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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研究随时代需求应进入新阶段，需对既往研究进行阶段性梳理并提出可能进路。本文梳理发现，目前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类型以对策类研究为主，方法以单一方法居多，也存在创新有限、深入不够、理论不足等局限。未来学界的研究应多尝试以区域为对象、以多方法结合、以实践回归理论创新的农村环境整治研究。
关 键 词：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类型与方法;理论创新
作为政策与社会热点，农村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在三农问题领域亦有大热趋势。但一些方面的研究数量多却大量呈现同质性，一些方面的研究看似“冷门”却很有必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研究也需进入新阶段。这就需要我们对既有研究文献与农村环境政策与事实进行必要的阶段性梳理，找出下一阶段的研究增长點。
一、现实背景：“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21世纪之后，环境问题越发严峻，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成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党中央越发加强对中国环境治理实际的认识和重视，也就越意识到农村环境问题之于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冯亮系统梳理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发展史：2005年以前，整个中国环境治理政策并无对农村的特别关注。2008年国务院召开新中国首次全国农村环境保护电视电话工作会议，将农村环境问题特别提出;2008年至2010 年，中央主要推进“以奖促治”环境治理模式，通过上级经费奖励，促进地方自主启动农村环境改革;2011-2013年，力推“连片整治”模式，任务导向、任务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和扩大。[1]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将农村环境问题认识提升到新高度。随后提出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计划”等政策，既注重短期的整治成效，也注重持续的治理发展。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生态宜居”总要求，并视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推行“生态振兴”重大决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表述，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部长通道”答记者问时简明扼要概括为“三大革命，一个提升”，前半句指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收运和污水处理，后半句指提升村容村貌。[2]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脉络下，学界与知识界跟进并开展相关讨论。
二、研究现状：基于类型与方法的分类视角
自2005年之后，在CNKI检索“农村and环境”问题的文章，无论是报刊还是学术期刊都呈现逐年加速增长的态势，[3]研究可谓呈白热化发展趋向。环境整治问题只是乡村振兴研究的一个方面，本身却仍包罗万象。软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此选取具有高影响因素的期刊或高下载、高引用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类梳理：
（一）研究类型：以回应现实的对策类研究为主
首先，按研究类型分类，可分为提供理论增长点的学理型研究与回应现实问题的对策类研究。目前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问题、乡村生态振兴研究仍以对策类研究为主。
1.对策类研究：主要三大类
对策类研究按研究思路可形象分为“由面到面”、“由点到点”、“由点到面”三大类型。
（1）“由面到面”的宏观对策类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依循“背景（意义）—现状—问题（原因）—对策（建议）”的框架写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生态振兴的政策、方针提供特定时局下的理解、存在问题和推行落实的具体方向和对策。这类研究一方面出现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总体分析研究的一大部分，如孔祥智谈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三大问题之首是在整顿村容村貌上“做表面文章”，地方把整顿村容村貌作为改革“第一脚”，过后既无资金又无计划将改革持续进行。[4]另一类是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相关政策的专论文章。赵蓉等以彼时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政策为分析对象，表示农村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而散，无法单独依赖自上而下管理，要遵循多主体共治原则、增加资金投入，实现农村环境整治长效化。[5]李荣娟、李冠杰从十九大报告要求出发，提出环境规划、环保机构、饮用水保护、点源污染防治、面源污染防治五方面建构环境政治长效机制。[6]高吉喜等认为农村环保治理体制建设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农民意识薄弱、产业发展无序、农村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弱等问题，需要从山林田湖系统治理、综合整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落实政策。[7]这类研究为目前农村环境、乡村生态振兴问题研究的主流，数量最多，质量参差不齐。
（2）“由点到点”的微观对策性研究。其饱含从某一侧面看农村环境问题和关注某一地区的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两类。
