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日成为拉里之前

　　这个山谷成为大清帝国的拉里汛之前，它还只有藏语名字，叫做“拉日”，即神山。相传这名字来源与僧人们在山头上发现了一尊伏藏的佛像，并在此修建了拉日寺有关。
　　当年的拉日，还带有一些古典风格：要抵达“神山”，必须翻越两座险峻的雪山，分别为“东雪山”夏贡拉（即丹达山）和“西雪山”努贡拉，很有些寻宝图的意味。在军人眼中，拉里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
　　昌都、林芝、那曲三大板块在此碰撞结合，拉里成为藏东北的锁匙，四战之地。震撼西藏的大战，多次在拉里周边爆发。
　　康熙五十五年（1716），蒙古准噶尔部大将策凌敦多布率准噶尔军突袭拉萨，杀死和硕特汗王拉藏汗，占领西藏。康熙帝命湖广总督额伦特和侍卫色楞各率一支两千人的清军由青海入藏。清军锐气果敢，直逼喀喇乌苏河（即今那曲一带，距拉日不远），准噶尔军截断清军退路。拉里的一位“黑喇嘛”在此时出场，据说他站在准噶尔一边，表面欢迎清军，私下派遣部下截断清军粮草。准噶尔军以炮轰击，清军距高固守，两军相持激战月余，清军突围失败，包含有满洲兵、总督标兵的清军几乎全部阵亡。
　　消息传来，清廷震动。三年后清军大军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再至拉里，算账时刻已到：清军副将岳钟琪提兵计擒黑喇嘛，旋即正法。
　　此后，西藏平静了几乎二百年，直至1911年，大战再起。钟颖边军入藏，在拉里与藏军多有冲突；当钟颖军讨伐波密，进军不利时，赵尔丰的边军又从拉里以东的硕督南下波密，使得与钟颖新军对抗的波密小王国土崩瓦解。

从拉里向东，道路险恶，但能连接到商道重镇硕督（硕般多）和土地肥沃的洛隆，足以养兵，遥接昌都；西面直达那曲草原，向南翻越山岭，能迅速抵达林芝尼洋河流域。

　　每一场大战，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或者结束。拉里见证着西藏风云的改变，但在两个多世纪的和平中，拉里只是汉藏官道中一个平静的驿站。
　　我们要去到拉里，也就是老嘉黎镇，那条出名的河谷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县城而言太狭窄了。
　　从嘉黎县坐车到拉里要六、七十公里。我们去的时间是五月，草原上马儿已经跃跃欲试，似乎已经嗅到赛马会气息。但一开始翻山，拉里就展现出它可怕的一面：一座并不高大的，甚至是平缓的山坡，在背阴面有厚厚的积雪，一辆铲雪的推土机停在路边，两个裹成球的司机在寒风中勉强抽烟，他们身后是一人高的的雪墙。
　　拉里便在山后。拉坚山如同屏风一般遮护着拉里古镇，抵挡北来的草原寒风，山腰上的拉日寺金顶闪烁，坐镇高空。这座建成四百多年的格鲁派寺院，在危崖之上见缝插针地展开，通向禅房的道路完全悬空，以木椽子在岩壁上支撑，年久的灰白木板在脚下吱嘎地响。
　　大殿规模也并不算大，护法殿只容得下一名僧人在期间击鼓诵经，对于一座山寺而言正好。护法神殿一侧的墙壁上悬挂着吉祥天母的旗帜，这被清代汉人称为“骡子天王”的恐怖女神是这座山崖古寺的守护者，她倒是见证着拉里的变迁。
　　寺内最可观的古迹是两块清代牌匾，一块上书“浩气凌霄”，是清代军官献给拉里关帝庙之物，当初应当是悬挂在关帝庙内的，方正的清代字體，右侧则是一行小字，如“千总李肇龙敬”、“钦赐蓝翎”、“抚边”、“把总”等。另有一块匾额略小，但上面的字着实是看不清楚了，可能也是拉里关帝庙中的遗物。匾额原本就不是精工制作，在如此偏远之地，制作匾额实属不易。

