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6月，爱奇艺出品的悬疑剧《隐秘的角落》热播;同年10月，又一举夺得了第2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内容大奖。《隐秘的角落》引发了观众对自我童年心理的认同和社会对下一代成长教育的思考。社会各界研究者基于此种现象展开了探讨，截止到2020年12月1日，中国知网搜索主题《隐秘的角落》，各类报纸和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章74篇，报纸31篇，期刊43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儿童心理构建：如王斌的《让爱的阳光照进“隐秘的角落”——以〈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为例谈离异家庭儿童心理建设》;二、法律道德建设：如宋红霞、尹晓艳的《〈隐秘的角落〉背后的法律》;三、家庭伦理叙事：如徐丽敏、陶真的《叙事·建构·现实：〈隐秘的角落〉之三重解读》;四、影视思考：如胡一峰的《超越“爽感”之后——从〈隐秘的角落〉看网络剧精品化之路》、杨博雅的《从IP向悬疑小说到超级网剧的改编策略探析——以网络剧〈隐秘的角落〉为例》;五、人物形象分析：如汪庭竹的《〈隐秘的角落〉中王瑶人物解析》等。文章试图通过分析这部作品中困境儿童的症候特征，探讨儿童成长背后的生成要素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一、呈现：困境儿童创伤的症候
《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关于儿童原生家庭创伤的作品，通过三个性格丰满而又立体的“坏小孩”，描绘了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事件，通过创伤者的经历和性格变化发出了对原生家庭教育观念、同伴关系和社会教育理念的追问。
（一）家庭关系：困境儿童亲职化
剧中三个“坏小孩”都是典型的“小大人”，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心理学界通常称这种现象为“亲职化”，又称“小大人综合症”。“亲职化”是一种心理发育的异常，这种为了取悦父母而采取的“隐藏”和“扮演”行为，对一个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具有毁灭性。“亲职化的孩子可能有不同的性格，有服从型的、防御型的、进攻型的，也可能是混合型的。而他们的共性是虐待倾向。”[1]剧中朱朝阳便是“亲职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其一，服从型的特征。母亲周春红基于过度自我牺牲思想，要求朱朝阳强制服从自己，导致朱朝阳总是牺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顾周春红的情绪，如母亲唯成绩论，她常常说“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的不要去想”。于是朱朝阳就会成为全年级第一;周春红强迫朱朝阳喝牛奶、刷牙，朱朝阳就要把牛奶喝掉，就要立刻怀着叛逆的情绪去刷牙。其二，防御型的特征。父亲朱永平带朱朝阳买鞋，车上挂着重组后一家三口的照片和朱朝阳缩在后座的角落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着，在商店朱晶晶强把朱永平拽走，留下孤单的朱朝阳，而后朱晶晶又踩脏了他的新鞋，实际上朱朝阳是有情绪的，但是他只能选择隐忍，因为他深知，相比朱晶晶，父亲并不是那么在乎他，他只能通过懂事、听话这种多年来养成的防御方式来保护自己，换取父亲来之不易的宠爱与怜悯。一次，朱朝阳跟爸爸说，“我努力学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乖。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更懂事，您和我妈也许就不会分开了。”因此，他只能根据父母的情绪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压抑自己的真实自我与情感需求，以满足父母的需要。父母的亲职化教育使朱朝阳缺乏合力建设、处理极端情绪的能力，一步一步迈向“被动型”的堕落，从服从型、防御型转向进攻型，参与勒索事件，形成反社会人格。“亲职化”的孩子在未来很难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进而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的产生，对成年以后社会关系的建立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障碍。因此，该剧所反映的问题，在家庭教育方式上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社会关系：困境儿童社会关系的疏离
1.“同伴关系”的疏离
同伴交往是兒童成长过程中主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同伴交往形成同伴关系与同伴经验，儿童阶段已经可以表现交往能力的差异。“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或者主要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它在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适应中具有成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2]良好的同伴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孩子形成自尊、自信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也有利于促进其亲社会倾向。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常常会选择“三观”健康的孩子作为自己孩子的交往对象。学校是学生的主要活动空间，同学关系成为主要的同伴关系。剧中朱朝阳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伴关系。但是他在学校却一个朋友都没有，同学叶驰敏侧面反映了朱朝阳不良的同学关系，她说：“天天就知道趴在桌子上做题，也不跟别人玩，连《还珠格格》都没看过。”这说明朱朝阳的同伴关系是缺失的。从人的社会关系建立的系统过程来看，朱朝阳缺乏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另外，其他儿童交往对象也仅限于两个“坏小孩”严良和普普，他们并不能解决朱朝阳社会关系建立基础的问题，相反会成为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的绊脚石。这些因素使朱朝阳无法处于正常的儿童交往中，也无法学会与人相处的方式和寻求帮助的方法。因此，儿童只有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才会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形成积极的情感，才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完善自我调控系统的发展，为成年后健康的社会性人格和正常的社会关系打好基础。