第一类，从某一侧面看农村环境问题。如李浩、武晓岛从绿色理念出发探究生态宜居乡村建设路径，认为乡村生态建设问题在于缺乏绿色理念指引，基层政府和人民对生态宜居缺乏认识和重视，政策执行缺少接地气的取向等，故而需要合适的顶层设计、发展绿色产业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8]刘勇华从法治角度出发，发现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立法层面缺乏单独规定、执法层面缺乏力量和遭遇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层面公益诉讼不健全和取证难、监督层面行政和社会不到位、观念层面农民环保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要从健全有关法律体系、建立问责机制、加强环保法治教育等方面入手依法推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9]赵海从金融学角度看，认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主要受困于投资缺口大，存在融资缺模式，项目缺现金流、承贷主体缺实力、政策缺界定等“四缺”问题，需要逐一解决，建立健全的融资体系。[10]除学者自选角度外，关于当前农村环境改善工作的“三大革命、一个提升”具体内容的任一侧面开展研究也应归入此列。这些研究中还能再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改革问题进行历史回顾，如周星等系统考察了“厕所革命”为何在中国缘起、现状和相关理论研究进展[11]，类似还有吴亦九对农村垃圾污染治理政策回顾与展望[12]等等;另一种为“现状—问题—对策”分析的公式型研究，如刘俊新思考农村污水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新体系建构的保障机制，[13]又如沈峥等人对中国“厕所革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14]除梳理了国外“厕所革命”情况外，发现问题与对策结论与十年前杨超等人[15]、李凤霞等人[16]对农村改厕工作的困难和对策探讨基本上大同小异;又一种为某类改革创新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如张帆、申琳对农村垃圾处理问题中对热门的PPP模式的优缺点和进一步完善的研究[17]，等等。 第二类，从某一地区看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通过对某一省份、县市的调研和政策运行状况的“问题—对策”式研究。如齐丽的对辽宁省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的调研和针对性对策分析[18]，邓小刚对海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思考探究，[19]此类文章标题一般为“某省市+农村环境问题（政策）+问题、现状+治理对策与思考”，回应现实的内容也较具有地方针对性。
（3）“由点及面”的上升式对策研究。这是通过某一侧面、某一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生态振兴问题的调查研究上升至对全国、全局性乡村生态振兴问题的思考。这类研究主要为“问题—对策”式研究，通过案例问题深描展现全局性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如蒋淑玲、王宏波通过对湖南省衡阳市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主要在于基层从普通农民、村委到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与不参与，提出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促进作为，扩大参与。[20]杨园争通过对H省的问卷调查与分析，考察了美丽乡村建设中道路建养、安全饮水、垃圾处理等七个方面的现状及问题反映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几条解决问题的落地机制建议。[21]。
2.学理型研究：以既有理论解读实践为主
我们将学理型研究分为从既有理论解读实践和从实践回归理论创新两类，则会发现当前有关研究仍以前者为主，即使用特定的理论视域、理论模型对农村环境改善问题进行解读、分析与思考。此类有全局性研究，如王夏辉等人基于生态系统观看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从乡村生态系统的开放性、整体性和价值性特征出发分析当前主要存在的片面理解与片面实践误区，并给出具有系统、整体性的发展建议[22];也有局部性研究，如张春娟等人从文化堕距理论视角对农村改厕障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农民传统观念对新事物短视性在改厕问题中亟待解决[23]，唐国建等从环境社会学的生活环境主义视角出发，要以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村民的地方性知识为基础才能有效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行动。[24]李宁、王芳从乡村治理中协商治理的理治、善治、法治三个角度发现与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特征吻合，进一步探索二者结构上的互动与融合。[25]樊翠娟从多中心主体复合治理视角出发，以粤西地区为个案探讨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单边主义进行反思，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创新。[26]
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问题回归理论创新思考的研究还较，孔祥智等通过大规模调研，总结提炼出建设生态宜居的五大模式：非农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带动型、农业旅游业融合带动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对不同地区结合实际选择合适模式，针对性发现和解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27]陈鹏等从政治学角度，以浙江省H镇环境革命案例，对农村环境治理中表现出的运动式治理与话语政治、权力关系问题进行反思。[28]杜焱强等人通过多个案事实检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新模式的嵌入契机与有效条件和形式。[29]
目前，此类学理价值较高的文章还比较新，见刊数和关注度总体上还比较有限。
（二）研究方法：以单一研究方法居多
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作为大热话题，有多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就软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大体上以政策文本研究、数据分析研究、个案经验研究三类为主，且以单一研究方法居多。
1.政策文本研究
