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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暴风骤雨》和那部同名老电影家喻户晓；但发生在小说原型地的真实故事却鲜为人知。
“我老孙头上书了，这下可成了知名人物了，以后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老拿我当开心果……”
1948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听人念完小说《暴风骤雨》后，元宝屯的孙永富捋着胡子拿自己开涮，笑得高淑芬腰都弯成了90度。
孙永富和高淑芬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周立波只在小说原型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屯(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待了半年，但这部描写农民斗倒地主老财、翻身做主人的作品，却因入选中学课文和被拍成电影而家喻户晓，并成为熏陶了一代人的红色记忆。
镜头内外
与小说、电影里描写的一样，武装工作队是被老孙头用一辆快散架的马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但即便是在解放区，这个政策施行起来也困难重重。尚志市党史办研究员颜锡纯说，即便分到土地，农民也不敢要。原因很简单，用经历过“土改”的老人高凤桐的话说，“万一共产党走了，拿了地主的东西，也够呛。”
时年38岁的周立波来到元宝屯时，武装工作队已经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元宝区委。从延安来的周立波在日后以“进步青年农民”形象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的郭长兴，确实与村里的地主“韩老六”韩向阳有阶级仇恨：他们全家8口人租种了韩家的地，“受尽剥削”；在父亲被抓劳工，全家人或病死、或失散之际，好不容易从伤寒病挺过来的他又被韩老六收回土地，因为“地不能租给绝后户”，这让绝望的他差点选择一死了之。
贫穷，似乎是一个代代相传、无法打破的宿命。这个特点被周立波集中在“赵玉林”身上，他的原型是村里的赵大个子。赵是名副其实的“赵光腚”，曾经历过“土改”的老人刘永青回忆起赵时曾说，“老棉裤都坏了，大伙都给他闹笑，见了他就给他一扒，都露出零碎来了。”
在村里放映电影《暴风骤雨》时，一个老太太曾拿着拐棍要打银幕上的“韩老六”。现实中的“韩老六”就是电影里的样子。郭长兴回忆说，“他走道老是戴个帽，大高挑，穿个长布衫，走道板板整整的，拄着棍。”
农民租种韩家一垧地，除了要交高额的租子，每亩旱田还要交60斤谷草，做5天无偿劳役；逢年过节或韩家有红白喜事，还必须随份子出杂役。扛长活的雇农，命运就像赵玉林在电影里说的那样，“披星星戴月亮，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大年三十晚上一算账，倒欠他韩老六一百元。”
与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现实中，被划为“恶霸地主”的韩向阳本人其实并不那么富裕。尚志市文联主席隋祯说，韩老六实际上是经营地主，自己没有地，像中间人一样替人收租，“也没有啥，这一点跟书上写的不一样。”83岁的“土改”老人吕克胜回忆韩老六时谈道，韩其实“就那么三间小房，搁现在还不如咱自家盖的小仓房”。
农民的觉悟是这样提高的
元宝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周立波同他们的“唠嗑”中开始的。周立波喜欢去村民经常聚集的人家唠嗑，盘腿坐在炕上，跟村民们说笑话、教他们唱红色歌曲。从周立波那里，元宝屯人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总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吳满有……自此，他们开始明白，自己世世代代的贫穷命运，不是因为“八字”不好。
“道理光唠不行，后来就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人。”郭长兴回忆说。湖南人周立波，操着东北口音给元宝屯人算账，算算一年下来哪些血汗被地主白白拿去了。
训练班到了后期，周立波试着引导元宝屯的穷人诉苦，“不要不好意思说，你当着大家面谈你过去受的苦，只能得到大家的同情。”苦大仇深的周凤鸣在他的帮助下，在诉苦会上谈到自己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经历，忍不住放声大哭，引起会场的一片哭声。
有了阶级觉悟的元宝屯人开始站出来，与地主做斗争。“贫下中农开会，一个一个提，举出谁不好，就写上牌子拉出去斗，”李淑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83岁的李淑琴时任元宝屯的妇女主任。“群众意见”很大程度上成为审判的依据，“没有血债，没做坏事的不毙，群众说意见，够条件的才毙，得有事实。”
电影《暴风骤雨》用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个场景：台上诉苦者的血泪控诉与台下手执红缨枪的村民形象来回切换。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受压迫感和愤怒情绪不断释放、膨胀，把对清算地主的会场引向高潮。
现实中的韩老六在被斗过一次之后，就逃跑到哈尔滨了。村民们说，《暴风骤雨》里斗韩老六是综合了斗陈福廷的场景。电影里老田头控诉韩老六企图强暴他女儿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取材于陈福廷。
时年22岁的陈福廷是伪协和会青年团团长，效忠日本人。他最大的罪恶是缺德，谁家的姑娘、媳妇，“叫他看上准没好，一定要千方百计给祸害了，”郭长兴回忆说，“女的不是喝药就是上吊。有的姑娘被抢去，他玩够了就卖到妓院。”
开始斗争陈福廷时并不顺利。首先上台控诉的农民，只说了些不痛不痒的罪名，陈福廷在台上扬着脖子，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陈的手下甚至假意批斗，两人在台上唱起双簧。台下鸦雀无声。
郭长兴再也忍不住，跳上台子，指着陈的鼻子大声控诉他背负的7条人命。周立波满脸怒气地走上台，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共产党给大家做主，大家不要怕。对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手软。”
台下的人群开始振奋起来。在热烈的掌声鼓励下，受害者家属一个接一个上台控诉，有的老人边说边哭，开始厮打陈福廷，甚至有人哭背过气去。农会主席走上台大声问道，对于这样血债累累的汉奸，大家说怎么办?台下炸雷般地响起，枪毙!
