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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代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原有的家庭经济单元融入市场，参与社会分工。市场组织的专业化意味着需要进行更多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这使买卖双方都处于获取市场红利和避免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两难之中。牙行通过提供居间保障和补偿这一双重机制，有效降低了缔约双方的交易费用，缓解了因契约不完全导致的紧张关系，进而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在棉花市场，花行通过提供信用保障、公平计量、物流和融资等服务，增强了买卖双方的信心，促进了棉花在多级市场间的流通。
[关键词]第三方市场;契约;交易费用;花行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2.033
1 分工与协作模型
假设X和Y組建家庭。k度量交易专用性资产，S指Y向X提供的保障，Rx和Ry为X和Y的收益。当k=0时，二人结合于点A，收益为Rx1和Ry1，总收益为R1=Rx1+Ry1。 当k>0时，如果Y拒绝或没有能力提供保障（s=0）， 那么节点从A移至B，收益为Rx2和Ry2，总收益为R2=Rx2+Ry2。此处，X会向Y索要预付款作为补偿，故Rx2>Rx3。当k>0时，如果Y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保障（s>0），那么节点从A移至C，收益为Rx3和Ry3，总收益为R3=Rx3+Ry3。
职业家庭分工与协作图
假设R2>R1，R3>R1，Y只有在Ry3>Ry2时才会向X提供保障。由于存在向X提供的补偿（=Rx2-Rx3），故Ry3>Ry2+。换言之，Ry3+Rx3>Ry2+Rx2，C点的整体收益要高于B点，即R3>R2。因此，Y向X提供保障的条件为Ry3>Ry2+，且R3>R2>R1。当Ry3=Ry2+时，B、C两点对Y无差异。
相应地，在Y提供保障的条件下，X只有在Rx3>Rx1时才会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否则，X只有在Rx2>Rx1时才会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归纳如下：
Y
s=0s>0
Xk=0k>0
Rx2 Ry3 R2>R3>R1
Rx3 Ry3>Ry2+
R3>R2>R1
Rx2>Rx1
Ry3 R2>R3>R1
Rx3>Rx1
Ry3>Ry2+
R3>R2>R1
可见，X和Y的结合固然会增加整体收益，但如果想让X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Y必须提供保障。诚然，X和Y可以通过缔约提供保障，但契约的不完全性、缔约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又会带来事后机会主义的风险，从而降低了缔约前承诺的可信性。这意味着，当交易费用增加到缔约前的保障不可信时，Y必须提供不低于的事前补偿以使承诺可信。此逻辑在X和Y角色转换后亦成立。如此，X和Y都成为对方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前提，使交易费用具有了双边性，进而阻碍了双方的交易。此时，需要一个第三方组织，通过自身信用和专用性资产缓解X和Y的紧张关系。这一居间组织实际上在X和Y之间构成了一个用以交换保障和补偿的第三方市场。
2 棉花市场的分工与协作
植、纺、织的分离形成了棉花、纱线、布匹三个专业性市场，这意味着每一生产单元都要进行专用性的资产投资，进而上述家庭内部分工与协作的矛盾延伸至市场。其中，交易费用的高企使棉农与纺织者之间很难直接建立起有效的保障和补偿机制，进而影响了各自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德怀特·铂金斯（1984）指出，为规避风险，农民宁愿“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最低限度需要的保证”。[1]黄宗智（2014）指出，种植棉花能够使农民在农业商业化中获益，20世纪30年代，70%的高度商业化村庄种植了棉花，而这一比例在手工业发达村庄仅有40%。[2]可见，商业化与植棉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如果说“市中贸易必经牙行”[3] “一丝一粟必有牙人，一出一入比由行户”[4]，那么正是牙行提供着这种居间调和机制。
3 花行的第三方职能
3.1 信用保障
