维模式把民族主义历史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以及东方主义历史联系起来，结果是非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反西式东方主义形态下分享东方主义的价值编码，从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成了双胞胎。日本在兰克学派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历史编纂学，试图证明日本与欧洲的平等对应性，同时强调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差别。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把中国和朝鲜视作了自己的“东方”——让中国和朝鲜替代日本承担东方的形象，其自己则可以归入西方。所谓“东洋史”，就是日本对其邻国的东方主义或准东方主义的体系。就是在这种语境中，中国从“中国”变为“支那”——从中心之国变为作为日本边缘的充满困境的国家。东洋史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日本殖民政策史则主要关注朝鲜，后者的目的是把作为文明国家的日本与作为野蛮国家的朝鲜区分开，把朝鲜作为映衬日本发展进步的镜子。所以，日本的亚洲历史观是欧洲东方主义亚洲观的一个翻版。美国东亚研究主流学者颇受日本东亚观的影响，费正清等人所写的传播最广的东亚史书，《东亚——传统与变革》中就用了一章篇幅来写“脱离中国模式的封建日本”。战后日本历史编纂学基本继承了战前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反省全面战争体系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过去时，将之归咎于前现代残余作祟和日本偏离现代性带来的灾难。东亚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竞赛，各国在寻找共同历史的尝试中发生的争论，其实是各自以民族为中心理解历史在汇流之后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冲突背后是韩国和日本的民族史结成的一种“敌对性合谋”（antagonistic complicity）。朝鲜历史写作在1895年发生重大转变，政府指导下编制的小学和初中历史教科书将对中国的称谓从“华”改为“支那”，对日本的称谓从“倭”改为“日本”。在日本于1905年将朝鲜变为保护国之后，泛亚洲主义成为朝鲜知识界批评日本殖民主义及冒犯亚洲团结的武器，但日本作为西方事务代表者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时，朝鲜历史学家日益强调民族灵魂、本质、精神，寻求朝鲜文化的特殊本质和对据称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檀君始祖的认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马克思将东方与西方的空间性差别变为落后与先进的线性阶段对比差别，那些民族主义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现代性理论，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边缘“赶上”中心战略的武器。所以，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非常重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努力去发现乡村人口的分化，寻找可能演变为农业资本家的大规模农场和农业无产者，寻找特殊作物的商品化生产、供应市场的手工业以及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并沿着这类线索向古代中世纪追溯去发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样，朝鲜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都依靠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并且投入了“红色东方主义”（Red Orientalism）的泥潭中。无论朝鲜还是日本历史学家，愈接近西方就愈发现自己与西方的差别之巨大，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摆脱边缘地位而在稳定的西方获得自己位置的愿望从来不曾实现。只要边缘地区的历史学家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模式中，他们就一定要使用东方和西方这种话语，中间加入线性的历史进步阶段论，他们就一定得承认东方和西方的差距。这种困境表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必须被解构。否则，边缘地区民族史的历史叙述就会不断地鼓励其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反西方的东方主义。
目前可查看的林志弦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多少使人难以判断他的前述颇有深度的分析对于韩国本土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因而也就还不能以他的研究作为韩国历史编纂学观念主潮的动向标。即使如此，他的研究，构成了韩国史学家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正面反应。这一反应，通过将当代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置于韩朝历史和历史编纂学长期演变的景深之中加以剖析，查见了西方韩朝历史观的意识、概念之核心，显示出韩朝历史学家历史编纂学意识的自觉性。然而，林志弦的研究，并没有对韩朝史学界自身的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同样深入的剖析，而如果不能深刻反思这种民族主义，对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评论就不能有效地引发韩朝历史编纂学整体的新探索。
