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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借助影像图与路网数据，基于GIS平台的网络分析法，分析城市绿地单元步行5 min，10 min，15 min的服务范围，使用洛伦兹曲线和区位熵方法对研究区内291个居住区的绿地空间正义进行评价，以期为生活圈居住区的建设与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表明：1）武汉市江汉区绿地15min范围覆盖情况极差，范围内城市绿地公平性两极分化;2）江汉区大部分居住区的区位熵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或在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之外，低绿地服务水平的分布呈现出以江汉区东北部和南部为主的“两片多点”格局;3）城市绿地公平性对于老年人、青年和儿童仅有微小差别，未出现明显分异，弱势群体并未被给予应有的社会关怀。
关键词： 生活圈，居住区，城市绿地，公平性，空间正义，武汉
DOI： 10.12169/zgcsly.2021.06.07.0001
Green Space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Circle
Wang Liangfei Guo Xiaohua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Gardening，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00，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Jiangh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ervice scope of urban green space units within 5， 10 and 15 minutes walk based on the image map and road network data. And with Lorentz curve and Location Entrop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green space justice of 291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study area， which is based on GIS network analyse tool.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areas within living cir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reen spaces coverage within 15-minute walk distance in Jiangh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 is overall poor， and the fairness of urban green space distribution in this area is polarized; 2） The location entropy of most residential areas in Jianghan District is generally at a low level or outside the range of green space service uni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ow green space service level presents a “multi-points and two area” pattern mainly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 of Jianghan District; 3）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quity of urban green space for the elderly， young people and children. Vulnerable groups do not receive the social care they deserve.
Keywords：life circle， residential area， urban green space， fairness， spatial justice， Wuhan
在新时代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和要求的政策指引下，2018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做出重大调整，要求优化绿地布局，分级配建绿地，限定各级居住区绿地的最小规模及最小宽度，强调满足全龄需求。绿地规划已由单纯的增量规划转变为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空间使用效能的提升階段，促使对绿地公平正义的研究探索日趋深入。
目前，国内外对绿地公平性的研究进程发展迅速，呈现出由最初追求人均指标上的“数量均等”、基于可达性评价的“空间公平”到开始关注人群细分下各类社会群体的“空间正义”的研究进程[1-6] 。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较多国外学者关注公园绿地供给因资本、种族、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所导致的公平差异[7-10] ;国内研究稍滞后于国外，基于可达性评价的公平性研究在国内取得长足发展，较为成熟的方法有两步移动搜索法及其变型和网络分析法[11-12] 。近年来，鲜有从人群需求角度关注空间正义[13-14] 。从生活圈视角，耦合空间及人的分析，探讨绿地管控的更是寥寥。