斗地主
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地主都像韩老六和陈福廷一样恶贯满盈，很多中小地主其实自己也参与劳动。经历过“土改”的老人高凤桐曾回忆起他印象中元宝屯的普通地主，说，都是些精打细算的穷人，“像李兴广、贾明其、刘罗锅子，家里还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人都合不得吃合不得穿的，过年一口猪都不杀，就攒几个钱买点地，毕竟租人家的地挺困难的。”
“根据1933年政务院的文件，剥削量超过25％算富农，超过30％算地主，但老百姓不会算啊，把富农和中农算成地主了，”颜锡纯说。李淑琴曾参与元宝屯划成分的过程，她和工作组“坐在炕上一宿一宿定成分，雇过人的就叫剥削人了”。 “地主都那么坏，也是不可能的事。周立波搞创作那是典型化处理，把地主的坏集中到一个形象上了。”颜锡纯说。但被点燃的阶级斗争已成熊熊之势，在敌我矛盾的阶级划分中，“地主”已经成为压迫的代名词。颜锡纯曾在老家吉林榆林县见过，将地主“吊起来打，用皮带抽，时间长了， 肉都离骨了，共产党不让打人，但当时情绪一起来，也不能泼冷水啊”，“《暴风骤雨》在这方面没咋写。”
“元宝屯的南村和北村开始互相撵，比谁毙得多，不然就是工作没上去。后来两个村合并了才算完。”李淑琴说。正东门外，现在木材厂那个院，就是当年枪决地主的地方，她的丈夫承擔了写“亡魂牌”的任务。
在这场亲自领导的斗争中，周立波自己差点被斗争掀起的反弹力所吞噬。李淑琴回忆说，当时屯里有个开小铺的孙良，群众开会讨论要不要斗他。周立波认为，“奸商利图，不种地，我看也可以斗。”
周立波的话引起了孙良的妻舅、民兵团的张永才的恐慌。救姐夫心切的他将手中的枪指向了周立波。一个叫于友的民兵一把抱住枪，结果枪走火，把这个民兵打死了。站在旁边的李淑琴吓得“猫”到了周立波身后，“如果不是于友护着，那一枪就该打着周立波了。”
根据相关资料，“土改”期间，尚志县被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8.5％。这个代价换来的“土改”果实是：在斗倒地主后，全县27400名缺地和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
历的轮回
政策的纬线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变动。在大办人民公社期间，1958年10月底，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向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土地又成为国家所有。在这股潮流中，元宝镇当然也不例外。
26年后的1984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发端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元宝镇实行。土地被再次分配到农民手中。从那时起至今，有些当年地主富农的后代，或租或买，又渐渐将村民的土地归拢，形成产粮大户。
韩老六的女儿，成为改革浪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镇里开发元宝山，还是她给投的钱。
从儿童团长一直干到农会主任的郭长兴，进城当了干部，退休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器材店。作为经典红色人物的原型，少不了接受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反刍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此，他已经很习惯。
经历过“土改”的老人们正在相继谢世。即便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对于“土改”往事也多半语焉不详。为纪念周立波而盖的纪念馆，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玻璃橱窗里，只有当年农民在斗倒地主“韩老六”后分得的靰鞡、皮帽、升和斗，见证着那段暴风骤雨的日子。
“我老孙头上书了，这下可成了知名人物了，以后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老拿我当开心果……”
1948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听人念完小说《暴风骤雨》后，元宝屯的孙永富捋着胡子拿自己开涮，笑得高淑芬腰都弯成了90度。
孙永富和高淑芬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周立波只在小说原型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屯(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待了半年，但这部描写农民斗倒地主老财、翻身做主人的作品，却因入选中学课文和被拍成电影而家喻户晓，并成为熏陶了一代人的红色记忆。
镜头内外
与小说、电影里描写的一样，武装工作队是被老孙头用一辆快散架的马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但即便是在解放区，这个政策施行起来也困难重重。尚志市党史办研究员颜锡纯说，即便分到土地，农民也不敢要。原因很简单，用经历过“土改”的老人高凤桐的话说，“万一共产党走了，拿了地主的东西，也够呛。”
