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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长篇小说《七次谋杀简史》获2015年布克奖;小说以牙买加与美国为背景，从众多人物叙事者的视角呈现暴力的牙买加，讲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牙买加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民生现状。小说揭示了暴力给牙买加人民造成死亡、流散及创伤等后果，是牙买加党派政治与黑帮集团相互利用的结果。作者通过重访牙买加的暴力历史，探讨了暴力、个体、历史及宿命的关系。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七次谋杀简史》 暴力
后殖民主义，即后殖民批判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后殖民社会日益严重的殖民文化状态;也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遭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统治的状态。《七次谋杀简史》是一部试图展现当代牙买加暴力与混乱的社会现状的史诗性著作。小说借用暴力小说的叙述，反映牙买加的社会问题：后殖民主义历史、争取独立的失败、经济问题、枪枝暴力、毒品、强夺、政治与暴力。小说作者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1970─）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母均为警察。马龙·詹姆斯1991年毕业于西印度大学，2006年获威尔克斯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2007以来于麦卡利斯特学院，教授英语和创意写作，现居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在成长过程中，作者目睹了生活在牙买加的人民饱受暴力的迫害，通过小说的暴力谋杀描述来阐述自己对暴力的抗议和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牙买加社会现状的担忧。
一.《七次谋杀简史》的暴力主题
（一）犯罪者的天堂
人类隐藏暴力的本能正是作者要揭露暴力的原因。作者则希望通过小说直接呈现一个充满暴力的牙买加。可以说暴力书写本身也彰显出作者的道义勇气。作者笔下的牙买加充满暴力、死亡、随处可见毒品交易、军火走私、种族矛盾、异国干涉，帮派间相互厮杀、明争暗斗，黑社会势力与政党相互利用，谋取非法利益。小说以枪杀鲍勃·马利的场景作为引子，围绕1976年到1991年间的五天时间内（1976年两天，1979，1985， 与1991年分别各一天）发生的事件，以金斯顿、蒙特哥贝、迈阿密及纽约四城为背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主要描述对象，重构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牙买加历史。小说几乎每页都有枪支、毒品、暴力、愤怒场景描写。作者的要做的正是将暴力直接写入小说中，不对其做任何美化。这样做的挑战就是让读者适应暴力与血腥的场景描述。作者的策略就是持续呈现暴力场景，力求呈现那个时代中所有的暴力文化元素，以此来反映牙买加人民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对奋斗、自决及争取自由的向往。
（二）暴力的恶果
1.死亡
故事中，帕帕-娄是哥本哈根黑社会的正式头目;他了解牙买加党派政治本质，意识到他们都是政治家的玩物，认清他与其追随者注定要在贫民窟中终老或被杀;他厌倦暴力厮杀，渴望救赎。而牙买加的社会现实并不能容忍这样一位过于理智的黑帮头目。与其相反，乔西·威尔士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他意识到黑帮分子永远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境况。对于他们大部分人的暴力行为，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它永无止境，没有终结。而要维护并稳固其所在社会集团中的地位，就必须让暴力升级。小说中，他是个野心家，心狠手辣，工于心计，善于控制手下。乔西·威尔士抓住以1976年的大选形成的外部压力为契机，不断排挤帕帕-娄，说服哥本哈根市民远离他。帕帕-娄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取代，最终遭乔西·威尔士暗杀。乔西·威尔士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极恶的象征，狡猾，能言善辩，花言巧语。取代帕帕-娄的地位后，开始迅速扩展势力，带领这帮谋杀者参与毒品走私，暴力仇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纽约督查可卡因交易时，在一家毒品站前被一个瘾君子用枪威胁。瘾君子扣动扳机时，从中射出的并非实弹，而是尿液。瘾君子随即逃跑;威尔士走进毒品站挨着房间找瘾君子的藏身之处，向他遇到的每个人开枪射击，在场所有瘾君子无一幸免。但他并未因此被立刻绳之于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他手下的这帮谋杀者也因黑帮仇杀陆续死去。
