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
　　在海牙，我刚被荷兰人凑合着接受或称容忍，安生地过了几年小日子，又节外生枝，再次陷入迷茫。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我要去荷兰东部恩斯赫德市立图书馆做讲座。为了躲避交通高峰期的塞车，我抄海牙火车站后边僻静的小路，赶我预订的火车班次。快到车站时，我眼前一亮：在路西，一排灰色的建筑群中，一座楼房鹤立鸡群。它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绿一块，蓝一块，黄一块，白一块。一系列横平竖直的几何图形把彩虹的七色及其延伸色一个不落地和盘托出。我恍如隔世，仿佛在海牙的秋季穿越到马城冬季的狂欢节，也可以说，仿佛回到了不怕把亭台楼阁绘制得五彩缤纷的祖国的怀抱。我把车窗摇下去，睁圆眼睛盯着那五色俱全的楼房使劲瞧，说啥也不相信我不是在做黄粱美梦。
　　瞅完建筑后，我转而瞅行人。可在川流不息的路人中，半天也没发现一个行人朝那建筑吐吐沫，鄙视这座色彩斑斓、按荷兰标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艳俗楼房呀。我就纳闷，这房子的整扇墙比我的黄门窗框“色”胆包天，光鲜耀眼不知有多少倍，为啥过路行人以及周围居民不群起而攻之，用舌头把它给压死，用吐沫把它给淹死？再说了，位于海牙城里的市政规划局白吃俸禄了？没发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杵着一座践踏本国约定俗成着色规矩的害群之马？还是只斑马！
　　我百思不得一解也就算了，架不住还心如刀绞，肺差点给气炸了。合着崇尚自由民主博爱的荷兰人跟我玩了一把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这座楼房五颜六色，不许俺只用其中的一个颜色？可我得赶火车，还要在路上准备我的讲稿，不能用大部头的时间来生闷气，所以后来忙着忙着，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天，荷兰朋友请我到海牙的一家大剧院看著名的美国话剧《谁害怕维吉尼亚·伍尔夫》。此剧本我在北大念书时就读过，讲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部分西方人婚姻理想的破灭。剧中两位主人公撕掉传统夫妻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在来他们家做客的一对年轻夫妇面前，互相谩骂羞辱，甚至大打出手，连荷枪实弹的左轮儿都派上了用场，场面壮观，热闹非凡。哎，我突然觉得《谁害怕……》这个标题听着耳熟，好像与一幅美国油画同名。如果我还没把在北大读美学选修课时所学的那点儿知识和盘还给老师了的话，那幅油画同与眼前这个话剧一样，产生于同一时代，并对当时盛行的西方传统观念起了颠覆性的作用。

　　我不知着了啥魔，平时忙得抬不起头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这回仅仅为了回忆那幅油画的名字，我竟然放着正事不干，心血来潮地打电话给我的熟人彼得。此人在海牙开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画廊。近几周他动不动就写封邮件来，约我进城一起喝咖啡。我总是拖拖拉拉，找借口把约会往遥远的方向推迟。今天我主动致电约他出来，他高兴之余还不忘顺便提出不平等条约：在喝咖啡之前，我得先去参观他的画廊，并共同商议一位北京艺术家在此画廊办个人展的事宜。彼得亮了底牌：他想请我为该画展剪彩并致开幕辞，并紧接着说，这可是“朋友之间的服务”——荷兰话：我白帮忙，他一毛不拔。本人恍然大悟，怪不得他老闹着约我喝咖啡呢，原来是请君入瓮。但本人再一寻思，也好，这样我问他以《谁害怕……》一词开头的油画到底叫啥名字，并向他咨询荷兰人为何在使用颜色的问题上对我采用双重标准，我就不用觉得占他的时间和便宜了。
　　反叛
