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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学生，为作文所苦的大有人在，一写起作文，笔杆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转不出思路；当下的教师，范文讲了一篇又一篇，手法讲了一种又一种，却收效甚微。叶圣陶先生认为，“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其实不出思想情感两端”。看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范文与技巧，而是生活与思想情感。本文想立足于叶圣陶课程思想，谈谈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如何用阅读的方式润泽学生的思想情感，从而扣启写作的大门。
一、广角阅读，有利于开拓思维内涵
叶圣陶说：“写东西靠平时的积累，不但著作家、文学家是这样，练习作文的小学生也是这样。小学生今天作某一篇文，其实就是综合地表现他今天以前知识、思想、语言等等方面的积累。”［1］可见，阅读是写作的“储备”，储备越丰富，写作起来也就越得心应手。现在很多学生也在阅读，读什么？《作文选》《优秀作文集锦》《作文技法谈》之类的，并不是说此类书不好，如果把眼光局限在这样的阅读世界里，那么，作文之路会越走越狭窄。因此，阅读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广角阅读”。
首先，由阅读兴趣指引，慢慢养成阅读习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涉猎一些，浸染一些。学生一旦走进阅读的世界，他们就会有渴求有思考，就会产生共鸣，品尝到阅读的快乐，这种快乐又会推动他们更加自觉地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与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生命的一部分。其次，养成阅读习惯后，阅读语感也就慢慢形成。天长日久，也就读出了语体感，读出了文体感，读出了文化感。叶圣陶说：“经常留心自己的语言，经常观摩人家口头说的笔下写的语言，哪是不好的不对的，都仔细辨别，这样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敏感力。”［2］然后，好的语感当然也促使阅读质量提升，让读者拥有更独特的阅读体验，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是心灵与文本撞击的过程，也是心灵与心灵撞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心灵得以润泽，思维内涵得以丰富；思维内涵丰富了，写作的源头也就具备了。
二、比较阅读，有利于挖掘写作深度
叶圣陶说：“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句都不要轻易放过，务必发现它的特征。”［3］在“广角阅读”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地开展比较阅读，比较阅读是一种阅读迁移。读出相同，更要读出不同。因此，将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读物，拿来进行比较阅读，可以看清文章的主题、题材、人物、体裁、结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能更清楚地认识读物的共性，区别其个性，从而使阅读由浅走向一定的深度，为写作挖掘一口深井。
异中求同，品味异曲同工之精妙。文相远而道相近，郑成功、肖邦、詹天佑、钱学森都可谓爱国人士，同样的精神却在不同的时空中演绎，他们对祖国都表现出强烈的热爱之情。在品读的过程中架起比较的桥梁，穿越时空互为补充，让读者在不同的时空中，在惊人的相似中越发领悟到“爱国人士的魅力”。
同中存异，品味争妍斗俏之风姿。同为爱国志士，郑成功更骁勇，肖邦更才华横溢，詹天佑更智慧，钱学森更坚毅，四个人同中有异，各领“风骚”。《小草和大树》与《轮椅上的霍金》都是对人物顽强不屈的刻画，而前者侧重于人物与世俗偏见的对峙，后者侧重于人物与自身病魔的抗争。只有坚持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阅读，读者才会慢慢悟出，哪怕是同根同枝并蒂之花，也有不同的风姿啊！
多向比较，品味横岭侧峰之关联。如《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的谨慎小心、足智多谋与猪八戒的盲目自信、嘴馋贪吃相比，把唐僧的慈悲为怀与妖精的诡计多端相比。在多侧面多角度的比较中，各人各面，千人千面，一系列人物形象互相映衬又各自熠熠生辉，孙悟空的形象也就在群像中更典型了。
这样，读者会逐步领悟各类作品各种文字的妙处，由对某几篇作品的具体印象上升为某一方面的理性认知，如，在内容上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的不同，在题材上纵古涉今与以小见大的不同，在语言上朴素淡雅与浓墨重彩的不同，在风格上庄重雅正与轻松诙谐的不同，在布局上水到渠成与铺垫抑扬的不同等等，在阅读才能读出深度，写作才能挖掘出思想的深度。
三、內化阅读，有利于提升写作素质
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思想认为，阅读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作品的过程。强调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在内心深切体会和再造作品。如果说，“广角阅读”给了学生一片海洋，让其充分舒展，享受自由；“比较阅读”则给了学生一柄多棱镜，让其领略阅读中异彩纷呈之妙；那么，“内化阅读”则要求学生敞开心灵，熟读精思，让一个活生生的“我”走近作者，走进文本，走向生活，把丰富的阅读积累转化为自己的写作素质，自主自觉地运用到写作实践中去。阅读的内化过程，也就是写作素质得以提升的过程。从学生的写作素质来讲，包括思想素质、思维素质、语言表达、谋篇布局、审题立意等方方面面，涉及到丰富的知识和不同的能力层次，笔者在此想从学生个体的角度提出“写作个性”、“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三个要素。