大清帝国拉里汛

　　清代驻藏之人将边坝所辖甲贡塘至江达所辖之凝多塘这段荒野之路视为畏途，一共八站，称为穷八站，拉里就是穷八站的核心。
　　那些在十八世纪的黄金岁月中，从东向西到过拉里的官员和商旅，一定会对这座小城堡有深刻的印象：来到这座城堡前，他们经过了可怕的夏工拉山（丹达山），丹达山顶号称“阎王碥”，雪窟窿曾使许多人坠落冻死，包括那位冻死后化为丹达山神的清军彭参军。这还没完，从夏工拉山，到甲贡、擦竹喀直至拉里，一路都人烟稀少，甚至不得不露宿野外，染料难寻，狼群徘徊。从拉里到江达，依然如此。拉里拥有市镇、粮台和市场，弥足珍贵。从雪山和荒野中一头扎进拉里黄尘中的人，会看到一座有些马可波罗风格的偏远要塞。
　　山崖上的拉日寺金色的殿宇，法号和诵经声遥遥传来。进入古镇，白塔边是大群打尖过夜的商队，骡马粪便与干草、牛粪之味扑鼻，灰头土脸的马帮马脚子用茶叶交换酥油和肉类、草料。有一些清军在街道上巡逻、搜检物资，藏语和四川口音的汉语混杂。商店小而破败，但竟然有一些来自内地和拉萨的杂货。黄昏时分，关帝庙中的摇签之声和小清真寺里的高亢礼拜声与山顶的诵经和法锣声交汇，冷风让街道上很快就没了行人。

九十一岁的拉里镇老人彭措尼玛说，至今有许多汉语词汇依然留在拉里老人的口语中，且都是家长里短的物事。例如菜刀、窗子、菜锅、菜板、大碗。而那座早已倒掉的关帝庙中，他也见过关帝老爷，是“站起来的，胡子长长的，眉毛粗粗的，手上有刀。”

　　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时光中，拉里的样貌可能一直如此。这一切从乾隆十三年正式开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军进入西藏，讨伐准噶尔部。准噶尔人被逐出西藏后，西藏局势恢复稳定，清军主力撤回，但拉里依然被清军所控制，以拉里为最西端的要塞，派有军队镇守。 　　拉里因此承擔了三十年的要塞之重任，雍正年平定阿尔布巴之乱的清军也经由拉里向西进军。至乾隆时代，正在关注大小金川激战的乾隆认定：“藏地关系最要者，乃在台站一事，此乃往来之枢纽所在。”由此，入藏官道的驻军制度走向完善，乾隆十三年之后，直至清末。
　　这条道路上共设汛十七处，粮台六处。拉里汛即粮台之一，成为了这条道路上一颗重要的齿轮。
　　汛是清代基本的驻军单位。一省的军事主管提督开始，下辖镇总兵（类似旅），协副将（类似团），营的参将及游击等，再向下才是汛。汛以下还有更小的塘、铺等。到了汛、塘一级，主要职责已经不再是作战，而是传递文书、维持治安、缉拿盗匪。正如《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所说，清代“设置汛塘关哨，分兵守戍，以汛为大，委千总、把总领之，分管塘哨关卡”。
　　那位题写“浩气凌霄”的李千总，正是掌管一汛的军官。在拉里汛之下，更有小的塘站，《四川通志》记录拉里汛下属的塘汛设置情况是：来贡塘、多洞塘、拉里塘、阿咱塘、山湾塘、昌多塘、宁多塘、叉杵卡塘。这些塘铺之名至今依然可以和地名对应上。由此，在粮台、千总、外委等官员的领导下，数十名汉藏士兵驻守在长达百公里的进藏官道之上，拉里汛开始了历史的新阶段。
　　“拉里”这个地名被无数次地工整地誊写入理藩院的官方文书，写入数百年来众多入藏官员、僧人的笔记之中。缉拿盗匪、传递军情是拉里汛官兵的主要责任，如遇廓尔喀入侵等战事，还要抽调兵员前去作战。

