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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制造业回归计划号召下，星巴克等美国企业将部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业务撤回美国本土，一时引来议论纷纷。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欧盟对华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均有所下降。很多人担忧，类似美国企业的生产业务撤离现象产生“蝴蝶效应”，从而使中国“世界工厂”的光环受损。
针对部分美资企业撤离中国等问题，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的确在发生变化，但优势依然存在，该商会的大多数会员依然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地之一。
不过，狄安华也建议，如果中国仍然致力于保持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态势，则需要在投资审批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放松市场准入。
《财经》：今年以来，部分美资企业或关闭在中国的门店，或将生产线搬离中国大陆。据你了解，商会的会员企业中有多少类似情况？
狄安华：我们不对个别公司的行为和措施发表意见。确实有一些公司像新闻报道说的那样，考虑将经营机构搬到美国、东南亚等地，我认为大部分是想对未来投资地增加更多的选择。
从我们发布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的会员坚定地致力于中国市场，大多数会员仍把中国列为目前全球三大投资地之一。从战略上而言，他们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开拓。但从技术角度而言，要去哪里开设工厂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成本、当地监管环境、投资环境等。
《财经》：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再是它们的工厂，仍然会是它们的市场？
狄安华：是的，我们发现，大部分会员企业基本上是“在中国生产，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中国市场的需求在逐渐扩大，也就决定了它们会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拓展它们的业务和机构。但对于满足美国市场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后出口到美国，还是直接在美国生产，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决策。
根据我们最新调查，80%以上的企业或是在中国有工厂，满足中国市场需求，或是在美国或别的国家生产，然后再把产品卖到中国。我认为，如果这些企业的市场在中国的话，还是会加大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财经》：从中国商务部FDI数据来看，今年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尽如人意，你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现象？
狄安华：FDI只是衡量外资在中国情况的一种方式。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可能会扩大雇佣，发布新产品，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会有很多动作，因为不是新的投资，所以不一定能反映到FDI的数据上。考察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的所有指标，即便只看FDI的每月浮动，也能看出这些企业坚定地致力于中国市场，在大多数行业，它们的业务都在扩张。
《财经》：它们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狄安华：外资企业确实在一些行业遭遇发展瓶颈，它们想有更大作为却受到掣肘。如果你看看我们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就会发现有些外资公司想要投资的行业受限或被禁止。在有些行业，外资公司想要更快速地扩张，但每开设一个分支机构或推出一款新产品，都要经过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批。如果中国对FDI增速下降有所担忧，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加快外商投资的审批流程。
外商在中国投资方面的主要瓶颈有两个：一个是投资（准入）审批，另一个是行政审批。即使你获得了投资（准入）审批，即使你在中国有了合资企业，但由于有许多行政主管部门，外商想推出一款新产品或一项新服务，也必须获得行政批准。
《财经》：你们曾提议希望中国简化投资程序，将外国投资由核准制转为通报制，最终是希望《外商投资目录》作为一项过时政策不再使用？
狄安华：没错。在中国最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一些行业从鼓励类滑入了限制类，或从限制类进入了禁止类，包括农业中的几个行业。所以，有些行业是外商想要投资，却发现将面临更大挑战的困难领域。
很多人看到，中国企业在向生产链上游走，但也有担心这种趋势过快，或发生在一个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会造成麻烦。所以已经有减少工厂关闭的政策出台，其目标就是向更高端的产业发展。
大多数人相信，中国的未来不是在制鞋业，而是计算机、汽车、设备的生产。有些新行业是可能成为新增长点的，但是，当一些行业向国外转移的时候，一些可以带来新的投资的行业却受到限制。
《财经》：你具体所指的是哪些行业，比如？
狄安华：比如在金融服务业，在中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需要批文，推出新产品也需要审批，每次外资银行要在新的城市开设一家分行，审批一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进行投资，商业计划不是由业务驱动的，不是说2005年有10个分支机构，2013年有20个分支机构；相反，是取决于监管的现实情况，是看企业被允许以多快的速度开设分支机构。
我觉得应该通过改善投资审批程序，使中国的经商环境更具吸引力，这样一来，更多的公司将在中国投资并扩大投资。
《财经》：中国提出外资转型升级，应当是希望未来有更多从事高端产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这样的外资或许更受欢迎。
狄安华：我们与很多企业高管聊天时，他们都说中国市场非常重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很多用“中心市场”来形容中国市场，所以他们对中国是非常重视的。在不同的领域里，美国企业在产业链高端的投资还是很多的，这也是中国市场所需要的，所以这些美国企业很自然地增加了這类的投资。
不过，高端产品通常是知识产权密集的产品。如果有些企业对在中国进行产品研发、推出新产品存有疑虑，很多情况下是与对知识产权的担忧有关。中国政府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还有更多提升空间，比如有些山寨，假冒品牌手机。