积极响应新时代居住区政策导向，对绿地空间正义展开研究，是精细化调控绿地以缓解人地矛盾，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文章立足各级生活圈居住区的视角，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分析5、10、1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的绿地可达性，并结合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探讨研究区内不同年龄人群的城市绿地空间正义。研究结果可为优化绿地规划布局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范式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武汉市江汉区因长江与汉水交汇而得名，总面积28.29 km2 ，辖万松、前进、北湖、唐家墩、常青等共13个街道，是武汉市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常住人口70余万，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均居城区之首。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使江汉区的人地矛盾愈演愈烈，因此，对江汉区城市绿地空间正义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15] 。
以高精度Google Earth 2019年10月卫星图像（0.9 m分辨率）为基础，通过目视解译法获取城市绿地信息。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通过空间尺度测量筛选出居住区公园最小尺度（规模大于0.4 hm2 且宽度大于30 m），并在GIS中构建城市绿地矢量数据，包括大型绿地的分布信息与出入口位置信息。借助Open Map Street开源数据与卫星影像图，在GIS中构建道路交通网络数据集（涵盖江汉区及其周边所有等級的路段和交叉口）。居住区信息来自“武汉市规划‘一张图’”。人口分布数据来自第6次人口普查[16] ，按各居住区面积占所属街道面积的比例计算各居住区的人口。
1.2 研究方法
1.2.1 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评价标准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将江汉区内的公共绿地分为3类，即规模大于5 hm2 的城 市绿地、规模为1～5 hm2 的城市绿地、规模为0.4～1 hm2的城市绿地。通过对江汉区内的公共绿地进行筛选和尺度测量，发现江汉区及其周边的重要广场、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共计37处。具体的城市绿地名称及其服务范围见表1。
1.2.2 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评价
考虑到《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对居住区生活圈在步行时间和步行距离上的限制，采用以ArcGIS平台为载体的网络分析法作为评价绿地可达性的手段。网络分析法基于真实的道路网络，根据市民在某路段上行进需克服阻力的大小，划定市民从设施位置出发时在特定阻力下在交通路段上所能行进的最大范围[16-17] 。相较于其他分析方法，网络分析法更能准确而形象地模拟市民通过道路进入绿地出入口这一过程[18] 。因此，使用网络分析法评价生活圈视角下的绿地服务单元范围更为贴近居民出行的真实情况[19] 。
首先，借助Open Map Street开源数据，筛选获得江汉区及其周边的路网数据;根据高精度影像图进一步人工修正和清洗如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不适人行的道路，并补充小区内及街道内的道路信息，以获得更为贴近现实的路网数据。其次，根据路网数据构建交通网络数据集（涵盖了江汉区及其周边所有等级的路段和交叉口），其中步行速度根据相关文献取1 m/s[20-21] ;对于规模小于5 hm2 的绿地，采取绿地的几何中心作为网路分析的中心（centers），对于规模大于5 hm2 的绿地，采取绿地的实际出入口作为其网络分析的中心;对3类绿地分别对应进行1～15 min，1～10 min，1～5 min步行时间服务范围求解，其中以1 min为间隔，对绿地单元服务范围的优势程度进行分级，分别得到结果（图1、图2、图3）。最后，通过对3类绿地服务范围的矢量叠加完成城市绿地单元服务范围的评价（图4）。
1.2.3 城市绿地空间正义评价
1）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反映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程度，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进一步定量地描述了洛伦兹曲线所显示的资源分配的差异化，并将该指标定义为基尼系数。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0.2以下视为绝对平均;0.2～0.3视为比较平均;0.3～0.4视为相对合理;0.4～0.5视为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差距悬殊[22] 。本文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对江汉区城市绿地的空间正义进行量化评价。首先，将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录入GIS平台中，各居住区的人口由各居住区面积占所属街道面积的比例计算得出，进而得到各居住区各群体人口信息。其次，将居住区分布和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范围叠加分析，得到各居住区所在位置的绿地单元范围的优势程度值，再将各居住区的人均优势程度值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最后，使用origin软件绘制出洛伦兹曲线，使用excel计算出基尼系数。
2）区位熵。本文借用区位熵的方法寻找绿地使用机会低于平均水平的居住区。区位熵又称作专门化率，是一种衡量区域内要素分布状况的有效手段，广泛应用于产业聚集程度和公共设施的公平性评价中[23-24] 。在本研究中，区位熵表示了某居住区的绿地公平性水平与研究范围内所有居住区的绿地公平性水平的比值，区位熵大于1，表明该居住区内的居民享有绿地的机会高于研究区内的平均水平，区位熵小于1则表明该居住区内的居民享有绿地的机会低于研究区内的平均水平。区位熵的计算在excel中完成：首先统计区段的值;然后将区位熵值录入GIS中，使用反距离权重插值的方法将291个散点数据面状化;最后得到更为直观的区位熵结果（图5）。