　　拉里的清军士兵，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险路。首先是吃粮，吃粮是个大问题。
　　藏兵相对简单，糌粑就是主食，察雅、昌都、巴塘、硕督、拉里等处粮台会在丰收之后采买青稞若干，存储于粮台，并定期周转。但是以大米为主食的汉军就比较麻烦。从四川发运成本太高，只能在藏地采办，而藏地又不产米，因此往往从不丹等地采购。《西招图略·善始》中抱怨说一旦有缓急事务，米就供应不上。后来，乾隆皇帝干脆命令，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年之后，绿营官兵也同样和藏族官兵一样食用糌粑，“所谓振廪同食，上下无异，……同甘苦也。”
　　这条政策对于习惯大米的汉族士兵是否有效姑且不论，既然要买粮，就要核算粮价。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西藏丰收，驻藏大臣鄂辉上报，粮价是“每麦一石价银一两一钱，每青稞一石价银一两三钱。”口粮标准是“无论官兵人等每日支给糌粑一升，以昭划一。”
　　清代驻藏官兵的饷银，开始还是比较丰富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驻藏大臣青保的奏折称“在藏驻兵……五百每月赏兵丁饷银四两九钱……由藏购食……”相比较其他地区驻军平均一两到一两五钱的饷银，可算优厚。
　　这些饷银都由四川省按年解送，在乾隆年间，整锭的元宝千辛万苦地一站一站送往西藏，作为驻军军费。但在西藏购买物资，又需要使用藏银币，因此元宝还需汇兑成藏币。长此以往，白银价格变得低廉，藏银币价高，官兵吃亏不小。
　　于是就有变通，至少在光绪年间，驻藏的各位粮员都把白银带往打箭炉（康定），寻找藏族商人汇兑藏银币，免去了长途押运白银之损耗。但这个办法也有不灵的时候，到了1900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驻藏大臣裕钢汇报西藏的白银价格突然下降，导致前往打箭炉的藏商不愿意按原价兑换白银，于是拉里等地的驻军饷银“一旦拮据”。
　　最后的结果是，裕钢建议这笔差价由政府买单算了。否则让士兵买单，“戍卒寒苦，情甚可怜。盖藏中诸事耗费，每兵月饷四两余，尚多不敷食用，再议减耗，更觉窒碍难行。”
　　由此可见，清末的驻藏士兵月饷依然在四两多，比内地绿营军饷为高，但物价太贵，导致士兵“不敷食用”。让驻藏大臣左右为难，驻藏士兵生命之所系的饷银总价十万三千两，大约相当于同时期购置的一门280毫米克虏伯岸防炮价格。即便如此，到了清中后期，四川拖欠西藏军饷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导致驻藏大臣衙门不得不在各关卡向商旅征收粮食税，补贴用度。
　　拉里的一项重要任务：征收粮食税。例如1908年拉里粮务禀报：旭卡营拒绝缴纳所欠粮税八十九斛，并上报驻藏大臣联豫。联豫又致函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催促迅速缴纳。这关系到拉里等地驻藏官兵的口粮，绝非小事。
　　最后还有归葬一事。
　　汉人有归葬故乡的习惯，而千里运送骸骨，又牵涉到“乌拉”。藏地路途遥远，运输、护送之事对沿途百姓是沉重的差役。
　　驻藏官兵如果身故，归葬故乡，按照制度同样给予“驮骨骸”的马匹和护送之人。例如那位写下“浩气凌霄”的李千总，如果身故在西藏，“给驮骨骸马一匹、人夫二名；护送之人，给骑马二匹、驮牛二只。”而普通士兵，则只有驮骨骸马一匹。
　　如此看来，士兵中有实力归葬的人，恐怕也并不多，其中大多数都葬在了驻地。平民更不要说，如今，他们的墓地就在古道一侧的向阳坡地上，遥看拉里寺，时代久远，距离地面也只有两三寸的高度了。

