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华润”的首位掌门人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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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设在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的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从1948年12月18日正式挂牌,已经走过近60年的光辉历程。然而,华润公司的历史却要追溯到1938年在香港悄然成立的一间名为联和行的小小的贸易商号。这家商号的老板叫杨廉安。
  杨廉安原名秦邦礼,是原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因长期在白区和海外秘密从事党的经济工作,他一直隐姓埋名。他曾化名杨廉安,后又化名杨琳,而杨琳这个名字最终被沿用下来。
  
  陈云了解老部下杨廉安,相信他一定能出色完成赴港经商的艰巨任务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赴香港,在皇后大道中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外挂牌粤华茶叶公司。这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募捐钱款、医药和所需物资。为了将“同盟”捐赠的各种物资和慰劳品及时运抵根据地,适时采购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党中央决定增派懂得经济工作的干部去香港。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立刻想到老部下杨廉安。
  陈云亲自找杨廉安谈话,交代了三项重要任务:协助廖承志,把“保卫中国同盟”转来的募捐款和物资,及时运往武汉“八办”;做好秘密财政工作,将党组织带往香港的外币(如美金、英镑等),以华侨捐款的形式,兑换成法币或银元汇回;利用商业活动掩护物资采购,按上级下达的采购清单,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陈云非常了解杨廉安,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完成赴港经商的艰巨任务。
  杨廉安是无锡人,生于1908年,祖上曾是名门望族。父亲因病早逝,家道中落。杨廉安13岁就去无锡复元钱庄当学徒,参加过共产党发动的无锡工人起义和威震江苏全省的无锡农民大暴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好友介绍,他在一家商店当了店员,由于聪明勤奋,很快摸清了做买卖的门道。
  1930年春天,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与他谈话时,谈及党组织在上海以中小型商店为掩护的秘密机关和联络站急需人手。博古立即推荐了自己的弟弟秦邦礼。从此,秦邦礼化名杨廉安,用党组织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先后开了家具木器店、南北货商店、文具烟纸店、糖坊、米店等多家商店。为设置党的重要机关、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他还租用了多处房屋,当起二房东。这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这一事件对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造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等党中央负责同志决定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直接联系,早在1930年10月,周恩来亲自领导组建了中共中央交通局,在香港建立了华南交通总站;又派杨廉安在汕头设立中法药房分号,作为重要交通站,形成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从那时到中央红军长征前的整整4年时间里,杨廉安不仅要照顾上海的生意,还要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汕头之间,为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传送机要文件,护送重要领导干部,为中央苏区采购、转运急需物资……1935年9月,他在完成护送陈云去莫斯科的任务后,根据组织决定,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经济。1937年秋天,他回到上海,又转赴延安,在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
  1938年7月,杨廉安携带中共长江局提供的资金,来到香港,在当时并不显眼的湾仔商业区,创办了一间经营南北货的贸易商号联和行。那时,联和行的规模很小,资本仅有两三万港元,公开经营港、粤地区的土产,秘密采购根据地急需的无线电器材、西药、马达、汽车配件等物资。杨廉安打着“保卫中国同盟”的旗号,把采购来的物品重新打包,混在“同盟”捐赠的物品中一起发运。
  1938年底,粤华茶叶公司被港英当局查封,廖承志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接受捐赠和转运工作的担子完全落在杨廉安的肩上。为了分解他的负担,何香凝女士介绍美籍华裔女青年黄美娴给他当助手。时年23岁的黄美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毕业于加州大学。她的父亲是美国加州商会主席,曾热心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香港侨界很有影响。为了能参加抗日,黄美娴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不久,党组织又派来共产党员张唯一任会计。他们3个人组成了最初的联和行。
