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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是被人类历史上无数政党兴衰成败的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政治常识。如何通过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历来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核心课題。在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架构下，如何看待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战略定位，并真正提升和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就成为坚持和维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第一要义。
一、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制度设计的战略定位
从制度设计的本来意义上弄清楚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战略定位，是研究参政党民主监督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与活水源头。
第一，从民主监督对执政党的意义来看，参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是确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并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将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现象概括为“历史周期率”。他说：“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和毛泽东纵论将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曾满怀信心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逻辑推演毕竟不是历史本身。实践表明，即使一些有着辉煌而悠久历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未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怪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因没有建立有效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没有解决好“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问题而丧权亡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前苏联、东欧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权力因缺失有效监督制约而走向腐败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政党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事实向人们反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未对避免“其亡也忽”获得天然的绝对终身免疫力。虽然毛泽东曾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基石，但并没有也不能保证已经跳出了“周期率”。因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设置能够将权力放进笼子里的铁栏杆，并提升栏杆的硬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参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异常繁杂的国内外环境，党在治国理政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考验。为了避免出现大的失误，执政党非常需要接受全方位监督，尤其是来自参政党的民主监督。高度重视并充分挖掘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是确保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并巩固执政地位的不二法门。
第二，从民主监督对参政党的意义来看，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是参政党的存续所依、职责所系、优势所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在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中，政党间的竞争与监督是权力制约与平衡以及权力不被滥用的唯一保证。特别是竞争性的选举决定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地位永远是暂时的，随时存在着角色互换的现实性，执政党必须时时小心翼翼、遵纪守法、倾听民意，以便为下次选举积淀资本。正是通过这一竞争与压力机制，使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监督，由此保持着政党政治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政党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民主监督，这彰显参政党作为现代政党的属性与存在价值。民主监督既是参政党长期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缘由与现实要求，也是参政党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强化民主监督职能，实际上是参政党最能充分体现和实现自己政党价值的有效方式，也只有在民主监督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参政党在社会发展中才能更加彰显其独特的政党价值。
第三，从民主监督对遏制权力腐败的意义来看，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通过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与制约，是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主要法宝。应该看到，党际监督，既是现代国家防止专制以及遏制因滥用权力而滋生腐败的根本之举，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征。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在制度设计上把党际互相监督作为核心理念的主要原由。正如邓小平曾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要避免犯大错误，就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历史表明，任何政党一旦失去监督，就会弱化自我约束，丧失发展动力，最终走向衰败。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就格外需要参政党“提意见、作批评”与“唱对台戏”式的民主监督，以保证其领导和决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因此，从历史维度来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尤其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制度的要义之一。从现实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离不开参政党的民主监督。 二、参政党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就整体而言，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还相当薄弱，在实践中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这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既有主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客体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第一，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监督效果。在我国政党制度架构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参政党处于被领导地位。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为一种非权力监督，缺少国家权力的支持，也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监督效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和落实程度。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对参政党民主监督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层次，但就深度而言，由于整体认识不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多党合作的总原则，甚至往往片面认为监督与服务相悖而讳言监督，强调参谋助手有余而强调民主监督不足，使民主监督在参政党职能中处于次要或从属的位置。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长期以来将视野和目光更多地聚焦到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方面，对民主监督则实际关注不够，往往用政治协商取代了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有名无实。现实原因是参政党民主监督在社会监督体系中的定位失衡。一般地说，党际监督应该是权力监督机制中的首要形式。党际监督之所以有意义，主要是因为这种监督来源于对等的权力主体，由各党派发出的监督信号更能给当政者带来现实的更大压力，因而在实践中更容易产生实效。但在我国多党合作条件下，对执政党及政府的最主要监督形式并非来自参政党的党际监督，而主要源自于执政党内的自我监督，民主监督的社会政治生态尚未真正形成。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民主监督很难对执政党形成现实压力，其监督作用常常流于形式，人们对参政党民主监督象征意义的重视已远远超过了对其实际监督效果的重视。
