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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在水头镇，染坊巷巷口的姐弟仨，很是让人羡慕。
那时候这家的姐姐九岁，大弟七岁，小弟弟应该四五岁。姐弟仨的父亲在城里当工人，母亲虽是公干家属，也要天天下地挣工分。姐弟仨都是大的照看小的，跟我们差不多。
姐弟仨出门，哪怕是跟巷巷里的孩子们玩一会，都是姐姐拉着弟弟，一手一个。我们那一带把这种拉叫做“拖”，手拖手。姐弟仨亲密地拖在一处，两个弟弟就象关老爷身边的关平周仓，跟姐姐寸步不离。
姐姐柔弱文静，即使有人故意欺负她们，总是躲闪的时候多，很少反抗，也不哭不叫。大弟聪明伶俐，心眼多，不吃亏。小弟鲁莽好动，爱闯祸。有一回跟玩伴耍红了脸，张口就咬破了另一个大他三岁娃娃的手指头。
那些年在农业生产队，无事生非的娃娃们不是偷桃就是摘李，时常弄得鸡飞狗跳。姐弟仨衣冠整洁，从来不干这些事。
夏天是水头镇的黄金季节，男娃娃都喜欢泡在渭河里玩水。姐弟仨中的弟弟也想凑热闹，却不能到河边去，姐姐不让。那时候谁穿裤衩啊？想都没有。两个弟弟按捺不住，挣脱开跑过来。姐姐就在远处站着不走，弟弟们害怕回家挨打，也不敢下水，眼巴巴地在河滩上看。看着看着，有人起哄，往他们身上泼水。小弟就把我们放在河滩上的裤子往水里扔，被扔湿了衣裳的娃娃气不过，光屁股追上来打他们。这时候姐姐不要脸了，冲过来护弟弟。一群泥猴子跑回河里蹲下来，齐声喊———有人耍流氓。
姐弟仨都很害怕爸爸，老远听到他咳嗽，就会扔下手里的泥巴回家。其实这家人过得安静，巷子里不少人说他们家好关起门吃肉。即使有一点动静，大多是小弟挨打。
当工人的父亲对姐弟仨的学习抓得紧，一回来就检查作业，也爱到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父亲的奖励一般是新买的连环画，我们叫做“画书”。那些年大家能容纳他们姐弟仨，主要是“画书”的面子。父亲的惩罚很简单，抬手就是巴掌，下脚更了不得。皮鞋踢出来的淤青印子，好多天都下不去。
姐姐的书念得一般，因为从不给大人惹事，很少挨打。大弟学习成绩好，年年有奖状贴在堂屋墙上。他挨打，主要是犟，半句话都不饶人。小弟贪玩，经常挨老师打。有时候做贼似的溜回家，免不了再挨打。这种倒霉的日子，是赶上了父亲回来休假。当然，考试不及格，身上就会留下淤青。
这家的父亲教育娃娃，不容人打岔。特别是打娃娃时，往往连他妈一块儿打。原因是女人太糊涂，老是护着不让打。打过了，娃娃的淤青能看见，女人的看不见，也不想让人看。
姐弟仨在父母眼里的轻重，从穿衣打扮上就一清二楚。姐姐穿得像个城里的洋娃娃，夏天一身新裙子，冬天有大衣，肩上还要搭一条惹眼的围巾。大弟常穿运动鞋，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小弟从头到脚，都是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物，有些洗得发白。这个瓜娃也不嫌，照样乐呵呵的蹦跶，记吃不记打。
我上高中的时候，姐弟仨一个读初三，一个上了初一。最小的那个，还在念小学。这家姐姐跟父母进城的机会多，平时与水头镇的娃娃不怎么来往。成绩好的大弟有些傲气，总把自己当个公家人，老早就戴上了眼镜，也不情愿跟我们多说话。只有小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时常东家进来西家出去，跟水头镇的娃娃分不清。
我考上中专出来读书，接着在外地工作，就跟老家的联系少了。有一年春节回老家，在巷道里遇到姐弟仨中的老大。女大十八变，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天水白娃娃”。母亲说老大顶替进厂当了工人，老二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院。老三没考上高中，把他爸气得吐了血。