  根据上级指示,杨廉安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多点办公,先后办起5家商号。为了争取社会地位,便于采购西药,他接受了香港新亚药厂的邀请,以侨商身份入股,参加其董事会。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不少商界朋友。这些商界朋友为代理香港爱国华侨的抗日捐款,为共产党兑换港元和法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杨廉安相貌端正斯文,一副儒商派头,加之早年在上海滩经商,后来又留学苏俄,会讲几国外语,这些都是他隐蔽经商的绝好条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杨廉安奉命北上重庆,接受新的任务。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他,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在华南一带公开经营西药、纱布、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商品,一店一物,将延安所需的物资分批运往重庆办事处。
  从1943年春天起,杨廉安和黄美娴在桂林先后开办了经营纱布和食盐的庆生行,经营西药的新亚药店,在曲江(今广东韶关)开办了新苏建筑材料厂,在桂、曲两地间经营起规模较大、存货较多的协成百货公司。一年中,杨廉安曾三次押车去重庆送货。他结识了沿途一些三教九流和地方黑帮势力,凡遇国民党关卡或车匪路霸,都机智巧妙地化险为夷。
  1944年下半年,日寇进攻湘、桂地区,11月间,占领桂林。杨廉安的买卖损失惨重。根据上级指示,他带着黄美娴和几个忠实的伙计,携带协成百货公司所有的存货,疏散至广西平乐、昭平、八步一带,待机东山再起。杨廉安善于捕捉商机。他发现经营汽车轮胎盈利颇丰,便在梧州和广州间跑起单帮来,先将梧州的桐油贩到广州和香港,再将广州的轮胎、香港的百货贩回梧州。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又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恢复了联和行的商号。
  转眼间,黄美娴在杨廉安身边工作已经6年,彼此产生了感情。根据党内不成文的婚姻规定,杨廉安与结发妻子王静雅已经多年没有见面,故中共南方局批准了杨廉安和黄美娴的结婚请求。
  
  源源不断的东北出口产品在香港打开销路,杨琳成为红色“华润”首位掌门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大批干部从关内各解放区挺进东北,促进了东北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向中央提议,在香港设立外贸公司,用东北的出口产品换取外汇,购买军需品和生产设备。
  然而,蒋介石却不想让中国人民过好日子。1946年6月,他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7月,著名爱国人士、民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杀。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统区。一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陆续转移到香港。
  为了加强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往来,协助解决党内外人士在香港的活动和生活,1947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曾两次电示中共南方局财委副书记钱之光,尽快开辟解放区的沿海口岸与香港的海上通道。中央指示杨廉安迅速回到香港,重新建立对外贸易据点。这年春天,在香港德辅道中交易行大楼的二层,又多了一块“联和进出口公司”的招牌,公司经理是口操吴侬软语的“杨琳”先生。
  最初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仍旧是杨琳和黄美娴的“夫妻店”,组织上没有资金投入,生意一时很难展开。黄美娴将父亲留给她的、在香港九龙秀竹园道6号的花园洋房的一部分,租给两位英国工程师,以此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杨琳利用多年在香港经商,与港英当局、汇丰银行、华比银行、怡和洋行、上海纱厂建立的融洽关系,积极接触海外市场,开拓远洋贸易,为联和公司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不久,党中央给杨琳派来两位得力的助手。
  那时,大连港是解放区通往外海的唯一港口。钱之光奉命在大连组建了中华贸易总公司。由于沈阳、长春尚未解放,解放区的出口货物只能经图门江运到北朝鲜东部的清津港或罗津港,出朝鲜海峡运抵香港。钱之光遂派中央城工部会计科长王华生到北朝鲜的罗津港,与朝苏轮船公司联系,得到支持。当时,朝苏轮船公司有两艘排水量3800吨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和波尔塔瓦号。王华生决定乘苏联货轮试探航线。
  当年11月,王华生乘阿尔丹号货轮,押运着1000吨大豆,以及中药材和黄狼皮等东北土特产抵达香港。这是解放区第一次向香港运送货物。中共东北局还拨给联和公司一部分黄金,为解放区采购物资。杨琳立刻带上两位助手,随王华生一道,乘汽划子,登上了停泊在锚地的苏联货轮。看着满船的货物,杨琳真是喜出望外。
  东北解放区运来的这船货,着实让联和公司忙碌了好一阵。大豆和中药材很快就出手了,卖得好价钱。由于香港气候湿热,黄狼皮卖得不顺手,价钱被压得很低。杨琳还根据中华贸易总公司送来的购货清单,天天跑采购,忙了半个多月,总算将西药、真空管、卷筒新闻纸和大量的麻袋准备齐全。12月初,满载货物的阿尔丹号轮又迎风北上了。