（一）通过“评读”使阅读内化，养成自己的写作个性。
带着自我的情感色彩去评读文章，可能把一闪即逝的直觉感受固化为长期的阅读成果。学生不仅是在阅读文章，也是评读自己的思想，评读自己的感受，评读自己的个性。可以在阅读接近尾声时“猜读”，自己想象结尾，然后与作者相比；可以在阅读存有疑惑时“改读”，或改变人称，或改变环境，或修改文章部分，比较改后与改前的不同；可以在阅读意犹未尽时续读，再续情节与内容，比较在主题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当读者用“我”的眼光，从“我”的角度去理解、感悟甚至再创文本的时候，就为养成写作个性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悟读”使阅读内化，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莫泊桑师从福楼拜时曾被要求以眼前经过的一辆牛车为题，写出七篇不同的散文来。这当然需要一定的观察能力，更需要创新能力，需要于“无”处发现“有”，于“同”中探求“异”。生活规律有可能一成不变，但生活永远是多元的；天下的母爱永远是相通的，但每一个母亲都是独特的，即使是同一位母亲，在儿女们眼中也是不尽相同的。胡适笔下仁慈温和的母亲，朱德笔下勤劳朴实的母亲，老舍笔下困苦坚强的母亲，冰心笔下温柔善良的母亲，每位作者都发现并表达了母亲的独特之处。而学生习作中的母亲却大都是或雨中送伞的，或看我日记的，或送我上医院的母亲，事件相似，情节也惊人地相似，这样千篇一律的母亲让我们啼笑皆非。可见，感悟、发现、创造是写作必备的素质。
（三）通过“美读”使阅读内化，养成高雅的审美能力。
阅读文章，如果局限于作者写了怎样的感情以及怎样表达这种感情，就很难激起情感的共鸣。文章既是作者情感的流露，又深含作者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不仅描写了聂将军精心照料两个日本孤女，并设法将她们送往日本指挥部的动人故事，更让读者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至仁至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山谷中的谜底》不仅展现了加拿大魁北克东西两坡奇异的景观，更揭示出了人生哲理：在逆境和压力面前，既要敢于抗争，又要学会退让，以退为进，取得最后的胜利。在阅读中感受，在生活中体验，认识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养成高雅的审美情趣，从而更好地去描绘美的生活与美的世界。叶圣陶认为“有了真切的经验、思想，必将引起真切的情感；成功则喜悦，失败则痛惜，不特限于一己，对于他人也会兴起深厚的同情”，叶老不但指出了情感在作文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强调了这种情感“不特限于己”，还应涉及“他人”，实际上已经点出了作文应该受到高尚精神情感的导引和制约。若无一定的审美能力，也就写不出美的文字，好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和教师谈写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
［2］叶圣陶：《语文教育书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年8 月
一、广角阅读，有利于开拓思维内涵
叶圣陶说：“写东西靠平时的积累，不但著作家、文学家是这样，练习作文的小学生也是这样。小学生今天作某一篇文，其实就是综合地表现他今天以前知识、思想、语言等等方面的积累。”［1］可见，阅读是写作的“储备”，储备越丰富，写作起来也就越得心应手。现在很多学生也在阅读，读什么？《作文选》《优秀作文集锦》《作文技法谈》之类的，并不是说此类书不好，如果把眼光局限在这样的阅读世界里，那么，作文之路会越走越狭窄。因此，阅读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广角阅读”。
首先，由阅读兴趣指引，慢慢养成阅读习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涉猎一些，浸染一些。学生一旦走进阅读的世界，他们就会有渴求有思考，就会产生共鸣，品尝到阅读的快乐，这种快乐又会推动他们更加自觉地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与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生命的一部分。其次，养成阅读习惯后，阅读语感也就慢慢形成。天长日久，也就读出了语体感，读出了文体感，读出了文化感。叶圣陶说：“经常留心自己的语言，经常观摩人家口头说的笔下写的语言，哪是不好的不对的，都仔细辨别，这样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敏感力。”［2］然后，好的语感当然也促使阅读质量提升，让读者拥有更独特的阅读体验，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是心灵与文本撞击的过程，也是心灵与心灵撞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心灵得以润泽，思维内涵得以丰富；思维内涵丰富了，写作的源头也就具备了。
二、比较阅读，有利于挖掘写作深度
叶圣陶说：“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句都不要轻易放过，务必发现它的特征。”［3］在“广角阅读”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地开展比较阅读，比较阅读是一种阅读迁移。读出相同，更要读出不同。因此，将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读物，拿来进行比较阅读，可以看清文章的主题、题材、人物、体裁、结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能更清楚地认识读物的共性，区别其个性，从而使阅读由浅走向一定的深度，为写作挖掘一口深井。