2.流散
暴力也让像尼娜·伯吉斯这样的普通女性被迫流散异地。小说中，她受过良好教育，与鲍勃·马利有暧昧关系。失业后，她极度焦虑，为了消解内心的苦闷，到处闲荡，但映入眼帘的却是暴力、毒品、贫困等。首次出现在小说中，她并自言自语道：“这个国家，这座可恶的岛屿正要索取我们的性命”。①她目睹了乔西·威尔士出入暗杀现场。她正走进希望路56号住宅时，乔西·威尔士握着枪正要离开这里。巴姆-巴姆发现她时，内心说道：“我们正向外冲时，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天使不知道她正步入地狱。”（A：243）乔西·威尔士上前打量她一番;之后，冲上车，扬长而去。此处，作者似乎有悖常理，让一向心狠手辣小心谨慎的乔西·威尔士轻易放过一个发现其罪行的女人。为了躲避此事可能帶来的灾祸，她被迫流散异地，最终来到纽约。在这样一部男性声音主宰的作品中，尼娜·伯吉斯的女性声音无疑为小说增色不少。尼娜·伯吉斯声音似乎浮于故事之外，但又与其他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起到了串联小说中众多的独立片段的功能。她也是牙买加流散群体的一面镜子，是那些为了过上安宁的生活而流散异地的普通牙买加人的缩影，从其身上可以看到牙买加流散群体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状。在纽约，她做过清洁工，家庭护理员，最后成为一名护士。她时刻关注来有关牙买加的新闻报道，希望回到家乡结束羁旅他乡之苦。
3.创伤
与暴力息息相关，牙买加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和同性恐惧观盛行，给受到种族主义歧视与受到同性恐惧威胁的边缘化群体造成了极大地心里创伤。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不同的种族观。中情局特工巴里·迪弗里奥说：“这儿的种族主义非常棘手，但却没造成多大的骚动，你或许会像一个种族主义者那样对待一个牙买加人，看他是否知道你这样做”。（A：143）小说中，肤色深浅是区分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乔西·威尔士说：“在牙买加，你要确保与恰当的人生孩子，稍微有点淡棕色，但不能太干燥，与这样的肤色交配，生下的孩子奶水足，头发好看”。（A：41）可见，小说的中牙买加，种族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小说中，通过人物间交流与其意识活动，可以看出牙买加存在着多种相互对立的种族观。同样，牙买加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由来已久，主要源自其对男性气概的崇拜。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常使用牙买加英语batty man（男同的蔑称）侮辱他人。小说无疑揭示了男同在当代牙买加社会中的危险境遇，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试图对抗主流社会盛行的同性恐惧观，为男同所受到的创伤与威胁申诉，呼吁读者理解他们。 （三）暴力的庇护所
1.党派政治
故事没有明确讲到黑帮要谋杀鲍勃·马利的动机，但此案与牙买加党派政治密切相关。人民民族党从1972年开始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左倾改革运动，古巴共产党结盟，引起了牙买加铝土矿公司、美国政府及当地的精英阶层的极大不满。金斯顿的住房建设由代表各个党派的黑帮头目负责实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多项规划多由追随工党的一个名为蒂沃利公园的黑帮集团操办。小说中，两个党派都试图得到鲍勃·马利及其所代表的选区的支持。1971年，迈克尔·曼利就曾试图说服鲍勃·马利参与人民民族党组织的宣传活动;1976年，人民民族党再次邀请他为即将举行的大选准备一场义演，帮助迈克尔·曼利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但义演即将开幕前，鲍勃·马利的住宅遭到武装分子袭击。1976年的大选对工党十分重要，如果他们在选举中失利，就必须终止一切正在进行的规划项目，这将给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小说中，迈克尔·曼利在选举中胜出后，爱德华·西格所承诺的多个住宅建筑方案与其他合作项目纷纷流产。对此，帕帕-娄威胁道“某人将为此付出代价”。（A：90）可以推断，鲍勃·马利谋杀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即工党、中情局与黑帮集团联手除掉鲍勃·马利，使这场义演自然流产，从而让工党在双方的政治宣传战中占据主动。