  生意做开了,客人进进出出,联和公司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小阁楼,显然很不适应。于是,杨琳在皇后大道与德辅道之间的毕打行租下一间100多平米的大厅。圣诞节那天,联和公司张灯结彩,为乔迁新址举行联欢会。杨琳的心情格外激动,历经10年的艰辛和苦搏,小小的联和行已经发展为有20多名员工的外贸公司了!杨琳考虑到,现在的公司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在做生意,便主动提出将“联和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他还当场作了解释:“华”代表中华民族,“润”取毛润之名字的中间一个字,意为:我们的公司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全体员工鼓掌赞成。会后,杨琳向中共香港工委书记方方作了汇报。经向港英当局注册,1948年12月18日,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解放区提供的出口物资越来越多,如东北的木材、大豆、豆饼、猪鬃、黄狼皮、人参和中药材;山东的龙口粉丝、花生仁、生油和各种土产;有些地方还有黄金和白银。这时,解放区也急需进口大量的物资,如橡胶、棉花、五金钢材、机电配件、轮胎、汽油、药品、军鞋、麻袋、道林纸、白报纸等。华润公司利用香港市场的有利条件,积极为解放区推销出口商品,采购进口商品。为解放海南岛和台湾,华润公司还采购了大量的渡海物资,如救生圈、军鞋、划子、软木、药品等等。
  
  利用已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秘密护送300多位在港民主人士胜利北上
  
  1948年春,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解放近在眼前。5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立即做出反应。他们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和联和进出口公司已经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以押送货物作掩护,秘密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香港,会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完成这项紧迫、重大的政治任务。为此,中央决定,由中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钱之光担任联和进出口公司董事长,杨琳任总经理,实行统一领导。
  这是一次绝密的特殊行动。嗅觉灵敏的香港地方报纸纷纷传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即将北上。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在沿途港口城市,国民党特务猛增。香港水域还出现了国民党的巡逻舰。为确保北上安全,钱之光和杨琳从秘密联络组织有关民主人士、选择不同的登船路线,到货船离开香港水域前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行船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具体分析和缜密的部署。中共香港分局专门安排负责同志全程护送。
  第一批北上的有1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4位重要民主人士,由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章汉夫亲自护送。杨琳决定让自己的大儿子秦福铨和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博古的儿子大秦钢也同船而行。他考虑,两个年轻人会讲粤语,可以承担保卫和押运货物的工作。
  阿尔丹号轮离开香港时正处台风季节,货轮颠簸得很厉害,几乎所有的人都晕船呕吐了。进入日本海峡时,空中突然出现了美军飞机,在轮船上空不停地盘旋。秦福铨和大秦钢眼疾手快,将一面巨幅苏联国旗铺在船头的甲板上,美军飞机便飞走了。经过8天的海上航行,阿尔丹号轮终于到达北朝鲜的清津港。党中央派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专程来迎接第一批“海上探险家”。
  第二批民主人士是1948年11月上旬离开香港的。其中包括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史学家翦伯赞、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以及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等重要民主人士。不料,准备运送第二批人员的波尔塔瓦号,在到达香港海域时遇到大雾,与英国艾缪斯号轮船相撞,搁浅在海湾,1000吨大豆全部浸泡在海水里,损失惨重。波尔塔瓦号完成大修,需要7个月时间。杨琳通过党的内线关系,紧急租用了一艘悬挂挪威旗的800吨海轮。因吨位太小,轮船从香港到大连行驶了24天。幸运的是,此时,沈阳已经解放,轮船没有绕道朝鲜,是直接驶向大连港的。
  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引起外界的注意。港英当局派官员以洽谈业务为名,到刚刚挂牌的华润公司打听虚实。而第三批北上的人数最多,重要人物也多,包括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党中央对此极为关心。周副主席作出更具体、更周密的指示,他要求:阿尔丹号轮直抵大连港,要安排最好的旅馆,要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北方天气寒冷,上船前要为所有北上人员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和皮靴。在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的精心安排下,在港岛欢渡圣诞的喜庆气氛中,阿尔丹号轮悄然驶出锚地。
