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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上的“花”盛开了。广西文化在世界文化丛林里迎来了春天。这,只是开始。
于我而言,“花山”是最熟悉不过的字眼。仔细说来,原因有二,一则作为广西作家协会的普通一员, 自己曾多次在《广西日报》的“花山”副刊发表作品,久而久之,这片“沃土”已然成了安置灵魂的另一处家园,个中的情感自然不用多言;二则作为广西桂学研究会的一员,早在广西师范大学就读桂学研究生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了桂学研究会以及师范大学文学院专家学者们对花山岩画的文化解读和学术探讨,虽是课堂之见,难以解瘾,但花山在广西乃至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地位,显然足以让人为之骄傲。
跟当初在“花山”上发表作品一样,虽谈不上有花山“红人”那样的深度内涵,但心底那股小有收获的愉悦还是难以抑制的,甚至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花山岩画申遗成功,不仅是广西的大喜事,也是全国的大喜事,甚至是世界的大喜事。我们以国际性的文化视野来宣告着“荒蛮之地”其实并不荒蛮,或许正是先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创造人类文明奇迹的拓荒之举最终感动了世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四十届世界遗产会议后,花山岩画的宿命终于在土耳其突如其来的政变中一锤定音,左江两岸激情沸腾,八桂大地欢声一片,文化的力量再一次超越了政治动荡,而这也是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吧。这让人既惊喜又感叹,惊喜于花山岩画总算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让世人把目光聚焦到了广西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坐标上,使花山上的“红人”舞动起了人类文明的大旗。感叹于花山“红人”的顽强生命力,近乎以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数不尽的风吹雨打也甘于溃败,使坚守沧桑的先民遗韵在崖壁上造就了文化奇迹。
冥冥之中,我始终相信“缘分”,“缘分”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陌生变成熟悉,让遥远变成亲近……即使看不见、摸不着,却总会在某一个恰当的空间和时间里得到印证。
其一,说到自己曾经创作的散文,算了一下,已有五篇关于侗族文化的作品在“花山”副刊上发表过,对我继续书写故乡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动力,“花山”也名副其实地成了我坚持写作道路的一个重要驿站。让人欣慰的是,三江的平岩、高友、高秀、高定、车寨五个侗族村寨也已经在2012年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可以说,“花山”让我笔下的侗寨走出了深山老林,以文化标签的姿态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而花山的成功申遗,无疑给侗寨的申遗之举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决心,从“花山”到花山,到侗寨,再到世界文化遗产,一路走来,不得不说是一种命中注定,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姻缘”。
其二,花山岩画上“红人”祭祀稻神的远古场景与侗族地区盛行的农历六月“吃新节”在祭师、供品、道具、巫舞等文化符号上存在着如出一辙的巧合,也都是通过这些特定的文化符号,实现了人与天地的对话,最终祈祷风调雨顺。这里不需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单是把两者的符号特征拿来做个生动对比,就已经颇有意思了。花山岩画上展现出来的法事场景有青蛙形状的祭师,有翘起尾巴的活狗,有响声四起的铜鼓,有释放光芒的太阳,有锋利无比的刀剑等,构成了反映古骆越文明丰富而深刻的画面。侗族农历六月“吃新节”的文化内涵与花山岩画的社会寓意存在一定的交叉点,两者共同的终极目标都是通过祭祀天地以祈福农作丰收,两者都是将天、地、人通过祭祀仪式三位一体地串联起来进而完成祈祷对话,两者中花山岩画上向天祈祷的祭师和翘起尾巴的活狗与侗族“吃新节”的民间传说也存在符号意义上的共性和重叠。在“吃新节”的民间传说里,提到了只有天上的谷子国才有谷种,人间先民为了得到谷种,几经挫折还是终无所获,最后的办法是等到天上谷子国的稻谷成熟之时,派去一只狗偷了谷种,但狗在偷回稻谷的途中被天兵发现并被打落入天河,狗在落入天河后翘起了尾巴一路逃亡,终于把粘在尾巴毛上的九颗谷种带回了人间,先民以此为头种进而辛勤耕种,撒播天下。后人为了纪念来自上天的谷种和敢于冒死偷回谷种的狗,选在农历六月卯日谷穗长到像狗尾巴翘起模样的时候举行祭祀仪式,剥开谷穗的米粒煮熟,祭天,喂狗,祈求风调雨顺,遂称“吃新”。这些,足以证明壮族和侗族在传统稻作文化中的风水观、生态观、宗教观都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认可,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关联性使得从花山到侗寨的旅程不再那么的生疏和坎坷。