2.“成人本位”思想下困境儿童其他关系的疏离
剧中另一教育现象得到社会普遍关注，既家长往往站在成人的立场教育孩子。中国自古以来，“孝”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父母之命”无不言听计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都能说明这一点。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国的教育方式是“孝顺”，“孝顺”的意思是“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那么，是不是所有父母的意志都要顺从呢？孩子是不是也应该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呢？现实中，往往很多成人会认为孩子“不懂事”，选择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问题，从而扼杀了儿童处理问题的权利，这就是“成人本位”思想。
剧中的成人基本上都存在成人本位思想。朱朝阳被王立绑架后，周春红强迫朱朝阳说真话，朱永平强迫他说假话。老陈警官“成人本位”思想最为凸显，他与严良一见面就要抓严良去福利院，对严良的信任不够，老陈总是不等严良把话说完就站在成人立场上质问。如“你有什么正经事先跟我回去再说”“不能说就是骗人”“你敲诈勒索谁了？”等。严良的反应是：他和老陈的几次电话对话均因无法沟通严良率先挂断电话。如“我没干坏事，你爱信不信”“你不用说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从老陈对严良的教育方式上看，显然是缺乏对儿童必要的尊重，结果导致他们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沟通，致使严良对老陈一直无法敞开心扉，心存芥蒂。儿童独立人格和亲社会人格的建立需要成人从儿童本位出发，给予儿童一定的成长空间和适当的引导。现实生活中，这种成人本位思想支配下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比比皆是，一部分困境儿童打架、盗窃或不服管教等叛逆行为与“成人本位”教育方式有一定关系。因此，剧中反映的“成人本位”教育方式成长的孩子给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和社会敲响了警钟。 二、困局：“坏小孩”的异化
近些年，影视剧多涉及中国家庭式伦理关系困局，热衷于描述原生家庭关系，原生家庭问题给人的成长带来的往往是最深沉、最难以释怀的痛，《隐秘的角落》中“坏小孩”的异化，正是这种原生家庭关系异化、教育方式错位的产物。另外，不完善的社会伦理关系也起到催化作用。
（一）原生家庭关系的异化
《隐秘的角落》建构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叙述了面临家庭缺位、教育对象错位、社会忽视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困境儿童的群体性特征。这些对象的性格养成都与原生家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父母教养和亲子互动方式是儿童生活保护、社会性生成和价值观产生的核心因素。”[3]原生家庭是一个人的定型期，对人个性的塑造、人格的养成和情绪的管理有着重要作用，也决定着成人后人际互动的模式。剧中，三位“坏小孩”的原生家庭有着共同特征——创伤家庭。三个“坏小孩”作为受创者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他们的心灵都曾因受到巨大冲击而无法恢复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创伤理论认为：“在抑郁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不断进行道德审判和惩罚，将对外在的客体的憎恨和惩罚以逆转的方式发泄到自我心理空间中被对象化的自我上。”[4]其中，朱朝阳性格的变化就是一个内在自我心理空间分裂的典型案例。父母没离异之前，他是个爱说话的孩子。父母离异之后，母亲陪伴的时间少了，父爱完全缺失，他的学习成绩成为讨好母亲和父亲的筹码。这些成为朱朝阳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他会经常顺从母亲的决定，但又有很多事情不告诉母亲;他痛恨自己的父亲，又割舍不下亲情。当朱晶晶说“他只喜欢我，根本不喜欢你”时，朱朝阳愤怒地回答：“你胡说，你再说一遍！”这也导致了他对朱晶晶见死不救的结局。另外，严良和普普也同样经历着原生家庭的支离破碎，虽然都得到过父爱，但是他们又有所不同，严良是长大后才去了福利院，他的个性的塑造、人格的成长已经在父亲的教育下有了雏形，所以才表现出善良的那面;而普普很小就被福利院收养，没有得到家庭正面的教育，因而心机更深重，行事超出年龄范围。尽管他们都存在明显的外在心理创伤，但是表现的程度不同。反之，按照剧情推测，叶驰敏应该也是单亲家庭，整部作品她的母亲从未出现过，但是她得到了叶警官父爱般的关怀和健康的家庭教育。因而，原生家庭的创伤只要有所引导，孩子是可以得到正常发展的，这也是该剧通过正反两面给予观众的启示。