  1949年2月,天津已经解放。杨琳向香港一家船务公司租借了一艘7000吨客货轮。3月中旬,他们送别了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黄炎培在内的最后一批北上人士。货轮乘风破浪,直抵天津港。至此,300多位民主人士被安全、圆满地护送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着新中国的首都北平进军。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同首都各界代表见面,其中包括从香港北上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茅盾等重要民主人士。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华润公司受到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的表彰。
  
  长期身居海外,独闯白区,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痛苦和艰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润公司有了较大发展。杨琳考虑,租用苏联货船已不是长久之计,经请示中央,华润公司买下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3000吨客货轮,取名东方号。当时大陆沿海尚未解放,外籍轮船往来行驶相对比较安全。为了便于与香港港务局打交道,理顺加水、加油、生活供应等事务,杨琳决定在华润公司名下成立华夏船务公司。1949年4月,东方号轮终于起航了,迎着解放战争胜利的春风,满载而归。
  自从有了自己的货轮和船务公司,华润公司的进出口业务有了更大、更快的发展。1950年,华润做成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宗出口业务——协助东北贸易部向香港怡和洋行出售100万吨大豆。这年冬天,华润又做成最大一宗进口业务——在泰国采购了5万吨大米。这批大米原拟运往青岛,为缓解海南岛缺粮的燃眉之急,杨琳立即决定,将5万吨大米紧急运往海南。当运粮船驶进刚解放的海口码头时,沿岸群众含泪高呼的场面热烈感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追随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杨琳当年在广州建立的兴隆行这时已经发展成秘密运输公司。兴隆行通过在香港组织承运公司,把我方采购的抗美援朝物资秘密从香港运往澳门,再由澳门的南光公司经拱北运往内地。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这条水上通道一直保持畅通。
  1952年春天,中央决定将华润公司移交外贸部管辖。杨琳奉命调回北京,先后担任外贸部计划局局长、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总局长、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革”中,杨琳遭受迫害,1968年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长期以来,杨琳肩负着特殊使命,身居海外,独闯白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痛苦和艰难。特别是1946年4月8日,大哥博古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时,在晋西北黑茶山遇难。直到半年之后,杨琳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时,这则不幸的消息才从组织方面被证实。杨琳和博古是手足兄弟。自从献身革命,他们难得坐下来畅述兄弟情谊。杨琳把悲痛埋在心底,对年迈的母亲,始终守口如瓶。
  1949年10月,杨琳北上广州汇报工作时,叶剑英司令员关心地问起他的老母亲。当得知老人家就住在广州,因哮喘病发作、生命危在旦夕时,叶剑英立即驱车去看望她老人家。病重的秦老太太呼唤着大儿子的名字,她要叶司令员转告长林(博古的乳名),待她死后,把她送回无锡老家,埋在他父亲的身旁。叶剑英强忍悲痛,连连点头。不久,秦老太太辞世。叶剑英派专车将她的棺柩送上火车,还亲自到车站送行。火车抵达上海时,陈毅市长到车站迎接,又派专车将老人的棺柩送回无锡老家。
  杨琳的家庭一直处在特殊的环境里,为执行党的特殊任务,家庭人员均是聚少离多。他的原配夫人叫王静雅。自从博古远离祖国留学苏俄,她就走进秦氏家门。从30年代初,她便带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客居他乡,跟随杨琳在上海、广州“坐机关”。她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服侍婆婆,养育儿女,直到把婆婆的棺柩护送回无锡老家。后来,经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介绍,王静雅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黄美娴从1938年一直跟随在杨琳身边。杨琳从印尼卸任后,黄美娴回到对外经委编译局工作。她是美籍华人,却始终留在大陆,守护着杨琳留下的国家机关分配的旧家具,心中珍藏着与杨琳相濡以沫30年的那份真情……
  
  (感谢杨琳长子秦福铨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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