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年圣诞节那天，我在洛山矶一个十字路口的西边等待左转北行。黄灯已经转红灯了。我瞟了一下东边往西的路口，没有车子在等。我就赶快左转北上，在即将完成左转的时候，一辆由东向西直行的车不顾红灯飞驰而来，撞向我的右侧车尾，那辆车撞完之后继续向西行进在路边停下。我不愿堵塞交通，继续北上，越过安全岛，做一个”U” 转，也来到十字路口的西北边。
　　下车检查，车尾被撞了一片直径大约十厘米的放射型裂痕，但没有变形。肇事者是一个棕头发的中年女性，她的车头也有一个大约十五公分变形的伤痕。我们四目对视时，她对我反复道歉。我想，我的车损伤这么小，人家的态度有这样诚恳，还是算了吧！
　　“真的算了吗？那么我可以走了？”她问我。
　　我说：“是的。”
　　当我开车回家时，发现后保险架掉了下来。车行说，换一个要花五百元。朋友说我傻，当时怎么不向她索赔。其实我想女儿坐在副驾上没有事，已是大幸。大家都没事，损失一点金钱，就认了。
　　我和女儿随后回了中国。一月份回来，打开的第一封信就是警察局发来的一封约谈信。警察说，那个女人记住了我的车牌号码，后来到警察局报案。说我不仅危险驾驶，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不报警、不提供资料给对方。警察要我向他介绍事情经过，同时告诉我，根据法律，我有权不说。
　　为了取消这些告票，我向警察陈述了事情的过程。警察记录完毕后说：我必须要上法庭，他将会出庭作证。他给我一张名片，要我未来的律师给他电话。我说，如果这份谈话笔录要在未来出庭时当证据的话，那现在就要查看一遍，若无误，我签字，他还要给我一份复印件，这才可以当证据。可警察不愿意把这份口供给我备份。争执了很久，最后在警察声明笔录不起作用后，我才怏怏地离开。
　　我认为，当事人闯红灯撞了我的车，她向我道歉，我原谅了她，表示已经和解，放弃索赔。既然和解了，就不需要报警和给对方提供保险资料了。反过来，如果是我的错，我和她站在一起十来分钟，她有足够的时间向我要资料,为什么不做？原因只有一个：她错了，可在她得到了我的原谅后，又反悔了。不仅如此，她原本撞伤的是车头一角，修车的明细表却罗列了车门、车镜，以及用最豪华的车灯替代的普通旧车灯。她提供给警察的修车费是四千元，说明她在讹诈我。
　　这件事让我想起农夫和蛇的故事，下决心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2
　　
　　回家后，我赶紧找到律师楼的李先生。据朋友介绍，李最擅长的就是交通事故的诉讼。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他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他说，他会质疑对方的诚信和那笔漏洞百出的修理费，也相信我的口供合乎事件发展的逻辑。
　　第一次开庭我见到了检察官和那个想做证人的警察。但那位女当事人请假缺席，要求改期，法官允许了她的请求。
　　第二次开庭是在将近一年后。
　　在庭外，我看见肇事女子和过来作证的警察交谈，表情落寞。
　　一会儿，法官上庭，助理带着一大叠的案件档案。起立。坐下。上去回答了名字后，法官即宣布撤销对我的指控。
　　我很奇怪和意外，觉得是自己听错了。刚才还在严阵以待，怎么会如此峰回路转？我想了解原因，拉住李先生问。他说：“检察官说这个案子没有证人，大家各说各话，案子审下去没有意义。”
　　没有证人又不是现在才改变的事实，案子上来之前，就是这种局面，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怎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代理人在两次开庭之中作了沟通，检察官经过了解、推理、判断，相信我供词的可信，最后才决定撤销的。
　　我转头注视没有进法庭一直坐在椅子上的肇事女子，依然是一副失望无助的表情。
　　仔细想，肇事女子可能就是因为贪念，掉进了修车行的陷阱。从发生车祸开始，她很紧张和内疚，诚意向我道歉这说明她并不是一个很狡诈和没有良知的人。我们的事故本来已经大事化小了，她的修车费不会超过一千元，可算是为自己闯红灯买个教训。可能是她后来听信了无良车行的老板的怂恿，以为可以用诉讼的方式得到额外的好处，提前为自己的汽车作了翻新。殊不知，修车行只用出一张修车的清单就赚了一笔钱，但不符合事实的修车费用却为她留下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她没有明白，凡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结果相反，承担后果的不是为她出谋划策的他人，而是她自己。
　　
　　3
　　
　　我因为宽容和体谅，反成了受害者，幸亏检察官明白真相，还了我公道。可我不明白的是，就在法庭宣布撤销对我的指控后，那个证人警察走过来对我的律师说：“这个案子不应该撤，要让她们在法庭上讲几句，要不然对那位女子不公平。”
　　李先生沉默以答，他也许不屑一顾。
　　事实上，那位证人警察已检测了我的车，明白被损坏程度轻微，又听我讲述了我们和解的整个过程，并且和肇事人当场通了好几通电话。如此这般，他应该清楚这是一起可以自行处理的简单交通事故，怎么还是轻易听信肇事人一面之词呢？难道他不知道：告票一旦发出，被告如果请代理就要支付四百美元的代理费。还要在大约一年的排期审理等待中承受漫长时间的心理压力。而撞我车的肇事人，反而一点事都没有。
　　我不知道那位证人警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主张要开庭，要给肇事人公平，忽视的却是对于受害方的公平，真是岂有此理！不过，这件事也给我一个深刻教训：如果当时我就和肇事女子写一张有双方签名的和解字条，就不会有这场纠缠了整整一年的麻烦官司了。
　　再有，在一桩有疑议、没有证人的小型交通案件里，如果想用司法手段去解决，最后的结果通常是没有赢家的。如果请律师，至少400美元是省不掉的。万一不幸碰上只管赚钱却不负责任的律师，随时会帮倒忙。即便你不请律师，省下一笔代理费，却依然要花时间。少不了要去几次法庭，还要写事件经过报告或答辩词，要回答提问，还有交通费、停车费等等费用，整得你身心疲惫。
　　生命里值得去做的事太多了，何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把自己纠缠在那种不愉快的诉讼阴影里？
　　在美国经历的这场官司让我感触颇深，我认为，人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于一些不必较真的事情，最有智慧的选择还是双方妥协，私下和解，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