父亲说：“老三没出息，他爸给买了一头黑驴，比骡子都能驮，没本事的人降不住。”
“他爸拿退休金卖的。”母亲说：“话都说尽了，等娶了媳妇，就分灶另过。”
早起挑水的路上，看到小弟的黑驴。是一头威风凛凛的黑叫驴，正在嘶喊着追一头低眉垂眼的灰草驴。小弟奋力扯着龙头缰绳，勒得黑驴龇牙咧嘴。
父母过世以后，故乡渐成记忆。再次说起姐弟仨的时候，差不多是十四五年后的事情了。
当工人的姐姐下岗，回到水头镇摆起了裁缝摊子。小弟种了几亩花椒，还有一处苹果园。黑叫驴也换成了蹦蹦车，拉着媳妇娃娃过日子。老两口都闲不住。老汉在巷巷口安了两幅麻将桌，生意想不到的火。老婆子在女儿的裁缝摊子上帮忙，一声不响的打下手。她家是水头镇最早买到缝纫机的人，女儿的手艺算是家传。娘俩都是好脾气，大家都喜欢去看他们干活。在水头镇中学教书的大弟有经济头脑，见缝插针的给父亲帮忙。这个娃从小给父母长脸，先是考上大学，再是娶了卫生院长的独生女。在水头镇，很多人家都以他为样板教育娃娃。谁知道他后来出了大名，成了方圆几十里的话把子，却是因为打麻将。都说他是“神手一摸”，最多时赢过十几万。
小时候，我们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麻将。水头镇人鄙视麻将，习惯把这种东西与败家子連在一起。姐弟仨的父亲见过世面，头一个在镇上支起麻将摊，没想到最先上瘾的是自己的大学生儿子。老人们都说他家把人亏下了，必然出败子。
关于这家人与麻将的琐事，断断续续成了水头镇好多年的话题。我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来帮忙的年轻人就把麻将摊子摆在灵堂外边。看着一大圈熟悉的壮年和不熟悉少年在高瓦灯泡下彻夜赌钱，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没办法，我不能搅散麻将摊子，更不能影响家里的大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要担心派出所找麻烦。
也就前年吧，高中同学的花椒贸易公司二十周年庆典，邀请我去“站台”。现在高铁方便，去了喝酒，席间小弟上来敬酒，才得知他也有一家花椒代办点，当年的流水七十来万。
她姐的裁缝摊子早就“打折”了。
“我说有些年不见了。”
“有了外孙子，城里带娃着哩。”
令人吃惊的是那个大弟。“神手一摸”不仅赌掉了公职，赌得媳妇离了婚，带着儿子跑到新疆不回来。
“这个人彻底废了，才给老三看了几天大门。咋敢下手来？偷库房里的花椒去赌，那可是客户的存货，给弟媳妇当场抠烂了脸。”
饭后在镇街上散步，乘着酒兴怀旧。在几个人的指点下，我才看清不远处翻腾垃圾箱的流浪汉，就是姐弟仨中的大弟。据说他曾两次自断手指，却没有断掉赌瘾。
那一回在老家多住了几天，顺便调研了水头镇的支柱产业大红袍花椒。想写一点真情文字，为家乡的脱贫攻坚呐喊。早晚回来，几次在巷巷口看到沧桑的老两口。
老婆婆满头银丝，小心翼翼的守着老汉。跟前跟后的，有些担心他要摔跤的样子。老汉还是板寸头，白发也不多，见人就说儿女的不是。
他骂没良心的女儿躲在城里享福，不管老人。骂不争气的大儿子亏先人，不知道哪辈子做的孽？让他不得安生。骂得最狠的，却是小儿子夫妇。骂他们挣那么多钱不顾家，终有一天要撑死。
老汉骂人的话，是原汁原味的水头腔。
“把憋烂甜瓜子的，把一家子憋烂甜瓜子的。”老汉自言自语：“攒那么多钱，吃药呀？”
我的弟媳妇跟小弟的媳妇很“对劲”，有天在饭桌上学着她怨恨老人的口气说：“有理啥哩？工作给了老大，把老二供成了大学生，给我的是啥？”
看我有些不解，弟弟解释说：“那种人，谁敢沾啊？”
还是疑惑。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种人，是他家的老人，还是赌“栏杆”了的大弟。