第一，牙贴赋予特许专营权并规制着牙行行为。清《钦定户部则例》中分别规定官员、牙行和保行的准则和处罚规则，如“地方官查系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准其冲补”，对牙行的各种不良行为“分别治罪”，对官员的失察徇纵行为“分别议处”，牙行破产资不抵债时剩余部分由互保摊赔。此外，还规定了牙贴期限，“京师牙行五年编审一次”。[5]
第二，第三方铺保机制增强了牙行信用度并分摊着后者风险。例如，天津货栈商公记号为棉花总牙行作保的保证书中规定，“商号情愿为之保证，如有逾限拖欠税款或处罚抗不照交时，愿负照数代缴之责”[6]。此外，花行私下转包也通过铺保机制。例如，栾城县籽花行总包商将程下一村的业务分包给三名牙伙时规定，“言明包价大洋110元，按八九十月三期交款，不得少有短欠，倘不交款，铺保负完全责任”[7]。
第三，牙行的资金实力增强了信用保障能力。在近代，花号的资金实力最强，一般为每家3万～5万元，洋行甚至达到百万元之巨，大多采取合股形式。其次为花行或花栈，约一万元，也多采取合股形式。这不仅使它们能够雇佣跑合人或牙伙，从而进入原始市场，还使其能够提供赊账赊销、担保等金融业务。
3.2 计量公平
牙商提供了度量衡的第三方保障。例如，在京汉铁路沿线，经纪人必须随身携带不同市场惯用度量衡的换算表。[8]在威县张王村，一开始集市上并没有牙商，“时有口角争执情事”。此后，当地政府专门征召了一名棉花牙商，负责“公平说价”，使市场秩序得到改善。[9]在中级集市，多由棉花店的店长或秤官过秤。在终点市场，花栈或花行的秤手在过秤的同时还要鉴定棉花质量，所用多为司马秤，间或使用会官秤或重秤。此外，保障计量公平的另一个原因是牙税的征收。例如，河北、山西等省政府规定，各棉庄必须将销售实况如实报告棉业协会，以便统一征收牙税。[10] 3.3 物流畅通
牙行在仓储和物流方面作用显著。例如，山东张店的花栈收棉花后大多向济南永年、保丰、三井洋行三家交保火险，并代客打包。济南有机器打包厂2家、保险机构10家，运输和货栈各20家，花行可委托上述商家提供服务，并向青岛商品检验局济南分处报验。青岛有打包厂1家，中外保险机构共25家，转运公司18家，国内花行7家（多来自济南），洋行10余家。青岛的棉花堆栈分为专营、银行兼营、交通部门和海关下设等类型。[11]
由于經中级市场打包后的棉花规格较为统一，故而青岛只有一家打包厂，且主要面向出口商。但在上海，棉花来源地众多，根据距离远近和不同习俗打包，因此进货包装标准不一，大多需要重新打包。
专业性市场特有的行规是外地客商不了解的。例如，天津的牙行不能直接提供运输，而必须委托脚行。即使在脚行内部，也规定了各自专属的营运范围，不得逾越。脚行则以其良好的信用和严厉的违约惩罚为担保，这便相应地提高了牙行的可靠性。
3.4 资金融通
在中级和终点市场，棉花商品的赊账、赊销现象较为普遍，此外还有一些尚未脱售的现花。有鉴于此，牙行主要提供资金融通，包括垫款、贷款等，并收取一定的利息作为回报。
例如，在天津，花栈多以押汇方式对栈内赊账、赊销和待售的棉花垫付相当于市价70%～80%的货款，按月计息一分到一分二。对于一些尚运输途中和已经售出的期货棉花，花栈也会提供垫款，但为预防棉商虚报数量造成损失，垫款一般不超过市价的50%。在上海，除少数专营或银行经营的花栈外，大多为中外轮船公司开设，面向的是棉花进口商，交易的数量和金额都很大，且运输距离也较国内棉商更远，因此花栈很少提供垫款，而是通过调整栈租的方式提供补偿。花栈规定，对于栈内棉花，从到埠之日起10日或两星期内免收栈租，此后缴租除第一个月较高外，以后各月都较低。
对于数量和金额巨大且货源地较为分散的情况，花号则采取了押汇兼押款、随收随押的方式。例如，上海花号在每次去汉口采购棉花前会与熟悉的银行开设往来账户，透支货款，购进一部分棉花后又改为押款，随收随押，等全部采购完毕后改为押汇，转运至上海。在这一过程中，花号并没有向棉商提供直接的保障，但面对货源地分散且总量巨大的交易，花号与银行合作，以化整为零的融资方式有力地确保了棉商销售渠道的畅通。
参考文献：
[1]德怀特·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52.
[2]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63-269.
[3]孙岱，陈树德.安亭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4]沈翼机，嵇曾筠.浙江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于敏中，蔡履元.钦定户部则例[Z].北京：故宫博物院.
[6]棉花总行杨郭馥等申请保证书[Z].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档案馆.
[7]栾城县民国档案汇集（集会沣呈中和栈等不纳牙税卷）[Z].河北省档案馆.
[8]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2.
[9]顺直新闻.威县张王村添设棉牙[N].益世报，1923.
[10]方显廷.方显廷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0，73，86.