　　但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二百年中，一个伟大的改变正在发生。这就是日益紧密的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
　　按照条例，驻守西藏的官兵三年调换一次。实际上由于生活的需求，许多官兵在“承平之世，藏境宁谧，官弁员丁，静居无事”的氛围中，多与当地妇女成亲，三年退役之后，就在当地生活，成为土著。如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所说，他们“或设商店，或垦荒土；渐次兴家立业，繁衍子孙。三年瓜代，乐此不归者甚多。大凡康藏大道沿线汉民，十分之九，皆军台丁吏之遗裔也”。
　　在极盛之时，这些内地的官兵和移民，在离家万里之地打造出一个个温馨的新家，“其村居中，率建有市街与关帝庙；门神、对联、花钱、香烛、桌椅、床帐、岁时行乐，婚嫁、丧葬之属，皆存汉制。有汉文私塾教育子弟，人行其间，几忘其在番中也。”]在我们的采访中，九十一岁的拉里镇老人彭措尼玛说，至今有许多汉语词汇依然留在拉里老人的口语中，且都是家长里短的物事。例如菜刀、窗子、菜锅、菜板、大碗。而那座早已倒掉的关帝庙（格萨拉康）中，他也见过关帝老爷（格萨尔），是“站起来的，胡子长长的，眉毛粗粗的，手上有刀。”不仅有关帝，还供奉着扎基拉姆和黄财神像。77岁的泽那老人则说，拉里不仅有关帝庙，还有次曲拉康（音），供奉释迦牟尼像的马塘拉康（音）以及清真寺（卡切拉康），满足着不同民族的拉里人对信仰的多种需求。
　　这些只言片语的记录，如同碎片，重构着当年小小的拉里，在风雪之外，万里之遥。[没有边坝的富足，没有江达的温暖，没有巴塘小天堂的风光，没有拉萨热烈的城市生活，拉里位于穷八站的最核心，只有“浩气凌霄”的巍峨。这片巴掌大的平地，坐镇四通之地，凭借着拉坚山的庇佑抵挡寒风，聚集起温暖的生活微光。在长达二百年的驻藏历史中，在清帝国的宏大史诗中，拉里的讯号微弱而顽强地跳动着。

最后的解签人扎西卓玛

　　如今，拉日寺山坡下是革命烈士的墓园，还有镇政府及几个商店。小小的镇子冷清的很，在镇子的外围，有些房子的门上焊接着密密麻麻的铁制倒刺。驻寺的干部是两个年轻人，他们说这是为了防止熊在冬季拍开房门进屋找东西吃。
　　我们开车来到了当年官道离开拉里的路口，绕过这处路口，就踏上了前往江达的路。路边有一些极其不起眼的石堆，位于向阳一侧，听本地人说是清代汉族的墓丘。
　　回望拉里，还是那几十户放牧的人家，村镇的尽头山崖耸起。有当地一名村长指点关帝庙和清真寺等四座小神殿的大概位置，我们尽力去猜测也觉得难以想象。村长说，在顶峰曾经有清军的瞭望台，看着险峻的山体，更让人觉得难以相信。
　　无论是在马丽华的笔记中，还是在我们的访谈中，拉里作为漢藏交通要道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都是一位身世不明的女人，叫做扎西卓玛。
　　如同《西藏人文地理》2015年《工布之脉》中，我们在采访江达时，找到了其最后的代表人物马文才一样，扎西卓玛也是关帝庙的最后看守者和解签人。有人说她是汉族，有人说她是汉族的女儿。长相呢，据见过她的泽那老人说，“也不是太胖，也不是太瘦，个子矮，胖瘦一般。”她的主要生计，就是人们来关帝庙求签，而她根据签的数字解签，用的是藏语。
　　马丽华记录道：“据丹巴老人介绍，清朝时有四个人抬着轿子送一官员入藏，此官员的随从就留在了嘉黎托马村一带。其中有一个女子叫扎西卓玛就建起了拉贡寺。拉贡寺供奉汉格萨尔两尊，一尊为泥塑，一尊为檀香木。寺庙木石结构，扎西卓玛在里用抽签和色子算卦。据说扎西卓玛的后代现在林芝地区。”
　　这位扎西卓玛走后，关帝庙也倒塌无余，其最后的遗迹，除了这两块木匾之外，还有些木料被拉日寺收去做了一顶大帐篷的骨架。每年夏季僧人坐夏时，就会将那顶来自关帝庙木料支撑的大帐篷搭在草原之上。
　　1934年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入藏时经过拉里，说“拉里为一大坝，四周均有谷口，户四十余”，前清设置的官衙“已无片瓦，仅余老塘兵鲁得胜一人来谒”，但是黄慕松的记录中，至少此时，关帝庙还在。而刘曼卿和邢肃芝的记录中，则并未提及拉里的汉人群落。他们倒是更关注拉里的“乌拉娃”之痛苦。
　　虽然那时候，清军已经不再驻军，但拉里依然是进藏要道的一站，往来西藏各地的贵族、信差们同样调动着可怜的乌拉。如刘曼卿就写道拉里附近的“乌拉娃”之痛苦，一位当差的小姑娘在道中向她哭诉，颇有《石壕吏》的意味。刘曼卿写道，西藏地方政府的小吏作威作福，随意索取，所居天幕帐篷卧具坐垫崭新，一不如意，则施重罚。邢肃芝则写道川藏交通要道周围，乌拉差役十分繁重，百姓残破。如我们采访的泽那老人，家中就负责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信差“阿忠”支差供柴火。
　　拉里再一次进入历史，是在1951年，十八军先遣支队在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下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一道于7月25日从昌都出发，经边坝进入嘉黎县，在翻越嘉黎县彭达山时，因此山海拔6000余米，山顶终年积雪，运送物资的骡马不能适应而死伤过半，故把此山称作“死马山”。在距彭达山15里左右的楚拉山，也使我先遣支队受到严峻考验，此山海拔也近6000余米，长途跋涉的解放军战士，因疲劳、饥饿、寒冷等，在翻越此山时。伤亡众多，因此把此山称作“死人山”。现两山分别位于县城的东西两侧，从县城可隐约看见两山的峰顶。1951年8月7日，18军军长张国华与政委谭冠三按照西南局、西南军区的指示，报告进军方案，其中52师一部分别进驻太昭（今工布江达县江达乡江达村）、嘉黎、则拉宗地区，担任维护交通、采购粮食等任务。

