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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间的转换。意义是在语言交流中产生的，是对意义的再创造，其最终目的是意义再生。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中意义与意义再生的研究，从英汉互译的实践出发，浅谈自己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翻译；意义；意义再生；翻译实践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同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对翻译的需求日益扩大。我们不再满足于“点头yes摇头no”的认知，日渐对翻译中意义与意义再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需求。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对翻译中的意义及意义再生进行分析。
一、 对意义的认识
什么是意义？广义上，意义就是意思、信息、内容等等，这些似乎都可以说是意义。然而，科学上，其定义众说纷纭。而在翻译中我们都知道意义的重要性。翻译，即译意：意义的传达是翻译的根本任务所在。而且鉴于翻译与语言之间的特殊关系，不同的意义观对翻译实践有着直接的影响。佛道罗夫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等等，这些对翻译中意义的见解都决定了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侧重点与风格。美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曾说过：“根据一种极为幼稚但也相当普遍的看法，一门语言不外是一份词汇表，即一份声音产品的目录，每一件产品都与某一个事物相对应。”马丁内基于对意义的认识，认为“马”，在法语中既是‘cheval’，英语则是‘horse’，德语则是‘pferd’，与之对应的。
在了解和学习了诸多学者对翻译中意义的认识后，我认为在生活中的实际翻译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意义的传递，在文学翻译中，则不能单纯地追求受众明白我们的意思，更要注重其内涵。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翻译中的意义，在生活中的翻译实践中，要正确传达意义，不能将原语的意义曲解、误译；在文学翻译中，我们则要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时就不单单是“马是horse，羊是sheep”的一一对应了，而是带有一定的文化蕴含。就好像在《圣经》中，“sheep”象征着上帝和基督教徒，我们在做翻译实践时，则要考虑到文化因素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意义传递出来。
二、对意义再生的认识
所谓意义再生，就是把源语言的意义灵活贴切地用目的语再现，使得目的语既符合源语言的内涵，又贴合目的语使用者的思维领悟习惯。既然为“再生”，也就是说要把源语言的形式、结构、空间、传统等等打破，跳出源语言的桎梏，从而重新构建起目的语使用者能够理解且贴合其生活习俗的语篇结构。而且意义再生使目的语使用者理解看待的同时，又不会丢失太多翻译源语言所要表现出的意境、内涵、情怀和思绪等方面。
然而，人人皆知，语言在很多种情况下不是对等的，在实践中，我们总会遇到一词多义、意义含混、言外之意等复杂的情况。就好像中国的“红茶”译为英语为“black tea”是一样的，很多种情况下，意义再生都不只是单纯的一一对照。法国作者纪德在做文学翻译时就曾说过：“莎士比亚有无数段落几乎无法理解，或者具有二、三、四种可能的解释，有时明显地相对矛盾，对此评论家们议论纷纷。”因此，根据许钧在其《翻译概论》中指出的意义再生的三点原则：去桎梏、重组句和建空间，本文得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为了更好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就要遵守这三点原则，做到“得意忘形”，从而使意义得到再生，既能传神地将源语言的内涵、神韵、文化等因素表现出来，又能使目的语使用者以其传统的思维模式来理解认为这是地道的译文。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认为意义再生是翻译的目的，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做到忠实原意又要使翻译中的意义再生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这才是研究翻译中意义及意义再生的目的。
三、翻译实践中的意义及意义再生
作为一名译者，翻译实践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不管是初步涉猎者还是资深翻译家，都绕不过这个话题。那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我们首先要理解目的语的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其要表达的内在含义等，其次则是要在理解源语言的基础上对其意义按照目的语的行文习惯、文化内涵等重新组句，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翻译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具体分析许钧的三项原则和意义及意义再生的影响。