异中求同，品味异曲同工之精妙。文相远而道相近，郑成功、肖邦、詹天佑、钱学森都可谓爱国人士，同样的精神却在不同的时空中演绎，他们对祖国都表现出强烈的热爱之情。在品读的过程中架起比较的桥梁，穿越时空互为补充，让读者在不同的时空中，在惊人的相似中越发领悟到“爱国人士的魅力”。
同中存异，品味争妍斗俏之风姿。同为爱国志士，郑成功更骁勇，肖邦更才华横溢，詹天佑更智慧，钱学森更坚毅，四个人同中有异，各领“风骚”。《小草和大树》与《轮椅上的霍金》都是对人物顽强不屈的刻画，而前者侧重于人物与世俗偏见的对峙，后者侧重于人物与自身病魔的抗争。只有坚持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阅读，读者才会慢慢悟出，哪怕是同根同枝并蒂之花，也有不同的风姿啊！
多向比较，品味横岭侧峰之关联。如《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的谨慎小心、足智多谋与猪八戒的盲目自信、嘴馋贪吃相比，把唐僧的慈悲为怀与妖精的诡计多端相比。在多侧面多角度的比较中，各人各面，千人千面，一系列人物形象互相映衬又各自熠熠生辉，孙悟空的形象也就在群像中更典型了。
这样，读者会逐步领悟各类作品各种文字的妙处，由对某几篇作品的具体印象上升为某一方面的理性认知，如，在内容上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的不同，在题材上纵古涉今与以小见大的不同，在语言上朴素淡雅与浓墨重彩的不同，在风格上庄重雅正与轻松诙谐的不同，在布局上水到渠成与铺垫抑扬的不同等等，在阅读才能读出深度，写作才能挖掘出思想的深度。
三、內化阅读，有利于提升写作素质
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思想认为，阅读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作品的过程。强调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在内心深切体会和再造作品。如果说，“广角阅读”给了学生一片海洋，让其充分舒展，享受自由；“比较阅读”则给了学生一柄多棱镜，让其领略阅读中异彩纷呈之妙；那么，“内化阅读”则要求学生敞开心灵，熟读精思，让一个活生生的“我”走近作者，走进文本，走向生活，把丰富的阅读积累转化为自己的写作素质，自主自觉地运用到写作实践中去。阅读的内化过程，也就是写作素质得以提升的过程。从学生的写作素质来讲，包括思想素质、思维素质、语言表达、谋篇布局、审题立意等方方面面，涉及到丰富的知识和不同的能力层次，笔者在此想从学生个体的角度提出“写作个性”、“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三个要素。
（一）通过“评读”使阅读内化，养成自己的写作个性。
带着自我的情感色彩去评读文章，可能把一闪即逝的直觉感受固化为长期的阅读成果。学生不仅是在阅读文章，也是评读自己的思想，评读自己的感受，评读自己的个性。可以在阅读接近尾声时“猜读”，自己想象结尾，然后与作者相比；可以在阅读存有疑惑时“改读”，或改变人称，或改变环境，或修改文章部分，比较改后与改前的不同；可以在阅读意犹未尽时续读，再续情节与内容，比较在主题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当读者用“我”的眼光，从“我”的角度去理解、感悟甚至再创文本的时候，就为养成写作个性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悟读”使阅读内化，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莫泊桑师从福楼拜时曾被要求以眼前经过的一辆牛车为题，写出七篇不同的散文来。这当然需要一定的观察能力，更需要创新能力，需要于“无”处发现“有”，于“同”中探求“异”。生活规律有可能一成不变，但生活永远是多元的；天下的母爱永远是相通的，但每一个母亲都是独特的，即使是同一位母亲，在儿女们眼中也是不尽相同的。胡适笔下仁慈温和的母亲，朱德笔下勤劳朴实的母亲，老舍笔下困苦坚强的母亲，冰心笔下温柔善良的母亲，每位作者都发现并表达了母亲的独特之处。而学生习作中的母亲却大都是或雨中送伞的，或看我日记的，或送我上医院的母亲，事件相似，情节也惊人地相似，这样千篇一律的母亲让我们啼笑皆非。可见，感悟、发现、创造是写作必备的素质。
（三）通过“美读”使阅读内化，养成高雅的审美能力。
阅读文章，如果局限于作者写了怎样的感情以及怎样表达这种感情，就很难激起情感的共鸣。文章既是作者情感的流露，又深含作者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不仅描写了聂将军精心照料两个日本孤女，并设法将她们送往日本指挥部的动人故事，更让读者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至仁至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山谷中的谜底》不仅展现了加拿大魁北克东西两坡奇异的景观，更揭示出了人生哲理：在逆境和压力面前，既要敢于抗争，又要学会退让，以退为进，取得最后的胜利。在阅读中感受，在生活中体验，认识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养成高雅的审美情趣，从而更好地去描绘美的生活与美的世界。叶圣陶认为“有了真切的经验、思想，必将引起真切的情感；成功则喜悦，失败则痛惜，不特限于一己，对于他人也会兴起深厚的同情”，叶老不但指出了情感在作文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强调了这种情感“不特限于己”，还应涉及“他人”，实际上已经点出了作文应该受到高尚精神情感的导引和制约。若无一定的审美能力，也就写不出美的文字，好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和教师谈写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
［2］叶圣陶：《语文教育书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年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