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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及后来一系列对外抵抗战争的失败，导致不少中华同胞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认为外国的什么都比中国的好，当然也就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人士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是孔孟之道，一是传统医学。这两个东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中国新生，就必须破除这两个东西。其时，他们不考虑孔子、孟子学说与儒家礼教的区别，也不必考虑中医治病救人的社会现实，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中医（日本称汉医），所以中国也要废除中医。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后，留学日、美、英、德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西医逐渐完全控制了中国卫生行政管理权，医学院校毕业生大量涌入西医大军，社会舆论也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则被扣上了落后、不科学的帽子。这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二者之间存在着学术、思想宗派之争的必然结果。
随之而来的，还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国人思想西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汉斯·鲁斯克撰写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4500万美元用来“西化”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5亿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几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进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
在这样的思维倾向和外力作用下，中华医学界进入数千年来一剧变的非常时期，暗流涌动，狂涛搅局，中医迎来了历史上两大危机。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基本上是照搬日本教育体制，不将中医教育列入国家教育系统，此为“民元中医漏列案”。次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宣布禁止中医开办学校。经中医界争取，中医人士才得以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医学校。
1929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为汪精卫，他是一个坚定的废中医派。由余云岫倡导，得褚民谊（卫生部长）、颜福庆、伍连德等医界名流的支持，最后由行政院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旧医，即指中医）。
此案一出，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抗争风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提案。
这一“废止旧医案”风波，还引发中国现代医学史一幕戏剧性的故事——
面对余云岫等人必欲铲除中医而快之的咄咄攻势，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孔伯华提议，搞一个中西医擂台赛，用实际结果验证中西医疗效果：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结果，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均较快出院，接爱西医治疗的人却好得不那么清爽。
恰好又在这关键时刻，另一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为汪精卫的岳母治愈了恶性痢疾，令汪精卫再无话说。汪精卫本拒绝中医，但岳母的病西医看不好，只好由家人决定试试中医。汪精卫用了庄子语“美意延年”题字送匾给施今墨。此后，废医案不了了之。汪精卫还允许在南京设立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打击巨大。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舆论所接受，所谓“废医存药”的观点，几乎被认为是中医科学化的唯一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余云岫又一次提出改造中医，方法是把中医都送去学西医，学成了再回来行医。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同时，卫生部主要官员还公开指责中医为“封建医”。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主席对中医的认识不太一样。他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这，缘于毛泽东自己亲身体验到中医的好处。在延安时，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亦不见效果。一次，名中医李鼎铭来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吃了李鼎铭的药，果然就好了，这件事影响到他后来对中医的看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有中医高手，如刘惠民。因了刘惠民为毛泽东治感冒很见效，毛泽东干脆号召全国西医学中医。于是，所谓“中西医结合”成为一项国策。
此后，“封建医”的说法虽然在公开场合不再提了，但这一思想残余并未消除。实际上，以后的卫生路线基本上仍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的水平。2006年10月18日，广州日报刊登了卫生部某中心一位博士的言论，就是这一思想残余的代表：“师徒模式也不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把老中医的经验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框架要更加科学化。”——说明白了，就是中医理论不严谨，整体不科学。
因循上述思维，在当代中国医疗、医学界，各种中医药法规政策都是以“科学的”西医药为样板制定的，希望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从而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医精华的传承。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当今医疗界的“两法、两条例”，即《执业医师法》、《药品法》、《中医药条例》和《中医院管理条例》，无异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四大绊脚石。
比如《执业医师法》，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医的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师承、家传、自学。这三种方法历经中华特色健康之路的实践检验，世代公认其行之有效，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西学东渐，西医院校式的教育固当采用，培养学生系统学习理论，藉此推动中华医学的与时俱进，嘉善可陈，但这不等于说师承、家传、自学的中医教育就是落后的，不可再用。