主要是国内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国家政策战略为视域，从国内中央政策文件、方针指示或领导人话语出发展开论述，纪志耿主要从历年三农工作文件、领导人话语等文本出发，从中反映乡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传统乡村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得不发生的绿色生产难、人居整治难、乡愁保存难等诸多困境，必须坚持整体谋划、分类推进、渐进实施、引领带动、人文关怀、改革创新六个建设取向。[30]杨苹苹以乡村振兴为研究视域探索坚持五大理念指导、农民主体、政府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开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31]这些研究是宏观视野研究，深入性有限。
2.数据分析研究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策、建议或结论。数据研究中亦分两类，一类是从利用既有文献资料的二手数据进行宏观分析，如、沈峥等人对“厕所革命”现状的分析借用了大量宏观数据，王婷婷等人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治理对策的分析主要基于新中国以来的农业数据和河南省的农业数据。[32]另一类是利用实证调查数据分析，主要就某一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如李君等人通过全国部分省195個乡镇的调查数据，从乡镇管理者视角分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政策实践。[33]
3.个案经验研究
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社会事实和事件案例，对农村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根据对象又分为单个案研究和多个案比较归纳研究。单个案研究如陈鹏等对H镇单一事件的研究，蒋淑玲等以衡阳地区为例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问题等研究;多个案研究如前述杜焱强等人的研究，通过东、中、西部6个环境治理PPP模式案例从多方面比较分析其有效实现形式。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案例研究展现有更多的理论勾连倾向。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乡村生态宜居、生态振兴方面的研究由于政策提法新出，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战略研究、对策研究都相对较少。与之相关、并作为其基础的农村环境问题研究或农村环境治理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也存在一定局限。
其一，“由面到面”的宏观的对策性研究、战略性研究的成果存在“千篇一律”现象，研究方法可能不同，提出观点却大多相同，背景研究发现都是很重要，现状、问题研究发现都是很急迫，都缺人、钱（资本）、技术或意识。对策建议都是“整体推进、因地制宜”、“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和农民主体（基层动员）”、“资源输入或思想革新”，大多停留在“呼吁”阶段。 其二，“由点到点”的微观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厚度和专业视野，虽然分析深入，但大多局限于专业问题而不与事实不很贴合，显得特色不足，如部分学者对生态宜居问题的依法推进、金融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如将对象替换成非生态、非环境方面三农问题，问题和对策似乎也大同小异。
其三，“由点到面”的微观勾连宏观研究对调查事实又缺少足够深度的有代表性的材料进行宏观勾连。有学者以一个市内的农村环境治理发现的问题、一个省内的调查或农业数据分析新时期、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特殊到一般的上升缺少有说服力的代表性和逻辑自洽性。
其四，整体研究缺少理论厚度，有大量的热点社会问题研究，但缺乏社会问题中的社会科学问题研究，有从不同理论去解读实际的研究，但缺少从实践回归理论建构和反思。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看现实问题的研究，但得出的问题、对策又缺少相应的理论回应。
其五，方法缺少综合和创新，政策本本研究的理论深度有限，实证研究中，研究方法单一，数据分析和个案调查方法缺少补充结合，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非“点”即“面”的研究对象所致。
三、研究进路探讨：立足区域基础，加强理论创新
结合既有基础和全国已有研究的局限性，研究者可从将如下方面视为研究实施与前进的可能进路：
首先，因探索以“板块”“片区”为研究对象或研究视域。
在农村研究“点”与“面”的跳跃中，“片”与“块”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性时常收到忽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全国不同农村从区域分类的视角出发去研究，能够有力避免“大而全”的宏观研究成果缺乏特色性，也能避免个案研究“见木不见林”的弊端。关于农村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对策性建议都需要重视区域性。（相关观点可参见徐勇[7]、贺雪峰[10]相关方法论文章）从研究方法上看，区域农村研究作为兼具综合性和特色性的事实延伸点和理论承接点，有利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和互补，如个案研究，要个案的经验与数据具有对全局的解释力难以立论充分，但就其所代表的区域却可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区域内，经验的“质感”和数据的深挖能够相对稳妥填补和勾勒充分的事实。有介于此，就需要我们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推进区域性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生态宜居问题研究。
其次，可尝试以多方法、多学科知识交叉应用为研究方法。
由于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应用方面的单薄性，应鼓励多学科、多方法的参与。在学科上将生态农业研究与软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有机融合;在方法上，将数据分析法、文献法和经验研究、案例研究进行有效综合。
再次，可尝试以理论创新与反思研究为突破口。