“以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来看，家庭是各家庭成员构成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是典型的场域。而家庭成员在实践中遵循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模式是受经验主导下的境遇支配的。”[5]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带着原生家庭的心理烙印开始自己的成长历程。原生家庭始终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人生悲喜剧的源头。该剧淋漓尽致地为观众展示出了原生家庭异化下“坏小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剧情一方面把一些具有原生家庭童年创伤的观众带入剧中人物强烈的情感体验中，另一方面也让观众反思自身的类似经历，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激发人们思考那些创伤背后的深刻成因。
（二）社会伦理关系的困境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隐秘的角落》开播引起了社会对社会性困境儿童的广泛思考，一些研究者从心理学和法律等角度进行了讨论，遗憾的是这些思考仅仅停留在某一具体学科，并没有触及综合应对社会现实根源本身。而经历原生家庭阵痛的儿童，如果得不到家庭正常合理的教育，便只能依靠社会因素进行调解。然而，对困境儿童保护制度的完善一直以来是政府、社会试图解决的难题。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性困境儿童是一个统称，它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和困境家庭的儿童，具体包括被遗弃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儿童等。”[6]剧中朱朝阳、严良和普普的经历虽不具有复刻性，但是朱朝阳出身于自父爱缺失的单亲家庭，严良和普普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的共性是都面临着家庭的困境，是典型的社会性困境儿童。但现实生活中，面对家庭真实的困境，学校或社会有时是无力的，但仍可以给予困境儿童更多解决困境的方法和希望。学校育人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孩子们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根据场域理论，从学校场域角度进行思考就是从同伴关系角度进行思考，同伴关系是青少年主要的人际交往关系，正确引导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代表学校场域，是儿童保护的另一主体，理应全面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剧中，尽管班主任在家长会后对朱朝阳母亲说他不合群，从素质教育方面要求他应该全面发展，但实质上班主任并未在帮助朱朝阳建立良好的同学关系上采取行动，仅仅停留在标签化处理问题的层面，属于不作为行为。
另外，“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困境儿童保護的法律和政策。”[7]其中，有关社会性困境儿童的政策通过梳理后发现，“目前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结构性的缺陷，集中表现为‘家庭’在困境儿童保护政策中的实质性‘缺位’。”[8]由民政部门进行具体管理的儿童福利院作为社会福利事业机构，是为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剧中，儿童福利院作为严良和普普的监护者，并未实现专业性的儿童服务支持，服务专业化程度仍需加强，监管制度仍需健全。这些情况值得现实相关部门的反思，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困境儿童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希望。
三、弥合：困境儿童的成长
（一）家庭教育健康化
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树立科学家庭教育观。《隐秘的角落》反映的问题源于生活实践，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家庭教育的共性问题，虽然三个“坏孩子”的行为有所夸大，却也典型化地再现了原生家庭教育观念面临的普遍问题，引发了观众和社会对家庭教育方式的广泛关注和重新思考。相关研究发现，“一个走上社会后品格高尚、有成就的人，大都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影响有直接关系。而当今所谓的‘问题学生’，以及走上社会后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大都也可以在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中找到根源。”[9]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方式国际化，本就重视家庭教育的中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家庭教育方面的引导政策。2020年8月，全国妇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从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到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再到家风传递，根本目的是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由此可见，小到家庭，大到社会，都在为如何形成有效的家庭教育理念不断探索，在反思中寻找更完善的教育方法，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将会逐渐普及。 （二）社会教育多渠道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家庭教育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其中，学校教育至关重要。三岁之内，家庭教育起到主导作用;上了幼儿园之后，同伴关系起到主导作用。健康的同伴关系直接决定了孩子健康人格的发展。剧中朱朝阳没有得到健康的同伴关系的引导，正是与严良和普普这两个具有社会问题的孩子形成了不良的同伴关系，才有了后面朱朝阳人格结构的变化。东北育才学校校长高琛说：“教育不应只有分数和升学率，更要让学生有完整的灵魂和坚定的价值追求;教育不仅关注知识和技能堆叠的厚度，更要关注学生体质、意志品质和涵养的高度。”