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有人说，顾准是近50年来，中国惟一的思想家。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
　　“文死谏，武死战”，顾准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敢于揭露国家的问题。1956年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与32年后邓小平的政策不谋而合。他为什么看事情看得这么准？
　　
　　顾准的方法是对的
　　
　　顾准只是个经济学家，是一个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经济学家。他为人称道的经济学成就，集中在两种笔记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56年，顾准完成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粉碎“四人帮”后，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各个企业之间交换产品也是商品交换，甚至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等突破性观点，但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样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涨落的市场规律。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32年后，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可以说，顾准是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顾准是特立独行，但提出这样“前卫”的观点，并不是率性而为，而是通过自己在经济学领域的长期研究得出的。
　　顾准生于1915年，12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来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他掌握会计这门学科，完全通过勤奋自学。他被誉为“奇特的天才少年”，17岁就在会计函授学校当起了老师，19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西方会计学是一门非常精准和富有逻辑关系的体系，其自洽和闭合的逻辑圈能极大调整人们对经济事务和管理的认识。顾准就是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的，所以他有那个时代通常管理者所没有的认知。
　　1949年，顾准任上海财政局局长、税务局长。在税收问题上，顾准采取了与全国不同的方法。他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上海大中厂商的账册一般比较健全，完全可以依靠计征。上海工商户众多，如果民主评议，不仅层次多，而且有极大可能造成赋税不公，征税总额难以确定，并很难使纳税户依法纳税。
　　因为与财政部的意见不一致，陈毅市长专门请潘汉年和顾准到他家讨论，最后陈毅决定废除民主评议。陈云也曾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按照顾准的税收办法，上海1952年的税收是1950年的10倍。但因为这件事，顾准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顾准依然故我地探索中国的未来。他分析了欧美政治史上两种不同的潮流与传统，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顾准的分析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很多学者。
　　
　　特别需要顾准
　　
　　顾准的弟子、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顾准的民主思想，是他在学术上连续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的基本原因之一。顾准曾经针对五四运动所举起的进步旗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结出应有的累累硕果，以切肤之痛大声地说：“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
　　1957年，顾准顶撞苏联专家，严重干扰“国际团结”，再次被打成右派。但即便已是罪名加身，他也不改自己的独立思考。
　　顾准正是在民主思想的鼓舞下，不受任何强权的约束，不尾随教条主义，无视所谓的思想禁区，长期坚持独立思考，才探索到别人失之交臂的思想瑰宝，才成就了思想家顾准。
　　顾准一直在思考关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
　　
　　1 9 5 8 年， 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说：“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这也是一场蛮干！”说完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
　　顾准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对于文化旗手郭沫若的马列主义史学，顾准说：“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当郭沫若说中国明末时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时，顾准言辞更加激烈：“郭沫若之类，根本不懂得这一点。”
　　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时，他看到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他无比沉痛地写道：“产量的谎报，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价值规律……愈为严重”；阶级斗争“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顾准紧裹肮脏的破“棉猴”，蹲坐在铁佛寺预言：未来的中国，必然朝着“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代我们确定的。
　　1961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顾准没能等到“文革”结束，但他的遗稿在上世纪80年代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李慎之，这样评价顾准：“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