在《翻译概论》中，萨特曾说过，文本的意义不是每个词意义的简单相加。在翻译中，既要正确把握词的意义，又要细心揣摩作者的意图，全文把握上下文的关系，要在动态的语境中正确领悟字词的意义。《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这是习近平主席的一篇重要讲话的标题，那么对于這一标题的翻译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同但又相似的版本Trust ourselves， trust the Hong Kong， and trust our nation 很显然，这种翻译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这就需要译者去查询背景，“忘形”从而“得意”，进而了解目的语进行组句重构。即去字梏，摆脱原语的形式，理解其内涵，这对我们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都知道，汉语一向重四六句排比等，英语则比较灵活，以长句复杂句居多。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去桎梏后，就要对其意义进行重组。正如那首英文诗“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其内涵意义大家一目了然，然而如何传神地使意义再生，这对于译者来说呢，都是不可避免的思考。汉语喜排比对称，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在理解了原文的神韵涵义之后，如何使用目的语的行文习惯表达出来，也就是翻译中的意义再生，就需要译者对其进行重组句了。
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的是意义及再生意义是否忠实原文，目标读者以及原读者能否准确地理解。杨绛认为，在重组句的过程中，原文各部分的次序多有颠倒，“译者连缀成章的不是原文的一句句，而是原文句子里或前或后或中的部分。因此连缀成章不仅要注意重新组合的短句是否连贯，还需注意上一段和下一段是否连贯，每一主句的意义是否明显。”她强调的是翻译成章的重要性，当然，在翻译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要从整体上为目的读者建立一个新的文本空间，从而使其理解全文内容。在前文提到的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倘若我们只注重某一段落意义的再生和传递，会使目标读者无章可循，也就不能更好地传递意义了。
因此，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做到准确地道地传达出意义，就要遵循三条原则：即去字梏、重组句、建空间，从而使得翻译的再生意义更加通顺流畅，符合目的语的语序、文化等。
结论
经过学习和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翻译过程中，传达意义是翻译的目的，意义再生是我们进行翻译过程中的一种转换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目的，为的就是给目标读者一个符合目标语文化、结构、思维的新文本，从而更好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李流等译，上海：中华书局，1955
[2] 许钧，《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
[4] Andre Martinet， Element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Paris： Armand Colin， 1960
[5] 纪德，《纪德文集》（文学卷），桂裕芳等译，花城出版社，2001
[6]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7]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9] 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
【关键词】：翻译；意义；意义再生；翻译实践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同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对翻译的需求日益扩大。我们不再满足于“点头yes摇头no”的认知，日渐对翻译中意义与意义再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需求。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对翻译中的意义及意义再生进行分析。
一、 对意义的认识
什么是意义？广义上，意义就是意思、信息、内容等等，这些似乎都可以说是意义。然而，科学上，其定义众说纷纭。而在翻译中我们都知道意义的重要性。翻译，即译意：意义的传达是翻译的根本任务所在。而且鉴于翻译与语言之间的特殊关系，不同的意义观对翻译实践有着直接的影响。佛道罗夫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等等，这些对翻译中意义的见解都决定了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侧重点与风格。美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曾说过：“根据一种极为幼稚但也相当普遍的看法，一门语言不外是一份词汇表，即一份声音产品的目录，每一件产品都与某一个事物相对应。”马丁内基于对意义的认识，认为“马”，在法语中既是‘cheval’，英语则是‘horse’，德语则是‘pferd’，与之对应的。
在了解和学习了诸多学者对翻译中意义的认识后，我认为在生活中的实际翻译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意义的传递，在文学翻译中，则不能单纯地追求受众明白我们的意思，更要注重其内涵。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翻译中的意义，在生活中的翻译实践中，要正确传达意义，不能将原语的意义曲解、误译；在文学翻译中，我们则要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时就不单单是“马是horse，羊是sheep”的一一对应了，而是带有一定的文化蕴含。就好像在《圣经》中，“sheep”象征着上帝和基督教徒，我们在做翻译实践时，则要考虑到文化因素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意义传递出来。
二、对意义再生的认识
所谓意义再生，就是把源语言的意义灵活贴切地用目的语再现，使得目的语既符合源语言的内涵，又贴合目的语使用者的思维领悟习惯。既然为“再生”，也就是说要把源语言的形式、结构、空间、传统等等打破，跳出源语言的桎梏，从而重新构建起目的语使用者能够理解且贴合其生活习俗的语篇结构。而且意义再生使目的语使用者理解看待的同时，又不会丢失太多翻译源语言所要表现出的意境、内涵、情怀和思绪等方面。