[11]吴知.山东省棉花之生产与运销[J].政治经济学报，1936（5）.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的产权和契约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2018XJYB10）;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度课题 （项目编号：19GBQY034）。
[作者简介]陆文玥，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爱尔兰研究中心研究员、大连大学现代服务业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研究领域：国别经济、经济学、博弈论。
[关键词]第三方市场;契约;交易费用;花行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2.033
1 分工与协作模型
假设X和Y組建家庭。k度量交易专用性资产，S指Y向X提供的保障，Rx和Ry为X和Y的收益。当k=0时，二人结合于点A，收益为Rx1和Ry1，总收益为R1=Rx1+Ry1。 当k>0时，如果Y拒绝或没有能力提供保障（s=0）， 那么节点从A移至B，收益为Rx2和Ry2，总收益为R2=Rx2+Ry2。此处，X会向Y索要预付款作为补偿，故Rx2>Rx3。当k>0时，如果Y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保障（s>0），那么节点从A移至C，收益为Rx3和Ry3，总收益为R3=Rx3+Ry3。
职业家庭分工与协作图
假设R2>R1，R3>R1，Y只有在Ry3>Ry2时才会向X提供保障。由于存在向X提供的补偿（=Rx2-Rx3），故Ry3>Ry2+。换言之，Ry3+Rx3>Ry2+Rx2，C点的整体收益要高于B点，即R3>R2。因此，Y向X提供保障的条件为Ry3>Ry2+，且R3>R2>R1。当Ry3=Ry2+时，B、C两点对Y无差异。
相应地，在Y提供保障的条件下，X只有在Rx3>Rx1时才会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否则，X只有在Rx2>Rx1时才会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归纳如下：
Y
s=0s>0
Xk=0k>0
Rx2
Rx3
R3>R2>R1
Rx2>Rx1
Ry3
Rx3>Rx1
Ry3>Ry2+
R3>R2>R1
可见，X和Y的结合固然会增加整体收益，但如果想让X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Y必须提供保障。诚然，X和Y可以通过缔约提供保障，但契约的不完全性、缔约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又会带来事后机会主义的风险，从而降低了缔约前承诺的可信性。这意味着，当交易费用增加到缔约前的保障不可信时，Y必须提供不低于的事前补偿以使承诺可信。此逻辑在X和Y角色转换后亦成立。如此，X和Y都成为对方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前提，使交易费用具有了双边性，进而阻碍了双方的交易。此时，需要一个第三方组织，通过自身信用和专用性资产缓解X和Y的紧张关系。这一居间组织实际上在X和Y之间构成了一个用以交换保障和补偿的第三方市场。
2 棉花市场的分工与协作
植、纺、织的分离形成了棉花、纱线、布匹三个专业性市场，这意味着每一生产单元都要进行专用性的资产投资，进而上述家庭内部分工与协作的矛盾延伸至市场。其中，交易费用的高企使棉农与纺织者之间很难直接建立起有效的保障和补偿机制，进而影响了各自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德怀特·铂金斯（1984）指出，为规避风险，农民宁愿“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最低限度需要的保证”。[1]黄宗智（2014）指出，种植棉花能够使农民在农业商业化中获益，20世纪30年代，70%的高度商业化村庄种植了棉花，而这一比例在手工业发达村庄仅有40%。[2]可见，商业化与植棉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如果说“市中贸易必经牙行”[3] “一丝一粟必有牙人，一出一入比由行户”[4]，那么正是牙行提供着这种居间调和机制。
3 花行的第三方职能
3.1 信用保障
第一，牙贴赋予特许专营权并规制着牙行行为。清《钦定户部则例》中分别规定官员、牙行和保行的准则和处罚规则，如“地方官查系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准其冲补”，对牙行的各种不良行为“分别治罪”，对官员的失察徇纵行为“分别议处”，牙行破产资不抵债时剩余部分由互保摊赔。此外，还规定了牙贴期限，“京师牙行五年编审一次”。[5]
第二，第三方铺保机制增强了牙行信用度并分摊着后者风险。例如，天津货栈商公记号为棉花总牙行作保的保证书中规定，“商号情愿为之保证，如有逾限拖欠税款或处罚抗不照交时，愿负照数代缴之责”[6]。此外，花行私下转包也通过铺保机制。例如，栾城县籽花行总包商将程下一村的业务分包给三名牙伙时规定，“言明包价大洋110元，按八九十月三期交款，不得少有短欠，倘不交款，铺保负完全责任”[7]。
