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贸试验区加速扩容，充分体现出我国持续扩大开放与合作的决心，是我国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行动化表态。而从国内看，这些产业各有侧重的自贸区，基本上把国内主要经济带串联衔接起来，可以看到国家战略变化的调整脉络。
在上海自贸区庆祝3岁生日前一个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党中央、国务院近日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
从2013年上海设立自贸区为开端，到2014年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3个自由贸易区，再到如今新设7个自贸区，自贸试验区加速扩容，充分体现出我国持续扩大开放与合作的决心，是我国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行动化表态。
网友戏称，此次扩容后，中国自贸区版图是“四朵金花”加“七个葫芦娃”。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对《新民周刊》表示，作为自贸试验先行者的上海，不仅给第二批和第三批10个自贸区提供了制度框架，下一步还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3.0版，事关国家战略一盘棋
如果把上海自贸区比作1.0版，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家自贸区比作2.0版，那么新的一批7个自贸区试点可谓是3.0版。
从公开材料来看，第三批自贸区沿袭了目前已有的4个自贸区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大面积“风范”（上海自贸区扩围后面积120.72平方公里，广东自贸区面积116.2平方公里，天津自贸区面积119.9平方公里，福建自贸区面积118.04平方公里）。
据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介绍，新设立的7个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
辽宁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结构调整的要求，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浙江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
河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湖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重庆市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四川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以及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的要求，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陕西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据悉，7个新自贸区最终可能在2016年底挂牌。
自贸区的再次扩容，无疑向G20国家和整个世界释放出了明确信号，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而从国内看，这些产业各有侧重的自贸区，基本上把国内主要经济带串联衔接起来，可以看到国家战略变化的调整脉络。通过第三批自贸区的名单不难看出，以往主要集聚在沿海发达经济体中的自贸区，开始逐渐向内陆城市和省份扩容：除了传统的发达省份浙江，名单中的其他省份都是内陆省份，中部、西部和东北均有涉及。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把以往在发达省份的发展经验扩围至内陆省份，这不仅是经验上的传递，更可能成为改革转型的一块新试验田，让这些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中打破壁垒的那条“鲇鱼”，以开放性为路径，重新挖掘这些区域逐渐放缓的经济背后的潜力。
事实上，经济发展因素是自贸区设立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一票制，与国家整体发展思路相连接的因素更为重要。以山东和江苏两省为例，既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是并没有自贸区。而东北地区，目前看经济形势在全国属于发展比较靠后的地区。此次辽宁设立自贸区与振兴东北的呼声遥相呼应;而陕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地区，这分别为两地建立自贸区提供了机遇。
“自贸区并不是简单地按照现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而是在国家层面上的一盘棋考虑。”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新老自贸区之间，合作和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共同努力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去抢对方的地盘。
2.0版，上海经验已成功复制推广
在肖林看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经验的六个方面，已经成功复制、推广到天津、广东和福建这些2.0版的自贸区。
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以天津自贸区为例，中心商务区综合服务大厅内，标着“市场主体登记”字样的办事窗口在大厅两边排开。在这里，公务员遵循“首问负责、一问到底”的原则，如同“管家式服务”。服务大厅还引进了有资质的工商代办、税务师、会计记账、公证等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企业免费提供设立代办、财税咨询、资质申请、专利申报、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
自2015年4月成立以来，天津自贸区实施了“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平台管信用”“一张绿卡管引才”等“十个一”的政府职能改革。据悉，3个自贸区全部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建立了综合受理单一窗口，实行审批全流程便利化服务。 其次是贸易便利化的提速。以广东自贸区的通关便利化为例，在口岸机构合作方面，南沙片区、前海蛇口片区均推出了“单一窗口”，3个片区均推出了海关与检验检疫“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三个一”模式，南沙片区、横琴片区开展了“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三互”通关模式。
第三是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如福建自贸区在成立一年后才推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其中四大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借鉴上海经验，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为此，《条例》规定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商事登记制度;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
第四是人才制度创新。例如，2016年8月起，广东自贸区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惠及的群体不仅包括外籍高层次人士、投资者，还包括普通就业人员、留学人员、外籍华人、家政人员等多个领域和层面的人员。
第五是金融政策的创新。例如，2015年12月央行推出针对天津自贸区的“金改30条”，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融资租赁收取外币租金等10项创新措施在天津自贸区落地实施。这直接导致天津自贸区的金融租赁行业领跑全国。据悉，天津自贸区内各类租赁公司在2015年底就达到1754家，租赁飞机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约占全国的80%，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第六方面就是制度创新多元叠加。肖林指出，新设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承担更大责任。