另一方面是产业政策，特别是产业标准。如果投资企业认为它们的产品或技术在中国可以得到认证，或者对某个标准的建立有发言权，它们就会感到知识产权得到了保护。对我们商会的成员而言，知识产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财经》：美国政府提出制造业回归计划，这似乎很有吸引力。再加上部分美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瓶颈问题，是不是加大了他们撤回美国的意愿？ 狄安华：你也知道，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企业在美国都有自己的经营机构。假如它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在美国制造针对美国消费者的产品更合理，它们当然就会这么做。
公司会考虑投资的总成本、总的投资回报率，它们会将监管成本、知识产权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尤其在外商投资环境方面，如果中国公司到美国经营，它们会发现，在美国，它们面临的审批程序要容易得多，也开放得多。
我想澄清一下，我所说的知识产权成本、监管成本，不是指申请牌照的成本、购买知识产权的成本，而是其他不可控的成本。如果企业在中国投资，如果它们认为可以在几个月后就拿到推出某产品的牌照，它的投资回报会更快。如果它们认为推出某产品需要两年，一个从事金融服务业的公司获批建立一个分支机构需要一年，这自然会减慢扩张进度，降低投资回报、设立企业的预期。
《财经》：部分外资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优势不再，中国制造业成本的综合红利会消失吗？
狄安华：中国的投资环境的确在发生变化，但优势依然存在，比如人才众多、教育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完善、30年来建立的巨大市场，这些都是外商投资中国的理由。同时，中国确实到了一个重要转折點，其驱动力之一就是成本上升。而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变化，未来劳动力的减少将是一个大趋势。
中国政府制定的新的五年规划中，提到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是继续发展服装制造业、制鞋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焦点不仅在高端技术、高端产品的生产，而且提出要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服务，所以这是从向美国出口产品到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转变，这是目前中国发展规划中，值得关注的焦点。一些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地方转移也是一个必然过程。
中国要完成这种转型，美国企业可以在很多领域做出贡献。服务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美国企业愿意投资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业、物流业等，但目前它们受到了诸多限制。所以，中国要推进这一转型，让美国企业参与其中，就需要给予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
汽车保险业也是很好的例子。中国汽车市场巨大，新兴的汽车行业非常年轻，而汽车保险行业则一直在亏损。美国公司愿意带来很多专业知识、服务技术。2011年，中国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重要承诺并采取了相关行动，进一步开放了市场。美国企业当然会利用这一机遇求得发展，同时，中国企业也因此在与外商合资合作中，从美国公司那里学到更多的技术。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欧盟对华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均有所下降。很多人担忧，类似美国企业的生产业务撤离现象产生“蝴蝶效应”，从而使中国“世界工厂”的光环受损。
针对部分美资企业撤离中国等问题，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的确在发生变化，但优势依然存在，该商会的大多数会员依然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地之一。
不过，狄安华也建议，如果中国仍然致力于保持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态势，则需要在投资审批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放松市场准入。
《财经》：今年以来，部分美资企业或关闭在中国的门店，或将生产线搬离中国大陆。据你了解，商会的会员企业中有多少类似情况？
狄安华：我们不对个别公司的行为和措施发表意见。确实有一些公司像新闻报道说的那样，考虑将经营机构搬到美国、东南亚等地，我认为大部分是想对未来投资地增加更多的选择。
从我们发布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的会员坚定地致力于中国市场，大多数会员仍把中国列为目前全球三大投资地之一。从战略上而言，他们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开拓。但从技术角度而言，要去哪里开设工厂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成本、当地监管环境、投资环境等。
《财经》：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再是它们的工厂，仍然会是它们的市场？
狄安华：是的，我们发现，大部分会员企业基本上是“在中国生产，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中国市场的需求在逐渐扩大，也就决定了它们会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拓展它们的业务和机构。但对于满足美国市场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后出口到美国，还是直接在美国生产，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决策。
根据我们最新调查，80%以上的企业或是在中国有工厂，满足中国市场需求，或是在美国或别的国家生产，然后再把产品卖到中国。我认为，如果这些企业的市场在中国的话，还是会加大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财经》：从中国商务部FDI数据来看，今年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尽如人意，你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现象？
狄安华：FDI只是衡量外资在中国情况的一种方式。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可能会扩大雇佣，发布新产品，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会有很多动作，因为不是新的投资，所以不一定能反映到FDI的数据上。考察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的所有指标，即便只看FDI的每月浮动，也能看出这些企业坚定地致力于中国市场，在大多数行业，它们的业务都在扩张。
