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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匹夫》好像不是你自己的原创剧本？
杨树鹏：《匹夫》对我来说最开始是一个“命题作文”。这部戏差不多一年前开机，但项目筹备之初我并没有直接参与。我是在开机之前两个月突然接到这部戏监制的电话，让我赶紧去救急。原来在全景完全搭建好（在涿州搭的内景、在山西搭的外景）、特殊道具到位的情况下，创作班底出了问题。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筹备已久的项目“流产”，这位监制跟我也是半师半友的关系，所以我就接手了。
我成为主创里进组较晚的一个，并且觉得原剧本不太适合我做——跟我的风格不太搭、跟我所擅长的状态也不太搭，所以进组后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剧本。（《综艺》：修改到什么程度？）完全不一样了，别人让我帮忙擦眼镜，而我却制作了一部手机（笑）。除了搭好的景不方便再改，其他全改了，包括片名，这部影片就此深深烙上了我的烙印。
同时我也在重新调整剧组结构，因为原来的主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等等最重要的合作者全都因档期拖延太久离开了，所以我必须重新搭一个班底。在这一团乱麻的时期，光线影业不仅没有撤离反而追加了投资，给了我很大创作空间。
《综艺》：在《匹夫》这个项目里，你跟全景影业、光线影业是怎样的合作方式？
杨树鹏：其实挺复杂的。全景影业是一家我也有股份的公司，由逆光影视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成立，所以我当初义无反顾回来“救急”。我自己拍不了的类型太多了，但我希望有想法的人多拍一些商业性强、更具类型感的电影，所以我才支持全景影业投资《匹夫》这样一部典型的商业片。当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我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这跟我的利益也有关联。在全景影业，我基本上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当然我也是股东，对业务也有一定发言权。
光线影业几乎是在我进入剧组时介入项目的，对影片的前后期制作都给予了很大支持，现在则主控上映前的宣发事宜，我跟光线的合作非常畅通。
《综艺》：与《我的唐朝兄弟》相比，《匹夫》有哪些新尝试？
杨树鹏：《匹夫》在内容、表现形式和表达意义上都有新尝试。我理想中的商业片是建立在有作者风格的前提下，而不单单是一个流水线产品。我希望电影带有创作者的烙印，像大卫·芬奇、科恩兄弟等的电影，同时又能适应这个市场。太个人化的表达，观众可能找不到共鸣点和刺激点。《匹夫》中，我尝试将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商业元素结合，希望它成为一部风格化的类型电影。
《综艺》：就是说，《匹夫》在风格上与你之前的影片有延续性。
杨树鹏：是的。比如说，我依然保持着对“人”的兴趣，尤其是对人性模糊层面的兴趣。在《匹夫》中，我用黄晓明、张译来讨论人性模糊层面，角色人物在做判断时依赖一些特别模糊的信息，而不是一个清晰、可量化的数据；他们的举动没有一个最高利益在驱动，而是受情感和临时动机的触动。
同时，在影像风格上更舒展、自由和大胆。拍《我的唐朝兄弟》时受预算限制，不免束手束脚，出来的效果并不是最满意的；但拍《匹夫》时我有了更优秀的合作者、更宽裕的时间和预算。
《综艺》：对四五月份青年导演作品“集结”上市怎么看？
杨树鹏：对我而言，《匹夫》的上映是恰巧碰上了这个时间。但这个偶然现象很有趣，背后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几年香港导演用他们的方式在内地作业，当其作品的市场反应不那么良好时，肯定需要本土化的新鲜血液加入。换句话说，当市场陷入僵硬状态时肯定会有“黑鱼”进来，我觉得这次大家较集中发片可能是这种“黑鱼效应”的体现。
我甚至不去预估市场反应，因为特别信任这次的合作伙伴，我相信他们的专业性，我觉得只有专业才有可能赢得市场。监制别去当导演，导演也别当发行人，各司其职专注自己专业领域的事。
观众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手中有选择权。我尊重观众的智商，观众也应该尊重创作者的表达。我希望影片能够和观众良性互动。
《综艺》：对“中生代导演”的称号怎么看，你觉得目前国内电影导演队伍是什么样的状态？
杨树鹏：无论是“中生代”还是“第六代”，都是外在标签。个人认为，这批青年导演在创作上有一定共性：相对自由，相对少束缚，更生活、更生猛、更鲜活、更深入、更少顾忌、更不端架子。
目前“出来”的优秀青年导演屈指可数，更别说年轻导演了。“出不来”的原因很多，首先，浑水摸鱼的人太多了，搅乱了市场；而正因为他们的浑水摸鱼造成了投资恐慌，很多出品方不愿意、不太敢将宝押在青年导演身上，使得那些真正有潜能的人很难出来。
但恰恰是这批人甚至更年轻的导演应该成为本土创作的中坚力量，这需要平台来培养、推动。
《综艺》：目前有新运作的项目吗？
杨树鹏：有，我正在筹备一部年代黑帮史诗电影。所谓“史诗”，就是讲一段时代和个人兴衰交融的故事。投资方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但肯定有光线影业和全景影业，因为我希望继续与光线影业合作。