其三,另有学者认为,壮族和侗族都是秦汉时期百越民族的后裔,随着“越”族群的细化,后来“骆越”族发展成了壮族的先民,而“干越”族发展成了侗族的先民。加之壮族和侗族的语言同是源于壮侗语族,有趣的是花山岩画上的“蛙”在壮侗语中就叫“夜”或者“夜岜”,“夜岜”侗语就是“雷蛙”的意思,侗族民间相传“夜岜”有剧毒,食之必致命,实则是担心人们把雷蛙当食物来吃以致得罪雷神而遭受天谴雷劈所作出的警示,这与侗族地区夜郎国的由来又有着极为深远的渊源。梁庭望教授在《花山岩画的稻作文化内涵》一文中提到,“人身蛙形”是花山岩画的核心代码,是壮族稻作文化的符号,也是壮族崇拜的图腾。“蛙”被壮族人视为雷王之子,即管天的大哥雷王与管水的三妹蛟龙“私通”生下的怪胎,后被派作天使下到人间,因蛙神有上通雷神和呼风唤雨的超常能力而被由渔猎经济走向稻作经济的壮族先民所尊敬,说到这里,花山岩画上“人身蛙形”符号的来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蛙”这个在壮侗语里称之为“夜”的形象化符号,也同样是神的化身,在侗族地区有关夜郎国由来的考究中,数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三王宫保存的碑文记载最为生动有趣,说是有一村妇在河里捡到一个大竹节,听到里面有哭声,拿回家里破开, 看到一个蛙状小男婴躺在竹节中,蜕皮后跳到村妇怀中称之为母,随后村妇将蛙郎抚养成人,侗语谓之“夜郎”,因其生于竹节,故取姓“竹”,长大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立为王,称之“夜郎国”。“夜郎”主張广施仁政,普兴教育,革新生产,告别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活方式,后来竹王“夜郎”的三个儿子也被封为夜郎国的三王。夜郎国后人为铭记这位由“蛙”转世而来“夜郎”及其三个儿子的功德,兴建了竹王宫、三王宫和三王庙,常年祭拜,香火旺盛,祭祀的场面在清代诗人王渔华的《题竹王庙》中也有所提:“竹林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把花山岩画上的场景串联起来做个对比,“竹王夜郎”对应了岩画上的“人身蛙形”,“铜鼓”对应了岩画上的“铜鼓”,“蛮歌”对应了岩画上的“法事巫舞”,“上日”对应了“太阳”,两处由不同的时间、空间、对象构成的祭祀场景,其组成的符号构件却有如此亲密的内在联系,这本身也是传统稻作文化领域的一个奇迹了。加之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指出的南方“洞民”是苗、瑶、嘹、獞、仡佬,而其中的“嘹”即是“僚”,指的就是“峒”和“洞”,后来改为“侗”,“獞”即是“僮”,指的就是“壮”,直至明、清两代又出现了“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对侗族的他称。由此得知,壮族和侗族自古以来应该是山同脉,祖同根,音同源,那花山岩画上祭祀稻神祈求风调雨顺的场景与侗族“吃新节”和夜郎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镜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不管是在“花山”,还是在花山,或是在侗寨,与广西这片热土有缘分的人,总会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召唤着,她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怀。沿着召唤一路走去,穿越直达古今的时空隧道,与花山上的远古“红人”共起蛙舞,亦与侗寨里的乡亲同唱耶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这也正是广西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所在。
在花山,“红人”是主人,他们在世界文化遗产舞台上诉说着生生不息的广西故事。在侗寨,你我是主人,我们在民族团结进步的历程中书写八桂祥和的壮丽篇章。
从花山到侗寨,也许存在无数个驿站,但我们的故乡都叫广西,一路走来,所见所闻,都是亲人。
作者简介:谢以科,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柳州市首届签约作家。曾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当代小说》《红豆》等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像雾一样游走》。