第二，我国公共政策的监督制约机制整体滞后。公共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环节，公共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管理是否达到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公共政策民主化是实现公共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基本前提。公共政策权是政府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失误和公共政策腐败造成的影响，往往更为严重。目前，由于我国还处在从传统公共政策到现代公共政策的转型期，由于受传统认识模式的束缚，人们对接受监督仍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公共政策权监督制约机制仍不够健全。一方面，表现为决策、执行与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没有真正建立，“一把手”往往集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行政管理权、行业监管权于一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公共政策决策，决策者既要决策、又要执行、还要监督，行政权力既没有合理分权又得不到有效制约，监督权与决策权、执行权难以明确区分，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共政策反馈纠偏机制、公共政策评价机制和公共政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还比较欠缺，公共政策权运行过程中公共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事前制衡、事中监督与事后追究的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漏，使得正常有效的行政决策权力监督制约工作乏力。
第三，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制度机制建设乏力。从实践上看，民主监督一直缺少必要的制度机制建设。在参政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中，关于“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早在建国之初就已基本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善的制度机制，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较好的坚持与发展。但是，关于“民主监督”，长期以来并未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新时期，虽然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一再强调，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指引下，民主党派的中心工作自然而然地被带入现代化建设之中，民主党派的角色更多地体现在发挥智力优势和协调所联系的群众工作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成为多党合作的主旋律，民主监督的职能又一次停留在了理论上，对具体的制度机制规范则缺少必要的探讨，没有形成一种能使监督者大胆主动地进行监督而被监督者不得不接受监督的机制。民主监督既缺乏法律机制又缺乏组织保障，这就使得民主监督因此而一直停留在口头政治层面上，难有实质性的发展。
三、增强参政党民主监督实效性的思考
针对参政党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增强民主监督实效性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增强接受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自觉性，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营造良好监督氛围。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在执政党。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宏观理论层面，进一步提高对参政党民主监督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要从民主监督有利于提高执政能力、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挖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效能的战略高度，不断提高接受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切实推进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进一步规范、完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程序，探索科学有效的方法对需要与参政党进行协商和监督的公共决策项目内容加以遴选和合理界定。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法律法规形式，切实保障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合法权利。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提倡和鼓励参政党人士“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敢讲心里话，敢提出不同意见，反映真实想法，并勇于坚持正确意见。这是提高参政党民主监督活力与实效的根本。
第二，正确认识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定位，转变监督理念，明确监督内容，突出监督重点。总结过去民主监督相对薄弱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监督内容，突出监督重点，是提升监督实效的关键。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以及参政党自身的条件决定，参政党民主监督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政治监督，其重点不能仅局限和停留于一般的事务监督，而应着力针对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执政行为和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的行政行为，着力点是中共党委执政行为的党务监督和政府行政行为的政务监督。并且监督的立足点不能仅局限和停留于评说党和政府在上述方面工作的“好”与“坏”，要改变以往“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倾向，走出认为履行程序是“ 走过场”、“ 低效率”、“ 束缚手脚”的认识误区，着力监督党和政府在上述方面工作的内容程序等是否符合政策法律的要求，是否符合程序。这就要求参政党民主监督要进一步明确方向、突出重点，着力实现“两个转型”，即由局部的事务监督转向全面的党务监督、政务监督与局部的事务监督并重；由实体的正确性监督转向程序的正当性监督与实体的正确性监督并重。
第三，健全监督机制，完善制度建设，为参政党民主监督提供制度机制保障。提升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规范监督行为并落到实处的制度机制保障。强调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并不是将民主监督变成权力监督或法律监督，而是使非权力监督成为有效监督的必然要求。既要按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设计保证民主监督的固有属性，又使民主监督真正发挥实效，形成一定的压力，就必须形成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规范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的权利保障机制、参政党领导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制度、党委政府的信息通报制度、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公共政策公开报道和开展公众自由讨论制度、党和政府同参政党的沟通联系机制、批评意见的落实反馈机制。
第四，切实推进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强化民主监督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形成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良性互动。应该看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作为参政党的三大基本职能，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民主监督贯穿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之中，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也体现着民主监督的内容，相辅相成又互相包容。参政党民主监督实效性的提升，是一個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增强接受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自觉性，完善监督制度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但更需要切实推进参政党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深入研究高素质参政党建设和运行的规律，大力加强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提升参政党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进一步培育和增强政党意识，强化参政党组织及其成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完善健全参政党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参政党与其代表对象的联系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综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着力提高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水平，将民主监督融入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以参政议政、政治协商促进民主监督。更好地发挥参政党在人大、政协中的作用，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与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相互融合和通力配合，切实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实现参政党功能最优化和效能最大化。