然而，人人皆知，语言在很多种情况下不是对等的，在实践中，我们总会遇到一词多义、意义含混、言外之意等复杂的情况。就好像中国的“红茶”译为英语为“black tea”是一样的，很多种情况下，意义再生都不只是单纯的一一对照。法国作者纪德在做文学翻译时就曾说过：“莎士比亚有无数段落几乎无法理解，或者具有二、三、四种可能的解释，有时明显地相对矛盾，对此评论家们议论纷纷。”因此，根据许钧在其《翻译概论》中指出的意义再生的三点原则：去桎梏、重组句和建空间，本文得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为了更好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就要遵守这三点原则，做到“得意忘形”，从而使意义得到再生，既能传神地将源语言的内涵、神韵、文化等因素表现出来，又能使目的语使用者以其传统的思维模式来理解认为这是地道的译文。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认为意义再生是翻译的目的，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做到忠实原意又要使翻译中的意义再生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这才是研究翻译中意义及意义再生的目的。
三、翻译实践中的意义及意义再生
作为一名译者，翻译实践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不管是初步涉猎者还是资深翻译家，都绕不过这个话题。那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我们首先要理解目的语的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其要表达的内在含义等，其次则是要在理解源语言的基础上对其意义按照目的语的行文习惯、文化内涵等重新组句，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翻译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具体分析许钧的三项原则和意义及意义再生的影响。
在《翻译概论》中，萨特曾说过，文本的意义不是每个词意义的简单相加。在翻译中，既要正确把握词的意义，又要细心揣摩作者的意图，全文把握上下文的关系，要在动态的语境中正确领悟字词的意义。《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这是习近平主席的一篇重要讲话的标题，那么对于這一标题的翻译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同但又相似的版本Trust ourselves， trust the Hong Kong， and trust our nation 很显然，这种翻译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这就需要译者去查询背景，“忘形”从而“得意”，进而了解目的语进行组句重构。即去字梏，摆脱原语的形式，理解其内涵，这对我们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都知道，汉语一向重四六句排比等，英语则比较灵活，以长句复杂句居多。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去桎梏后，就要对其意义进行重组。正如那首英文诗“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其内涵意义大家一目了然，然而如何传神地使意义再生，这对于译者来说呢，都是不可避免的思考。汉语喜排比对称，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在理解了原文的神韵涵义之后，如何使用目的语的行文习惯表达出来，也就是翻译中的意义再生，就需要译者对其进行重组句了。
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的是意义及再生意义是否忠实原文，目标读者以及原读者能否准确地理解。杨绛认为，在重组句的过程中，原文各部分的次序多有颠倒，“译者连缀成章的不是原文的一句句，而是原文句子里或前或后或中的部分。因此连缀成章不仅要注意重新组合的短句是否连贯，还需注意上一段和下一段是否连贯，每一主句的意义是否明显。”她强调的是翻译成章的重要性，当然，在翻译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要从整体上为目的读者建立一个新的文本空间，从而使其理解全文内容。在前文提到的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倘若我们只注重某一段落意义的再生和传递，会使目标读者无章可循，也就不能更好地传递意义了。
因此，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做到准确地道地传达出意义，就要遵循三条原则：即去字梏、重组句、建空间，从而使得翻译的再生意义更加通顺流畅，符合目的语的语序、文化等。
结论
经过学习和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翻译过程中，传达意义是翻译的目的，意义再生是我们进行翻译过程中的一种转换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目的，为的就是给目标读者一个符合目标语文化、结构、思维的新文本，从而更好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李流等译，上海：中华书局，1955
[2] 许钧，《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
[4] Andre Martinet， Element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Paris： Armand Colin， 1960
[5] 纪德，《纪德文集》（文学卷），桂裕芳等译，花城出版社，2001
[6]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7]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9] 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