天津自贸区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任。据悉，天津自贸区为此推出了八项举措，在京冀地区设立了10个无水港，实施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30%;实行京津冀跨区域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和“进口直通、出口直放”一体化模式，通关时间平均每批货物节省0.5天，每标准箱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20元……自贸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效应看得见摸得着，也助推了整个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
广东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主要是为了打造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升级版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升级版。具体到3片自贸区，南沙新区是要打造成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前海是要打造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而横琴则是要建设成为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三者定位各有侧重，互补错位发展，但都是促进粤港澳合作的重要载体。
而福建自贸区的3个片区（福州、厦门和平潭）都致力于凸显对台特色，服务ECFA（即《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福建自贸区金融创新能力提升，厦门推出27项金融创新案例，初步建成集两岸人民币跨境贷款、清算、现钞调运与反假币为一体两岸货币业务合作支点，2015年对台跨境人民币贷款占全国试点业务总量的85%;福州片区去年跨境人民币业务同比增长1.4倍。
上海：瞄准最高国际标准
“从1个到11个，尽管全国已经形成了11个自贸区，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作用没有减弱，反而要承担起更重要的任务。”因为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调整和不平衡的矛盾之中，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离“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肖林表示，在国际经济环境持续低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全球化治理改革的需求更为迫切。“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唯一出路都在于改革开放，而上海自贸试验区有着自由贸易园区和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双重身份，应该在这一轮全球治理改革中有更大的作为，也必须有更大的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全国自贸区的‘弄潮儿’，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全球治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当然，上海自贸区与国际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未来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方向。
肖林认为，上海自贸区需要深化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开放试验和制度创新与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之间的差距。比如，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放度仍需提高。同时，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在上海自贸区还不够充分。从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定来看，其范围不仅涵盖了传统议题，还涉及到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边界内措施。目前，上海自贸区对最新议题，特别是边界内措施缺乏深入跟踪和研判，难以在这些领域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谈判提供有力依据。其次，部分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要提高。此外，外汇管理制度创新还需要加大，服务业开放措施前后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上海自贸区庆祝3岁生日前一个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党中央、国务院近日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
从2013年上海设立自贸区为开端，到2014年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3个自由贸易区，再到如今新设7个自贸区，自贸试验区加速扩容，充分体现出我国持续扩大开放与合作的决心，是我国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行动化表态。
网友戏称，此次扩容后，中国自贸区版图是“四朵金花”加“七个葫芦娃”。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对《新民周刊》表示，作为自贸试验先行者的上海，不仅给第二批和第三批10个自贸区提供了制度框架，下一步还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3.0版，事关国家战略一盘棋
如果把上海自贸区比作1.0版，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家自贸区比作2.0版，那么新的一批7个自贸区试点可谓是3.0版。
从公开材料来看，第三批自贸区沿袭了目前已有的4个自贸区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大面积“风范”（上海自贸区扩围后面积120.72平方公里，广东自贸区面积116.2平方公里，天津自贸区面积119.9平方公里，福建自贸区面积118.04平方公里）。
据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介绍，新设立的7个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
辽宁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结构调整的要求，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浙江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
河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湖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重庆市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四川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以及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的要求，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陕西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据悉，7个新自贸区最终可能在2016年底挂牌。
自贸区的再次扩容，无疑向G20国家和整个世界释放出了明确信号，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而从国内看，这些产业各有侧重的自贸区，基本上把国内主要经济带串联衔接起来，可以看到国家战略变化的调整脉络。通过第三批自贸区的名单不难看出，以往主要集聚在沿海发达经济体中的自贸区，开始逐渐向内陆城市和省份扩容：除了传统的发达省份浙江，名单中的其他省份都是内陆省份，中部、西部和东北均有涉及。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把以往在发达省份的发展经验扩围至内陆省份，这不仅是经验上的传递，更可能成为改革转型的一块新试验田，让这些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中打破壁垒的那条“鲇鱼”，以开放性为路径，重新挖掘这些区域逐渐放缓的经济背后的潜力。
事实上，经济发展因素是自贸区设立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一票制，与国家整体发展思路相连接的因素更为重要。以山东和江苏两省为例，既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是并没有自贸区。而东北地区，目前看经济形势在全国属于发展比较靠后的地区。此次辽宁设立自贸区与振兴东北的呼声遥相呼应;而陕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地区，这分别为两地建立自贸区提供了机遇。