（王报换，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特约研究员；唐援朝，民进甘肃省委会副主委）
一、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制度设计的战略定位
从制度设计的本来意义上弄清楚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战略定位，是研究参政党民主监督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与活水源头。
第一，从民主监督对执政党的意义来看，参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是确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并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将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现象概括为“历史周期率”。他说：“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和毛泽东纵论将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曾满怀信心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逻辑推演毕竟不是历史本身。实践表明，即使一些有着辉煌而悠久历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未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怪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因没有建立有效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没有解决好“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问题而丧权亡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前苏联、东欧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权力因缺失有效监督制约而走向腐败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政党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事实向人们反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未对避免“其亡也忽”获得天然的绝对终身免疫力。虽然毛泽东曾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基石，但并没有也不能保证已经跳出了“周期率”。因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设置能够将权力放进笼子里的铁栏杆，并提升栏杆的硬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参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异常繁杂的国内外环境，党在治国理政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考验。为了避免出现大的失误，执政党非常需要接受全方位监督，尤其是来自参政党的民主监督。高度重视并充分挖掘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是确保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并巩固执政地位的不二法门。
第二，从民主监督对参政党的意义来看，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是参政党的存续所依、职责所系、优势所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在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中，政党间的竞争与监督是权力制约与平衡以及权力不被滥用的唯一保证。特别是竞争性的选举决定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地位永远是暂时的，随时存在着角色互换的现实性，执政党必须时时小心翼翼、遵纪守法、倾听民意，以便为下次选举积淀资本。正是通过这一竞争与压力机制，使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监督，由此保持着政党政治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政党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民主监督，这彰显参政党作为现代政党的属性与存在价值。民主监督既是参政党长期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缘由与现实要求，也是参政党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强化民主监督职能，实际上是参政党最能充分体现和实现自己政党价值的有效方式，也只有在民主监督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参政党在社会发展中才能更加彰显其独特的政党价值。
第三，从民主监督对遏制权力腐败的意义来看，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通过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与制约，是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主要法宝。应该看到，党际监督，既是现代国家防止专制以及遏制因滥用权力而滋生腐败的根本之举，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征。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在制度设计上把党际互相监督作为核心理念的主要原由。正如邓小平曾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要避免犯大错误，就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历史表明，任何政党一旦失去监督，就会弱化自我约束，丧失发展动力，最终走向衰败。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就格外需要参政党“提意见、作批评”与“唱对台戏”式的民主监督，以保证其领导和决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因此，从历史维度来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尤其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制度的要义之一。从现实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离不开参政党的民主监督。 二、参政党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就整体而言，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还相当薄弱，在实践中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这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既有主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客体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第一，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监督效果。在我国政党制度架构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参政党处于被领导地位。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为一种非权力监督，缺少国家权力的支持，也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监督效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和落实程度。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对参政党民主监督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层次，但就深度而言，由于整体认识不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多党合作的总原则，甚至往往片面认为监督与服务相悖而讳言监督，强调参谋助手有余而强调民主监督不足，使民主监督在参政党职能中处于次要或从属的位置。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长期以来将视野和目光更多地聚焦到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方面，对民主监督则实际关注不够，往往用政治协商取代了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有名无实。现实原因是参政党民主监督在社会监督体系中的定位失衡。一般地说，党际监督应该是权力监督机制中的首要形式。党际监督之所以有意义，主要是因为这种监督来源于对等的权力主体，由各党派发出的监督信号更能给当政者带来现实的更大压力，因而在实践中更容易产生实效。但在我国多党合作条件下，对执政党及政府的最主要监督形式并非来自参政党的党际监督，而主要源自于执政党内的自我监督，民主监督的社会政治生态尚未真正形成。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民主监督很难对执政党形成现实压力，其监督作用常常流于形式，人们对参政党民主监督象征意义的重视已远远超过了对其实际监督效果的重视。