五、结语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二战以后，发展起了对韩朝历史进行深度研究的体制。其中包括，韩朝研究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稳定的专门学科领域，有专门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化学术期刊，能够持续性地推出研究新成果并培养出专业人才。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成为西方韩朝研究的核心机构，其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作为第一代哈佛学派学者的亚洲历史范式的组成部分影响了数代西方学者，甚至亚洲学者。东方主义，迄今渗透在西方学者看待包括韩朝在内的亚洲历史的基本观念中。现代化理论则直接支配了哈佛学派学者的韩朝历史认识，费正清、赖肖尔、瓦格纳都是如此，并通过其培养的人才传布全国。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帕莱在稍后成为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完全了解学界对于经典哈佛学派韩朝史观的批评，比第一代哈佛学者更多地关注了韩朝历史本身的特质，尝试改变把20世纪以前的朝鲜作为中国附庸来研究的做法，将之作为单独的对象来总结其历史特点。但是在保持现代化历史观的前提下，帕莱重新总结出来的朝鲜历史独特性实际更强化了朝鲜传统社会内在落后性和现代历史外塑必然性意象。80年代以后，随着新一代亚洲研究学者的成长和各种批判性理论的跨学科弥漫，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人类学等等，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其特点，一是改变关于韩朝历史的线性解释方式，关注其各种侧面和多样、复杂性；二是针对韩朝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向论述；三是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到现代韩朝而非更早时期的朝鲜。这些新派学者在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并对哈佛第一代学者单纯从民族国家整体现代化角度对韩朝历史的线性描述做出修正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重申了20世纪前期殖民地史学的诸多主张。后者可以被看做晚近各类批判性理论与冷战国际关系格局造成的思维定式混合的表现。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晚近的批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取向是批判性地分析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这在基本方面属于对被掩盖在“现代”社会成就背后的霸权、统治关系的后现代反思潮流。但是，前述由韩朝历史编纂学晚近动向折射出来的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注意了殖民地历史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混杂性，弱化了民族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合理性，却也重新确认而不是解构了殖民主义时代的主导叙述，以一种诡异的话语方式重申了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霸权，甚至殖民主义本身。 总体而言，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支配概念，从20世纪中期的东方主义加现代化论一元格局，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加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修正思潮的多元格局，始终与韩朝学术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保持清晰距离，而与日本学术界从殖民地时期史学脱胎过来的以现代化和变异的日式东方主义为基调的东亚历史观纠缠不清。在对东方主义和现代化一元历史观没有完成的反思过程中，西方学术界颇具规模的韩朝历史修正潮流，不仅向韩朝历史编纂学，而且向亚洲历史的编纂学，乃至整个历史学，再次提出了那个古老的问题：历史是什么？
朝鲜王朝后期的历史学家比以前时代强化了对朝鲜自身文化特质的关注，独立民族意识趋于觉醒。20世纪前半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朝鲜历史编纂学主要有三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诉求与现代事物增多交互刺激下继续生长；二是日本殖民者为同化朝鲜而推行的殖民地史学占据官方主导地位；三是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并在韩朝历史学语境中能够与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都形成通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发展。二战结束以后不久，形成南北两个
朝鲜的政治格局，大国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尽量对韩朝施加影响，这种状况为南北朝鲜人民带来诸多痛苦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朝鲜的历史编纂学都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个其来有自的社会心理现象，并非全由学术、理论所引发。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演变方向差别影响，两个朝鲜在以民族主义为基调而演奏的历史编纂学曲目并不相同。北朝鲜的历史编纂学将个人与家族政治统治需要以及蜕变为朝鲜主体意识的民族主义取向安置在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用民族主义加社会发展规律学说话语来叙述朝鲜历史。韩国则在从军事独裁政权到民主化以及洗涤殖民地史学污迹的过程中，重新确认了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主流地位，致力于强化甚至建构朝鲜民族的独立谱系、文化独特性和现代因素内生性。与此同时，殖民地经历与殖民地史学、西方社会与思潮的影响对韩国历史编纂学构成复杂的影响。晚近韩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学者，对韩朝历史编纂学本身以及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编纂学都在进行具有深度的剖析。其研究对于在韩朝历史研究中，实际主要关注国际关系而忽略其历史编纂学理路的中国学者，是值得更多注意的。
在现代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是数代韩朝历史学家的心结，现实价值立场支配的历史观问题迄今严重遮掩着韩朝学者对于史学理论根本问题的纯学术研究。与此同时，从本文的梳理和讨论可以看到，运用各种解数去批评、解构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西方学者在韩朝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现实价值立场，也并不弱于韩朝历史学家本身。史学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知识论、历史学方法论严谨透彻的思想光芒一旦照射到韩朝历史编纂学这块土地上，就被迄今纠结的各种现实趋势、诉求、两难组合而成的多棱镜折射回来，成为学术追问与现实诉求混合的心理现象和政治问题。迄今还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化解这种困境，这是韩朝历史编纂学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编纂学理论乏力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