细看《执业医师法》，明显地对中医传统教育法设限，要求中医师报考资格是必须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而考试内容近半、一多半是西医知识，甚至要考手术衣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
特别须指出的还有，从2002年起，国家把民办的中医院校甚至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学专业全部取消，从而让自学的中医失去了从医的可能。 《执业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据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事实上，有报道称，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那些依据《执业医师法》行事的执法者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反思的事例。
陕西省稷山县骨髓炎医院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医务人员有执业医师证外，其余15名医务人员均为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到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所得为结业证而非毕业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若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法》，他们配制的有些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按照《中医院管理条例》，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是，该医院的疗效有目共睹：迄今为止，该医院已收治近30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为患者和远近民众所称道。
令人费解的“规定”还有：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岂不知，中医是越老越值钱，何以退了休就不准行医？
2007年8月11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一位中医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退休后没了行医证却“非法”行医，被罚了5万元。
中医界人士认为，民间中医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精华，是振兴中医的主要力量之一，要看疗效而不是看文凭。当然，民间医生所学的理论可能不系统，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应该加以引导和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提高，而不能成为不给他们发证的理由。恰好是给他发了行医证，他就归你管了，你就可以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提高了。
程津培，2000年至2008年担任科技部副部长。这位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杜克大学博士后，如今的“铁杆”中医拥趸者，也在《光明日报》撰文疾呼：“应该在思想上、制度上彻底解放中医”；“尽快对《执业医师法》中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条文进行修订，改变有关管理政策，制定符合中医规律的准入考核标准和技术传承制度，加大职业培训力度，解放民间中医，量才使用，把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正常渠道管理，变成国家的财富。”
再说《药品法》和《中医药条例》。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政策研究（总报告）》第20页，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古以来，中医中药是一体，从不分家。一提中医，就包括中药以及中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一个中医，要懂中医理论，要懂药性，会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也要会针灸、按摩、拔罐等，还要会认药、采药、炮制、自制丸散膏丹。他们认药凭眼观、鼻闻、手摸，似乎不科学、不先进，其准确性却并不亚于现代仪器，十分有效而且简单方便，为当代仪器设备所不及。
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中医能治病，药材、炮制是保障。
早在南北朝的梁代，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就对药物产地、采集、炮制、真伪鉴别、贮存等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这对保证药材质量，提高药效都十分重要。
中医药界的人都知道，中药讲究药性，亦即所谓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中医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中医或者说中药技术的一个核心秘密是炮制，通过炙、蒸、煅、烧等方法改变原药材的药性，这是世界其他医药学体系中所没有的。西方植物药只知道用生药，根本不懂炮制。可以说，炮制是中医药的核心机密。
中药材炮制（炙），是中药材加工、制作以入药用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其作用有三：一是加工、洁净去除非入药部分；二是借以减轻或消除毒性，有些药存在毒性甚至剧毒，经过炮、炙、蒸、晒、渍等方法炮制，甚或反复多次的炮制，可以达到减毒或去毒的目的，使病人用药得到安全保障；三是使药物经过炮制以达到增加效力的目的。
中药炮制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成为中医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比如，他们在实践中逐步体会到，生用半夏有毒副作用，但用炮制过的半夏则无毒副反应。又如附子，生用有毒，炮炙过的附子则没有毒副作用，其临床效力不减，甚或更好。
上述经验的日积月累，使炮制逐渐向着专门知识与技术的方向发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集注》、《肘后备急方》等医药学著作，均有关于药材加工、炮制的记述，到刘宋王朝时期（420－479），经过雷的整理研究，形成三卷本的《雷公炮炙论》。
而今，国家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自己亲自炮制中药，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丸散膏丹是中医用药的一部分，只要不拿到市场销售，就不能视为假药。
中国中医药界有一句自律名言：做药就是做良心。
