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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既有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彻底退出根本不可能。需要采取折衷方式，让地方政府退出经营性市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效率与成本考核指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约束赌徒的恐惧与贪婪。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罪魁。当地方政府一方面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大肆卖地、办银行、招商引资、入股企业时，这两重身份形成了尖锐的戏剧性冲突，民众无法相信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会是可信的守夜人。一桩桩的拆迁案、城管伤人案，甚至让人产生黑社会化的联想，失望之余，只能呼唤守夜人的看管者——中央政府好好看管住自己的下属。
地方政府公司化大行其道，与GDP作为官员上升的阶梯有关，也与公司化曾经的高效率有关。一纸令下一切搞定，半年之间新城出现，三年之间地铁遍地，地方政府公司化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最大法宝，有别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老牛拖破车式的基建速度。
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地區之间残酷竞争，于是乎，地方官员成为最忙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与招商进驻的企业家眉来眼去。
一个个地方政府如同一家家公司，经营之道大抵相同，卖地生财、大搞基建、发展新城、招商引资、农民上楼——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任何产能过剩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没有本质区别，一个又一个面貌相同的城市源源不断地被复制出来，千城一面在所难免。
与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地方政府公司不必考虑效率与投资回报率，不必考虑成本，这使得公司化之后的地方政府一味做大不管效率，一味生产不管产能。GDP就是政绩，就是能力。最典型的案例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闭着眼睛建新城，新城建成变鬼城。某大城市目前在建与已建成的商业物业，以目前的去化率，需要消化50年左右的时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新城就是政绩，只要不在自己手上彻底崩盘就行。
投资回报率创新低，说明地方政府一根筋式的GDP考核到了尽头。7月27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发布了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上述数据说明，目前的大部分投资是亏损投资，负债率高，产能严重过剩。投资越多，效率越低，收益越差。
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压缩产能，地方政府的标准答案是：一些行业产能的确过剩、的确需要压缩，不过本地情况特殊——至于怎么特殊，那就是各自表述：比如，本地经济落后就靠钢铁解决就业与税收支撑经济；又如，电解铝虽然产能过剩，但是本地盛产煤炭，已有完整铝产业链，其他地方可以压缩，本地绝对不可压缩。
这些口实与许多商业物业的开发商如出一辙：其他商业物业或许过剩或许遇冷，本公司楼盘绝对不会，因为本公司拥有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地价、有商业地段优势以及创新的经营模式。事实上，仔细追究，大家干的活大同小异。
追根究底，这是赌徒的侥幸心理。按以往的投资经验，产能过剩行业相信过剩是假的，认为新一轮城镇化投资绝对能够消化目前的产能。而开发商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常人常见的错觉。不过，民营企业、个人投资者亏损有边界，而掌握资源的人，就会躺在错觉上睡大觉，面对事实都不愿意承认失败。赌徒掌管公司，结果是输掉底裤；拥有赌资而又迷信GDP的赌徒，会把宝押在GDP上，而不是投资回报上。
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不必管投资成本。建设新城负债累累——此次审计署几万人对地方债进行大审计，从中央深入到乡镇，相信会有较为全面的结果。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污染得病率，更加不会放在心上。
地方政府公司化，公司运作赌徒化，地方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这不纯粹是地方政府的错，还是考核机制的整体失误，主管者谁也脱不了干系。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政府彻底退出，二是增加考核指标，让地方政府从赌徒回归正常CEO角色，靠法律约束政府。
第一条路不现实，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既有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彻底退出根本不可能。建议采取折衷方式，让地方政府退出经营性市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效率与成本考核指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约束赌徒的恐惧与贪婪。
不改变考核机制，以垂直管理撇开地方政府是可笑的。到时候，我们会抨击发改委、财政部等，发现还是让地方政府回归来得更市场、更公平一点。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罪魁。当地方政府一方面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大肆卖地、办银行、招商引资、入股企业时，这两重身份形成了尖锐的戏剧性冲突，民众无法相信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会是可信的守夜人。一桩桩的拆迁案、城管伤人案，甚至让人产生黑社会化的联想，失望之余，只能呼唤守夜人的看管者——中央政府好好看管住自己的下属。
地方政府公司化大行其道，与GDP作为官员上升的阶梯有关，也与公司化曾经的高效率有关。一纸令下一切搞定，半年之间新城出现，三年之间地铁遍地，地方政府公司化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最大法宝，有别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老牛拖破车式的基建速度。
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地區之间残酷竞争，于是乎，地方官员成为最忙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与招商进驻的企业家眉来眼去。
一个个地方政府如同一家家公司，经营之道大抵相同，卖地生财、大搞基建、发展新城、招商引资、农民上楼——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任何产能过剩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没有本质区别，一个又一个面貌相同的城市源源不断地被复制出来，千城一面在所难免。
与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地方政府公司不必考虑效率与投资回报率，不必考虑成本，这使得公司化之后的地方政府一味做大不管效率，一味生产不管产能。GDP就是政绩，就是能力。最典型的案例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闭着眼睛建新城，新城建成变鬼城。某大城市目前在建与已建成的商业物业，以目前的去化率，需要消化50年左右的时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新城就是政绩，只要不在自己手上彻底崩盘就行。
投资回报率创新低，说明地方政府一根筋式的GDP考核到了尽头。7月27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发布了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上述数据说明，目前的大部分投资是亏损投资，负债率高，产能严重过剩。投资越多，效率越低，收益越差。
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压缩产能，地方政府的标准答案是：一些行业产能的确过剩、的确需要压缩，不过本地情况特殊——至于怎么特殊，那就是各自表述：比如，本地经济落后就靠钢铁解决就业与税收支撑经济；又如，电解铝虽然产能过剩，但是本地盛产煤炭，已有完整铝产业链，其他地方可以压缩，本地绝对不可压缩。
这些口实与许多商业物业的开发商如出一辙：其他商业物业或许过剩或许遇冷，本公司楼盘绝对不会，因为本公司拥有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地价、有商业地段优势以及创新的经营模式。事实上，仔细追究，大家干的活大同小异。
追根究底，这是赌徒的侥幸心理。按以往的投资经验，产能过剩行业相信过剩是假的，认为新一轮城镇化投资绝对能够消化目前的产能。而开发商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常人常见的错觉。不过，民营企业、个人投资者亏损有边界，而掌握资源的人，就会躺在错觉上睡大觉，面对事实都不愿意承认失败。赌徒掌管公司，结果是输掉底裤；拥有赌资而又迷信GDP的赌徒，会把宝押在GDP上，而不是投资回报上。
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不必管投资成本。建设新城负债累累——此次审计署几万人对地方债进行大审计，从中央深入到乡镇，相信会有较为全面的结果。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污染得病率，更加不会放在心上。
地方政府公司化，公司运作赌徒化，地方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这不纯粹是地方政府的错，还是考核机制的整体失误，主管者谁也脱不了干系。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政府彻底退出，二是增加考核指标，让地方政府从赌徒回归正常CEO角色，靠法律约束政府。
第一条路不现实，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既有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彻底退出根本不可能。建议采取折衷方式，让地方政府退出经营性市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效率与成本考核指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约束赌徒的恐惧与贪婪。
不改变考核机制，以垂直管理撇开地方政府是可笑的。到时候，我们会抨击发改委、财政部等，发现还是让地方政府回归来得更市场、更公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