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里有一句谚语，叫做“不烂不补”。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的一些经济政策，倒是很合适的。其实，我还想加上一句：“如果一定要补，也要慢慢地来”。我们有些政策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越来越离谱，但大家对此却并不着急。
　　举几个例子。中国在用电用煤方面的浪费由来已久，根源是公有制和价格太低，可是一直要等到出现电荒或煤荒的时候才得以重视。在问题还没有恶化时，我们往往视若不见；而到了万不得已时，我们往往采取小修小补的办法，不愿意动大手术。
　　煤价电价为什么不能涨三倍？当然，反对者有一百个理由。比如，这样的暴利能否用税收收上来？能否储存起来给子孙后代？或者用来推动经济转型？但无论如何，至少现在的煤价和电价是无法逼迫经济转型的。另外有人说，“经济能承受得了煤价电价涨三倍吗？通货膨胀失控了怎么办？”殊不知，那不过是通货膨胀的显性化而已。当然，良药总是苦口的，因而在许多决策者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中国水资源的危机也越来越大，但是谁也不想动真格解决问题。水价为什么就不能涨五倍呢？
　　我们的石油价格大大低于国外，也极不利于能源的节省、环境的保护以及交通拥挤难题的解决。为什么油价不能涨三倍？为什么必须保护低效率的工业？难道要等油价涨到120美元之后才想办法吗？
　　再说汇率，我们实在是越套越深。货币本是政府的一种“铸币税”，可中国人愿意持有大量美元。美元的不断贬值和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直接伤害中国人的。中国持有大量美元，也就成了美元的俘虏。这就像股市的庄家持有一个不争气的股票。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坚决反对”——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心态。马来西亚在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之后就持有这种心态，并且实行了汇率管制，赢了索罗斯一局。但马来西亚国家和人民至今还在支付高昂的代价。我们不能重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举国上下大谈特谈人民币汇率，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窃以为，汇率问题本来实在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却由于政治敏感而延误调整的时机，导致不可收拾。汇率问题反映出中国人的“重商主义”心态，以及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敢不敢把人民币国际化？很多人马上摇头：“这会危及我们银行的稳定。”可是，我们的汽车业和金融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长期长不大，家电业没有任何保护，反而打垮了多数外商。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离奇的事情就更多了，只有等到万不得已时才着手解决（当然也是“循序渐进地”解决）。尤其是许多奇怪的规定，或许要等到股市崩盘时，我们才想起它们是何等可笑。
　　比如，上市公司不允许回购股票。天下股市哪里还能找到另一家有这样的规则？还有，上市公司不可以在净资产之下发行股票。凭什么？海外上市公司中，股价低于净资产的司空见惯。当然，只有等到我们大多数公司的股价都跌到净资产之下时，我们才会发觉现有些规则是何等的“碍手碍脚”。
　　此外，股市的“做空”和“做多”是相互制衡的，这样的市场才会平衡和稳定。中国股市只可以做多，而不能做空，那么市场的压力就得以积聚，像火山爆发之前一样。如果做空和做多同时存在，那么每天的压力就能得以及时释放，不至于像我们的A股，市场阴跌五年，还看不到尽头。
　　限制上市公司的数量、不准法人股流通，是此前股市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加上没有做空机制，所以至今积聚了过多的压力，其中的痛苦或许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缓解。
　　其实前车之鉴所在多多。比如，政府对飞机票及手机话费的管制一直要等到成了众所周知的笑话后，才考虑如何应对。十多年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能少于51%，否则就无法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可如今，这些国有股又变成了“股权分置”的祸首——卖方想脱手，买方避之则吉。我们的政策难道都要一直进行到这个程度才能觉醒么？
　　A股在第一天就应该对外开放，而我们一定要等到2003年才开一点缝（叫做QFII）。难道一定要等到A股再跌五年才开放吗？
　　当然，有很多人反对A股开放，因为索罗斯们很厉害；而且，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而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脖子上、腿上和胳膊上套上一根根绳子呢？腿上的绳子不能放松，是因为脖子上反正还有另外一根绳子？
　　“摸着石头过河”和“稳定为上”不应成为胆怯和无所作为的借口。过去很多政策是可笑的，因为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应大胆改革。盛夏喝矿泉水可以止渴，这不需要通过几年的试点。
　　
　　作者为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