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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之于法国老头的记忆是，“五月使你愉快”；而之于中国一代的印记却是，“无法告别”
1968年，老乔治和马克印都还是年轻人。前者出生于巴黎的1934年，后者出生于北京1951年。当他们把记忆拨回到那一年，同样目睹了疯狂的石头背后，却是不同的境味。
乔治·阿桑斯达克，是位摄影师，他打算在北京办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作品回顾展。所谓的“风暴”，只是中国人一贯的描述，在法国，只是“Mai”，五月的意思，就像刚刚过去平常的日子。
而马克印，是在北京1968年的亲历者，在民间，他们自称知青，标示着伤痕。
当那些发生在1968年法国的照片，隆重地裱在墙上，那个法国老头的心轻松得很，那是他愉快的5月，他觉得法兰西自此敞开了道路。而马克印的心却不由得一抽，那是让他这些年想忘记，却又无法告别的记忆。
照片里，一个法国青年手里的铺路石，划着完美的曲线飞向对面警车，看在马克印眼里的，却是跨越时空，带着愤怒，砸破了他们家的玻璃。1968年，在法国损失的是警车，而在中国，遭殃的是马克印这样的家庭。
如今，那塊法国石头最终砸出了法国社会的变革，比如带薪假期和工资的上涨。而在中国，那些石头留下的，唯有伤痛和令人不安的记忆。
法国年轻人的浪漫政治梦
乔治是出生于巴黎的波兰裔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身份的意识尤其强烈，因为他们时常失去身份。
事实上，乔治的父母最初都是俄国的犹太人。那还是19世纪末，庞大的犹太人口，让沙皇严重觉得对这些“威尼斯商人”的处置是个问题。于是，1881年，借口犹太人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被集体放逐，大批的犹太人离开了俄国。
在如今的乔治看来，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1917年，在西伯利亚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多半也出于投机，红色革命的队伍里依旧容不下犹太人，最终父亲还是被流放了。
逃到巴黎，日子安定了，父亲遇到了母亲。那时候巴黎聚集着大批犹太人，他们试图从这里奔向美国或者中东。而乔治的父亲，因为他的随遇而安，留在了这里。
1934年乔治出生，不久，二战爆发，一家人再度流亡，那些年，父母带着他在欧洲辗转了13个国家，身份像眼前的路充满了不一定。
不记得是在波兰，还是意大利，父母把他放在一个农民家，还给了人家一叠钱，自此一年多失去联络，乔治曾以为自己被卖了。
自此，乔治就很在乎变动社会中的年轻人。他们时常惶恐、眼神不安。
好在二战结束了，一家人又生活在了巴黎。
父母做起了生意，他们希望乔治成为一个小裁缝。战后，在巴黎，时尚复苏得比经济快得多，裁缝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而犹太人的下一代，却不安于小裁缝的职业。那时候，在巴黎，小市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毕竟时代变了。
在他们眼里，旧世界的规则已经过时，宗教在这一代的眼里已经被超前的伦理观念彻底削弱了。
“松开裤腰带，要做爱，不要作战。”“能意识到自已的欲望就叫自由。”
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不止是法国的青年，整个西方的年轻人都在用行动对抗着严峻。
乔治也不例外，这让他的母亲一度很伤心。在几个朋友的唆使下，乔治迷上了摄影——这个烧钱的嗜好。不久，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共产党的报纸里做摄影记者。
乔治最初信仰的是法共，但这个毫无生气的政党，尤其遵循的是懒洋洋的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完全缺乏想象力。这让乔治开始向古巴和北京的革命道路漂移，毕竟后者更对青年人的胃口。这一点，乔治仿佛与他父亲颇为相似。
他们吸着玉米纸卷的高卢牌香烟，听比利的歌曲。在地图上寻找越南，迷信“毛主义”，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蠢蠢欲动。
而最完美的记忆是，他不久即被派往了古巴，参加国际青年交流团。在那里他待了3个月，见到了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他至今还相信，是他最早拍摄了这对革命者。
他从古巴带回来的摄影报道，让法国的年轻人眼前一亮，革命竟然可以抽着雪茄如此浪漫地去搞。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是，“毛的不讲卫生”。乔治很早就知道了毛，那是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让这个法国年轻人印象至深的是，毛一边跟记者说话，一边抓虱子。乔治当时的感觉是，帅呆了。
1968年，乔治做梦都想来中国，他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拿着红宝书，在革命的汪洋大海里走在最前头，那才是青春。
中国青年的“反革命”噩梦
可1968年，在中国青年马克印的回忆从来都不浪漫。
马克印的身份同样复杂，他们家是满族，正黄旗后裔，祖上是吃俸禄的。当年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分的时候，爷爷自然成了地主。
马克印的爹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把中正剑。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马家11个孩子，马克印最小。
老马当年很有头脑，解放前他看不清国共两党的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跟着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给蒋介石开侦察机。
马克印爹当时的想法很实际，他觉得将来，即使风向再变，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有他的儿子，都有他家的后路。老头子惟独没想到，解放后还有个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机会分子，自此劫数难逃。