杨树鹏：《匹夫》对我来说最开始是一个“命题作文”。这部戏差不多一年前开机，但项目筹备之初我并没有直接参与。我是在开机之前两个月突然接到这部戏监制的电话，让我赶紧去救急。原来在全景完全搭建好（在涿州搭的内景、在山西搭的外景）、特殊道具到位的情况下，创作班底出了问题。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筹备已久的项目“流产”，这位监制跟我也是半师半友的关系，所以我就接手了。
我成为主创里进组较晚的一个，并且觉得原剧本不太适合我做——跟我的风格不太搭、跟我所擅长的状态也不太搭，所以进组后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剧本。（《综艺》：修改到什么程度？）完全不一样了，别人让我帮忙擦眼镜，而我却制作了一部手机（笑）。除了搭好的景不方便再改，其他全改了，包括片名，这部影片就此深深烙上了我的烙印。
同时我也在重新调整剧组结构，因为原来的主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等等最重要的合作者全都因档期拖延太久离开了，所以我必须重新搭一个班底。在这一团乱麻的时期，光线影业不仅没有撤离反而追加了投资，给了我很大创作空间。
《综艺》：在《匹夫》这个项目里，你跟全景影业、光线影业是怎样的合作方式？
杨树鹏：其实挺复杂的。全景影业是一家我也有股份的公司，由逆光影视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成立，所以我当初义无反顾回来“救急”。我自己拍不了的类型太多了，但我希望有想法的人多拍一些商业性强、更具类型感的电影，所以我才支持全景影业投资《匹夫》这样一部典型的商业片。当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我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这跟我的利益也有关联。在全景影业，我基本上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当然我也是股东，对业务也有一定发言权。
光线影业几乎是在我进入剧组时介入项目的，对影片的前后期制作都给予了很大支持，现在则主控上映前的宣发事宜，我跟光线的合作非常畅通。
《综艺》：与《我的唐朝兄弟》相比，《匹夫》有哪些新尝试？
杨树鹏：《匹夫》在内容、表现形式和表达意义上都有新尝试。我理想中的商业片是建立在有作者风格的前提下，而不单单是一个流水线产品。我希望电影带有创作者的烙印，像大卫·芬奇、科恩兄弟等的电影，同时又能适应这个市场。太个人化的表达，观众可能找不到共鸣点和刺激点。《匹夫》中，我尝试将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商业元素结合，希望它成为一部风格化的类型电影。
《综艺》：就是说，《匹夫》在风格上与你之前的影片有延续性。
杨树鹏：是的。比如说，我依然保持着对“人”的兴趣，尤其是对人性模糊层面的兴趣。在《匹夫》中，我用黄晓明、张译来讨论人性模糊层面，角色人物在做判断时依赖一些特别模糊的信息，而不是一个清晰、可量化的数据；他们的举动没有一个最高利益在驱动，而是受情感和临时动机的触动。
同时，在影像风格上更舒展、自由和大胆。拍《我的唐朝兄弟》时受预算限制，不免束手束脚，出来的效果并不是最满意的；但拍《匹夫》时我有了更优秀的合作者、更宽裕的时间和预算。
《综艺》：对四五月份青年导演作品“集结”上市怎么看？
杨树鹏：对我而言，《匹夫》的上映是恰巧碰上了这个时间。但这个偶然现象很有趣，背后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几年香港导演用他们的方式在内地作业，当其作品的市场反应不那么良好时，肯定需要本土化的新鲜血液加入。换句话说，当市场陷入僵硬状态时肯定会有“黑鱼”进来，我觉得这次大家较集中发片可能是这种“黑鱼效应”的体现。
我甚至不去预估市场反应，因为特别信任这次的合作伙伴，我相信他们的专业性，我觉得只有专业才有可能赢得市场。监制别去当导演，导演也别当发行人，各司其职专注自己专业领域的事。
观众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手中有选择权。我尊重观众的智商，观众也应该尊重创作者的表达。我希望影片能够和观众良性互动。
《综艺》：对“中生代导演”的称号怎么看，你觉得目前国内电影导演队伍是什么样的状态？
杨树鹏：无论是“中生代”还是“第六代”，都是外在标签。个人认为，这批青年导演在创作上有一定共性：相对自由，相对少束缚，更生活、更生猛、更鲜活、更深入、更少顾忌、更不端架子。
目前“出来”的优秀青年导演屈指可数，更别说年轻导演了。“出不来”的原因很多，首先，浑水摸鱼的人太多了，搅乱了市场；而正因为他们的浑水摸鱼造成了投资恐慌，很多出品方不愿意、不太敢将宝押在青年导演身上，使得那些真正有潜能的人很难出来。
但恰恰是这批人甚至更年轻的导演应该成为本土创作的中坚力量，这需要平台来培养、推动。
《综艺》：目前有新运作的项目吗？
杨树鹏：有，我正在筹备一部年代黑帮史诗电影。所谓“史诗”，就是讲一段时代和个人兴衰交融的故事。投资方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但肯定有光线影业和全景影业，因为我希望继续与光线影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