《财经》：它们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狄安华：外资企业确实在一些行业遭遇发展瓶颈，它们想有更大作为却受到掣肘。如果你看看我们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就会发现有些外资公司想要投资的行业受限或被禁止。在有些行业，外资公司想要更快速地扩张，但每开设一个分支机构或推出一款新产品，都要经过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批。如果中国对FDI增速下降有所担忧，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加快外商投资的审批流程。
外商在中国投资方面的主要瓶颈有两个：一个是投资（准入）审批，另一个是行政审批。即使你获得了投资（准入）审批，即使你在中国有了合资企业，但由于有许多行政主管部门，外商想推出一款新产品或一项新服务，也必须获得行政批准。
《财经》：你们曾提议希望中国简化投资程序，将外国投资由核准制转为通报制，最终是希望《外商投资目录》作为一项过时政策不再使用？
狄安华：没错。在中国最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一些行业从鼓励类滑入了限制类，或从限制类进入了禁止类，包括农业中的几个行业。所以，有些行业是外商想要投资，却发现将面临更大挑战的困难领域。
很多人看到，中国企业在向生产链上游走，但也有担心这种趋势过快，或发生在一个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会造成麻烦。所以已经有减少工厂关闭的政策出台，其目标就是向更高端的产业发展。
大多数人相信，中国的未来不是在制鞋业，而是计算机、汽车、设备的生产。有些新行业是可能成为新增长点的，但是，当一些行业向国外转移的时候，一些可以带来新的投资的行业却受到限制。
《财经》：你具体所指的是哪些行业，比如？
狄安华：比如在金融服务业，在中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需要批文，推出新产品也需要审批，每次外资银行要在新的城市开设一家分行，审批一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进行投资，商业计划不是由业务驱动的，不是说2005年有10个分支机构，2013年有20个分支机构；相反，是取决于监管的现实情况，是看企业被允许以多快的速度开设分支机构。
我觉得应该通过改善投资审批程序，使中国的经商环境更具吸引力，这样一来，更多的公司将在中国投资并扩大投资。
《财经》：中国提出外资转型升级，应当是希望未来有更多从事高端产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这样的外资或许更受欢迎。
狄安华：我们与很多企业高管聊天时，他们都说中国市场非常重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很多用“中心市场”来形容中国市场，所以他们对中国是非常重视的。在不同的领域里，美国企业在产业链高端的投资还是很多的，这也是中国市场所需要的，所以这些美国企业很自然地增加了這类的投资。
不过，高端产品通常是知识产权密集的产品。如果有些企业对在中国进行产品研发、推出新产品存有疑虑，很多情况下是与对知识产权的担忧有关。中国政府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还有更多提升空间，比如有些山寨，假冒品牌手机。
另一方面是产业政策，特别是产业标准。如果投资企业认为它们的产品或技术在中国可以得到认证，或者对某个标准的建立有发言权，它们就会感到知识产权得到了保护。对我们商会的成员而言，知识产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财经》：美国政府提出制造业回归计划，这似乎很有吸引力。再加上部分美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瓶颈问题，是不是加大了他们撤回美国的意愿？ 狄安华：你也知道，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企业在美国都有自己的经营机构。假如它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在美国制造针对美国消费者的产品更合理，它们当然就会这么做。
公司会考虑投资的总成本、总的投资回报率，它们会将监管成本、知识产权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尤其在外商投资环境方面，如果中国公司到美国经营，它们会发现，在美国，它们面临的审批程序要容易得多，也开放得多。
我想澄清一下，我所说的知识产权成本、监管成本，不是指申请牌照的成本、购买知识产权的成本，而是其他不可控的成本。如果企业在中国投资，如果它们认为可以在几个月后就拿到推出某产品的牌照，它的投资回报会更快。如果它们认为推出某产品需要两年，一个从事金融服务业的公司获批建立一个分支机构需要一年，这自然会减慢扩张进度，降低投资回报、设立企业的预期。
《财经》：部分外资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优势不再，中国制造业成本的综合红利会消失吗？
狄安华：中国的投资环境的确在发生变化，但优势依然存在，比如人才众多、教育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完善、30年来建立的巨大市场，这些都是外商投资中国的理由。同时，中国确实到了一个重要转折點，其驱动力之一就是成本上升。而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变化，未来劳动力的减少将是一个大趋势。
中国政府制定的新的五年规划中，提到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是继续发展服装制造业、制鞋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焦点不仅在高端技术、高端产品的生产，而且提出要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服务，所以这是从向美国出口产品到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转变，这是目前中国发展规划中，值得关注的焦点。一些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地方转移也是一个必然过程。
中国要完成这种转型，美国企业可以在很多领域做出贡献。服务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美国企业愿意投资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业、物流业等，但目前它们受到了诸多限制。所以，中国要推进这一转型，让美国企业参与其中，就需要给予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
汽车保险业也是很好的例子。中国汽车市场巨大，新兴的汽车行业非常年轻，而汽车保险行业则一直在亏损。美国公司愿意带来很多专业知识、服务技术。2011年，中国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重要承诺并采取了相关行动，进一步开放了市场。美国企业当然会利用这一机遇求得发展，同时，中国企业也因此在与外商合资合作中，从美国公司那里学到更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