2 结果和分析
2.1 武汉市江汉区绿地服务单元范围
通过分析统计评价结果可知，江汉区处于15 min 服务单元范围、10 min服务单元范围和5 min服务单元范围的面积分别占48%，14%和3%，江汉区城市绿地总体服务范围占研究区面积的65%。大型绿地15 min服务范围在3类绿地单元服务范围面积占比中处于主导地位，远远高于其他2类绿地。横向比较3类绿地服务单元范围，绿地的服务半径对其单元范围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服务半径为10 min和5 min的绿地单元范围分别只能覆盖5～10个居住区和1～3个居住区，而服务半径为15 min的绿地单元则能覆盖更多的居住区。
江汉区绿地服务单元范围整体上构成了由中心向南北扩散的格局。由于江汉区中部分布着众多大型绿地和重要广场，例如后襄河公园、菱角湖公园、南北湖公园和王家墩公园呈矩形集中分布在江汉区中部，因此绿地单元范围主要覆盖在江汉区的中部。绿地单元范围的盲区主要集中在前进街道、民意街道、汉兴街道的东段和唐家墩街道的北段。 通过对城市绿地单元服务范围与江汉区人口分布的耦合分析，在江汉区内的291个居住区中，处于城市绿地15 min步行范围之外的有135个（表2），其居民数量占总人口的55%。虽然在面积上其总体服务范围覆盖了研究区面积的65%，但在人口分布上仅为45%的居民提供了生活圈居住区标准下的绿地使用机会。可见，江汉区的城市绿地未能发挥其全部效用，暴露出绿地规划建设的不足。
2.2 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绿地空间正义评价
2.2.1 基于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公平性评价
在绿地服务单元范围评价的基础上，将人口普查数据按照0～14岁、15～64岁和65岁以上，分为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3类，使其分别与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范围进行耦合分析，探究其不同群体人口分布与绿地服务单元范围的匹配程度，以实现对城市绿地公平性的评价，并使用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刻画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绿地整体的公平程度。基尼系数越大，意味著绿地分配越不公平，少量的人将享有大部分绿地资源。
江汉区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各群体的绿地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82 9，0.588 4，0.594 0，说明这3类群体的基尼系数相差无几，无论是老年人、青壮年，还是儿童，前10%的人口均只占有1%的绿地资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规定，均已大幅超过了0.5，落入资源分配差距悬殊的区段，说明武汉市江汉区的城市绿地公平性整体上较差，并对武汉市的人居环境和社会公平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
研究表明，老年人基尼系数高于儿童和青壮年基尼系数0.01左右，前50%的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分别占有13.2%，11.7%和11%的绿地资源。对老年群体而言，社会资源的天平不仅没有向他们倾斜，反而使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江汉区的绿地规划建设对老年群体并未给予应有的社会关怀。这说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绿地资源的分配差距悬殊，社会公平正义已受到严重挑战。
2.2.2 基于区位熵的公平性评价
本研究运用区位熵衡量武汉市江汉区绿地可达性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计算了291个居住区的区位熵，使用反距离权重插值的方法将结果可视化（图5）。
以0.4为区间，将各居住区绿地公平性区位熵分为5个等级（表2）。根据分析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区位熵低于0.8及处于等级范围外的居住区数量为194个，高于1.2的为74个，前者远高于后者。区位熵极高的居住区数量达到了55个，但其所占的人口比例只有5%。说明对居民个人而言，居住在人口数量少的居住区更易获得较多的绿地资源，也说明了人口密度对局部区域的绿地公平的影响是巨大的。
区位熵评价结果显示，江汉区大部分居住区的区位熵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或在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之外。分布特征上，低绿地服务水平区域的分布呈现出“两片多点”的格局，“两片”即为江汉区的东北部和南部，“多点”为散布的个别居住区及小范围区域。较大的“一片”分布在江汉区的东北部，即汉兴街道的东段和唐家墩街道的北段。汉兴街道东西向跨度较大，街道内只有靠近西部的常青公园和零散的社区公园，难以触及东部密集的居住区，因此在其东部有大量处于范围外和公平性差的居住区;而唐家墩街道拥有较高的人口密度，且仅在南部有一个菱角湖公园，因此其北部同样分布着较多的范围外和公平性差的居住区，如凌霄阁小区的区位熵为0.055，仅达到了平均水平的1/18。此外，较小的“一片”位于江汉区南部的水塔、前进、民意和满春4个街道，其面积也都普遍较小，但由于该区域与北部的中山公园和南部龙王庙公园距离均较远，因此该区域的绝大部分处于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之外。总体来说，研究区内城市绿地空间公平性分布两极分化严重，且整体公平性较差。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 武汉市江汉区绿地服务单元范围覆盖情况极差，范围内城市绿地空间公平性两极分化。空间可达性上，江汉区绿地可达性整体上构成了由中心向南北扩散的格局，15 min步行时间内，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仅覆盖了45%的总人口;绿地公平性上，3类群体基尼系数均已大幅超过了0.5，绿地资源分配差距悬殊，少量人口占据了大量绿地资源，导致绝大多数人口拥有着低于平均水平的绿地资源。