责任编辑频阳子
那时候这家的姐姐九岁，大弟七岁，小弟弟应该四五岁。姐弟仨的父亲在城里当工人，母亲虽是公干家属，也要天天下地挣工分。姐弟仨都是大的照看小的，跟我们差不多。
姐弟仨出门，哪怕是跟巷巷里的孩子们玩一会，都是姐姐拉着弟弟，一手一个。我们那一带把这种拉叫做“拖”，手拖手。姐弟仨亲密地拖在一处，两个弟弟就象关老爷身边的关平周仓，跟姐姐寸步不离。
姐姐柔弱文静，即使有人故意欺负她们，总是躲闪的时候多，很少反抗，也不哭不叫。大弟聪明伶俐，心眼多，不吃亏。小弟鲁莽好动，爱闯祸。有一回跟玩伴耍红了脸，张口就咬破了另一个大他三岁娃娃的手指头。
那些年在农业生产队，无事生非的娃娃们不是偷桃就是摘李，时常弄得鸡飞狗跳。姐弟仨衣冠整洁，从来不干这些事。
夏天是水头镇的黄金季节，男娃娃都喜欢泡在渭河里玩水。姐弟仨中的弟弟也想凑热闹，却不能到河边去，姐姐不让。那时候谁穿裤衩啊？想都没有。两个弟弟按捺不住，挣脱开跑过来。姐姐就在远处站着不走，弟弟们害怕回家挨打，也不敢下水，眼巴巴地在河滩上看。看着看着，有人起哄，往他们身上泼水。小弟就把我们放在河滩上的裤子往水里扔，被扔湿了衣裳的娃娃气不过，光屁股追上来打他们。这时候姐姐不要脸了，冲过来护弟弟。一群泥猴子跑回河里蹲下来，齐声喊———有人耍流氓。
姐弟仨都很害怕爸爸，老远听到他咳嗽，就会扔下手里的泥巴回家。其实这家人过得安静，巷子里不少人说他们家好关起门吃肉。即使有一点动静，大多是小弟挨打。
当工人的父亲对姐弟仨的学习抓得紧，一回来就检查作业，也爱到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父亲的奖励一般是新买的连环画，我们叫做“画书”。那些年大家能容纳他们姐弟仨，主要是“画书”的面子。父亲的惩罚很简单，抬手就是巴掌，下脚更了不得。皮鞋踢出来的淤青印子，好多天都下不去。
姐姐的书念得一般，因为从不给大人惹事，很少挨打。大弟学习成绩好，年年有奖状贴在堂屋墙上。他挨打，主要是犟，半句话都不饶人。小弟贪玩，经常挨老师打。有时候做贼似的溜回家，免不了再挨打。这种倒霉的日子，是赶上了父亲回来休假。当然，考试不及格，身上就会留下淤青。
这家的父亲教育娃娃，不容人打岔。特别是打娃娃时，往往连他妈一块儿打。原因是女人太糊涂，老是护着不让打。打过了，娃娃的淤青能看见，女人的看不见，也不想让人看。
姐弟仨在父母眼里的轻重，从穿衣打扮上就一清二楚。姐姐穿得像个城里的洋娃娃，夏天一身新裙子，冬天有大衣，肩上还要搭一条惹眼的围巾。大弟常穿运动鞋，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小弟从头到脚，都是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物，有些洗得发白。这个瓜娃也不嫌，照样乐呵呵的蹦跶，记吃不记打。
我上高中的时候，姐弟仨一个读初三，一个上了初一。最小的那个，还在念小学。这家姐姐跟父母进城的机会多，平时与水头镇的娃娃不怎么来往。成绩好的大弟有些傲气，总把自己当个公家人，老早就戴上了眼镜，也不情愿跟我们多说话。只有小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时常东家进来西家出去，跟水头镇的娃娃分不清。
我考上中专出来读书，接着在外地工作，就跟老家的联系少了。有一年春节回老家，在巷道里遇到姐弟仨中的老大。女大十八变，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天水白娃娃”。母亲说老大顶替进厂当了工人，老二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院。老三没考上高中，把他爸气得吐了血。
父亲说：“老三没出息，他爸给买了一头黑驴，比骡子都能驮，没本事的人降不住。”