革命的起因，在马克印那些年轻人起初看来，就是毛主席“受欺负”了，他老人家身边有叛徒。最早是在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个喇叭里的广播员语气都特激动，毛主席那是号召学生起来闹革命，谁反对谁就是坏蛋。每个学校坏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长和老师。
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学校里的坏蛋——老师和校长不久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到了8月，红卫兵需要新目标，大手一挥，他们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于是，那块疯狂的石头就飞向了马克印他们家，起先他还以为，是他们家的枣树招人妒嫉。
1966年8月25日，马克印正上初二，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冲进了他的家。他的家前后两进，五百多平方米。带头的红卫兵叫马边强，这帮人还讲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东西，刨地，说是他家有枪，最终闹了半天就走了。
马克印的家历史上有问题，这是早就定了性的。他两个哥哥在台湾，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也不错，周围的人都嫉妒。到了1966年，群众们开始反映他家有枪。
这只是开始，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领来了第二拨人。红卫兵不知道哪里的，只是从街上路过，听说这里有个地主反革命，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打。
那些红卫兵才不管，气势压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一顿武装带，马克印的父亲此后一个月下不了地。这次抄完家，立马就让他父母，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偌大的院子，贴了封条就剩下马克印一个人。
这一住就是2年，直至1968年。当时，在法国正是年轻人愉快的春天，而在北京却是那一代最后的疯狂。这年底，上山下乡开始了，年轻人们经历着最乱的群架时期。
巴黎在1968的记忆
巴黎最初的一块石头来自于农泰尔文学院，这是一所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
这个学校从1967年12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学生的领袖是“红毛丹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地点是学校新建的游泳池。
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来到这里视察。
这位部长，此前刚刚因为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而成为法国年轻一代不满的对象。在这本书里，教育部门对法国的青年下的结论是，他们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
这显然惹恼了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就在这位部长站在大学生们跟前演讲的时候，“红毛丹尼” 靠近他，愤怒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也不示弱，他答，“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效果一点都不幽默。
“红毛丹尼”说，他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
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红毛丹尼”成了挑战权威的勇者，而部长的权威彻底丢失了。
学生们与权威形成了对峙，谁都不让步，后来学生们占领了校园的行政楼。
矛盾不止在教育界，戴高乐执政时代的经济困境让工人们也一肚子的不满意。
巴黎的工人也与政府时有走火。1月26日，在富惹尔，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有十具棺材，它们代表着去年关闭的十家企业。
到了5月，示威从学校蔓延到了巴黎街头。
5月6日，星期一，巴黎的左派分子正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学生们走出校园，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第一颗铺路石飞向与之对峙的警察，骚乱开始了。
乔治当时正在左派的《工人报》做摄影记者，那个早上他感觉巴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街了，包括他。
事实上，不止是巴黎，在那个5月，在米兰、佛罗伦萨、伦敦、汉堡，西欧的年轻人们都闹起来了，他们要求，“采取巴黎式的积极占领大学”。
那一年巴黎的5月运动，总共死了3个人，有一个是出了意外，为躲警察而掉到塞纳河里淹死。
经历那么多革命，法国人的暴力还是挺成熟、挺习惯的，学生们当年扔石头、纵火，但一切还是点到为止，和警察们你来我往，除了声势，没有真的拼命的，把街头运动博弈到恰到好处。到了月底，学生们随即见好就收。
老乔治自从经历见证了法国1968年的5月风暴后，就成了一个激进的左派。在他看来，学生们的这些牺牲是值得的，毕竟为法国人换来了之后的带薪假期和工资上涨。
为了不要忘却的纪念
1968年5月31日，中国的《参考消息》有这么一则新闻：西欧学生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当时，马克印还看不到《参考消息》，他倒是在广播中听到了巴黎学生动起来的消息。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让革命变了味，武斗刹不住了。