2.国家机器
故事中，牙买加的国家机器暴力行政。首先，警察暴力执法。巴姆-巴姆入狱期间，警察对其使用暴力：“他们踢我的脸，用警棍打我，鞭打我的下体，用九尾鞭抽我”。（A：54）从尼娜·伯吉斯的讲述中，我们获悉为了可以随时赶往犯罪现场，牙买加警察随时拉响警报;大多数女人为此而抱怨这让她们无法按时上班，但是“大部分男人确只能默默地站者”，不敢对警察的做法发表任何怨言。（A：47）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警察可以随意向对警察表示不满的男人直接开枪，但却通常经过“慎重考虑后再决定是否对妇女开枪”。（A：47）有一次，尼娜乘公交去公司面试;行驶过程中，三辆警车拉响警报，逼停公交车;乘客下车后，当一个警察“把我赶到其他女性旁边时，另一个警察同时用枪托打其中一个谈论起平等权利和正义的男性”。（A：47）骚乱中，尼娜·伯吉斯快速往后退，试图不让警察盯上，因为她知道“他们抓住人，首先就用屁股压住，或夹在胯下。”（A：49）
（四）暴力的历史原型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七次谋杀简史》中的暴力书写大多都取材于真实历史。例如，小说中的乔西·威尔士的原型正是历史人物莱斯特·寇克。真实历史中，牙买加确实存在一个势力范围波及北美诸国的贩毒集团，名为“阵雨武装队”（Shower Posse）。该组织的头目莱斯特·寇克在牙买加享有极高的威望，对其众多追随者来说，其形象相当于一位教父。他们从牙买加购得大量的可卡因、大麻等毒品，贩运至美国、加拿大等國和地区，从中牟取暴利。在美国，该组织设有众多分支机构。乔西·威尔士制造的毒品站血案也是取材于莱斯特·寇克的真实经历。八十年中期，莱斯特·寇克曾在迈阿密曾遭遇抢劫，并单枪匹马追至附近的一所毒品站，开枪打死其中的所有人。联邦调查局几年后才查清此案，并准备将其引渡至美国。此事在当时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致使其在牙买加的一所监狱中被火烧死。其后，其子克里斯托弗·寇克开始接管该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社区扶贫项目，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被尊称为“牙买加罗宾汉”。
故事中，尼娜·伯吉斯与乔西·威尔士都曾去过纽约布朗克斯区一家名为“波斯顿烤鸡”（Boston Jerk Kitchen）的牙买加餐馆。1985年，乔西·威尔士来到布朗克斯区考察时，负责接待他的手下曾将其带到这家餐馆。1991年，尼娜·伯吉斯就住在餐馆附近，出于对家乡的思想，也曾造访这儿。现实中，布朗克斯区波斯顿路确有一家名为波斯顿烤鸡的外卖餐馆，现已改名为“巴卡王烧烤中心”（King Barka Jerk Center）。其所处的街道与故事中她1991年走过的那条街道极为相似，充满了牙买加气息，沿街餐馆里出售很多牙买加人喜欢吃的“西非荔枝果、咸鱼及炖鸡”。
作者在历史中融入虚构意在探讨个体、历史及宿命的关系：个体即无法摆脱宿命，也无法重构其历史。尼娜·伯吉斯曾误以为“你无法改变这个国家，但或许你可以改变自己。”（A：282）她不断改变其身份，试图摆脱其自我与历史，但这一切并未给她带来自由与新生。对她来说，忘却过去同时也意味着永远沉浸于过去。不仅如此，其纽约的新家园依然弥漫着金斯顿平民窟中死亡气氛;纽约的牙买加移民社区完全复制了金斯顿平民窟，毒品泛滥，暴力事件接连不断。在纽约期间，尼娜·伯吉斯改名为多尔卡丝·帕尔默，经常出入布鲁克林的娱乐场所。布鲁克林的牙买加流散社区中的各种娱乐场所实际上就是牙买加社会的缩影;金斯顿的贫民窟生活几乎全部活压缩进了如星光小径俱乐部与星光舞厅这样的场所，如：流行音乐、毒品、暴力、枪杀等。同样，代表极的恶威尔士同意也未能摆脱其宿命;他制造的毒品站惨案最终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可见，作者将历史写入虚构中的同时，也对无法改变的事实进行重构，虚拟出与事实相反的事件。可以说历史即宿命。小说似乎传达了任何通过历史重构来摆脱真实历史的历史虚构活动最终只能让主体更加感受到其宿命与创伤过去。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死亡气氛中得到印证。和自然主义作家笔下受控于丛林法则的求生者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也受控于一种残酷的宿命之力，其任何对抗命运与死亡厄运的行动都最终归入失败。
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一）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
