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承认精英价值，并不影响我们对公民参与的热切关注。从“我是公民”到“我做公民”，一字之差背后是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今天我们看到，基层越来越浓厚的民主习惯得到了培育。
　　
　　从地方治理的角度，人们笃信好的制度要比精英政治家更为可靠，但是，对于制度创设和管理变革来说，政治家的力量从来不容忽视。
　　
　　当“2007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榜单揭晓，我们从这些公共部门管理变革的背后，清晰地看到区域创新动力从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官员革故鼎新的勇气。正如“幸福江阴实验”发端于市委书记朱民阳的“江阴三问”，乐清人大三考副市长离不开人大主任赵乐强的推动；正如深圳事业单位改革恪守李鸿忠“半步策略”逻辑，温岭参与式预算试点基于陈奕敏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坚守，而青岛平衡记分卡试验，更离不开市直机关党委书记侯永平博士对先进管理工具的嫁接。
　　洞察力、决断力、推动力，这些地方决策者的领导特质，让创新能力与创新动力融合成一股内趋力，使得基层管理创新在体制和技术两个层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随着一大批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干部走上地方领导岗位，他们锐意改革的进取精神成为地方公共管理创新最原始的动力。
　　精英政治的另一面是“草根民主”，我们承认精英价值，并不影响我们对公民参与的热切关注。从“我是公民”到“我做公民”，一字之差背后是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今天我们看到，基层越来越浓厚的民主习惯得到了培育，正如浙江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中，从人大代表到普通村民，对公共投入资金的每一笔开销都那么“较真”，正是一次次的争论、质询，他们的民主习惯逐渐养成，而这些无疑倒逼地方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嬗变。而在北京酒仙桥民主票决拆迁过程中，利益表达与利益伸张几度令拆迁博弈白热化，政府不得不在沟通和协商失效的情况下，兼顾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精英推动、公民推动，还只是创新的微循环系统，如果从创新的情境观察，还有几股力量在共同推动着地方管理进步。
　　从区域竞争来看，正是因为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竞争的压力，使得政府创新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重点领域。从强权扩县到强镇扩权，各地在放松政府管制，精简审批项目上不甘落后，使得曾经“五花大绑”的基层组织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自主权。
　　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面临着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双重失衡。富庶的江苏出现了太湖水危机，同时该流域也成为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而“幸福江阴实验”更是通过制度变革试图解决经济发展之后的一系列矛盾问题。
　　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看，也为地方公共管理创新实践提供了制度空间，如果没有2007年元月正式实施的《监督法》提供的法律框架，就没有浙江乐清“广场政治”的大胆探索；如果没有国家在乡村统筹上的战略考虑，成都市温江区土地换社保政策就缺乏合法性的制度空间。
　　从全球化进程来看，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意识到差距存在，成为改革创新的又一动力。目前，西方先进管理工具被嫁接到中国地方公共决策领域，ISO9000质量认证、政府流程再造、政府绩效评估等都已经进入到地方公共部门的日常管理流程，而青岛市直机关工委的平衡记分卡实验，从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一种信息，管理技术的突破将成为公共部门新一轮创新的重点领域。
　　赢在创新，无疑成为2007年度地方公共决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