[10]换句话说，如果朱朝阳的妈妈“不唯成绩论”、老师监管不“标签化”、严良和普普没有到来，是不是朱朝阳原生家庭的创伤就会随着时间和认识的增强而治愈，如同作者紫金陈一般。所以，除了原生家庭的问题之外，学校教育和同伴关系，成为决定朱朝阳健康成长的重要的社会教育关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学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工作的根本标准，要健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坚决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除了学校教育和同伴关系之外，其他的社会关系也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剧中严良与老陈以及父亲的朋友张叔的社会关系，对严良能否建立社会信任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11]这种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意识形态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从具体政策方面来看，相关部门以社区为单元，加强社区互动关系，保证局部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在整体上实现社会信任关系的完善。因此，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是孩子社会信任关系健康成长的重要背景。另外，公益组织也可能成为代替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公益组织因其非营利、自主组织的属性，是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其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帮助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12]如何引导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是该剧引发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社会制度保障体制化
《隐秘的角落》除了揭露困境儿童形成的原因外，也给社会和相关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完善社会制度保证的要求。社会制度保障是解决困境儿童问题的有效手段。2016年12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青少年健康》，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给予极大的关注。我国相关部门对困境儿童发布的文件和政策也很多，比如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健康中国2030》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等，都强调解决好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另外，我国地方针对各自具体情况也制定了关于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保障制度。2014年4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适度儿童福利建设工作试点从2013年的4个扩大到了50个，进一步推动了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下，各省市先后进行了困境儿童保障的政策实践。2014年4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通知》。之后，河南、山东、江苏、天津等省市也分别出台困境儿童分类保障的政策措施”[13]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在地方内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实施。由以上内容可知，无论是世界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对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都持积极推进态度。但是不得不承认困境儿童救助问题很具体，情况很复杂，很难解决。究其原因：第一，由于儿童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在接受社会救助时不能准确地作出判断;第二，相关法律规定困境儿童的救助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第三，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仍需不断完善。这些原因导致部分儿童无法自愿接受救助。《隐秘的角落》中的严良和普普就是不愿得到社会救助的典型困境儿童。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体制化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牧谣.《隐秘的角落》为什么不愿承认孩子的恶[ J ].科学大观园，2020（7）：76.
[2]王雅春，曹华.青少年同伴关系的作用及影响因素分析[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3.
[3][5]徐丽敏，陶真.叙事·建构·现实：《隐秘的角落》之三重解读[ J ].当代电视，2020（10）：105，107.
[4]孔瑞.“后9·11”小说的创伤研究[M].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5.
[6]晓援，虞婕.建构“困境儿童”的概念体系[ J ].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6）：8.
[7]徐丽敏，徐永祥，梁毓熙.需求与结构：现代家庭视角下困境儿童保护的政策研究—基于天津市第二批全国儿童社会保护试点区的案例分析[ J ].学海，2019（5）：103.