2） 城市绿地公平性对于老年人、青年和儿童仅有微小差别，未出现明显分异。表明绿地资源的天平并未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
3） 公平性差的居住区集中分布在前进街道和民意街道，以及汉兴街道的东段和唐家墩街道的北段、万松街道的南角和西角、常青路高架桥周围。除此之外，江汉区边缘也零散分布着少量公平性差的居住区。
3.2 讨论
江汉区的绿地空间正义亟待改善，首先，应适量增加城市绿地的供给，以使城市绿地供给和需求在数量及空间上相匹配;其次，可通过增加现有绿地服务能力及质量的方式，如增加或改良小型绿地的游憩设施，对老旧绿地进行景观更新改造;再次，对服务单元范围外和低区位熵的区域进行精确扶持，以达到绿地资源利用与分配的最大化。对于“两片”低区位熵集中分布的区域，应集中规划建设大型城市绿地;对于散布在江汉区的低公平性个别居住区，应分散规划建设多个社区公园。未来可根据研究结果推进和优化生活圈居住区的建设，保证绿色基础设施的充分利用及公平分配。
本研究为生活圈居住区的规划建设在绿色基础设施层面提供了更准确的参考，为优化绿地规划布局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和范式借鉴。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评价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在生活圈居住区的建设研究，也为基础设施的空间正义评价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由于路网的构建和绿地信息的提取是通过开源数据和影像图获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区别，进而会导致服务范围和空间正义评价结果的偏差;鉴于近10年正是我国经济腾飞之时，此期间武汉市绿地规划可能已经做出调整，文中使用的六普数据作为人口分布数据来源，则会使空间正义的评价结果出现偏差;对不同人群的划分仅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尚未能精准区分出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细致详实的基础数据，建立更加精准的路网、绿地和人口分布数据库，以满足绿地资源配置与空间正义规划的要求。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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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活圈，居住区，城市绿地，公平性，空间正义，武汉
DOI： 10.12169/zgcsly.2021.06.07.0001
Green Space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Circle
Wang Liangfei Guo Xiaohua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Gardening，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00，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Jiangh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ervice scope of urban green space units within 5， 10 and 15 minutes walk based on the image map and road network data. And with Lorentz curve and Location Entrop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green space justice of 291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study area， which is based on GIS network analyse tool.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areas within living cir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reen spaces coverage within 15-minute walk distance in Jiangh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 is overall poor， and the fairness of urban green space distribution in this area is polarized; 2） The location entropy of most residential areas in Jianghan District is generally at a low level or outside the range of green space service uni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ow green space service level presents a “multi-points and two area” pattern mainly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 of Jianghan District; 3）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quity of urban green space for the elderly， young people and children. Vulnerable groups do not receive the social care they deserve.