前段日子红卫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黑五类们站出来拼命。自此，成了红卫兵的口实，迅速传遍了北京城，红卫兵传话，黑五类疯狂反扑，刀砍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打人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死人无数。到了1968年，红卫兵失势，大多都串联去了。社会青年开始收拾剩下的红小兵，到了后来，就是简单的打群架，扒军装，飞军帽，抢自行车。
那时候马克印吓得不敢出门，一来天生胆小，二来他要看着祖上留下来的宅子。
这一年的9月份，上山下乡开始了。马克印也报名去了内蒙。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他这个家庭背景，肯定有去无回。
马克印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是黑五类了，与其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着大伙一起，或许到乡下换个环境能闯出一番天地。
到了内蒙，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好，但到了1973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在内蒙生活。
安置办的人也不瞒他，当着他的面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惟独你走不了，你在这里估计得一辈子。
马克印自此绝望，当时旗里有家铁业合作社招工，就是做土簸箕的，知道他的成分都不要他。
那两年，马克印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是红五类，父亲当时是商务部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姑娘的父亲给知青点打了招呼，旗里竟然不给办。到了1974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对马克印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
中意的姑娘走了，知青们也走了，经家人介绍，马克印和一北京知青结了婚。直到1976年，马克印托人花钱办了病退，好不容易才回到北京。那时，他已经在内蒙农村待了八年。
老乔治一直向往着来北京，到了1982年、梦想终于实现。在北京，他不断地寻找1968年的痕迹，他跟拍着大街上拿着大哥大，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青年们，他们是这个国家1968年后出生的一代，在这些年轻人的心里，1968年还有着浪漫的色彩，那一年已经被符号化了，成了五角星、老像章和毛的头像。
老乔治的展览，马克印看了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乔治忘不了那一年，那是巴黎愉快的春天。
而马克印属于另一种忘不了。下乡回来后，很多人说他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流眼泪。他说，那段日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如今，马在顺义的山沟里建了一个知青部落，把当年自己在内蒙用过的东西都搬了来，他說，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不要忘却。
1968年，老乔治和马克印都还是年轻人。前者出生于巴黎的1934年，后者出生于北京1951年。当他们把记忆拨回到那一年，同样目睹了疯狂的石头背后，却是不同的境味。
乔治·阿桑斯达克，是位摄影师，他打算在北京办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作品回顾展。所谓的“风暴”，只是中国人一贯的描述，在法国，只是“Mai”，五月的意思，就像刚刚过去平常的日子。
而马克印，是在北京1968年的亲历者，在民间，他们自称知青，标示着伤痕。
当那些发生在1968年法国的照片，隆重地裱在墙上，那个法国老头的心轻松得很，那是他愉快的5月，他觉得法兰西自此敞开了道路。而马克印的心却不由得一抽，那是让他这些年想忘记，却又无法告别的记忆。
照片里，一个法国青年手里的铺路石，划着完美的曲线飞向对面警车，看在马克印眼里的，却是跨越时空，带着愤怒，砸破了他们家的玻璃。1968年，在法国损失的是警车，而在中国，遭殃的是马克印这样的家庭。
如今，那塊法国石头最终砸出了法国社会的变革，比如带薪假期和工资的上涨。而在中国，那些石头留下的，唯有伤痛和令人不安的记忆。
法国年轻人的浪漫政治梦
乔治是出生于巴黎的波兰裔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身份的意识尤其强烈，因为他们时常失去身份。
事实上，乔治的父母最初都是俄国的犹太人。那还是19世纪末，庞大的犹太人口，让沙皇严重觉得对这些“威尼斯商人”的处置是个问题。于是，1881年，借口犹太人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被集体放逐，大批的犹太人离开了俄国。
在如今的乔治看来，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1917年，在西伯利亚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多半也出于投机，红色革命的队伍里依旧容不下犹太人，最终父亲还是被流放了。
逃到巴黎，日子安定了，父亲遇到了母亲。那时候巴黎聚集着大批犹太人，他们试图从这里奔向美国或者中东。而乔治的父亲，因为他的随遇而安，留在了这里。
1934年乔治出生，不久，二战爆发，一家人再度流亡，那些年，父母带着他在欧洲辗转了13个国家，身份像眼前的路充满了不一定。
不记得是在波兰，还是意大利，父母把他放在一个农民家，还给了人家一叠钱，自此一年多失去联络，乔治曾以为自己被卖了。
自此，乔治就很在乎变动社会中的年轻人。他们时常惶恐、眼神不安。
好在二战结束了，一家人又生活在了巴黎。
父母做起了生意，他们希望乔治成为一个小裁缝。战后，在巴黎，时尚复苏得比经济快得多，裁缝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而犹太人的下一代，却不安于小裁缝的职业。那时候，在巴黎，小市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毕竟时代变了。
在他们眼里，旧世界的规则已经过时，宗教在这一代的眼里已经被超前的伦理观念彻底削弱了。
“松开裤腰带，要做爱，不要作战。”“能意识到自已的欲望就叫自由。”