如今国家强调理论自信，好理论指导新实践。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有着丰富的改革实践，却缺乏有力度的理论诠释，进而阻碍了更有力的改革实践。在这个现实意义上，“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在“问题—对策”式研究层出不穷却陷入创新困境时，研究的突破和增长点需要从具有理论勾连、学科勾连能力的学理型研究寻觅。因此应重点关注从实践回归理论创新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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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后，环境问题越发严峻，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成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党中央越发加强对中国环境治理实际的认识和重视，也就越意识到农村环境问题之于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冯亮系统梳理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发展史：2005年以前，整个中国环境治理政策并无对农村的特别关注。2008年国务院召开新中国首次全国农村环境保护电视电话工作会议，将农村环境问题特别提出;2008年至2010 年，中央主要推进“以奖促治”环境治理模式，通过上级经费奖励，促进地方自主启动农村环境改革;2011-2013年，力推“连片整治”模式，任务导向、任务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和扩大。[1]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将农村环境问题认识提升到新高度。随后提出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计划”等政策，既注重短期的整治成效，也注重持续的治理发展。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生态宜居”总要求，并视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推行“生态振兴”重大决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表述，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部长通道”答记者问时简明扼要概括为“三大革命，一个提升”，前半句指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收运和污水处理，后半句指提升村容村貌。[2]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脉络下，学界与知识界跟进并开展相关讨论。
二、研究现状：基于类型与方法的分类视角
自2005年之后，在CNKI检索“农村and环境”问题的文章，无论是报刊还是学术期刊都呈现逐年加速增长的态势，[3]研究可谓呈白热化发展趋向。环境整治问题只是乡村振兴研究的一个方面，本身却仍包罗万象。软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此选取具有高影响因素的期刊或高下载、高引用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类梳理：
（一）研究类型：以回应现实的对策类研究为主
首先，按研究类型分类，可分为提供理论增长点的学理型研究与回应现实问题的对策类研究。目前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问题、乡村生态振兴研究仍以对策类研究为主。
1.对策类研究：主要三大类
对策类研究按研究思路可形象分为“由面到面”、“由点到点”、“由点到面”三大类型。
（1）“由面到面”的宏观对策类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依循“背景（意义）—现状—问题（原因）—对策（建议）”的框架写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生态振兴的政策、方针提供特定时局下的理解、存在问题和推行落实的具体方向和对策。这类研究一方面出现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总体分析研究的一大部分，如孔祥智谈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三大问题之首是在整顿村容村貌上“做表面文章”，地方把整顿村容村貌作为改革“第一脚”，过后既无资金又无计划将改革持续进行。[4]另一类是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相关政策的专论文章。赵蓉等以彼时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政策为分析对象，表示农村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而散，无法单独依赖自上而下管理，要遵循多主体共治原则、增加资金投入，实现农村环境整治长效化。[5]李荣娟、李冠杰从十九大报告要求出发，提出环境规划、环保机构、饮用水保护、点源污染防治、面源污染防治五方面建构环境政治长效机制。[6]高吉喜等认为农村环保治理体制建设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农民意识薄弱、产业发展无序、农村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弱等问题，需要从山林田湖系统治理、综合整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落实政策。[7]这类研究为目前农村环境、乡村生态振兴问题研究的主流，数量最多，质量参差不齐。
（2）“由点到点”的微观对策性研究。其饱含从某一侧面看农村环境问题和关注某一地区的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两类。