Keywords：life circle， residential area， urban green space， fairness， spatial justice， Wuhan
在新时代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和要求的政策指引下，2018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做出重大调整，要求优化绿地布局，分级配建绿地，限定各级居住区绿地的最小规模及最小宽度，强调满足全龄需求。绿地规划已由单纯的增量规划转变为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空间使用效能的提升階段，促使对绿地公平正义的研究探索日趋深入。
目前，国内外对绿地公平性的研究进程发展迅速，呈现出由最初追求人均指标上的“数量均等”、基于可达性评价的“空间公平”到开始关注人群细分下各类社会群体的“空间正义”的研究进程[1-6] 。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较多国外学者关注公园绿地供给因资本、种族、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所导致的公平差异[7-10] ;国内研究稍滞后于国外，基于可达性评价的公平性研究在国内取得长足发展，较为成熟的方法有两步移动搜索法及其变型和网络分析法[11-12] 。近年来，鲜有从人群需求角度关注空间正义[13-14] 。从生活圈视角，耦合空间及人的分析，探讨绿地管控的更是寥寥。积极响应新时代居住区政策导向，对绿地空间正义展开研究，是精细化调控绿地以缓解人地矛盾，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文章立足各级生活圈居住区的视角，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分析5、10、1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的绿地可达性，并结合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探讨研究区内不同年龄人群的城市绿地空间正义。研究结果可为优化绿地规划布局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范式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武汉市江汉区因长江与汉水交汇而得名，总面积28.29 km2 ，辖万松、前进、北湖、唐家墩、常青等共13个街道，是武汉市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常住人口70余万，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均居城区之首。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使江汉区的人地矛盾愈演愈烈，因此，对江汉区城市绿地空间正义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15] 。
以高精度Google Earth 2019年10月卫星图像（0.9 m分辨率）为基础，通过目视解译法获取城市绿地信息。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通过空间尺度测量筛选出居住区公园最小尺度（规模大于0.4 hm2 且宽度大于30 m），并在GIS中构建城市绿地矢量数据，包括大型绿地的分布信息与出入口位置信息。借助Open Map Street开源数据与卫星影像图，在GIS中构建道路交通网络数据集（涵盖江汉区及其周边所有等級的路段和交叉口）。居住区信息来自“武汉市规划‘一张图’”。人口分布数据来自第6次人口普查[16] ，按各居住区面积占所属街道面积的比例计算各居住区的人口。
1.2 研究方法
1.2.1 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评价标准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将江汉区内的公共绿地分为3类，即规模大于5 hm2 的城 市绿地、规模为1～5 hm2 的城市绿地、规模为0.4～1 hm2的城市绿地。通过对江汉区内的公共绿地进行筛选和尺度测量，发现江汉区及其周边的重要广场、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共计37处。具体的城市绿地名称及其服务范围见表1。
1.2.2 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评价
考虑到《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对居住区生活圈在步行时间和步行距离上的限制，采用以ArcGIS平台为载体的网络分析法作为评价绿地可达性的手段。网络分析法基于真实的道路网络，根据市民在某路段上行进需克服阻力的大小，划定市民从设施位置出发时在特定阻力下在交通路段上所能行进的最大范围[16-17] 。相较于其他分析方法，网络分析法更能准确而形象地模拟市民通过道路进入绿地出入口这一过程[18] 。因此，使用网络分析法评价生活圈视角下的绿地服务单元范围更为贴近居民出行的真实情况[19] 。
首先，借助Open Map Street开源数据，筛选获得江汉区及其周边的路网数据;根据高精度影像图进一步人工修正和清洗如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不适人行的道路，并补充小区内及街道内的道路信息，以获得更为贴近现实的路网数据。其次，根据路网数据构建交通网络数据集（涵盖了江汉区及其周边所有等级的路段和交叉口），其中步行速度根据相关文献取1 m/s[20-21] ;对于规模小于5 hm2 的绿地，采取绿地的几何中心作为网路分析的中心（centers），对于规模大于5 hm2 的绿地，采取绿地的实际出入口作为其网络分析的中心;对3类绿地分别对应进行1～15 min，1～10 min，1～5 min步行时间服务范围求解，其中以1 min为间隔，对绿地单元服务范围的优势程度进行分级，分别得到结果（图1、图2、图3）。最后，通过对3类绿地服务范围的矢量叠加完成城市绿地单元服务范围的评价（图4）。
