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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里有一句谚语,叫做“不烂不补”。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的一些经济政策,倒是很合适的。其实,我还想加上一句:“如果一定要补,也要慢慢地来”。我们有些政策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越来越离谱,但大家对此却并不着急。
举几个例子。中国在用电用煤方面的浪费由来已久,根源是公有制和价格太低,可是一直要等到出现电荒或煤荒的时候才得以重视。在问题还没有恶化时,我们往往视若不见;而到了万不得已时,我们往往采取小修小补的办法,不愿意动大手术。
煤价电价为什么不能涨三倍?当然,反对者有一百个理由。比如,这样的暴利能否用税收收上来?能否储存起来给子孙后代?或者用来推动经济转型?但无论如何,至少现在的煤价和电价是无法逼迫经济转型的。另外有人说,“经济能承受得了煤价电价涨三倍吗?通货膨胀失控了怎么办?”殊不知,那不过是通货膨胀的显性化而已。当然,良药总是苦口的,因而在许多决策者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中国水资源的危机也越来越大,但是谁也不想动真格解决问题。水价为什么就不能涨五倍呢?
我们的石油价格大大低于国外,也极不利于能源的节省、环境的保护以及交通拥挤难题的解决。为什么油价不能涨三倍?为什么必须保护低效率的工业?难道要等油价涨到120美元之后才想办法吗?
再说汇率,我们实在是越套越深。货币本是政府的一种“铸币税”,可中国人愿意持有大量美元。美元的不断贬值和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直接伤害中国人的。中国持有大量美元,也就成了美元的俘虏。这就像股市的庄家持有一个不争气的股票。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坚决反对”——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心态。马来西亚在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之后就持有这种心态,并且实行了汇率管制,赢了索罗斯一局。但马来西亚国家和人民至今还在支付高昂的代价。我们不能重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举国上下大谈特谈人民币汇率,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窃以为,汇率问题本来实在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却由于政治敏感而延误调整的时机,导致不可收拾。汇率问题反映出中国人的“重商主义”心态,以及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敢不敢把人民币国际化?很多人马上摇头:“这会危及我们银行的稳定。”可是,我们的汽车业和金融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长期长不大,家电业没有任何保护,反而打垮了多数外商。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离奇的事情就更多了,只有等到万不得已时才着手解决(当然也是“循序渐进地”解决)。尤其是许多奇怪的规定,或许要等到股市崩盘时,我们才想起它们是何等可笑。
比如,上市公司不允许回购股票。天下股市哪里还能找到另一家有这样的规则?还有,上市公司不可以在净资产之下发行股票。凭什么?海外上市公司中,股价低于净资产的司空见惯。当然,只有等到我们大多数公司的股价都跌到净资产之下时,我们才会发觉现有些规则是何等的“碍手碍脚”。
此外,股市的“做空”和“做多”是相互制衡的,这样的市场才会平衡和稳定。中国股市只可以做多,而不能做空,那么市场的压力就得以积聚,像火山爆发之前一样。如果做空和做多同时存在,那么每天的压力就能得以及时释放,不至于像我们的A股,市场阴跌五年,还看不到尽头。
限制上市公司的数量、不准法人股流通,是此前股市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加上没有做空机制,所以至今积聚了过多的压力,其中的痛苦或许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缓解。
其实前车之鉴所在多多。比如,政府对飞机票及手机话费的管制一直要等到成了众所周知的笑话后,才考虑如何应对。十多年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能少于51%,否则就无法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可如今,这些国有股又变成了“股权分置”的祸首——卖方想脱手,买方避之则吉。我们的政策难道都要一直进行到这个程度才能觉醒么?
A股在第一天就应该对外开放,而我们一定要等到2003年才开一点缝(叫做QFII)。难道一定要等到A股再跌五年才开放吗?
当然,有很多人反对A股开放,因为索罗斯们很厉害;而且,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而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脖子上、腿上和胳膊上套上一根根绳子呢?腿上的绳子不能放松,是因为脖子上反正还有另外一根绳子?
