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同虚设的卫生措施 |

　　“新冠病毒？这是一种白人疾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什么都不怕！”在喀麦隆“经济首都”杜阿拉的新贝尔区，一位老妇人在一栋尚未竣工的房屋大门前边与他人拥抱边说。而在另一处房屋里，65岁的纺织品零售商阿米奴·穆巴布正满头大汗地等待着他“养老储金会”的50名成员。“养老储金会”是一种原始的小额信贷系统，成员按月缴纳规定储金，以帮助其中一位参与者实现项目共筹。“我负责征收并管理储金，所以无论疫情如何，我都必须组织聚会。如果我取消它，人们便会指责我自私，甚至诅咒我感染新冠病毒。”阿米奴略带歉意地说。与此同时，他的客人们还在相互交谈，丝毫不顾政府所规定的社交距离。
　　这便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面对新冠病毒时的真实写照。3月30日，喀麦隆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已上升至139例，为遏制病毒传播而颁布的卫生措施却仿佛与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与经济生活条件并不兼容。“在中非，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之间，社交通常都是面对面进行。”雅温得大学社会学博士马穆达·阿里乌姆解释道，“婚礼和葬礼一般会持续数日，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此外，在这些大型集会上，人们还会分享房间和餐具。”

　　尽管政府试图限制交通拥堵，但无处不在的超载“摩的”却还是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杜阿拉拥堵的十字路口。“他们别无选择，要么工作，要么死亡！”一位路人说。已是下午两点，但这些还在打拼的人却还不知道当天的晚饭要如何解决。在这个近1/3人口的日均可支配收入不足一美元的國家，“隔离”被视作一种特权。此外，当地药房医用外科口罩的价格上涨了5倍以上，粮食价格也在飞速上涨，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家里有我的妻子、妻子的姨母和五个孩子。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还可以维持一周。”一位正忙着重燃灶火的烤鸡贩子说道。既无社保也无雇佣合同的他，像大多数同胞一样，对自1982年起执政至今、现年87岁的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所领导的政府能否补偿其收入损失毫无信心。“领导人自己都不重视隔离政策，却想让我们为此牺牲一切？”他的话获得了在场顾客的认同。

　　喀麦隆一些政要的家眷，比如总统47岁的长子弗兰克·比亚已于三月中旬从巴黎返回国内，以逃避法国的封城措施，但他们返回后并未居家隔离。
　　对于疫情中最后一次从法国起飞的航班，喀麦隆政府不但没有做到让飞机返航法国，对乘客的隔离观察也彻底宣告失败。“警察们把口罩挂在下巴上，让所有行贿的人都溜走了。”在杜阿拉机场经营面包店的赛利亚感叹道。留在机场等待隔离的只有那些没有现金行贿或不敢行贿的法国人。最后，航班有13名乘客核酸检测呈阳性，于是喀麦隆卫生部长又试图找出那些“凭空消失”的人。

　　尽管新冠的传播浪潮威胁到了整个国家，但在当地破旧的医院里，医疗队却依然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工作。“我们既没有口罩，也没有呼吸机。”负责接诊的护士遗憾地说，“我们国家未曾遭遇埃博拉病毒，因此没有人意识到大规模流行病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马努·迪班戈（喀麦隆著名歌手，3月24日死于新冠病毒）的离世可能是一件幸事：喀麦隆人或许会因此明白，封城并非可有可无。”

| 选择天堂，拒绝封城 |

　　耶路撒冷的街道异常空旷，除了一个极端正统犹太教街区——百倍之地。诚然，狭窄的步道看起来没有从前那么拥挤，但忠诚的信徒们依旧继续涌向犹太教堂，进行每日三次的祷告。犹太法典神学院依然运转如常，大部分商家也还在开放。面对这场全球新冠大流行，用他们话来说就是“只有上天能够保护我们”，其淡定与从容令人震惊。
　　在以色列其他地区，警察都在严格执行封闭措施，而这里却鲜少有人介入。“进入这个街区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耶路撒冷一名警察说。上周，巡逻队就在百倍之地遭遇了乱石攻击，不得不半路返回。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只听从拉比，不愿屈从于公共守则。
　　“这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请理解我们，向我们耐心地讲解防控措施。”一位60多岁的温和派老人说。根据国家新冠病毒统计中心的数据，在以色列，24%的新冠患者或许都是在犹太教堂被传染的。
　　[编译自法国《快报》]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