第二，我国公共政策的监督制约机制整体滞后。公共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环节，公共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管理是否达到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公共政策民主化是实现公共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基本前提。公共政策权是政府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失误和公共政策腐败造成的影响，往往更为严重。目前，由于我国还处在从传统公共政策到现代公共政策的转型期，由于受传统认识模式的束缚，人们对接受监督仍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公共政策权监督制约机制仍不够健全。一方面，表现为决策、执行与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没有真正建立，“一把手”往往集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行政管理权、行业监管权于一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公共政策决策，决策者既要决策、又要执行、还要监督，行政权力既没有合理分权又得不到有效制约，监督权与决策权、执行权难以明确区分，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共政策反馈纠偏机制、公共政策评价机制和公共政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还比较欠缺，公共政策权运行过程中公共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事前制衡、事中监督与事后追究的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漏，使得正常有效的行政决策权力监督制约工作乏力。
第三，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制度机制建设乏力。从实践上看，民主监督一直缺少必要的制度机制建设。在参政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中，关于“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早在建国之初就已基本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善的制度机制，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较好的坚持与发展。但是，关于“民主监督”，长期以来并未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新时期，虽然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一再强调，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指引下，民主党派的中心工作自然而然地被带入现代化建设之中，民主党派的角色更多地体现在发挥智力优势和协调所联系的群众工作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成为多党合作的主旋律，民主监督的职能又一次停留在了理论上，对具体的制度机制规范则缺少必要的探讨，没有形成一种能使监督者大胆主动地进行监督而被监督者不得不接受监督的机制。民主监督既缺乏法律机制又缺乏组织保障，这就使得民主监督因此而一直停留在口头政治层面上，难有实质性的发展。
三、增强参政党民主监督实效性的思考
针对参政党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增强民主监督实效性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增强接受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自觉性，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营造良好监督氛围。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在执政党。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宏观理论层面，进一步提高对参政党民主监督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要从民主监督有利于提高执政能力、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挖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效能的战略高度，不断提高接受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切实推进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进一步规范、完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程序，探索科学有效的方法对需要与参政党进行协商和监督的公共决策项目内容加以遴选和合理界定。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法律法规形式，切实保障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合法权利。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提倡和鼓励参政党人士“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敢讲心里话，敢提出不同意见，反映真实想法，并勇于坚持正确意见。这是提高参政党民主监督活力与实效的根本。
第二，正确认识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定位，转变监督理念，明确监督内容，突出监督重点。总结过去民主监督相对薄弱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监督内容，突出监督重点，是提升监督实效的关键。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以及参政党自身的条件决定，参政党民主监督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政治监督，其重点不能仅局限和停留于一般的事务监督，而应着力针对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执政行为和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的行政行为，着力点是中共党委执政行为的党务监督和政府行政行为的政务监督。并且监督的立足点不能仅局限和停留于评说党和政府在上述方面工作的“好”与“坏”，要改变以往“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倾向，走出认为履行程序是“ 走过场”、“ 低效率”、“ 束缚手脚”的认识误区，着力监督党和政府在上述方面工作的内容程序等是否符合政策法律的要求，是否符合程序。这就要求参政党民主监督要进一步明确方向、突出重点，着力实现“两个转型”，即由局部的事务监督转向全面的党务监督、政务监督与局部的事务监督并重；由实体的正确性监督转向程序的正当性监督与实体的正确性监督并重。
第三，健全监督机制，完善制度建设，为参政党民主监督提供制度机制保障。提升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规范监督行为并落到实处的制度机制保障。强调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并不是将民主监督变成权力监督或法律监督，而是使非权力监督成为有效监督的必然要求。既要按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设计保证民主监督的固有属性，又使民主监督真正发挥实效，形成一定的压力，就必须形成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规范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的权利保障机制、参政党领导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制度、党委政府的信息通报制度、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公共政策公开报道和开展公众自由讨论制度、党和政府同参政党的沟通联系机制、批评意见的落实反馈机制。
第四，切实推进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强化民主监督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形成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良性互动。应该看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作为参政党的三大基本职能，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民主监督贯穿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之中，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也体现着民主监督的内容，相辅相成又互相包容。参政党民主监督实效性的提升，是一個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增强接受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自觉性，完善监督制度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但更需要切实推进参政党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深入研究高素质参政党建设和运行的规律，大力加强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提升参政党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进一步培育和增强政党意识，强化参政党组织及其成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完善健全参政党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参政党与其代表对象的联系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综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着力提高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水平，将民主监督融入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以参政议政、政治协商促进民主监督。更好地发挥参政党在人大、政协中的作用，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与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相互融合和通力配合，切实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实现参政党功能最优化和效能最大化。
（王报换，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特约研究员；唐援朝，民进甘肃省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