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善于“学以致用”的学者群体中，明清思想家顾炎武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顾炎武，原名绛，明亡以后，改名炎武。他在明朝末年，曾参加过反对宦官权贵斗争的复社组织。清兵入关后，又先后参加过南明的反清斗争和家乡昆山人民自发的武装自卫斗争。失败以后，以诗歌揭露清王朝的血腥屠杀人民的罪行，讴歌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义举。他不仅写过许多闪耀着爱国激情的优秀诗篇，而且在学术上有着更高的造诣。
　　顾炎武一生治学，勤奋专注，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乃至《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几乎都能背诵。他还十分留意时事，如《明十三朝实录》以及奏折、邸报、公文等都是他留意研究的对象，努力从中探求现实的问题。遇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则广泛地参照各种资料，穷源探本，求索答案，提出自己的见解。孔子的学生子夏曾经勉励人们要“日知其所亡”。就是说，每天都要掌握一些过去没有掌握的知识。顾炎武正是这样做的。他每天都会把自己治学的心得体会写成札记。这样整整积累了30多年，然后再加以整理，这就是传之后世的著名的《日知录》。
　　顾炎武知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为时人所钦佩。当时的文人学士遇到难解的学术问题，总是心悦诚服地向他求教。每遇到这种情况，顾炎武总是能够把人家提出的问题，从问题的起源、演变的来龙去脉和结果，讲得清楚明白，尽可能地满足提问者的需要。难怪时人称赞其：“轶事有不知者，必征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
　　顾炎武一生勤勉，著述异常丰富。但他不是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而是有值得赞许的写作动机和人生追求。他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而他主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人生崇高追求的深刻反映，也表现了他治学、著述的内在动力。这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也表现在他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上。这部书整整写了100卷，而且还没有最后完稿。仅从这部书的书名上看，就不难体会作者“不尚空谈，期于致用”的写作意图。
　　这里还要说到，顾炎武一生都反抗清王朝的统治，这也表现在他的某些学术活动中。他在参加家乡昆山人民反清自卫斗争失败后，流转江浙一带，进行反清活動。后来，他奔走于鲁、辽、晋、冀、陕、甘等地，访问先朝遗老，考察地理形势和经济资源，为进行深入的反清斗争作准备。在旅途中，他用骡马驮书，遇到险要山川、关隘，兵家必争之地，都要亲自考察，并向老兵退卒询问，如遇到同自己过去所了解的情况不符合，便立刻找出材料进行核对、校正，力求同实际情况相一致。当他经过平原旷野，不需要考察调查的时候，他就在马背上默书，偶然有所遗忘，记不真切，便于客栈中找出书本温习，直到能够牢牢记住。就这样，顾炎武经年累月地到处跋涉，一面考察调查，一面读书，行程二三万里，读书一万多卷，终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肇域志》。这是一部专论山川要隘边防战备的著作，由于书中涉及到的有关边防守备的地方，作者都亲身经历，一一调查，所以都讲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引人入胜。
　　顾炎武在为人和从事学术活动中，十分赞赏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两句话。他根据自身的体会，在《日知录》中写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日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顾炎武的一生，真正体现了“学以致用”的良好学风，不但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而且也留下了为学者应有的风范。
　　我们要善于向古人学习，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肩负着繁重的历史使命，学习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深刻理解学习的目的是在于应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这样做，对于其他学问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