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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巨额国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经济低迷、股市衰退，事实表明，全球化不仅可以繁荣世界经济，也同样可以使经济危机没有国界。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当世界经济出现回暖迹象的时候，中国是否能抓住机遇，改变过去被动参与全球化的局面，真正主动地推动、利用全球化是问题的关键。
2010年5月，本刊就“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并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召开了座谈会，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索。
中国的全球化，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一个命题
在全球经济形势如此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方经济势力都极度关注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想要融入由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想要在全球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进一步的拥有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积极主动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想要取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除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外，还要通过与各种国际组织接轨，慢慢进入到西方国家建立的体系内。这就造成了改变原有权力分配结构的可能性，势必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强大的同时，要面对如此频繁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目前，虽然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并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等，但这只是增加了中国的国际责任，相应的领导权却还是没有明显增长。在领导权相对薄弱，而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成本开具支票而已。
中国作为现有格局的受益者与改变者，更应该珍惜这个规则，应该说中国在遵守这个规则、维护这个规则的情况下，巧妙的改变规则，为中国迎来一个长远的、有利的发展空间。所以说，中国的全球化，用什么样的机制走出去，构建什么样的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仅仅依靠中国与一些国家政府间的商谈是无法取得切实保障的。从英国到美国，他们的海外扩张与全球化都是有庞大的国内机制在做支撑，中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全球化机制，并且切实地拿出资金来做研究，如何在国际上争取到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的全球化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供应链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形成全球分工模式，该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了。完整来讲，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简单来讲，就是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费的终点的一个增值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加工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通过加工贸易被动的参与到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但加工贸易却是整条供应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部分，高附加值的研发与营销都在国外，形成了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模式，即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点。同时，加工贸易也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直接造成了中围因顺差过大的问题饱受国际指责，与美国争端频起。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东南亚的新兴国家以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吸引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目前中国东南各省纷纷上调的最低工资，使本就薄利的加工贸易越发的生存艰难，我们甚至担心第二次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心是坚定的。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1.2％，2008年这个数字为41.1％，比2007年少了4.2个百分点。在近几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商务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案》也正在酝酿当中，同时中西部各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计划也纷纷上马。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由东到西的产业转移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愿。在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物流业却相对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可以顺利承接加工贸易、释放当地劳动力优势吗?东部又如何面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阵痛?或者外资企业并不愿意深入中国腹地，与其额外增加一部分运输成本，不如重新寻找更加低廉、方便的代工者，如沿海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要知道目前在中国境内的29万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提供了45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
或者我们应该保有一定的信心，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6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中国目前吸引外资的优势已经不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了，而是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法律法规政策，中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品，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受教育人才数量。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中国已经在缓慢地向人才红利过渡了。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中国近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是为外资的供应链提供销往全球的产品，在经济繁荣时这是一件互利的事，中国出口成本下降，外资也拥有低廉的产品供应。但是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外市场需求下降，没有外资的供应链，中国的产品就无法走出国门，这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咽喉。更为可怕的是，中国国内市场上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也掌握在外资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内经营最好的超市是外资的加乐福与沃尔玛。
简而言之，对外，中国没有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主流欧美市场；对内，中国也没有自己供应链体系将产品销到全国，更不用说进口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提倡减顺差、增进口的时期，高交易成本的进口产品老百姓如何消费得起?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市场的把握，中国企业无论如何也应该走在外资企业的前面。
要想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势必要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如丰田、三菱、精工表等；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的跨国公司开始起飞，如三星、LG等；2008年中国奥运会，到目前为止中国貌似还没有形成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虽然中国确有几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名单，但都是国有垄断性企业，是人为组合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不能建立以跨国公司为核心，集研发、制造和销售网络为一体的供应链，那中国只能以提供劳动力的模式被动地参与全球化。