[8]关颖.家庭教育社会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251-284.
[9]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理念、方法研究》课题组.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 J ].人民教育，2012（1）：8.
[10]高琛.分数之外，要让学生有完整的灵魂[N].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國教育报，2020-10-21.
[11]臧豪杰.我国社会信任的现状及其重建探论——社群主义视角[ J ].理论导刊，2011（8）：22.
[12]李晓巍，刘倩倩.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回顾与展望[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133.
[13]行红芳.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构路径探析[ J ].中州学刊，2016（8）：63.
一、呈现：困境儿童创伤的症候
《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关于儿童原生家庭创伤的作品，通过三个性格丰满而又立体的“坏小孩”，描绘了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事件，通过创伤者的经历和性格变化发出了对原生家庭教育观念、同伴关系和社会教育理念的追问。
（一）家庭关系：困境儿童亲职化
剧中三个“坏小孩”都是典型的“小大人”，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心理学界通常称这种现象为“亲职化”，又称“小大人综合症”。“亲职化”是一种心理发育的异常，这种为了取悦父母而采取的“隐藏”和“扮演”行为，对一个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具有毁灭性。“亲职化的孩子可能有不同的性格，有服从型的、防御型的、进攻型的，也可能是混合型的。而他们的共性是虐待倾向。”[1]剧中朱朝阳便是“亲职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其一，服从型的特征。母亲周春红基于过度自我牺牲思想，要求朱朝阳强制服从自己，导致朱朝阳总是牺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顾周春红的情绪，如母亲唯成绩论，她常常说“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的不要去想”。于是朱朝阳就会成为全年级第一;周春红强迫朱朝阳喝牛奶、刷牙，朱朝阳就要把牛奶喝掉，就要立刻怀着叛逆的情绪去刷牙。其二，防御型的特征。父亲朱永平带朱朝阳买鞋，车上挂着重组后一家三口的照片和朱朝阳缩在后座的角落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着，在商店朱晶晶强把朱永平拽走，留下孤单的朱朝阳，而后朱晶晶又踩脏了他的新鞋，实际上朱朝阳是有情绪的，但是他只能选择隐忍，因为他深知，相比朱晶晶，父亲并不是那么在乎他，他只能通过懂事、听话这种多年来养成的防御方式来保护自己，换取父亲来之不易的宠爱与怜悯。一次，朱朝阳跟爸爸说，“我努力学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乖。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更懂事，您和我妈也许就不会分开了。”因此，他只能根据父母的情绪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压抑自己的真实自我与情感需求，以满足父母的需要。父母的亲职化教育使朱朝阳缺乏合力建设、处理极端情绪的能力，一步一步迈向“被动型”的堕落，从服从型、防御型转向进攻型，参与勒索事件，形成反社会人格。“亲职化”的孩子在未来很难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进而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的产生，对成年以后社会关系的建立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障碍。因此，该剧所反映的问题，在家庭教育方式上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社会关系：困境儿童社会关系的疏离
1.“同伴关系”的疏离
同伴交往是兒童成长过程中主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同伴交往形成同伴关系与同伴经验，儿童阶段已经可以表现交往能力的差异。“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或者主要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它在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适应中具有成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2]良好的同伴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孩子形成自尊、自信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也有利于促进其亲社会倾向。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常常会选择“三观”健康的孩子作为自己孩子的交往对象。学校是学生的主要活动空间，同学关系成为主要的同伴关系。剧中朱朝阳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伴关系。但是他在学校却一个朋友都没有，同学叶驰敏侧面反映了朱朝阳不良的同学关系，她说：“天天就知道趴在桌子上做题，也不跟别人玩，连《还珠格格》都没看过。”这说明朱朝阳的同伴关系是缺失的。从人的社会关系建立的系统过程来看，朱朝阳缺乏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另外，其他儿童交往对象也仅限于两个“坏小孩”严良和普普，他们并不能解决朱朝阳社会关系建立基础的问题，相反会成为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的绊脚石。这些因素使朱朝阳无法处于正常的儿童交往中，也无法学会与人相处的方式和寻求帮助的方法。因此，儿童只有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才会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形成积极的情感，才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完善自我调控系统的发展，为成年后健康的社会性人格和正常的社会关系打好基础。