第三，牙行的资金实力增强了信用保障能力。在近代，花号的资金实力最强，一般为每家3万～5万元，洋行甚至达到百万元之巨，大多采取合股形式。其次为花行或花栈，约一万元，也多采取合股形式。这不仅使它们能够雇佣跑合人或牙伙，从而进入原始市场，还使其能够提供赊账赊销、担保等金融业务。
3.2 计量公平
牙商提供了度量衡的第三方保障。例如，在京汉铁路沿线，经纪人必须随身携带不同市场惯用度量衡的换算表。[8]在威县张王村，一开始集市上并没有牙商，“时有口角争执情事”。此后，当地政府专门征召了一名棉花牙商，负责“公平说价”，使市场秩序得到改善。[9]在中级集市，多由棉花店的店长或秤官过秤。在终点市场，花栈或花行的秤手在过秤的同时还要鉴定棉花质量，所用多为司马秤，间或使用会官秤或重秤。此外，保障计量公平的另一个原因是牙税的征收。例如，河北、山西等省政府规定，各棉庄必须将销售实况如实报告棉业协会，以便统一征收牙税。[10] 3.3 物流畅通
牙行在仓储和物流方面作用显著。例如，山东张店的花栈收棉花后大多向济南永年、保丰、三井洋行三家交保火险，并代客打包。济南有机器打包厂2家、保险机构10家，运输和货栈各20家，花行可委托上述商家提供服务，并向青岛商品检验局济南分处报验。青岛有打包厂1家，中外保险机构共25家，转运公司18家，国内花行7家（多来自济南），洋行10余家。青岛的棉花堆栈分为专营、银行兼营、交通部门和海关下设等类型。[11]
由于經中级市场打包后的棉花规格较为统一，故而青岛只有一家打包厂，且主要面向出口商。但在上海，棉花来源地众多，根据距离远近和不同习俗打包，因此进货包装标准不一，大多需要重新打包。
专业性市场特有的行规是外地客商不了解的。例如，天津的牙行不能直接提供运输，而必须委托脚行。即使在脚行内部，也规定了各自专属的营运范围，不得逾越。脚行则以其良好的信用和严厉的违约惩罚为担保，这便相应地提高了牙行的可靠性。
3.4 资金融通
在中级和终点市场，棉花商品的赊账、赊销现象较为普遍，此外还有一些尚未脱售的现花。有鉴于此，牙行主要提供资金融通，包括垫款、贷款等，并收取一定的利息作为回报。
例如，在天津，花栈多以押汇方式对栈内赊账、赊销和待售的棉花垫付相当于市价70%～80%的货款，按月计息一分到一分二。对于一些尚运输途中和已经售出的期货棉花，花栈也会提供垫款，但为预防棉商虚报数量造成损失，垫款一般不超过市价的50%。在上海，除少数专营或银行经营的花栈外，大多为中外轮船公司开设，面向的是棉花进口商，交易的数量和金额都很大，且运输距离也较国内棉商更远，因此花栈很少提供垫款，而是通过调整栈租的方式提供补偿。花栈规定，对于栈内棉花，从到埠之日起10日或两星期内免收栈租，此后缴租除第一个月较高外，以后各月都较低。
对于数量和金额巨大且货源地较为分散的情况，花号则采取了押汇兼押款、随收随押的方式。例如，上海花号在每次去汉口采购棉花前会与熟悉的银行开设往来账户，透支货款，购进一部分棉花后又改为押款，随收随押，等全部采购完毕后改为押汇，转运至上海。在这一过程中，花号并没有向棉商提供直接的保障，但面对货源地分散且总量巨大的交易，花号与银行合作，以化整为零的融资方式有力地确保了棉商销售渠道的畅通。
参考文献：
[1]德怀特·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52.
[2]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63-269.
[3]孙岱，陈树德.安亭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4]沈翼机，嵇曾筠.浙江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于敏中，蔡履元.钦定户部则例[Z].北京：故宫博物院.
[6]棉花总行杨郭馥等申请保证书[Z].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档案馆.
[7]栾城县民国档案汇集（集会沣呈中和栈等不纳牙税卷）[Z].河北省档案馆.
[8]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2.
[9]顺直新闻.威县张王村添设棉牙[N].益世报，1923.
[10]方显廷.方显廷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0，73，86.
[11]吴知.山东省棉花之生产与运销[J].政治经济学报，1936（5）.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的产权和契约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2018XJYB10）;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度课题 （项目编号：19GBQY034）。
[作者简介]陆文玥，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爱尔兰研究中心研究员、大连大学现代服务业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研究领域：国别经济、经济学、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