第一类，从某一侧面看农村环境问题。如李浩、武晓岛从绿色理念出发探究生态宜居乡村建设路径，认为乡村生态建设问题在于缺乏绿色理念指引，基层政府和人民对生态宜居缺乏认识和重视，政策执行缺少接地气的取向等，故而需要合适的顶层设计、发展绿色产业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8]刘勇华从法治角度出发，发现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立法层面缺乏单独规定、执法层面缺乏力量和遭遇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层面公益诉讼不健全和取证难、监督层面行政和社会不到位、观念层面农民环保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要从健全有关法律体系、建立问责机制、加强环保法治教育等方面入手依法推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9]赵海从金融学角度看，认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主要受困于投资缺口大，存在融资缺模式，项目缺现金流、承贷主体缺实力、政策缺界定等“四缺”问题，需要逐一解决，建立健全的融资体系。[10]除学者自选角度外，关于当前农村环境改善工作的“三大革命、一个提升”具体内容的任一侧面开展研究也应归入此列。这些研究中还能再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改革问题进行历史回顾，如周星等系统考察了“厕所革命”为何在中国缘起、现状和相关理论研究进展[11]，类似还有吴亦九对农村垃圾污染治理政策回顾与展望[12]等等;另一种为“现状—问题—对策”分析的公式型研究，如刘俊新思考农村污水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新体系建构的保障机制，[13]又如沈峥等人对中国“厕所革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14]除梳理了国外“厕所革命”情况外，发现问题与对策结论与十年前杨超等人[15]、李凤霞等人[16]对农村改厕工作的困难和对策探讨基本上大同小异;又一种为某类改革创新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如张帆、申琳对农村垃圾处理问题中对热门的PPP模式的优缺点和进一步完善的研究[17]，等等。 第二类，从某一地区看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通过对某一省份、县市的调研和政策运行状况的“问题—对策”式研究。如齐丽的对辽宁省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的调研和针对性对策分析[18]，邓小刚对海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思考探究，[19]此类文章标题一般为“某省市+农村环境问题（政策）+问题、现状+治理对策与思考”，回应现实的内容也较具有地方针对性。
（3）“由点及面”的上升式对策研究。这是通过某一侧面、某一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生态振兴问题的调查研究上升至对全国、全局性乡村生态振兴问题的思考。这类研究主要为“问题—对策”式研究，通过案例问题深描展现全局性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如蒋淑玲、王宏波通过对湖南省衡阳市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主要在于基层从普通农民、村委到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与不参与，提出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促进作为，扩大参与。[20]杨园争通过对H省的问卷调查与分析，考察了美丽乡村建设中道路建养、安全饮水、垃圾处理等七个方面的现状及问题反映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几条解决问题的落地机制建议。[21]。
2.学理型研究：以既有理论解读实践为主
我们将学理型研究分为从既有理论解读实践和从实践回归理论创新两类，则会发现当前有关研究仍以前者为主，即使用特定的理论视域、理论模型对农村环境改善问题进行解读、分析与思考。此类有全局性研究，如王夏辉等人基于生态系统观看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从乡村生态系统的开放性、整体性和价值性特征出发分析当前主要存在的片面理解与片面实践误区，并给出具有系统、整体性的发展建议[22];也有局部性研究，如张春娟等人从文化堕距理论视角对农村改厕障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农民传统观念对新事物短视性在改厕问题中亟待解决[23]，唐国建等从环境社会学的生活环境主义视角出发，要以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村民的地方性知识为基础才能有效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行动。[24]李宁、王芳从乡村治理中协商治理的理治、善治、法治三个角度发现与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特征吻合，进一步探索二者结构上的互动与融合。[25]樊翠娟从多中心主体复合治理视角出发，以粤西地区为个案探讨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单边主义进行反思，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创新。[26]
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问题回归理论创新思考的研究还较，孔祥智等通过大规模调研，总结提炼出建设生态宜居的五大模式：非农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带动型、农业旅游业融合带动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对不同地区结合实际选择合适模式，针对性发现和解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27]陈鹏等从政治学角度，以浙江省H镇环境革命案例，对农村环境治理中表现出的运动式治理与话语政治、权力关系问题进行反思。[28]杜焱强等人通过多个案事实检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新模式的嵌入契机与有效条件和形式。[29]
目前，此类学理价值较高的文章还比较新，见刊数和关注度总体上还比较有限。
（二）研究方法：以单一研究方法居多
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作为大热话题，有多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就软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大体上以政策文本研究、数据分析研究、个案经验研究三类为主，且以单一研究方法居多。
1.政策文本研究
主要是国内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国家政策战略为视域，从国内中央政策文件、方针指示或领导人话语出发展开论述，纪志耿主要从历年三农工作文件、领导人话语等文本出发，从中反映乡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传统乡村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得不发生的绿色生产难、人居整治难、乡愁保存难等诸多困境，必须坚持整体谋划、分类推进、渐进实施、引领带动、人文关怀、改革创新六个建设取向。[30]杨苹苹以乡村振兴为研究视域探索坚持五大理念指导、农民主体、政府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开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31]这些研究是宏观视野研究，深入性有限。