2.“成人本位”思想下困境儿童其他关系的疏离
剧中另一教育现象得到社会普遍关注，既家长往往站在成人的立场教育孩子。中国自古以来，“孝”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父母之命”无不言听计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都能说明这一点。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国的教育方式是“孝顺”，“孝顺”的意思是“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那么，是不是所有父母的意志都要顺从呢？孩子是不是也应该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呢？现实中，往往很多成人会认为孩子“不懂事”，选择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问题，从而扼杀了儿童处理问题的权利，这就是“成人本位”思想。
剧中的成人基本上都存在成人本位思想。朱朝阳被王立绑架后，周春红强迫朱朝阳说真话，朱永平强迫他说假话。老陈警官“成人本位”思想最为凸显，他与严良一见面就要抓严良去福利院，对严良的信任不够，老陈总是不等严良把话说完就站在成人立场上质问。如“你有什么正经事先跟我回去再说”“不能说就是骗人”“你敲诈勒索谁了？”等。严良的反应是：他和老陈的几次电话对话均因无法沟通严良率先挂断电话。如“我没干坏事，你爱信不信”“你不用说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从老陈对严良的教育方式上看，显然是缺乏对儿童必要的尊重，结果导致他们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沟通，致使严良对老陈一直无法敞开心扉，心存芥蒂。儿童独立人格和亲社会人格的建立需要成人从儿童本位出发，给予儿童一定的成长空间和适当的引导。现实生活中，这种成人本位思想支配下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比比皆是，一部分困境儿童打架、盗窃或不服管教等叛逆行为与“成人本位”教育方式有一定关系。因此，剧中反映的“成人本位”教育方式成长的孩子给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和社会敲响了警钟。 二、困局：“坏小孩”的异化
近些年，影视剧多涉及中国家庭式伦理关系困局，热衷于描述原生家庭关系，原生家庭问题给人的成长带来的往往是最深沉、最难以释怀的痛，《隐秘的角落》中“坏小孩”的异化，正是这种原生家庭关系异化、教育方式错位的产物。另外，不完善的社会伦理关系也起到催化作用。
（一）原生家庭关系的异化
《隐秘的角落》建构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叙述了面临家庭缺位、教育对象错位、社会忽视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困境儿童的群体性特征。这些对象的性格养成都与原生家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父母教养和亲子互动方式是儿童生活保护、社会性生成和价值观产生的核心因素。”[3]原生家庭是一个人的定型期，对人个性的塑造、人格的养成和情绪的管理有着重要作用，也决定着成人后人际互动的模式。剧中，三位“坏小孩”的原生家庭有着共同特征——创伤家庭。三个“坏小孩”作为受创者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他们的心灵都曾因受到巨大冲击而无法恢复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创伤理论认为：“在抑郁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不断进行道德审判和惩罚，将对外在的客体的憎恨和惩罚以逆转的方式发泄到自我心理空间中被对象化的自我上。”[4]其中，朱朝阳性格的变化就是一个内在自我心理空间分裂的典型案例。父母没离异之前，他是个爱说话的孩子。父母离异之后，母亲陪伴的时间少了，父爱完全缺失，他的学习成绩成为讨好母亲和父亲的筹码。这些成为朱朝阳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他会经常顺从母亲的决定，但又有很多事情不告诉母亲;他痛恨自己的父亲，又割舍不下亲情。当朱晶晶说“他只喜欢我，根本不喜欢你”时，朱朝阳愤怒地回答：“你胡说，你再说一遍！”这也导致了他对朱晶晶见死不救的结局。另外，严良和普普也同样经历着原生家庭的支离破碎，虽然都得到过父爱，但是他们又有所不同，严良是长大后才去了福利院，他的个性的塑造、人格的成长已经在父亲的教育下有了雏形，所以才表现出善良的那面;而普普很小就被福利院收养，没有得到家庭正面的教育，因而心机更深重，行事超出年龄范围。尽管他们都存在明显的外在心理创伤，但是表现的程度不同。反之，按照剧情推测，叶驰敏应该也是单亲家庭，整部作品她的母亲从未出现过，但是她得到了叶警官父爱般的关怀和健康的家庭教育。因而，原生家庭的创伤只要有所引导，孩子是可以得到正常发展的，这也是该剧通过正反两面给予观众的启示。
“以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来看，家庭是各家庭成员构成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是典型的场域。而家庭成员在实践中遵循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模式是受经验主导下的境遇支配的。”[5]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带着原生家庭的心理烙印开始自己的成长历程。原生家庭始终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人生悲喜剧的源头。该剧淋漓尽致地为观众展示出了原生家庭异化下“坏小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剧情一方面把一些具有原生家庭童年创伤的观众带入剧中人物强烈的情感体验中，另一方面也让观众反思自身的类似经历，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激发人们思考那些创伤背后的深刻成因。
