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亡智慧》认同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观念，但其智慧的基础还是建筑在本土文化之上。作者把儒、道、佛、墨、法五家散于各类典籍中有关死亡观念的论述搜集起来，作为自己阐发观点的起点和借鉴。
　　儒家从死亡本体论出发，得出的对死亡必至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人们可以避免通过信仰或道术寻求灵魂永生、肉身成仙的宗教迷误，但儒者并非因此而放弃使“生命”趋于永恒的努力，恰恰相反，儒家学者对超越“死亡”的问题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所以，儒家重视生命的全过程中道德价值的实现，以个体之人向整体之德靠拢，以生命的有限进至道德的无限，从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在实践中，儒家把自己认定的道义和道德价值置于“生死”之上，生为道义而奋斗，死为道义而献身，死亡就不是痛苦的个体毁灭，而是道义的最终实现，是一种内心感到欣慰的行为。
　　道家“生死齐一”的观念，把生与死都看作是自然大变化演变的一种形式，“生”是自然而然，“死”也是自然而然，所以不必因生而喜，不必因死而悲；“生”为暂来，“死”为暂往，不必执著于“生”，也不要迫切地求“死”。老子的“死而不亡”和庄子的“逍遥游”更是超越生死、追求个人精神世界的大自由，从透悟大道到合于大道，物我两忘，与天地共存以致“不朽”。道家死亡观虽然比儒家更为玄虚，然而作为哲学智慧，更为深切透彻。
　　佛家把“死”看作为一种中介，因为人不仅有一“生”，而且有无数循环之“生”，而“死”不过是这种轮迥不已之“生”的中介和桥梁。人生通过“死”的环节循环无穷，生而死，死而又生，生是苦难，死也是苦难，世俗人便要承受这生生死死的命运痛苦。而只有一心向佛，从体认现象界的一切皆由“因缘”和合而成，到看破宇宙万物尽是虚空，然后悟解“真如”的永恒，便可超脱生死轮迥，进入佛界。佛家这种宗教死亡智慧，奥秘无穷，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难以仿学与付诸实践的。
　　代表下层民众思想的墨家在死亡观念上，反对儒家的命定观，本诸“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救世精神，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实用的经验主义方法，重在对死进行效用性的实利考察，对“死”取一种纯理智的态度，推崇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不同于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杀身成仁”，而是以对天下苍生奉献实际利益的“义”作为价值取向，义贵于身，为义可以慷慨赴死。墨家这种极强的功利死亡观对下层农商贾民众的影响极大，今天看来，摒弃天命，努力有为，慷慨赴死，英勇就义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态度。
　　法家的死亡观主要表现在韩非子的论述中，他从“定理有存亡”的角度观照死亡的本质，又借助于老子的“道”来打通本体界与现象界，从而提供给人们一种理智的死亡观。但是，法家强调生死有定理，加上“性恶”观，便认定人们在利己之心的驱策下，可以赴死不惧，君主们则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治国安邦；且政治的价值高于一切，国家的稳定重于民众的生死，甚至以民众的死亡来换取国家的稳定。所以法家的死亡观更多的是冷酷，在以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这种死亡观是不可取的。
　　很明显，《中国死亡智慧》在论述五家死亡观的同时，已表明了自己的抉择。归纳起来，即是作者阐发的现代死亡观：无疑，在科学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建构正确合理的死亡观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医学界、法学界已提出来的诸如“安乐死”“临终关怀”等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在于人自身终极价值的实现。死亡观应该真正地成为人生观的组成部分，并介入医学、法学和伦理学领域，成为人类更客观地认识自己、安排自己并进而认识世界、促进人类进化的重要途径。人类首先应客观地对待生理死亡，即个体的毁灭。只有最充分地认识人的自然属性，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认识人的社会属性。超越死亡，就是使有限的个体与无限的整体相结合，使有限的生命进至无限的精神境界。肉体不可能永存，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体精神却可以永恒。当一个人意识到这种关系，并付诸实践，那么他就可以直面死亡而摒弃任何恐惧心理，死亡就不再是可怕的终结或无可奈何，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涅新生。超越死亡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使人们从浓厚的死亡意识中凝聚出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人生动力。幸福地“生”，坦然地“死”，现代社会正确合理的死亡观势必导引出一种科学且合意的生死观。
　　欲知生，先知死，应该是一种更具智慧的认识逻辑和思维逻辑。
　　
　　(《中国死亡智慧》，郑晓江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四年四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