1.2.3 城市绿地空间正义评价
1）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反映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程度，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进一步定量地描述了洛伦兹曲线所显示的资源分配的差异化，并将该指标定义为基尼系数。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0.2以下视为绝对平均;0.2～0.3视为比较平均;0.3～0.4视为相对合理;0.4～0.5视为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差距悬殊[22] 。本文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对江汉区城市绿地的空间正义进行量化评价。首先，将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录入GIS平台中，各居住区的人口由各居住区面积占所属街道面积的比例计算得出，进而得到各居住区各群体人口信息。其次，将居住区分布和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范围叠加分析，得到各居住区所在位置的绿地单元范围的优势程度值，再将各居住区的人均优势程度值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最后，使用origin软件绘制出洛伦兹曲线，使用excel计算出基尼系数。
2）区位熵。本文借用区位熵的方法寻找绿地使用机会低于平均水平的居住区。区位熵又称作专门化率，是一种衡量区域内要素分布状况的有效手段，广泛应用于产业聚集程度和公共设施的公平性评价中[23-24] 。在本研究中，区位熵表示了某居住区的绿地公平性水平与研究范围内所有居住区的绿地公平性水平的比值，区位熵大于1，表明该居住区内的居民享有绿地的机会高于研究区内的平均水平，区位熵小于1则表明该居住区内的居民享有绿地的机会低于研究区内的平均水平。区位熵的计算在excel中完成：首先统计区段的值;然后将区位熵值录入GIS中，使用反距离权重插值的方法将291个散点数据面状化;最后得到更为直观的区位熵结果（图5）。
2 结果和分析
2.1 武汉市江汉区绿地服务单元范围
通过分析统计评价结果可知，江汉区处于15 min 服务单元范围、10 min服务单元范围和5 min服务单元范围的面积分别占48%，14%和3%，江汉区城市绿地总体服务范围占研究区面积的65%。大型绿地15 min服务范围在3类绿地单元服务范围面积占比中处于主导地位，远远高于其他2类绿地。横向比较3类绿地服务单元范围，绿地的服务半径对其单元范围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服务半径为10 min和5 min的绿地单元范围分别只能覆盖5～10个居住区和1～3个居住区，而服务半径为15 min的绿地单元则能覆盖更多的居住区。
江汉区绿地服务单元范围整体上构成了由中心向南北扩散的格局。由于江汉区中部分布着众多大型绿地和重要广场，例如后襄河公园、菱角湖公园、南北湖公园和王家墩公园呈矩形集中分布在江汉区中部，因此绿地单元范围主要覆盖在江汉区的中部。绿地单元范围的盲区主要集中在前进街道、民意街道、汉兴街道的东段和唐家墩街道的北段。 通过对城市绿地单元服务范围与江汉区人口分布的耦合分析，在江汉区内的291个居住区中，处于城市绿地15 min步行范围之外的有135个（表2），其居民数量占总人口的55%。虽然在面积上其总体服务范围覆盖了研究区面积的65%，但在人口分布上仅为45%的居民提供了生活圈居住区标准下的绿地使用机会。可见，江汉区的城市绿地未能发挥其全部效用，暴露出绿地规划建设的不足。
2.2 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绿地空间正义评价
2.2.1 基于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公平性评价
在绿地服务单元范围评价的基础上，将人口普查数据按照0～14岁、15～64岁和65岁以上，分为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3类，使其分别与城市绿地服务单元范围进行耦合分析，探究其不同群体人口分布与绿地服务单元范围的匹配程度，以实现对城市绿地公平性的评价，并使用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刻画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绿地整体的公平程度。基尼系数越大，意味著绿地分配越不公平，少量的人将享有大部分绿地资源。
江汉区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各群体的绿地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82 9，0.588 4，0.594 0，说明这3类群体的基尼系数相差无几，无论是老年人、青壮年，还是儿童，前10%的人口均只占有1%的绿地资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规定，均已大幅超过了0.5，落入资源分配差距悬殊的区段，说明武汉市江汉区的城市绿地公平性整体上较差，并对武汉市的人居环境和社会公平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