小说中，美国政府对牙买加党派政治的介入加剧了黑帮间的矛盾。小说中，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古巴红色势力，支持爱德华·西格领导的反对党牙买加工党，为其提供资金和军火。小说似乎表明中情局的介入使牙买加社会动荡局面进一步恶化。他们向牙买加黑帮集团提供枪支，甚至协助他们走私毒品。他们表面上协助牙买加工党，但其真正目的是阻断牙买加与古巴共产党间联系，遏制红色势力在加勒比地区的蔓延。作者种种描述均反映了在牙买加民主眼中，以美国中情局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干涉他国内政、搅乱社会治安、道德沦丧。这其实是由于牙买加长期处于殖民地国家地位，牙买加社会和民众对西方国家尤其美国都抱有敌对态度，更对西方世界输出的文化霸权主义嗤之以鼻。 （二）对暴力的批判
作者以暴力为元素构建故事，将牙买加的暴力文化呈现的淋漓尽致，在几近血腥的文字描述背后，是对社会的批判、对道德的劝诫，对历史的控诉。在作者笔下，暴力是残忍和痛苦的代名词。小说并非一部暴力牙买加简史，而是一部详细的当代暴力牙买加的断代史。小说实际上有近七百页，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当代暴力牙买加的社会万象图。小说中被谋杀的人数也远不止七人;实际上，故事界中的死亡和杀戮场景随处可见。小说利用人物的意识描写展现了多种视角下暴力牙买加，通过对暴力的持续呈现突出了牙买加的暴力问题。暴力迫使牙买加人民流散异地，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创伤，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记忆。暴力也是作者本人离开牙买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采访中提到：“2005年离开牙买加前，我曾对自己说：‘要么坐飞机离开，要么死者这里。’我不想夸大牙买加有多么糟糕。……我不想说你刚走出家门就会被杀掉，但总有一种不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有时这种迟疑的感觉更深。”可以推断，作者意在通过小说揭示暴力背后的黑帮势力与党派政治的瓜葛，表达其对生活在暴力社会中普通牙买加人、受到同性恐惧威胁的男同及飽受种族歧视的族裔群体的同情，传达其对牙买加暴力社会的担忧，呼吁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关注牙买加社会的暴力问题。
参考文献
[1]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New York，et al：Taylor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七次谋杀简史》 暴力
后殖民主义，即后殖民批判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后殖民社会日益严重的殖民文化状态;也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遭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统治的状态。《七次谋杀简史》是一部试图展现当代牙买加暴力与混乱的社会现状的史诗性著作。小说借用暴力小说的叙述，反映牙买加的社会问题：后殖民主义历史、争取独立的失败、经济问题、枪枝暴力、毒品、强夺、政治与暴力。小说作者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1970─）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母均为警察。马龙·詹姆斯1991年毕业于西印度大学，2006年获威尔克斯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2007以来于麦卡利斯特学院，教授英语和创意写作，现居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在成长过程中，作者目睹了生活在牙买加的人民饱受暴力的迫害，通过小说的暴力谋杀描述来阐述自己对暴力的抗议和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牙买加社会现状的担忧。
一.《七次谋杀简史》的暴力主题
（一）犯罪者的天堂