内刊选粹责任编辑 韦 露
实习编辑 王丽萍
于我而言,“花山”是最熟悉不过的字眼。仔细说来,原因有二,一则作为广西作家协会的普通一员, 自己曾多次在《广西日报》的“花山”副刊发表作品,久而久之,这片“沃土”已然成了安置灵魂的另一处家园,个中的情感自然不用多言;二则作为广西桂学研究会的一员,早在广西师范大学就读桂学研究生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了桂学研究会以及师范大学文学院专家学者们对花山岩画的文化解读和学术探讨,虽是课堂之见,难以解瘾,但花山在广西乃至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地位,显然足以让人为之骄傲。
跟当初在“花山”上发表作品一样,虽谈不上有花山“红人”那样的深度内涵,但心底那股小有收获的愉悦还是难以抑制的,甚至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花山岩画申遗成功,不仅是广西的大喜事,也是全国的大喜事,甚至是世界的大喜事。我们以国际性的文化视野来宣告着“荒蛮之地”其实并不荒蛮,或许正是先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创造人类文明奇迹的拓荒之举最终感动了世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四十届世界遗产会议后,花山岩画的宿命终于在土耳其突如其来的政变中一锤定音,左江两岸激情沸腾,八桂大地欢声一片,文化的力量再一次超越了政治动荡,而这也是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吧。这让人既惊喜又感叹,惊喜于花山岩画总算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让世人把目光聚焦到了广西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坐标上,使花山上的“红人”舞动起了人类文明的大旗。感叹于花山“红人”的顽强生命力,近乎以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数不尽的风吹雨打也甘于溃败,使坚守沧桑的先民遗韵在崖壁上造就了文化奇迹。
冥冥之中,我始终相信“缘分”,“缘分”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陌生变成熟悉,让遥远变成亲近……即使看不见、摸不着,却总会在某一个恰当的空间和时间里得到印证。
其一,说到自己曾经创作的散文,算了一下,已有五篇关于侗族文化的作品在“花山”副刊上发表过,对我继续书写故乡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动力,“花山”也名副其实地成了我坚持写作道路的一个重要驿站。让人欣慰的是,三江的平岩、高友、高秀、高定、车寨五个侗族村寨也已经在2012年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可以说,“花山”让我笔下的侗寨走出了深山老林,以文化标签的姿态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而花山的成功申遗,无疑给侗寨的申遗之举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决心,从“花山”到花山,到侗寨,再到世界文化遗产,一路走来,不得不说是一种命中注定,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姻缘”。
其二,花山岩画上“红人”祭祀稻神的远古场景与侗族地区盛行的农历六月“吃新节”在祭师、供品、道具、巫舞等文化符号上存在着如出一辙的巧合,也都是通过这些特定的文化符号,实现了人与天地的对话,最终祈祷风调雨顺。这里不需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单是把两者的符号特征拿来做个生动对比,就已经颇有意思了。花山岩画上展现出来的法事场景有青蛙形状的祭师,有翘起尾巴的活狗,有响声四起的铜鼓,有释放光芒的太阳,有锋利无比的刀剑等,构成了反映古骆越文明丰富而深刻的画面。侗族农历六月“吃新节”的文化内涵与花山岩画的社会寓意存在一定的交叉点,两者共同的终极目标都是通过祭祀天地以祈福农作丰收,两者都是将天、地、人通过祭祀仪式三位一体地串联起来进而完成祈祷对话,两者中花山岩画上向天祈祷的祭师和翘起尾巴的活狗与侗族“吃新节”的民间传说也存在符号意义上的共性和重叠。在“吃新节”的民间传说里,提到了只有天上的谷子国才有谷种,人间先民为了得到谷种,几经挫折还是终无所获,最后的办法是等到天上谷子国的稻谷成熟之时,派去一只狗偷了谷种,但狗在偷回稻谷的途中被天兵发现并被打落入天河,狗在落入天河后翘起了尾巴一路逃亡,终于把粘在尾巴毛上的九颗谷种带回了人间,先民以此为头种进而辛勤耕种,撒播天下。后人为了纪念来自上天的谷种和敢于冒死偷回谷种的狗,选在农历六月卯日谷穗长到像狗尾巴翘起模样的时候举行祭祀仪式,剥开谷穗的米粒煮熟,祭天,喂狗,祈求风调雨顺,遂称“吃新”。这些,足以证明壮族和侗族在传统稻作文化中的风水观、生态观、宗教观都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认可,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关联性使得从花山到侗寨的旅程不再那么的生疏和坎坷。