“摸着石头过河”和“稳定为上”不应成为胆怯和无所作为的借口。过去很多政策是可笑的,因为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应大胆改革。盛夏喝矿泉水可以止渴,这不需要通过几年的试点。
作者为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
举几个例子。中国在用电用煤方面的浪费由来已久,根源是公有制和价格太低,可是一直要等到出现电荒或煤荒的时候才得以重视。在问题还没有恶化时,我们往往视若不见;而到了万不得已时,我们往往采取小修小补的办法,不愿意动大手术。
煤价电价为什么不能涨三倍?当然,反对者有一百个理由。比如,这样的暴利能否用税收收上来?能否储存起来给子孙后代?或者用来推动经济转型?但无论如何,至少现在的煤价和电价是无法逼迫经济转型的。另外有人说,“经济能承受得了煤价电价涨三倍吗?通货膨胀失控了怎么办?”殊不知,那不过是通货膨胀的显性化而已。当然,良药总是苦口的,因而在许多决策者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中国水资源的危机也越来越大,但是谁也不想动真格解决问题。水价为什么就不能涨五倍呢?
我们的石油价格大大低于国外,也极不利于能源的节省、环境的保护以及交通拥挤难题的解决。为什么油价不能涨三倍?为什么必须保护低效率的工业?难道要等油价涨到120美元之后才想办法吗?
再说汇率,我们实在是越套越深。货币本是政府的一种“铸币税”,可中国人愿意持有大量美元。美元的不断贬值和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直接伤害中国人的。中国持有大量美元,也就成了美元的俘虏。这就像股市的庄家持有一个不争气的股票。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坚决反对”——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心态。马来西亚在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之后就持有这种心态,并且实行了汇率管制,赢了索罗斯一局。但马来西亚国家和人民至今还在支付高昂的代价。我们不能重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举国上下大谈特谈人民币汇率,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窃以为,汇率问题本来实在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却由于政治敏感而延误调整的时机,导致不可收拾。汇率问题反映出中国人的“重商主义”心态,以及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敢不敢把人民币国际化?很多人马上摇头:“这会危及我们银行的稳定。”可是,我们的汽车业和金融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长期长不大,家电业没有任何保护,反而打垮了多数外商。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离奇的事情就更多了,只有等到万不得已时才着手解决(当然也是“循序渐进地”解决)。尤其是许多奇怪的规定,或许要等到股市崩盘时,我们才想起它们是何等可笑。
比如,上市公司不允许回购股票。天下股市哪里还能找到另一家有这样的规则?还有,上市公司不可以在净资产之下发行股票。凭什么?海外上市公司中,股价低于净资产的司空见惯。当然,只有等到我们大多数公司的股价都跌到净资产之下时,我们才会发觉现有些规则是何等的“碍手碍脚”。
此外,股市的“做空”和“做多”是相互制衡的,这样的市场才会平衡和稳定。中国股市只可以做多,而不能做空,那么市场的压力就得以积聚,像火山爆发之前一样。如果做空和做多同时存在,那么每天的压力就能得以及时释放,不至于像我们的A股,市场阴跌五年,还看不到尽头。
限制上市公司的数量、不准法人股流通,是此前股市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加上没有做空机制,所以至今积聚了过多的压力,其中的痛苦或许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缓解。
其实前车之鉴所在多多。比如,政府对飞机票及手机话费的管制一直要等到成了众所周知的笑话后,才考虑如何应对。十多年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能少于51%,否则就无法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可如今,这些国有股又变成了“股权分置”的祸首——卖方想脱手,买方避之则吉。我们的政策难道都要一直进行到这个程度才能觉醒么?
A股在第一天就应该对外开放,而我们一定要等到2003年才开一点缝(叫做QFII)。难道一定要等到A股再跌五年才开放吗?
当然,有很多人反对A股开放,因为索罗斯们很厉害;而且,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而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脖子上、腿上和胳膊上套上一根根绳子呢?腿上的绳子不能放松,是因为脖子上反正还有另外一根绳子?
“摸着石头过河”和“稳定为上”不应成为胆怯和无所作为的借口。过去很多政策是可笑的,因为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应大胆改革。盛夏喝矿泉水可以止渴,这不需要通过几年的试点。
作者为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