人类隐藏暴力的本能正是作者要揭露暴力的原因。作者则希望通过小说直接呈现一个充满暴力的牙买加。可以说暴力书写本身也彰显出作者的道义勇气。作者笔下的牙买加充满暴力、死亡、随处可见毒品交易、军火走私、种族矛盾、异国干涉，帮派间相互厮杀、明争暗斗，黑社会势力与政党相互利用，谋取非法利益。小说以枪杀鲍勃·马利的场景作为引子，围绕1976年到1991年间的五天时间内（1976年两天，1979，1985， 与1991年分别各一天）发生的事件，以金斯顿、蒙特哥贝、迈阿密及纽约四城为背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主要描述对象，重构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牙买加历史。小说几乎每页都有枪支、毒品、暴力、愤怒场景描写。作者的要做的正是将暴力直接写入小说中，不对其做任何美化。这样做的挑战就是让读者适应暴力与血腥的场景描述。作者的策略就是持续呈现暴力场景，力求呈现那个时代中所有的暴力文化元素，以此来反映牙买加人民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对奋斗、自决及争取自由的向往。
（二）暴力的恶果
1.死亡
故事中，帕帕-娄是哥本哈根黑社会的正式头目;他了解牙买加党派政治本质，意识到他们都是政治家的玩物，认清他与其追随者注定要在贫民窟中终老或被杀;他厌倦暴力厮杀，渴望救赎。而牙买加的社会现实并不能容忍这样一位过于理智的黑帮头目。与其相反，乔西·威尔士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他意识到黑帮分子永远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境况。对于他们大部分人的暴力行为，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它永无止境，没有终结。而要维护并稳固其所在社会集团中的地位，就必须让暴力升级。小说中，他是个野心家，心狠手辣，工于心计，善于控制手下。乔西·威尔士抓住以1976年的大选形成的外部压力为契机，不断排挤帕帕-娄，说服哥本哈根市民远离他。帕帕-娄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取代，最终遭乔西·威尔士暗杀。乔西·威尔士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极恶的象征，狡猾，能言善辩，花言巧语。取代帕帕-娄的地位后，开始迅速扩展势力，带领这帮谋杀者参与毒品走私，暴力仇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纽约督查可卡因交易时，在一家毒品站前被一个瘾君子用枪威胁。瘾君子扣动扳机时，从中射出的并非实弹，而是尿液。瘾君子随即逃跑;威尔士走进毒品站挨着房间找瘾君子的藏身之处，向他遇到的每个人开枪射击，在场所有瘾君子无一幸免。但他并未因此被立刻绳之于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他手下的这帮谋杀者也因黑帮仇杀陆续死去。
2.流散
暴力也让像尼娜·伯吉斯这样的普通女性被迫流散异地。小说中，她受过良好教育，与鲍勃·马利有暧昧关系。失业后，她极度焦虑，为了消解内心的苦闷，到处闲荡，但映入眼帘的却是暴力、毒品、贫困等。首次出现在小说中，她并自言自语道：“这个国家，这座可恶的岛屿正要索取我们的性命”。①她目睹了乔西·威尔士出入暗杀现场。她正走进希望路56号住宅时，乔西·威尔士握着枪正要离开这里。巴姆-巴姆发现她时，内心说道：“我们正向外冲时，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天使不知道她正步入地狱。”（A：243）乔西·威尔士上前打量她一番;之后，冲上车，扬长而去。此处，作者似乎有悖常理，让一向心狠手辣小心谨慎的乔西·威尔士轻易放过一个发现其罪行的女人。为了躲避此事可能帶来的灾祸，她被迫流散异地，最终来到纽约。在这样一部男性声音主宰的作品中，尼娜·伯吉斯的女性声音无疑为小说增色不少。尼娜·伯吉斯声音似乎浮于故事之外，但又与其他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起到了串联小说中众多的独立片段的功能。她也是牙买加流散群体的一面镜子，是那些为了过上安宁的生活而流散异地的普通牙买加人的缩影，从其身上可以看到牙买加流散群体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状。在纽约，她做过清洁工，家庭护理员，最后成为一名护士。她时刻关注来有关牙买加的新闻报道，希望回到家乡结束羁旅他乡之苦。
3.创伤
与暴力息息相关，牙买加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和同性恐惧观盛行，给受到种族主义歧视与受到同性恐惧威胁的边缘化群体造成了极大地心里创伤。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不同的种族观。中情局特工巴里·迪弗里奥说：“这儿的种族主义非常棘手，但却没造成多大的骚动，你或许会像一个种族主义者那样对待一个牙买加人，看他是否知道你这样做”。（A：143）小说中，肤色深浅是区分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乔西·威尔士说：“在牙买加，你要确保与恰当的人生孩子，稍微有点淡棕色，但不能太干燥，与这样的肤色交配，生下的孩子奶水足，头发好看”。