研究表明，老年人基尼系数高于儿童和青壮年基尼系数0.01左右，前50%的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分别占有13.2%，11.7%和11%的绿地资源。对老年群体而言，社会资源的天平不仅没有向他们倾斜，反而使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江汉区的绿地规划建设对老年群体并未给予应有的社会关怀。这说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绿地资源的分配差距悬殊，社会公平正义已受到严重挑战。
2.2.2 基于区位熵的公平性评价
本研究运用区位熵衡量武汉市江汉区绿地可达性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计算了291个居住区的区位熵，使用反距离权重插值的方法将结果可视化（图5）。
以0.4为区间，将各居住区绿地公平性区位熵分为5个等级（表2）。根据分析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区位熵低于0.8及处于等级范围外的居住区数量为194个，高于1.2的为74个，前者远高于后者。区位熵极高的居住区数量达到了55个，但其所占的人口比例只有5%。说明对居民个人而言，居住在人口数量少的居住区更易获得较多的绿地资源，也说明了人口密度对局部区域的绿地公平的影响是巨大的。
区位熵评价结果显示，江汉区大部分居住区的区位熵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或在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之外。分布特征上，低绿地服务水平区域的分布呈现出“两片多点”的格局，“两片”即为江汉区的东北部和南部，“多点”为散布的个别居住区及小范围区域。较大的“一片”分布在江汉区的东北部，即汉兴街道的东段和唐家墩街道的北段。汉兴街道东西向跨度较大，街道内只有靠近西部的常青公园和零散的社区公园，难以触及东部密集的居住区，因此在其东部有大量处于范围外和公平性差的居住区;而唐家墩街道拥有较高的人口密度，且仅在南部有一个菱角湖公园，因此其北部同样分布着较多的范围外和公平性差的居住区，如凌霄阁小区的区位熵为0.055，仅达到了平均水平的1/18。此外，较小的“一片”位于江汉区南部的水塔、前进、民意和满春4个街道，其面积也都普遍较小，但由于该区域与北部的中山公园和南部龙王庙公园距离均较远，因此该区域的绝大部分处于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之外。总体来说，研究区内城市绿地空间公平性分布两极分化严重，且整体公平性较差。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 武汉市江汉区绿地服务单元范围覆盖情况极差，范围内城市绿地空间公平性两极分化。空间可达性上，江汉区绿地可达性整体上构成了由中心向南北扩散的格局，15 min步行时间内，绿地服务单元范围仅覆盖了45%的总人口;绿地公平性上，3类群体基尼系数均已大幅超过了0.5，绿地资源分配差距悬殊，少量人口占据了大量绿地资源，导致绝大多数人口拥有着低于平均水平的绿地资源。
2） 城市绿地公平性对于老年人、青年和儿童仅有微小差别，未出现明显分异。表明绿地资源的天平并未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
3） 公平性差的居住区集中分布在前进街道和民意街道，以及汉兴街道的东段和唐家墩街道的北段、万松街道的南角和西角、常青路高架桥周围。除此之外，江汉区边缘也零散分布着少量公平性差的居住区。
3.2 讨论
江汉区的绿地空间正义亟待改善，首先，应适量增加城市绿地的供给，以使城市绿地供给和需求在数量及空间上相匹配;其次，可通过增加现有绿地服务能力及质量的方式，如增加或改良小型绿地的游憩设施，对老旧绿地进行景观更新改造;再次，对服务单元范围外和低区位熵的区域进行精确扶持，以达到绿地资源利用与分配的最大化。对于“两片”低区位熵集中分布的区域，应集中规划建设大型城市绿地;对于散布在江汉区的低公平性个别居住区，应分散规划建设多个社区公园。未来可根据研究结果推进和优化生活圈居住区的建设，保证绿色基础设施的充分利用及公平分配。
本研究为生活圈居住区的规划建设在绿色基础设施层面提供了更准确的参考，为优化绿地规划布局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和范式借鉴。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评价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在生活圈居住区的建设研究，也为基础设施的空间正义评价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由于路网的构建和绿地信息的提取是通过开源数据和影像图获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区别，进而会导致服务范围和空间正义评价结果的偏差;鉴于近10年正是我国经济腾飞之时，此期间武汉市绿地规划可能已经做出调整，文中使用的六普数据作为人口分布数据来源，则会使空间正义的评价结果出现偏差;对不同人群的划分仅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尚未能精准区分出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细致详实的基础数据，建立更加精准的路网、绿地和人口分布数据库，以满足绿地资源配置与空间正义规划的要求。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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