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不止是法国的青年，整个西方的年轻人都在用行动对抗着严峻。
乔治也不例外，这让他的母亲一度很伤心。在几个朋友的唆使下，乔治迷上了摄影——这个烧钱的嗜好。不久，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共产党的报纸里做摄影记者。
乔治最初信仰的是法共，但这个毫无生气的政党，尤其遵循的是懒洋洋的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完全缺乏想象力。这让乔治开始向古巴和北京的革命道路漂移，毕竟后者更对青年人的胃口。这一点，乔治仿佛与他父亲颇为相似。
他们吸着玉米纸卷的高卢牌香烟，听比利的歌曲。在地图上寻找越南，迷信“毛主义”，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蠢蠢欲动。
而最完美的记忆是，他不久即被派往了古巴，参加国际青年交流团。在那里他待了3个月，见到了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他至今还相信，是他最早拍摄了这对革命者。
他从古巴带回来的摄影报道，让法国的年轻人眼前一亮，革命竟然可以抽着雪茄如此浪漫地去搞。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是，“毛的不讲卫生”。乔治很早就知道了毛，那是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让这个法国年轻人印象至深的是，毛一边跟记者说话，一边抓虱子。乔治当时的感觉是，帅呆了。
1968年，乔治做梦都想来中国，他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拿着红宝书，在革命的汪洋大海里走在最前头，那才是青春。
中国青年的“反革命”噩梦
可1968年，在中国青年马克印的回忆从来都不浪漫。
马克印的身份同样复杂，他们家是满族，正黄旗后裔，祖上是吃俸禄的。当年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分的时候，爷爷自然成了地主。
马克印的爹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把中正剑。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马家11个孩子，马克印最小。
老马当年很有头脑，解放前他看不清国共两党的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跟着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给蒋介石开侦察机。
马克印爹当时的想法很实际，他觉得将来，即使风向再变，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有他的儿子，都有他家的后路。老头子惟独没想到，解放后还有个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机会分子，自此劫数难逃。
革命的起因，在马克印那些年轻人起初看来，就是毛主席“受欺负”了，他老人家身边有叛徒。最早是在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个喇叭里的广播员语气都特激动，毛主席那是号召学生起来闹革命，谁反对谁就是坏蛋。每个学校坏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长和老师。
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学校里的坏蛋——老师和校长不久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到了8月，红卫兵需要新目标，大手一挥，他们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于是，那块疯狂的石头就飞向了马克印他们家，起先他还以为，是他们家的枣树招人妒嫉。
1966年8月25日，马克印正上初二，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冲进了他的家。他的家前后两进，五百多平方米。带头的红卫兵叫马边强，这帮人还讲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东西，刨地，说是他家有枪，最终闹了半天就走了。
马克印的家历史上有问题，这是早就定了性的。他两个哥哥在台湾，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也不错，周围的人都嫉妒。到了1966年，群众们开始反映他家有枪。
这只是开始，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领来了第二拨人。红卫兵不知道哪里的，只是从街上路过，听说这里有个地主反革命，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打。
那些红卫兵才不管，气势压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一顿武装带，马克印的父亲此后一个月下不了地。这次抄完家，立马就让他父母，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偌大的院子，贴了封条就剩下马克印一个人。
这一住就是2年，直至1968年。当时，在法国正是年轻人愉快的春天，而在北京却是那一代最后的疯狂。这年底，上山下乡开始了，年轻人们经历着最乱的群架时期。
巴黎在1968的记忆
巴黎最初的一块石头来自于农泰尔文学院，这是一所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
这个学校从1967年12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学生的领袖是“红毛丹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地点是学校新建的游泳池。
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来到这里视察。
这位部长，此前刚刚因为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而成为法国年轻一代不满的对象。在这本书里，教育部门对法国的青年下的结论是，他们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