其三,另有学者认为,壮族和侗族都是秦汉时期百越民族的后裔,随着“越”族群的细化,后来“骆越”族发展成了壮族的先民,而“干越”族发展成了侗族的先民。加之壮族和侗族的语言同是源于壮侗语族,有趣的是花山岩画上的“蛙”在壮侗语中就叫“夜”或者“夜岜”,“夜岜”侗语就是“雷蛙”的意思,侗族民间相传“夜岜”有剧毒,食之必致命,实则是担心人们把雷蛙当食物来吃以致得罪雷神而遭受天谴雷劈所作出的警示,这与侗族地区夜郎国的由来又有着极为深远的渊源。梁庭望教授在《花山岩画的稻作文化内涵》一文中提到,“人身蛙形”是花山岩画的核心代码,是壮族稻作文化的符号,也是壮族崇拜的图腾。“蛙”被壮族人视为雷王之子,即管天的大哥雷王与管水的三妹蛟龙“私通”生下的怪胎,后被派作天使下到人间,因蛙神有上通雷神和呼风唤雨的超常能力而被由渔猎经济走向稻作经济的壮族先民所尊敬,说到这里,花山岩画上“人身蛙形”符号的来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蛙”这个在壮侗语里称之为“夜”的形象化符号,也同样是神的化身,在侗族地区有关夜郎国由来的考究中,数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三王宫保存的碑文记载最为生动有趣,说是有一村妇在河里捡到一个大竹节,听到里面有哭声,拿回家里破开, 看到一个蛙状小男婴躺在竹节中,蜕皮后跳到村妇怀中称之为母,随后村妇将蛙郎抚养成人,侗语谓之“夜郎”,因其生于竹节,故取姓“竹”,长大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立为王,称之“夜郎国”。“夜郎”主張广施仁政,普兴教育,革新生产,告别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活方式,后来竹王“夜郎”的三个儿子也被封为夜郎国的三王。夜郎国后人为铭记这位由“蛙”转世而来“夜郎”及其三个儿子的功德,兴建了竹王宫、三王宫和三王庙,常年祭拜,香火旺盛,祭祀的场面在清代诗人王渔华的《题竹王庙》中也有所提:“竹林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把花山岩画上的场景串联起来做个对比,“竹王夜郎”对应了岩画上的“人身蛙形”,“铜鼓”对应了岩画上的“铜鼓”,“蛮歌”对应了岩画上的“法事巫舞”,“上日”对应了“太阳”,两处由不同的时间、空间、对象构成的祭祀场景,其组成的符号构件却有如此亲密的内在联系,这本身也是传统稻作文化领域的一个奇迹了。加之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指出的南方“洞民”是苗、瑶、嘹、獞、仡佬,而其中的“嘹”即是“僚”,指的就是“峒”和“洞”,后来改为“侗”,“獞”即是“僮”,指的就是“壮”,直至明、清两代又出现了“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对侗族的他称。由此得知,壮族和侗族自古以来应该是山同脉,祖同根,音同源,那花山岩画上祭祀稻神祈求风调雨顺的场景与侗族“吃新节”和夜郎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镜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不管是在“花山”,还是在花山,或是在侗寨,与广西这片热土有缘分的人,总会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召唤着,她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怀。沿着召唤一路走去,穿越直达古今的时空隧道,与花山上的远古“红人”共起蛙舞,亦与侗寨里的乡亲同唱耶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这也正是广西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所在。
在花山,“红人”是主人,他们在世界文化遗产舞台上诉说着生生不息的广西故事。在侗寨,你我是主人,我们在民族团结进步的历程中书写八桂祥和的壮丽篇章。
从花山到侗寨,也许存在无数个驿站,但我们的故乡都叫广西,一路走来,所见所闻,都是亲人。
作者简介:谢以科,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柳州市首届签约作家。曾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当代小说》《红豆》等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像雾一样游走》。
内刊选粹责任编辑 韦 露
实习编辑 王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