时年38岁的周立波来到元宝屯时，武装工作队已经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元宝区委。从延安来的周立波在日后以“进步青年农民”形象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的郭长兴，确实与村里的地主“韩老六”韩向阳有阶级仇恨：他们全家8口人租种了韩家的地，“受尽剥削”；在父亲被抓劳工，全家人或病死、或失散之际，好不容易从伤寒病挺过来的他又被韩老六收回土地，因为“地不能租给绝后户”，这让绝望的他差点选择一死了之。
贫穷，似乎是一个代代相传、无法打破的宿命。这个特点被周立波集中在“赵玉林”身上，他的原型是村里的赵大个子。赵是名副其实的“赵光腚”，曾经历过“土改”的老人刘永青回忆起赵时曾说，“老棉裤都坏了，大伙都给他闹笑，见了他就给他一扒，都露出零碎来了。”
在村里放映电影《暴风骤雨》时，一个老太太曾拿着拐棍要打银幕上的“韩老六”。现实中的“韩老六”就是电影里的样子。郭长兴回忆说，“他走道老是戴个帽，大高挑，穿个长布衫，走道板板整整的，拄着棍。”
农民租种韩家一垧地，除了要交高额的租子，每亩旱田还要交60斤谷草，做5天无偿劳役；逢年过节或韩家有红白喜事，还必须随份子出杂役。扛长活的雇农，命运就像赵玉林在电影里说的那样，“披星星戴月亮，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大年三十晚上一算账，倒欠他韩老六一百元。”
与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现实中，被划为“恶霸地主”的韩向阳本人其实并不那么富裕。尚志市文联主席隋祯说，韩老六实际上是经营地主，自己没有地，像中间人一样替人收租，“也没有啥，这一点跟书上写的不一样。”83岁的“土改”老人吕克胜回忆韩老六时谈道，韩其实“就那么三间小房，搁现在还不如咱自家盖的小仓房”。
农民的觉悟是这样提高的
元宝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周立波同他们的“唠嗑”中开始的。周立波喜欢去村民经常聚集的人家唠嗑，盘腿坐在炕上，跟村民们说笑话、教他们唱红色歌曲。从周立波那里，元宝屯人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总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吳满有……自此，他们开始明白，自己世世代代的贫穷命运，不是因为“八字”不好。
“道理光唠不行，后来就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人。”郭长兴回忆说。湖南人周立波，操着东北口音给元宝屯人算账，算算一年下来哪些血汗被地主白白拿去了。
训练班到了后期，周立波试着引导元宝屯的穷人诉苦，“不要不好意思说，你当着大家面谈你过去受的苦，只能得到大家的同情。”苦大仇深的周凤鸣在他的帮助下，在诉苦会上谈到自己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经历，忍不住放声大哭，引起会场的一片哭声。
有了阶级觉悟的元宝屯人开始站出来，与地主做斗争。“贫下中农开会，一个一个提，举出谁不好，就写上牌子拉出去斗，”李淑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83岁的李淑琴时任元宝屯的妇女主任。“群众意见”很大程度上成为审判的依据，“没有血债，没做坏事的不毙，群众说意见，够条件的才毙，得有事实。”
电影《暴风骤雨》用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个场景：台上诉苦者的血泪控诉与台下手执红缨枪的村民形象来回切换。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受压迫感和愤怒情绪不断释放、膨胀，把对清算地主的会场引向高潮。
现实中的韩老六在被斗过一次之后，就逃跑到哈尔滨了。村民们说，《暴风骤雨》里斗韩老六是综合了斗陈福廷的场景。电影里老田头控诉韩老六企图强暴他女儿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取材于陈福廷。
时年22岁的陈福廷是伪协和会青年团团长，效忠日本人。他最大的罪恶是缺德，谁家的姑娘、媳妇，“叫他看上准没好，一定要千方百计给祸害了，”郭长兴回忆说，“女的不是喝药就是上吊。有的姑娘被抢去，他玩够了就卖到妓院。”
开始斗争陈福廷时并不顺利。首先上台控诉的农民，只说了些不痛不痒的罪名，陈福廷在台上扬着脖子，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陈的手下甚至假意批斗，两人在台上唱起双簧。台下鸦雀无声。
郭长兴再也忍不住，跳上台子，指着陈的鼻子大声控诉他背负的7条人命。周立波满脸怒气地走上台，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共产党给大家做主，大家不要怕。对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手软。”
台下的人群开始振奋起来。在热烈的掌声鼓励下，受害者家属一个接一个上台控诉，有的老人边说边哭，开始厮打陈福廷，甚至有人哭背过气去。农会主席走上台大声问道，对于这样血债累累的汉奸，大家说怎么办?台下炸雷般地响起，枪毙!