这显然惹恼了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就在这位部长站在大学生们跟前演讲的时候，“红毛丹尼” 靠近他，愤怒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也不示弱，他答，“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效果一点都不幽默。
“红毛丹尼”说，他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
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红毛丹尼”成了挑战权威的勇者，而部长的权威彻底丢失了。
学生们与权威形成了对峙，谁都不让步，后来学生们占领了校园的行政楼。
矛盾不止在教育界，戴高乐执政时代的经济困境让工人们也一肚子的不满意。
巴黎的工人也与政府时有走火。1月26日，在富惹尔，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有十具棺材，它们代表着去年关闭的十家企业。
到了5月，示威从学校蔓延到了巴黎街头。
5月6日，星期一，巴黎的左派分子正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学生们走出校园，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第一颗铺路石飞向与之对峙的警察，骚乱开始了。
乔治当时正在左派的《工人报》做摄影记者，那个早上他感觉巴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街了，包括他。
事实上，不止是巴黎，在那个5月，在米兰、佛罗伦萨、伦敦、汉堡，西欧的年轻人们都闹起来了，他们要求，“采取巴黎式的积极占领大学”。
那一年巴黎的5月运动，总共死了3个人，有一个是出了意外，为躲警察而掉到塞纳河里淹死。
经历那么多革命，法国人的暴力还是挺成熟、挺习惯的，学生们当年扔石头、纵火，但一切还是点到为止，和警察们你来我往，除了声势，没有真的拼命的，把街头运动博弈到恰到好处。到了月底，学生们随即见好就收。
老乔治自从经历见证了法国1968年的5月风暴后，就成了一个激进的左派。在他看来，学生们的这些牺牲是值得的，毕竟为法国人换来了之后的带薪假期和工资上涨。
为了不要忘却的纪念
1968年5月31日，中国的《参考消息》有这么一则新闻：西欧学生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当时，马克印还看不到《参考消息》，他倒是在广播中听到了巴黎学生动起来的消息。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让革命变了味，武斗刹不住了。
前段日子红卫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黑五类们站出来拼命。自此，成了红卫兵的口实，迅速传遍了北京城，红卫兵传话，黑五类疯狂反扑，刀砍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打人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死人无数。到了1968年，红卫兵失势，大多都串联去了。社会青年开始收拾剩下的红小兵，到了后来，就是简单的打群架，扒军装，飞军帽，抢自行车。
那时候马克印吓得不敢出门，一来天生胆小，二来他要看着祖上留下来的宅子。
这一年的9月份，上山下乡开始了。马克印也报名去了内蒙。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他这个家庭背景，肯定有去无回。
马克印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是黑五类了，与其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着大伙一起，或许到乡下换个环境能闯出一番天地。
到了内蒙，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好，但到了1973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在内蒙生活。
安置办的人也不瞒他，当着他的面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惟独你走不了，你在这里估计得一辈子。
马克印自此绝望，当时旗里有家铁业合作社招工，就是做土簸箕的，知道他的成分都不要他。
那两年，马克印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是红五类，父亲当时是商务部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姑娘的父亲给知青点打了招呼，旗里竟然不给办。到了1974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对马克印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
中意的姑娘走了，知青们也走了，经家人介绍，马克印和一北京知青结了婚。直到1976年，马克印托人花钱办了病退，好不容易才回到北京。那时，他已经在内蒙农村待了八年。
老乔治一直向往着来北京，到了1982年、梦想终于实现。在北京，他不断地寻找1968年的痕迹，他跟拍着大街上拿着大哥大，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青年们，他们是这个国家1968年后出生的一代，在这些年轻人的心里，1968年还有着浪漫的色彩，那一年已经被符号化了，成了五角星、老像章和毛的头像。
老乔治的展览，马克印看了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乔治忘不了那一年，那是巴黎愉快的春天。
而马克印属于另一种忘不了。下乡回来后，很多人说他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流眼泪。他说，那段日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如今，马在顺义的山沟里建了一个知青部落，把当年自己在内蒙用过的东西都搬了来，他說，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不要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