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被称为“黄金十年”，科学发展，成就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举世瞩目，国人备感自豪。
　　但是，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有一些突出矛盾摆在我们面前，主要是发展不平衡所积累的矛盾，有的已非常突出；同时，民众所关注和忧虑的腐败问题，也将是执政者长期面临的挑战。
　　发展的问题要在改革发展中解决。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本刊专访了全国著名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
　　改革：从冲破“思想禁区”到勇闯“利益雷区”
　　廉政瞭望：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有太多的大事喜事盛事可以载入史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角度，您如何认识这十年？
　　黄苇町：我个人认为，我们党这十年创建了三大伟业。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构想，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确定了党的五大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决了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保证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是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欧债危机，彰显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和治国智慧，在世界面前赢得喝彩。
　　廉政瞭望：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是现在社会上关于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也包括对目前改革方向的焦虑，对改革停滞的担忧，还有人呼吁重拾20年前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我们的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后确实面临考验，您认为难在何处？
　　黄苇町：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渐进式改革，选择的是先易后难的路径，这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增加成功系数。但一些暂时搁置的矛盾，会逐渐积累并发展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障碍。因此，越到后面改革难度自然越高，要碰的都是硬骨头。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现在党内的情况千差万别，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党内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一部分生活很困难的党员，也有一部分非常富裕的党员，甚至亿万富翁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同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也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党内的阻力，很多还属于“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争，而是利益之争。难免会出现符合自己利益的改革，我就积极推行，不符自己利益的改革，就以各种理由阻挠或设法使之扭曲变形的情况。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使改革复杂性大大增加。
　　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冲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更需要冲破利益雷区。冲破利益雷区难度和危险程度，大大超过了思想禁区。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难度很大，中央对此是有充分估计的，决心也是坚决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我对反腐败成功有信心”
　　廉政瞭望：腐败问题是當前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一直在加大，但也面临着腐败大案要案频发、贪官潜伏期延长的现实困惑，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悲观论调，比如“反腐败跑不赢腐败”。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黄苇町：我对我们党反腐败成功有信心。 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腐败的信心，全社会憎恶腐败的民心，都是粉碎腐败分子侥幸心理的重要因素。从现实的腐败规律来看，也是如此。
　　首先，漏网者最终难逃法网。腐败活动的时间越长，插手事情就越多、接触人员也越多、社会联系也越多，露出蛛丝马迹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即使他们再谨慎、狡猾，可以“滑掉”一次、二次、三次，但不可能永远不露马脚。只要他的违法犯罪活动已成为既成事实，就不一定会在什么事上被牵出来。已退休8年的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就是因为12年前他帮助“蓝田股份”上市时女儿购买内部股的案发，在他68岁时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其次，随着时间的积累，次数的积累，同时也是罪恶的积累。因此，问题晚败露比起早暴露来，是一种更大的不幸。因为，被制止的越晚，在犯罪道路上走得越远，作孽时间越长，罪孽越深重，受到的惩罚也会越重。原首都机场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培英因贪污挪用巨款去澳门赌博及供其弟经商被判处死刑。如果他挪用公款的行径在早几年就被发现，还罪不至死。
　　廉政瞭望：有舆论认为，反腐败最大的阻力来自于 “保护伞”，来自于利益小集团强大的反攻防能量，您如何看？
　　黄苇町：有人说：“为领导办十件好事，不如和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一起干坏事就成了自己人，不用再担心被排挤出局。这种观念客观上也造成集体腐败，无疑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权力和关系网，其实靠不住。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一旦被“两规”甚至仅仅被“调离”，权力的威慑作用就失效了。所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更全不靠谱。贪污受贿近两个亿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一审被判决死刑后，仍认为二审会得到改判。相信某些领导会出手相救。其实，他一落入法网，与之关系不正常的上层人物，都担心撇不清关系，避之犹恐不及，哪还敢为他说情和“活动”?
　　有的领导干部和不法商人大搞权钱交易，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铁哥们和铁关系一定不会出卖自己。其实这中间只有利益，没有感情；大难临头时，每人首先想的都是如何保全自己。在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被“两规”后，纪委书记曾锦春已经预感到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便找一些给他送过钱的矿老板打招呼，订攻守同盟。这些老板在他面前都信誓旦旦地声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但当纪委和检察机关查证时，他们还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五一十都交代了。以致曾锦春临死前哀叹说：“那么多老板、朋友，甚至亲戚，又有谁真正会为我两肋插刀呢？我出事后，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基本上都把刀插到我的两肋来了”。所以，一个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因为“一念之差”而沦落到把一线生机寄托在“铁哥们”的“仁义”上的地步。 　　“反腐不要花架子，而要重典严办”
　　廉政瞭望：最近，关于腐败容忍度这个话题议论很多，我们看到您也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黄苇町：那篇文章本意是想表达反腐败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目前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腐败现象，不能因此对反腐败丧失信心。但是有一点提得不好——‘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读。我认可一句话，要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廉政瞭望：我们党反腐败态度一直是坚决和积极的，在反腐败的具体机制和举措上也在不断探索大力创新。但个别地方的“创新”却因成效问题遭到舆论质疑，甚至被称为“花样反腐”。
　　黄苇町：我认为，反腐的关键还是从源头上遏制权力的滥用，建立完善的监督纠错机制、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严厉的问责机制，这才是实打实的。
　　中央纪委提出反腐败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源头在哪里呢? 相对于改革来讲，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的各种缺陷是源头，相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说，信仰则是源头。我认为，对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和自律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反腐败成功绝不仅取决于自律和教育，只有在“不敢”的前提下，才能通过教育实现“不愿”，通过规章制度提升权威性实现“不能”。如果不能严厉地惩治腐败，我们其他的一些反腐举措都会成为花拳绣腿。反腐不要花架子，而要重典嚴办。
　　廉政瞭望：加强反腐制度建设是必要的。我国当前反腐败法规制度是世界上最多的，仅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颁布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就达300多项，纪律条规出台之密集是前所未有的。您认为应该如何提升执行力？
　　黄苇町：执行力的确是大问题。现在我国“熟人社会”、“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人治社会”的影响还比较深。这种庸俗风气也不可免在党内同样存在。怕得罪人，对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在一些长期党风政风不正地方，更形成了“众人闯红灯，犯法不受罚”的舆论环境。由于执行规章制度经常出现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晚，甚至拖到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使违反规章制度的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和警示，也使纪律的严肃性受到很大损害。
　　我认为，执行力是制度建设的关键和要害环节，领导干部又是抓执行力的要害和关键，只有领导干部自己首先敬畏制度，带头严格执行制度，才能强化制度的执行力。绝不能对人对己“双重标准”，台上台下“两面人生”。这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作风，也直接关系群众对制度的信任。
　　反腐败一定要解决执行力问题。反腐败成效是制度乘以执行力，执行力不到位，再多的制度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