（二）社会伦理关系的困境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隐秘的角落》开播引起了社会对社会性困境儿童的广泛思考，一些研究者从心理学和法律等角度进行了讨论，遗憾的是这些思考仅仅停留在某一具体学科，并没有触及综合应对社会现实根源本身。而经历原生家庭阵痛的儿童，如果得不到家庭正常合理的教育，便只能依靠社会因素进行调解。然而，对困境儿童保护制度的完善一直以来是政府、社会试图解决的难题。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性困境儿童是一个统称，它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和困境家庭的儿童，具体包括被遗弃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儿童等。”[6]剧中朱朝阳、严良和普普的经历虽不具有复刻性，但是朱朝阳出身于自父爱缺失的单亲家庭，严良和普普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的共性是都面临着家庭的困境，是典型的社会性困境儿童。但现实生活中，面对家庭真实的困境，学校或社会有时是无力的，但仍可以给予困境儿童更多解决困境的方法和希望。学校育人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孩子们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根据场域理论，从学校场域角度进行思考就是从同伴关系角度进行思考，同伴关系是青少年主要的人际交往关系，正确引导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代表学校场域，是儿童保护的另一主体，理应全面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剧中，尽管班主任在家长会后对朱朝阳母亲说他不合群，从素质教育方面要求他应该全面发展，但实质上班主任并未在帮助朱朝阳建立良好的同学关系上采取行动，仅仅停留在标签化处理问题的层面，属于不作为行为。
另外，“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困境儿童保護的法律和政策。”[7]其中，有关社会性困境儿童的政策通过梳理后发现，“目前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结构性的缺陷，集中表现为‘家庭’在困境儿童保护政策中的实质性‘缺位’。”[8]由民政部门进行具体管理的儿童福利院作为社会福利事业机构，是为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剧中，儿童福利院作为严良和普普的监护者，并未实现专业性的儿童服务支持，服务专业化程度仍需加强，监管制度仍需健全。这些情况值得现实相关部门的反思，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困境儿童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希望。
三、弥合：困境儿童的成长
（一）家庭教育健康化
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树立科学家庭教育观。《隐秘的角落》反映的问题源于生活实践，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家庭教育的共性问题，虽然三个“坏孩子”的行为有所夸大，却也典型化地再现了原生家庭教育观念面临的普遍问题，引发了观众和社会对家庭教育方式的广泛关注和重新思考。相关研究发现，“一个走上社会后品格高尚、有成就的人，大都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影响有直接关系。而当今所谓的‘问题学生’，以及走上社会后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大都也可以在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中找到根源。”[9]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方式国际化，本就重视家庭教育的中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家庭教育方面的引导政策。2020年8月，全国妇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从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到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再到家风传递，根本目的是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由此可见，小到家庭，大到社会，都在为如何形成有效的家庭教育理念不断探索，在反思中寻找更完善的教育方法，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将会逐渐普及。 （二）社会教育多渠道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家庭教育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其中，学校教育至关重要。三岁之内，家庭教育起到主导作用;上了幼儿园之后，同伴关系起到主导作用。健康的同伴关系直接决定了孩子健康人格的发展。剧中朱朝阳没有得到健康的同伴关系的引导，正是与严良和普普这两个具有社会问题的孩子形成了不良的同伴关系，才有了后面朱朝阳人格结构的变化。东北育才学校校长高琛说：“教育不应只有分数和升学率，更要让学生有完整的灵魂和坚定的价值追求;教育不仅关注知识和技能堆叠的厚度，更要关注学生体质、意志品质和涵养的高度。”[10]换句话说，如果朱朝阳的妈妈“不唯成绩论”、老师监管不“标签化”、严良和普普没有到来，是不是朱朝阳原生家庭的创伤就会随着时间和认识的增强而治愈，如同作者紫金陈一般。所以，除了原生家庭的问题之外，学校教育和同伴关系，成为决定朱朝阳健康成长的重要的社会教育关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学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工作的根本标准，要健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坚决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除了学校教育和同伴关系之外，其他的社会关系也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剧中严良与老陈以及父亲的朋友张叔的社会关系，对严良能否建立社会信任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11]这种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意识形态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从具体政策方面来看，相关部门以社区为单元，加强社区互动关系，保证局部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在整体上实现社会信任关系的完善。