“他爸拿退休金卖的。”母亲说：“话都说尽了，等娶了媳妇，就分灶另过。”
早起挑水的路上，看到小弟的黑驴。是一头威风凛凛的黑叫驴，正在嘶喊着追一头低眉垂眼的灰草驴。小弟奋力扯着龙头缰绳，勒得黑驴龇牙咧嘴。
父母过世以后，故乡渐成记忆。再次说起姐弟仨的时候，差不多是十四五年后的事情了。
当工人的姐姐下岗，回到水头镇摆起了裁缝摊子。小弟种了几亩花椒，还有一处苹果园。黑叫驴也换成了蹦蹦车，拉着媳妇娃娃过日子。老两口都闲不住。老汉在巷巷口安了两幅麻将桌，生意想不到的火。老婆子在女儿的裁缝摊子上帮忙，一声不响的打下手。她家是水头镇最早买到缝纫机的人，女儿的手艺算是家传。娘俩都是好脾气，大家都喜欢去看他们干活。在水头镇中学教书的大弟有经济头脑，见缝插针的给父亲帮忙。这个娃从小给父母长脸，先是考上大学，再是娶了卫生院长的独生女。在水头镇，很多人家都以他为样板教育娃娃。谁知道他后来出了大名，成了方圆几十里的话把子，却是因为打麻将。都说他是“神手一摸”，最多时赢过十几万。
小时候，我们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麻将。水头镇人鄙视麻将，习惯把这种东西与败家子連在一起。姐弟仨的父亲见过世面，头一个在镇上支起麻将摊，没想到最先上瘾的是自己的大学生儿子。老人们都说他家把人亏下了，必然出败子。
关于这家人与麻将的琐事，断断续续成了水头镇好多年的话题。我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来帮忙的年轻人就把麻将摊子摆在灵堂外边。看着一大圈熟悉的壮年和不熟悉少年在高瓦灯泡下彻夜赌钱，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没办法，我不能搅散麻将摊子，更不能影响家里的大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要担心派出所找麻烦。
也就前年吧，高中同学的花椒贸易公司二十周年庆典，邀请我去“站台”。现在高铁方便，去了喝酒，席间小弟上来敬酒，才得知他也有一家花椒代办点，当年的流水七十来万。
她姐的裁缝摊子早就“打折”了。
“我说有些年不见了。”
“有了外孙子，城里带娃着哩。”
令人吃惊的是那个大弟。“神手一摸”不仅赌掉了公职，赌得媳妇离了婚，带着儿子跑到新疆不回来。
“这个人彻底废了，才给老三看了几天大门。咋敢下手来？偷库房里的花椒去赌，那可是客户的存货，给弟媳妇当场抠烂了脸。”
饭后在镇街上散步，乘着酒兴怀旧。在几个人的指点下，我才看清不远处翻腾垃圾箱的流浪汉，就是姐弟仨中的大弟。据说他曾两次自断手指，却没有断掉赌瘾。
那一回在老家多住了几天，顺便调研了水头镇的支柱产业大红袍花椒。想写一点真情文字，为家乡的脱贫攻坚呐喊。早晚回来，几次在巷巷口看到沧桑的老两口。
老婆婆满头银丝，小心翼翼的守着老汉。跟前跟后的，有些担心他要摔跤的样子。老汉还是板寸头，白发也不多，见人就说儿女的不是。
他骂没良心的女儿躲在城里享福，不管老人。骂不争气的大儿子亏先人，不知道哪辈子做的孽？让他不得安生。骂得最狠的，却是小儿子夫妇。骂他们挣那么多钱不顾家，终有一天要撑死。
老汉骂人的话，是原汁原味的水头腔。
“把憋烂甜瓜子的，把一家子憋烂甜瓜子的。”老汉自言自语：“攒那么多钱，吃药呀？”
我的弟媳妇跟小弟的媳妇很“对劲”，有天在饭桌上学着她怨恨老人的口气说：“有理啥哩？工作给了老大，把老二供成了大学生，给我的是啥？”
看我有些不解，弟弟解释说：“那种人，谁敢沾啊？”
还是疑惑。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种人，是他家的老人，还是赌“栏杆”了的大弟。
责任编辑频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