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老大送小马老师上了地铁,从阜成门走回紫竹桥。之前,老大教小马老师唱《好花红》。这是一首布依族民歌,曲调简单,却悠扬婉转。我们都会。一因我们生活在布依族聚居区,二是这歌在十年前被官方弄成了县歌,每天都在县城的大喇叭里哼哼,比《东方红》响得还早。
　　我跟老大相识早,但真正好得跟兄弟一样是高二。语文老师喜欢提问,答不上来的同学都得站着,然后可以请另一位同学帮助回答,答不上也得站着,继续点下一位。有时一节课下来,全班有一半人站着。
　　同学点同学,也是在自己的小圈子,生怕开罪其他人。我同老大不是一个圈子。我属于老实但成绩很好那种,他成绩好但在调皮捣蛋之列。调皮捣蛋那个圈子里,他常被别人点到,答不上来时,每次都会让我起来代答,火就烧到我这个圈子来了。
　　一次,老师提问声音低沉,也可能同学说话声音大淹没了提问,反正老大没听清楚问题,但不敢再问。同学都在低语,老师刚才问什么来着,面面相觑。老大做思考状,最后却把我点起来了。
　　“说实话,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老师。”我说。全班大笑。
　　这话却让老大兴奋不已,也轻松得不行。“你知道吗?”他看着我,“你当时的回答吸引了我。没人敢这样回答,你这明摆着不给老师面子嘛。”
　　九年后,我去了广州,和老大见得少了,有时几乎一年见不了一面。又九年,2007年回家过春节,约了一伙人吃饭,他不到,说是打麻将走不开。麻将几乎是他们业余生活的全部。
　　很快,我就喝了一斤白酒,中间不断打电话,仍是麻将声。席间我说,我得去找他们了。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说领着我去。门开了,一桌人赌得热火朝天,围观者不少。
　　借着酒劲,我掀翻了牌桌,并把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摔在地板上。桌上,无数人民币翻飞。
　　第二天飞回广州,我强迫自己忘了所有的不快。
　　两年后的这个夏夜,同老大走在阜外大街。说起这一幕,他哈哈笑个不停。我们事后挺欣慰的,他说:“你其实还有血性,还念着旧情。”“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茨梨蓬。好花生在茨梨树,哪朵向阳哪朵红……”他又唱起来。
　　歌声让我想起,那个落寞的青春期。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