（A：41）可见，小说的中牙买加，种族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小说中，通过人物间交流与其意识活动，可以看出牙买加存在着多种相互对立的种族观。同样，牙买加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由来已久，主要源自其对男性气概的崇拜。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常使用牙买加英语batty man（男同的蔑称）侮辱他人。小说无疑揭示了男同在当代牙买加社会中的危险境遇，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试图对抗主流社会盛行的同性恐惧观，为男同所受到的创伤与威胁申诉，呼吁读者理解他们。 （三）暴力的庇护所
1.党派政治
故事没有明确讲到黑帮要谋杀鲍勃·马利的动机，但此案与牙买加党派政治密切相关。人民民族党从1972年开始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左倾改革运动，古巴共产党结盟，引起了牙买加铝土矿公司、美国政府及当地的精英阶层的极大不满。金斯顿的住房建设由代表各个党派的黑帮头目负责实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多项规划多由追随工党的一个名为蒂沃利公园的黑帮集团操办。小说中，两个党派都试图得到鲍勃·马利及其所代表的选区的支持。1971年，迈克尔·曼利就曾试图说服鲍勃·马利参与人民民族党组织的宣传活动;1976年，人民民族党再次邀请他为即将举行的大选准备一场义演，帮助迈克尔·曼利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但义演即将开幕前，鲍勃·马利的住宅遭到武装分子袭击。1976年的大选对工党十分重要，如果他们在选举中失利，就必须终止一切正在进行的规划项目，这将给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小说中，迈克尔·曼利在选举中胜出后，爱德华·西格所承诺的多个住宅建筑方案与其他合作项目纷纷流产。对此，帕帕-娄威胁道“某人将为此付出代价”。（A：90）可以推断，鲍勃·马利谋杀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即工党、中情局与黑帮集团联手除掉鲍勃·马利，使这场义演自然流产，从而让工党在双方的政治宣传战中占据主动。
2.国家机器
故事中，牙买加的国家机器暴力行政。首先，警察暴力执法。巴姆-巴姆入狱期间，警察对其使用暴力：“他们踢我的脸，用警棍打我，鞭打我的下体，用九尾鞭抽我”。（A：54）从尼娜·伯吉斯的讲述中，我们获悉为了可以随时赶往犯罪现场，牙买加警察随时拉响警报;大多数女人为此而抱怨这让她们无法按时上班，但是“大部分男人确只能默默地站者”，不敢对警察的做法发表任何怨言。（A：47）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警察可以随意向对警察表示不满的男人直接开枪，但却通常经过“慎重考虑后再决定是否对妇女开枪”。（A：47）有一次，尼娜乘公交去公司面试;行驶过程中，三辆警车拉响警报，逼停公交车;乘客下车后，当一个警察“把我赶到其他女性旁边时，另一个警察同时用枪托打其中一个谈论起平等权利和正义的男性”。（A：47）骚乱中，尼娜·伯吉斯快速往后退，试图不让警察盯上，因为她知道“他们抓住人，首先就用屁股压住，或夹在胯下。”（A：49）
（四）暴力的历史原型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七次谋杀简史》中的暴力书写大多都取材于真实历史。例如，小说中的乔西·威尔士的原型正是历史人物莱斯特·寇克。真实历史中，牙买加确实存在一个势力范围波及北美诸国的贩毒集团，名为“阵雨武装队”（Shower Posse）。该组织的头目莱斯特·寇克在牙买加享有极高的威望，对其众多追随者来说，其形象相当于一位教父。他们从牙买加购得大量的可卡因、大麻等毒品，贩运至美国、加拿大等國和地区，从中牟取暴利。在美国，该组织设有众多分支机构。乔西·威尔士制造的毒品站血案也是取材于莱斯特·寇克的真实经历。八十年中期，莱斯特·寇克曾在迈阿密曾遭遇抢劫，并单枪匹马追至附近的一所毒品站，开枪打死其中的所有人。联邦调查局几年后才查清此案，并准备将其引渡至美国。此事在当时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致使其在牙买加的一所监狱中被火烧死。其后，其子克里斯托弗·寇克开始接管该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社区扶贫项目，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被尊称为“牙买加罗宾汉”。
