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11月份开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据说其首要任务为市场基础性改革。过去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为市场导向性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而所谓市场基础性改革（Market-Based Reform），将会赋予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更加主导型的地位。这无疑将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与出口驱动向内需平衡驱动的转型，从而夯实中国经济未来10年持续较好较快增长的基础。
　　市场基础性改革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加快实施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二是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三将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强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
　　过去几十年内，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营造了社会财富由居民部门向企业部门输送、从而鼓励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增长环境，对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的增长模式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系产生的成本与问题日益凸显：第一，居民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向内需平衡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型；第二，助长了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一言以蔽之，如果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不能尽快改变，那么中国经济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因此，预期政府将会加快水、电、油、煤、气、运等资源品价格市场化改革，以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为代表的资金市场化改革，土地与劳动力成本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环境成本的显性化。在短期内，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将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速出现暂时性下降。然而从中长期来看，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将会倒逼中国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集约式增长。我们不能因为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而因噎废食。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产业失衡，即制造业发展过度，而服务业发展不足。造成产业失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重要的服务业部门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这导致中国服务业出现投资普遍不足、服务质量偏低与价格偏高并存的现象。从更深层次来看，服务业发展不足，一方面导致劳动力收入份额偏低（因为服务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制造业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也造成居民消费偏低（居民服务业消费不足）。因此，服務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垄断，是造成中国经济当前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之一。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等服务业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投资增长。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即使表面上门槛被放开，但民企还是受到“玻璃门”的阻碍，例如在审批与融资方面受到多种限制。为了真正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领域，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对巨型国有企业进行拆分或许是一种可行选择。
　　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历了30余年的时间，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依然是全面而深入的。政府对经济持续而广泛的干预，一方面容易造成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低下、创新不力；另一方面容易产生寻租行为与制度性腐败的土壤。近年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特别是代表制度弹性与创新活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就生动地反映出政府过度干预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危害。
　　幸运的是，自新政府上任后，就将“简政放权”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词，并大刀阔斧地推进之。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言，新政府开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以来已经取消与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目的是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如果简政放权能够持续推进下去，成功厘清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之间的边界，那么这不仅有利于释放微观主体活力，而且有助于塑造高效廉洁的政府体系。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政府在未来5年内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市场化、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并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这些部门、降低政府对各类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这在微观上有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与创造性，在中观上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失衡，在宏观上有助于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真正促进市场基础性改革，那么中国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前景将相当光明。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