回望拉里，还是那几十户放牧的人家，村镇的尽头山崖耸起。有当地一名村长指点关帝庙和清真寺等四座小神殿的大概位置，我们尽力去猜测也觉得难以想象。村长说，在顶峰曾经有清军的瞭望台，看着险峻的山体，更让人觉得难以相信。

　　后来的进藏道路分别取道川藏、青藏，均不从拉里经过，拉里人的历史定位，在二百年后，重新变成了以商路为主。其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人们总是忙于走南闯北。
　　宗本马倌之子彭措尼玛变成了贸易公司的职员，那时候公路不通，他必须骑马去工布江达进货。为了防备野兽，还特意发了一把枪和十发子弹，领着24个大洋的工资。白酒和白糖这些物资，由汽车沿着318线运至工布江达，再由拉里的驮队沿着当年的官道驮回拉里。没秤，于是就那了一个有雷锋头像的搪瓷杯来称量大米、白糖、糌粑，以雷锋同志作证，童叟无欺。
　　一队队的骡马，从嘉黎各地出发，沿着四通八达的道路，前往工布江达、聂荣、安多、墨竹工卡，带着那曲最重要的特产湖盐，去交换林芝最重要产品糌粑或者木头椽子。一个生产队的骡队甚至能达到上百头的规模，驮畜自然来自藏北。采湖盐的工作较为辛苦，出门一个多月甚至两三个月，而交换来的糌粑也格外珍贵，藏北的粮食特别珍贵，糌粑磨的细细的，“有时候舔一下，特别珍贵。”
　　驮队们会经过古老的驿站，标志着这里官道的过去——正方形的土垒墙，隐约看得见大门和建筑的遗迹，有些牧民就将家安在其中。
　　进入90年代，通向那曲的公路开始畅通，最先来的商人依然是走遍四方的康巴人，他们贩卖啤酒，收购玛瑙、天珠和旧的卡垫。标志着商业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即便这样的故事也显得过于遥远，我们又回到了当代。
　　如今拉里的年轻人们会将老人口中那些古怪的“菜刀、窗子、菜锅、菜板”当做是藏语的某种奇怪方言，他们口中的汉语则是“微信、抖音、红包、公务员”。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罗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