“自贸区并不是简单地按照现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而是在国家层面上的一盘棋考虑。”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新老自贸区之间，合作和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共同努力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去抢对方的地盘。
2.0版，上海经验已成功复制推广
在肖林看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经验的六个方面，已经成功复制、推广到天津、广东和福建这些2.0版的自贸区。
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以天津自贸区为例，中心商务区综合服务大厅内，标着“市场主体登记”字样的办事窗口在大厅两边排开。在这里，公务员遵循“首问负责、一问到底”的原则，如同“管家式服务”。服务大厅还引进了有资质的工商代办、税务师、会计记账、公证等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企业免费提供设立代办、财税咨询、资质申请、专利申报、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
自2015年4月成立以来，天津自贸区实施了“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平台管信用”“一张绿卡管引才”等“十个一”的政府职能改革。据悉，3个自贸区全部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建立了综合受理单一窗口，实行审批全流程便利化服务。 其次是贸易便利化的提速。以广东自贸区的通关便利化为例，在口岸机构合作方面，南沙片区、前海蛇口片区均推出了“单一窗口”，3个片区均推出了海关与检验检疫“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三个一”模式，南沙片区、横琴片区开展了“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三互”通关模式。
第三是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如福建自贸区在成立一年后才推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其中四大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借鉴上海经验，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为此，《条例》规定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商事登记制度;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
第四是人才制度创新。例如，2016年8月起，广东自贸区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惠及的群体不仅包括外籍高层次人士、投资者，还包括普通就业人员、留学人员、外籍华人、家政人员等多个领域和层面的人员。
第五是金融政策的创新。例如，2015年12月央行推出针对天津自贸区的“金改30条”，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融资租赁收取外币租金等10项创新措施在天津自贸区落地实施。这直接导致天津自贸区的金融租赁行业领跑全国。据悉，天津自贸区内各类租赁公司在2015年底就达到1754家，租赁飞机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约占全国的80%，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第六方面就是制度创新多元叠加。肖林指出，新设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承担更大责任。
天津自贸区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任。据悉，天津自贸区为此推出了八项举措，在京冀地区设立了10个无水港，实施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30%;实行京津冀跨区域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和“进口直通、出口直放”一体化模式，通关时间平均每批货物节省0.5天，每标准箱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20元……自贸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效应看得见摸得着，也助推了整个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
广东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主要是为了打造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升级版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升级版。具体到3片自贸区，南沙新区是要打造成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前海是要打造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而横琴则是要建设成为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三者定位各有侧重，互补错位发展，但都是促进粤港澳合作的重要载体。
而福建自贸区的3个片区（福州、厦门和平潭）都致力于凸显对台特色，服务ECFA（即《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福建自贸区金融创新能力提升，厦门推出27项金融创新案例，初步建成集两岸人民币跨境贷款、清算、现钞调运与反假币为一体两岸货币业务合作支点，2015年对台跨境人民币贷款占全国试点业务总量的85%;福州片区去年跨境人民币业务同比增长1.4倍。
上海：瞄准最高国际标准
“从1个到11个，尽管全国已经形成了11个自贸区，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作用没有减弱，反而要承担起更重要的任务。”因为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调整和不平衡的矛盾之中，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离“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肖林表示，在国际经济环境持续低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全球化治理改革的需求更为迫切。“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唯一出路都在于改革开放，而上海自贸试验区有着自由贸易园区和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双重身份，应该在这一轮全球治理改革中有更大的作为，也必须有更大的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全国自贸区的‘弄潮儿’，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全球治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当然，上海自贸区与国际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未来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方向。
肖林认为，上海自贸区需要深化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开放试验和制度创新与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之间的差距。比如，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放度仍需提高。同时，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在上海自贸区还不够充分。从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定来看，其范围不仅涵盖了传统议题，还涉及到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边界内措施。目前，上海自贸区对最新议题，特别是边界内措施缺乏深入跟踪和研判，难以在这些领域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谈判提供有力依据。其次，部分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要提高。此外，外汇管理制度创新还需要加大，服务业开放措施前后也有不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