2.数据分析研究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策、建议或结论。数据研究中亦分两类，一类是从利用既有文献资料的二手数据进行宏观分析，如、沈峥等人对“厕所革命”现状的分析借用了大量宏观数据，王婷婷等人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治理对策的分析主要基于新中国以来的农业数据和河南省的农业数据。[32]另一类是利用实证调查数据分析，主要就某一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如李君等人通过全国部分省195個乡镇的调查数据，从乡镇管理者视角分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政策实践。[33]
3.个案经验研究
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社会事实和事件案例，对农村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根据对象又分为单个案研究和多个案比较归纳研究。单个案研究如陈鹏等对H镇单一事件的研究，蒋淑玲等以衡阳地区为例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问题等研究;多个案研究如前述杜焱强等人的研究，通过东、中、西部6个环境治理PPP模式案例从多方面比较分析其有效实现形式。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案例研究展现有更多的理论勾连倾向。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乡村生态宜居、生态振兴方面的研究由于政策提法新出，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战略研究、对策研究都相对较少。与之相关、并作为其基础的农村环境问题研究或农村环境治理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也存在一定局限。
其一，“由面到面”的宏观的对策性研究、战略性研究的成果存在“千篇一律”现象，研究方法可能不同，提出观点却大多相同，背景研究发现都是很重要，现状、问题研究发现都是很急迫，都缺人、钱（资本）、技术或意识。对策建议都是“整体推进、因地制宜”、“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和农民主体（基层动员）”、“资源输入或思想革新”，大多停留在“呼吁”阶段。 其二，“由点到点”的微观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厚度和专业视野，虽然分析深入，但大多局限于专业问题而不与事实不很贴合，显得特色不足，如部分学者对生态宜居问题的依法推进、金融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如将对象替换成非生态、非环境方面三农问题，问题和对策似乎也大同小异。
其三，“由点到面”的微观勾连宏观研究对调查事实又缺少足够深度的有代表性的材料进行宏观勾连。有学者以一个市内的农村环境治理发现的问题、一个省内的调查或农业数据分析新时期、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特殊到一般的上升缺少有说服力的代表性和逻辑自洽性。
其四，整体研究缺少理论厚度，有大量的热点社会问题研究，但缺乏社会问题中的社会科学问题研究，有从不同理论去解读实际的研究，但缺少从实践回归理论建构和反思。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看现实问题的研究，但得出的问题、对策又缺少相应的理论回应。
其五，方法缺少综合和创新，政策本本研究的理论深度有限，实证研究中，研究方法单一，数据分析和个案调查方法缺少补充结合，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非“点”即“面”的研究对象所致。
三、研究进路探讨：立足区域基础，加强理论创新
结合既有基础和全国已有研究的局限性，研究者可从将如下方面视为研究实施与前进的可能进路：
首先，因探索以“板块”“片区”为研究对象或研究视域。
在农村研究“点”与“面”的跳跃中，“片”与“块”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性时常收到忽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全国不同农村从区域分类的视角出发去研究，能够有力避免“大而全”的宏观研究成果缺乏特色性，也能避免个案研究“见木不见林”的弊端。关于农村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对策性建议都需要重视区域性。（相关观点可参见徐勇[7]、贺雪峰[10]相关方法论文章）从研究方法上看，区域农村研究作为兼具综合性和特色性的事实延伸点和理论承接点，有利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和互补，如个案研究，要个案的经验与数据具有对全局的解释力难以立论充分，但就其所代表的区域却可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区域内，经验的“质感”和数据的深挖能够相对稳妥填补和勾勒充分的事实。有介于此，就需要我们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推进区域性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生态宜居问题研究。
其次，可尝试以多方法、多学科知识交叉应用为研究方法。
由于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应用方面的单薄性，应鼓励多学科、多方法的参与。在学科上将生态农业研究与软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有机融合;在方法上，将数据分析法、文献法和经验研究、案例研究进行有效综合。
再次，可尝试以理论创新与反思研究为突破口。
如今国家强调理论自信，好理论指导新实践。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有着丰富的改革实践，却缺乏有力度的理论诠释，进而阻碍了更有力的改革实践。在这个现实意义上，“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在“问题—对策”式研究层出不穷却陷入创新困境时，研究的突破和增长点需要从具有理论勾连、学科勾连能力的学理型研究寻觅。因此应重点关注从实践回归理论创新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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