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也要从全球供膻链体系着手。向供应链的上游发展，进入研发设计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独特产品，甚至产品细化，针对全球不同的市场需求而设计出不同的产品。这是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的，例如微软每年要拿出利润的一半进行研发，而位 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家电行业，研发投入却仅占利润的3％。同时向供应链的下游发展，进入销售和服务领域也同样重要，在全球各个市场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流通网络，这个全球市场当然包括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
要有服务于全球的概念，自然要满足全球不同市场的多样需求，中国在培育跨国公司的时候就要避免一味追求规模与项目的巨大化。比如中石油目前会从日本进口一些数目较小、种类较多的专项材料，并不是中石油自己不能生产，而是设备过于巨大，一次性运转的成本让公司无法负担。而日本的跨国公司发展较完善，让中小企业也充分参与到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中，并且面向全球接受订单。这样既可以满足各个国家零散的、小额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使日本的中小企业追逐全球需求总量上的规模效应。这是中国在建设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时可以借鉴的经验。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多边机制确是融入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通过协议固定下来的双边经济机制则更为可靠，更具可操作性和时效性。从WTO多哈回合受阻开始，全球就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始于2001年，到目前为止签署了9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协定有5个，涉及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成果还是显著的。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意义有三，一是通过法律固定中国的双边经济利益，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规避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三是在各大洲建立中国的轴心国家，实现中国布局全球的战略意义。如果将双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到极致，也就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无限接近于全球化。
亚洲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所在，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东盟10+3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亚洲是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今年3月中国六年来首次出现了单月贸易逆差，72.4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中，有65亿来自日本，占贸易逆差的90％。针对这个问题，刘军红这样解读到，“抛却亚洲的历史问题不谈，在中国对日、韩、东盟整体是贸易赤字的格局下，特别是日、韩的产业、技术、金融投资能力都具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即便中日韩仅形成一个FTA的框架，中国能获得的经济效果有多大，我不敢乐观。”或者我们说，从长期来看，中国如果能够成功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国家，那么中国所追求的是稳定东北亚的战略意义，而不是效果未知的经济意义。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要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阶段，同时也需要全球化这个外力来深化自己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双向的促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构建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但这却恰恰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中国的全球化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中国如何防范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风险，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与国际关系，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迫切的问题。中国全球化，任重而道远。
2010年5月，本刊就“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并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召开了座谈会，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索。
中国的全球化，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一个命题
在全球经济形势如此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方经济势力都极度关注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想要融入由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想要在全球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进一步的拥有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积极主动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想要取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除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外，还要通过与各种国际组织接轨，慢慢进入到西方国家建立的体系内。这就造成了改变原有权力分配结构的可能性，势必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强大的同时，要面对如此频繁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目前，虽然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并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等，但这只是增加了中国的国际责任，相应的领导权却还是没有明显增长。在领导权相对薄弱，而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成本开具支票而已。
中国作为现有格局的受益者与改变者，更应该珍惜这个规则，应该说中国在遵守这个规则、维护这个规则的情况下，巧妙的改变规则，为中国迎来一个长远的、有利的发展空间。所以说，中国的全球化，用什么样的机制走出去，构建什么样的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仅仅依靠中国与一些国家政府间的商谈是无法取得切实保障的。从英国到美国，他们的海外扩张与全球化都是有庞大的国内机制在做支撑，中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全球化机制，并且切实地拿出资金来做研究，如何在国际上争取到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的全球化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供应链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形成全球分工模式，该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了。完整来讲，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简单来讲，就是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费的终点的一个增值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加工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通过加工贸易被动的参与到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但加工贸易却是整条供应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部分，高附加值的研发与营销都在国外，形成了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模式，即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点。同时，加工贸易也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直接造成了中围因顺差过大的问题饱受国际指责，与美国争端频起。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东南亚的新兴国家以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吸引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目前中国东南各省纷纷上调的最低工资，使本就薄利的加工贸易越发的生存艰难，我们甚至担心第二次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心是坚定的。