因此，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是孩子社会信任关系健康成长的重要背景。另外，公益组织也可能成为代替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公益组织因其非营利、自主组织的属性，是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其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帮助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12]如何引导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是该剧引发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社会制度保障体制化
《隐秘的角落》除了揭露困境儿童形成的原因外，也给社会和相关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完善社会制度保证的要求。社会制度保障是解决困境儿童问题的有效手段。2016年12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青少年健康》，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给予极大的关注。我国相关部门对困境儿童发布的文件和政策也很多，比如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健康中国2030》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等，都强调解决好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另外，我国地方针对各自具体情况也制定了关于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保障制度。2014年4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适度儿童福利建设工作试点从2013年的4个扩大到了50个，进一步推动了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下，各省市先后进行了困境儿童保障的政策实践。2014年4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通知》。之后，河南、山东、江苏、天津等省市也分别出台困境儿童分类保障的政策措施”[13]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在地方内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实施。由以上内容可知，无论是世界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对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都持积极推进态度。但是不得不承认困境儿童救助问题很具体，情况很复杂，很难解决。究其原因：第一，由于儿童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在接受社会救助时不能准确地作出判断;第二，相关法律规定困境儿童的救助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第三，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仍需不断完善。这些原因导致部分儿童无法自愿接受救助。《隐秘的角落》中的严良和普普就是不愿得到社会救助的典型困境儿童。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体制化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牧谣.《隐秘的角落》为什么不愿承认孩子的恶[ J ].科学大观园，2020（7）：76.
[2]王雅春，曹华.青少年同伴关系的作用及影响因素分析[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3.
[3][5]徐丽敏，陶真.叙事·建构·现实：《隐秘的角落》之三重解读[ J ].当代电视，2020（10）：105，107.
[4]孔瑞.“后9·11”小说的创伤研究[M].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5.
[6]晓援，虞婕.建构“困境儿童”的概念体系[ J ].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6）：8.
[7]徐丽敏，徐永祥，梁毓熙.需求与结构：现代家庭视角下困境儿童保护的政策研究—基于天津市第二批全国儿童社会保护试点区的案例分析[ J ].学海，2019（5）：103.
[8]关颖.家庭教育社会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251-284.
[9]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理念、方法研究》课题组.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 J ].人民教育，2012（1）：8.
[10]高琛.分数之外，要让学生有完整的灵魂[N].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國教育报，2020-10-21.
[11]臧豪杰.我国社会信任的现状及其重建探论——社群主义视角[ J ].理论导刊，2011（8）：22.
[12]李晓巍，刘倩倩.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回顾与展望[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133.
[13]行红芳.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构路径探析[ J ].中州学刊，2016（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