斗地主
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地主都像韩老六和陈福廷一样恶贯满盈，很多中小地主其实自己也参与劳动。经历过“土改”的老人高凤桐曾回忆起他印象中元宝屯的普通地主，说，都是些精打细算的穷人，“像李兴广、贾明其、刘罗锅子，家里还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人都合不得吃合不得穿的，过年一口猪都不杀，就攒几个钱买点地，毕竟租人家的地挺困难的。”
“根据1933年政务院的文件，剥削量超过25％算富农，超过30％算地主，但老百姓不会算啊，把富农和中农算成地主了，”颜锡纯说。李淑琴曾参与元宝屯划成分的过程，她和工作组“坐在炕上一宿一宿定成分，雇过人的就叫剥削人了”。 “地主都那么坏，也是不可能的事。周立波搞创作那是典型化处理，把地主的坏集中到一个形象上了。”颜锡纯说。但被点燃的阶级斗争已成熊熊之势，在敌我矛盾的阶级划分中，“地主”已经成为压迫的代名词。颜锡纯曾在老家吉林榆林县见过，将地主“吊起来打，用皮带抽，时间长了， 肉都离骨了，共产党不让打人，但当时情绪一起来，也不能泼冷水啊”，“《暴风骤雨》在这方面没咋写。”
“元宝屯的南村和北村开始互相撵，比谁毙得多，不然就是工作没上去。后来两个村合并了才算完。”李淑琴说。正东门外，现在木材厂那个院，就是当年枪决地主的地方，她的丈夫承擔了写“亡魂牌”的任务。
在这场亲自领导的斗争中，周立波自己差点被斗争掀起的反弹力所吞噬。李淑琴回忆说，当时屯里有个开小铺的孙良，群众开会讨论要不要斗他。周立波认为，“奸商利图，不种地，我看也可以斗。”
周立波的话引起了孙良的妻舅、民兵团的张永才的恐慌。救姐夫心切的他将手中的枪指向了周立波。一个叫于友的民兵一把抱住枪，结果枪走火，把这个民兵打死了。站在旁边的李淑琴吓得“猫”到了周立波身后，“如果不是于友护着，那一枪就该打着周立波了。”
根据相关资料，“土改”期间，尚志县被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8.5％。这个代价换来的“土改”果实是：在斗倒地主后，全县27400名缺地和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
历的轮回
政策的纬线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变动。在大办人民公社期间，1958年10月底，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向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土地又成为国家所有。在这股潮流中，元宝镇当然也不例外。
26年后的1984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发端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元宝镇实行。土地被再次分配到农民手中。从那时起至今，有些当年地主富农的后代，或租或买，又渐渐将村民的土地归拢，形成产粮大户。
韩老六的女儿，成为改革浪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镇里开发元宝山，还是她给投的钱。
从儿童团长一直干到农会主任的郭长兴，进城当了干部，退休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器材店。作为经典红色人物的原型，少不了接受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反刍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此，他已经很习惯。
经历过“土改”的老人们正在相继谢世。即便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对于“土改”往事也多半语焉不详。为纪念周立波而盖的纪念馆，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玻璃橱窗里，只有当年农民在斗倒地主“韩老六”后分得的靰鞡、皮帽、升和斗，见证着那段暴风骤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