　　我到他画廊一瞧，哪儿像油画呀？提得动油漆桶的都会作这类画儿，泼油漆呗。泼得越曲里拐弯，溅得越到处都是，满天星，艺术性就越高，就越能卖出个好价钱。彼得管此画法叫泼墨。我跟他挺熟，有话不用藏着掖着，便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是专家，说真的，这能叫绘画？他说不但能叫，而且还有个专有名词：构布拉流派，翻译成中文大概是“毒蛇流派”。俺合计了一下，将一桶油漆抡圆了往帆布上一泼，转手就能赚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欧元，够毒的。不过我知道，跟彼得再熟，这样的心里话是不能和他分享滴，最好还是在我自己身上找原因。俺是艺术大殿的门外汉，欣赏不了现代艺术。这样一想，就通了，我的内心斗争也可以洗洗去睡了。
　　无意中，我发现这些泼画有一个共性：色彩极为鲜艳丰富，色块凌乱无章，欠缺和谐感。彼得解释道，这就是毒蛇流派的独到之处，高明所在。它挑战传统画派的色彩和谐观，一反前辈画家在着色上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乏味单调、苍白无力，大无畏地制造各种色块之间的冲突，以寻求新的和谐感和视觉冲击。谈到大无畏，彼得补充了一句，美国甚至有一幅画就叫《谁害怕红黄蓝》，它被封为西方现代画派的代表作之一。我心里咯噔一下，天下哪有这般巧事？彼得心有灵犀一点通，不问自答，我还没来得及提问，他就说了我想知道的事。
　　彼得看我频频点头听得出神，更滔滔不绝了。他告诉我说，《谁害怕红黄蓝》的反叛精神跟一部叫《谁害怕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话剧遥相呼应，一脉相承，都是挑战前辈的审美价值与道德标准的力作。我若有所思道，看来美国就是老大哥，干啥都打头阵。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落在后头。彼得不干了：话不能这么说，毒蛇流派可是产自荷兰本土的奇异果。再说了，美国名画《谁害怕红黄蓝》还在娘肚子里时，荷兰画家蒙德里安就推出了他的风格派画作《组合III： 红黄蓝》等。
　　这位荷兰画家对后人的影响可比那位美国画家大了去了。他的风格改变了西方的城市规划、街道建筑、室内设计、家具家什和服装首饰等。一时间，借鉴他的美学理念，复制他的画作，成了时髦。海牙有一栋楼，就在市中心，它的外墙便是蒙德里安一幅油画的翻版。我刻不容缓地问道，是在火车站后街的那座楼房吗？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蓝的？彩虹有多少颜色，它就有多少颜色，而且还有过之而不及？彼得点头说，没错！此时他骄傲得像开屏的孔雀，生怕我忘了荷兰也领导世界新潮流，低估了挂在他画廊里毒蛇油画的艺术价值。
　　冰释
　　顷刻间，我多年的困惑冰释。合着不是荷兰反对颜色斑斓靓丽，而是反对不上经传的人胡来，瞎斑斓靓丽。我要是姓蒙德里安或叫维吉尼亚·伍尔夫，我要是毒蛇流派的小头目或西方任何一个其他现代派的开山鼻祖——流派的小喽啰也能顶一阵的呛，那么我往我自己窗门上刷啥刺眼的颜色，四邻八舍都不会牢骚满腹，群起而攻之。兴许他们还会倒拿着礼帽，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转着圈，管围观者收银子呢。因为那时我的门窗就是现代绘画流派的艺术作品了，参观博物馆尚要买门票， 何况在画家门口看真品呢！
　　总之，著名画家用五颜六色师出有理、名正言顺，俺用黄颜色则是因为水平有限、品味欠缺、孤陋寡闻，不懂这里约定俗成的审美规矩。另外，学校和医院等公众场所，他们用鲜艳的色彩装饰内墙有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做后盾，而我用阳光的鹅黄色油漆门窗，是何讲究？理论根据是啥？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荷兰人这样质问和评判我的选色，跟他们使用双重标准没有半毛关系，而跟谁来制定审美标准唇齿相依。
　　顿悟之后，我又一次发现，俺之前所经历的许多貌似不相干的往事，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记得数年前，我的处女作畅销数十个国家以后，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常来采访我。这些媒体不屑用彼此的照片和数码音响资料，所以他们每次采访我，都得重新照相和摄像。报纸还好办，可不少杂志的要求蛮高的。照相之前先派化妆师和造型师来打扮我，服装换了一套又一套，姿势摆来又摆去，好像我不是爬格子写书的，而是时装模特。这么一来我认识了很多摄影师、化妆师和造型师。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