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1.2％，2008年这个数字为41.1％，比2007年少了4.2个百分点。在近几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商务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案》也正在酝酿当中，同时中西部各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计划也纷纷上马。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由东到西的产业转移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愿。在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物流业却相对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可以顺利承接加工贸易、释放当地劳动力优势吗?东部又如何面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阵痛?或者外资企业并不愿意深入中国腹地，与其额外增加一部分运输成本，不如重新寻找更加低廉、方便的代工者，如沿海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要知道目前在中国境内的29万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提供了45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
或者我们应该保有一定的信心，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6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中国目前吸引外资的优势已经不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了，而是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法律法规政策，中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品，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受教育人才数量。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中国已经在缓慢地向人才红利过渡了。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中国近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是为外资的供应链提供销往全球的产品，在经济繁荣时这是一件互利的事，中国出口成本下降，外资也拥有低廉的产品供应。但是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外市场需求下降，没有外资的供应链，中国的产品就无法走出国门，这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咽喉。更为可怕的是，中国国内市场上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也掌握在外资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内经营最好的超市是外资的加乐福与沃尔玛。
简而言之，对外，中国没有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主流欧美市场；对内，中国也没有自己供应链体系将产品销到全国，更不用说进口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提倡减顺差、增进口的时期，高交易成本的进口产品老百姓如何消费得起?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市场的把握，中国企业无论如何也应该走在外资企业的前面。
要想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势必要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如丰田、三菱、精工表等；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的跨国公司开始起飞，如三星、LG等；2008年中国奥运会，到目前为止中国貌似还没有形成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虽然中国确有几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名单，但都是国有垄断性企业，是人为组合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不能建立以跨国公司为核心，集研发、制造和销售网络为一体的供应链，那中国只能以提供劳动力的模式被动地参与全球化。
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也要从全球供膻链体系着手。向供应链的上游发展，进入研发设计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独特产品，甚至产品细化，针对全球不同的市场需求而设计出不同的产品。这是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的，例如微软每年要拿出利润的一半进行研发，而位 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家电行业，研发投入却仅占利润的3％。同时向供应链的下游发展，进入销售和服务领域也同样重要，在全球各个市场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流通网络，这个全球市场当然包括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
要有服务于全球的概念，自然要满足全球不同市场的多样需求，中国在培育跨国公司的时候就要避免一味追求规模与项目的巨大化。比如中石油目前会从日本进口一些数目较小、种类较多的专项材料，并不是中石油自己不能生产，而是设备过于巨大，一次性运转的成本让公司无法负担。而日本的跨国公司发展较完善，让中小企业也充分参与到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中，并且面向全球接受订单。这样既可以满足各个国家零散的、小额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使日本的中小企业追逐全球需求总量上的规模效应。这是中国在建设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时可以借鉴的经验。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多边机制确是融入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通过协议固定下来的双边经济机制则更为可靠，更具可操作性和时效性。从WTO多哈回合受阻开始，全球就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始于2001年，到目前为止签署了9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协定有5个，涉及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成果还是显著的。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意义有三，一是通过法律固定中国的双边经济利益，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规避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三是在各大洲建立中国的轴心国家，实现中国布局全球的战略意义。如果将双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到极致，也就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无限接近于全球化。
亚洲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所在，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东盟10+3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亚洲是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今年3月中国六年来首次出现了单月贸易逆差，72.4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中，有65亿来自日本，占贸易逆差的90％。针对这个问题，刘军红这样解读到，“抛却亚洲的历史问题不谈，在中国对日、韩、东盟整体是贸易赤字的格局下，特别是日、韩的产业、技术、金融投资能力都具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即便中日韩仅形成一个FTA的框架，中国能获得的经济效果有多大，我不敢乐观。”或者我们说，从长期来看，中国如果能够成功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国家，那么中国所追求的是稳定东北亚的战略意义，而不是效果未知的经济意义。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要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阶段，同时也需要全球化这个外力来深化自己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双向的促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构建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但这却恰恰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中国的全球化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中国如何防范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风险，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与国际关系，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迫切的问题。中国全球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