故事中，尼娜·伯吉斯与乔西·威尔士都曾去过纽约布朗克斯区一家名为“波斯顿烤鸡”（Boston Jerk Kitchen）的牙买加餐馆。1985年，乔西·威尔士来到布朗克斯区考察时，负责接待他的手下曾将其带到这家餐馆。1991年，尼娜·伯吉斯就住在餐馆附近，出于对家乡的思想，也曾造访这儿。现实中，布朗克斯区波斯顿路确有一家名为波斯顿烤鸡的外卖餐馆，现已改名为“巴卡王烧烤中心”（King Barka Jerk Center）。其所处的街道与故事中她1991年走过的那条街道极为相似，充满了牙买加气息，沿街餐馆里出售很多牙买加人喜欢吃的“西非荔枝果、咸鱼及炖鸡”。
作者在历史中融入虚构意在探讨个体、历史及宿命的关系：个体即无法摆脱宿命，也无法重构其历史。尼娜·伯吉斯曾误以为“你无法改变这个国家，但或许你可以改变自己。”（A：282）她不断改变其身份，试图摆脱其自我与历史，但这一切并未给她带来自由与新生。对她来说，忘却过去同时也意味着永远沉浸于过去。不仅如此，其纽约的新家园依然弥漫着金斯顿平民窟中死亡气氛;纽约的牙买加移民社区完全复制了金斯顿平民窟，毒品泛滥，暴力事件接连不断。在纽约期间，尼娜·伯吉斯改名为多尔卡丝·帕尔默，经常出入布鲁克林的娱乐场所。布鲁克林的牙买加流散社区中的各种娱乐场所实际上就是牙买加社会的缩影;金斯顿的贫民窟生活几乎全部活压缩进了如星光小径俱乐部与星光舞厅这样的场所，如：流行音乐、毒品、暴力、枪杀等。同样，代表极的恶威尔士同意也未能摆脱其宿命;他制造的毒品站惨案最终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可见，作者将历史写入虚构中的同时，也对无法改变的事实进行重构，虚拟出与事实相反的事件。可以说历史即宿命。小说似乎传达了任何通过历史重构来摆脱真实历史的历史虚构活动最终只能让主体更加感受到其宿命与创伤过去。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死亡气氛中得到印证。和自然主义作家笔下受控于丛林法则的求生者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也受控于一种残酷的宿命之力，其任何对抗命运与死亡厄运的行动都最终归入失败。
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一）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
小说中，美国政府对牙买加党派政治的介入加剧了黑帮间的矛盾。小说中，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古巴红色势力，支持爱德华·西格领导的反对党牙买加工党，为其提供资金和军火。小说似乎表明中情局的介入使牙买加社会动荡局面进一步恶化。他们向牙买加黑帮集团提供枪支，甚至协助他们走私毒品。他们表面上协助牙买加工党，但其真正目的是阻断牙买加与古巴共产党间联系，遏制红色势力在加勒比地区的蔓延。作者种种描述均反映了在牙买加民主眼中，以美国中情局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干涉他国内政、搅乱社会治安、道德沦丧。这其实是由于牙买加长期处于殖民地国家地位，牙买加社会和民众对西方国家尤其美国都抱有敌对态度，更对西方世界输出的文化霸权主义嗤之以鼻。 （二）对暴力的批判
作者以暴力为元素构建故事，将牙买加的暴力文化呈现的淋漓尽致，在几近血腥的文字描述背后，是对社会的批判、对道德的劝诫，对历史的控诉。在作者笔下，暴力是残忍和痛苦的代名词。小说并非一部暴力牙买加简史，而是一部详细的当代暴力牙买加的断代史。小说实际上有近七百页，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当代暴力牙买加的社会万象图。小说中被谋杀的人数也远不止七人;实际上，故事界中的死亡和杀戮场景随处可见。小说利用人物的意识描写展现了多种视角下暴力牙买加，通过对暴力的持续呈现突出了牙买加的暴力问题。暴力迫使牙买加人民流散异地，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创伤，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记忆。暴力也是作者本人离开牙买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采访中提到：“2005年离开牙买加前，我曾对自己说：‘要么坐飞机离开，要么死者这里。’我不想夸大牙买加有多么糟糕。……我不想说你刚走出家门就会被杀掉，但总有一种不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有时这种迟疑的感觉更深。”可以推断，作者意在通过小说揭示暴力背后的黑帮势力与党派政治的瓜葛，表达其对生活在暴力社会中普通牙买加人、受到同性恐惧威胁的男同及飽受种族歧视的族裔群体的同情，传达其对牙买加暴力社会的担忧，呼吁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关注牙买加社会的暴力问题。
参考文献
[1]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New York，et al：Tay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