从目前中医药界的实际情况看，继承炮炙技术的老药工越来越少，其徒弟们对炮炙知识与技术有日趋淡化的倾向，由此而影响疗效的实例不断发生，实在令人生畏！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留德博士后舒志军谈道：“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中药是归农产品食品管理的，进入市场流通后就变成药品类管理，这是个问题。自然野生的产出量是恒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的需求量增大，供不应求，人工制作就出现了，虽然使市场得到了缓解，但是药性却下降很多，那自然药的分量就需要比以前更多，但是这和药典就有冲突了。现代年轻医生大多是从科学实验室来认识这些中药药材的。”
对此，程津培剀切建言：要“允许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改革国家监督、管理的机制和办法，以道德机制和乡风民俗为基础，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多年以来，有关部门及人士提出要让中医药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轨道，是没有考虑到中医药的特殊性，或者说特色。 以中药现代化为例，基本上放弃了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剂等中医药的基本路数，而是寻找化学单体、有效成分，讲多组分、多靶点，用生药学替代本草学，用植物化学替代中药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大力推行中药现代化，原意也许很好，但关键在于此现代化的路径和目的是按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还是跟在西医药后面“现代化”。当前中医药研究已不再研究中药的药性，而是研究其化学成分，寻找“有效成分”，分离提取，走到了西药和西方植物药的路上。而这条道路的弊端已不断显现。
这里，不能不提及“达菲”案例。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让瑞士罗氏制药公司从八角茴香中提取出抗病毒的有效成分“达菲”成了“香饽饽”，从2001年的全球销售7600万美元飙升至2005年的7亿美元。国内不少人后悔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研究出“达菲”，我们的中药竟让人家先研究出来了。
其实，“达菲”不是中药，中药只要搞成单体，就不再是中药，必然产生毒副作用，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药品寿命也不会长。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共报告了103起与“达菲”有关的毒副作用案例。
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罗宾·麦基的报道——“禽流感药物具有致命威胁”，发现服用“达菲”后的排泄物会污染水源，导致生态灾难。
两年后，2009年5月22日，美国科研人员宣布，经临床验证，现阶段适用的传统季节性流感疫苗对预防眼下全球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毫无作用。
在西方医学史上，“达菲”并非个案。
有资料表明，从1835年西药进入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的均被淘汰了。而这6000多种西药都是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检验、双盲实验，还是被淘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药的审评标准对西药来说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看到，西医治疗学存在四大难题——
一、人不是主体，医生是主体。病人与医生的交流越来越少，其媒介——检测仪器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人并不是靠指标活着，而是靠感觉活着。
二、以确认疾病为前提，误诊率越来越高。这会造成医药的大量浪费，并对病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三、大量使用抗生素。医学专家已经开始恐慌他们的对手——微生物，它具有极强的进化优势。据称，发现青霉素仅一两年，第一批耐药生物便出现了。从那时起，西方医学就陷入了一场生物领域的军备竞赛。一些医学专家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对抗生素都产生了抗药性，那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场灾难。”如果人类无法根绝有害病毒的存在，那么，西方医学与病毒之间的硬性对抗，将会迫使他们永远陷入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不能自拔。
四、用药物代替人的自愈力。现在整个社会文化都在鼓励吃药，滥用药物的趋势越来越重，以至于出现由药物依赖而造成的精神疾患。据资深专家统计分析表明：药物的治疗在诸多因素中其实对健康的维护作用只占了8％，而身体自我康复能力的维护对人体健康的贡献达到50％之多。此外，药害的肆虐也使深受其害的发达国家百姓不寒而栗。
有这样一组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全世界有1/3的病人不是死于自然疾病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用（西）药。
在美国，西药药源性疾病已成为主要疾病之一，是列在心脏病、癌症、肺病、中风之后的第五大疾病。哈佛学者研究表明，每年因为治疗错误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5.7万人，比起因车祸、纵火、他杀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在中国，据推算，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西药不良反应，接近每年死于吸烟引发疾病的人数。与此同时，每年因西药引起不良反应而住院的病人达250万人。
反观中药，应用历史跨越数千年，却没有因其毒副作用而被淘汰者（除了被“借故”除列的关木通），也没有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也从未污染环境。八角无毒而“达菲”有毒，正说明中药与西药的不同。
历史学博士、医疗社会史专家郝先中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废止中医派很难将中医彻底扫除的很大的因素，就是中医药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效验。从本质上来说，一方面，西医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即西医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尤其在内科疑难杂症上中医还有公认的优势。在中药方面，如当时西方医学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理”。更令西医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同样的病可以用同样的药方，同样具有效力，就像科学实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毒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莫及。另一方面，西医面临的是一个务实求验的（中华）民族，只要有了价值与效验，人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尤其当人命关天的时候。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把中医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的后果是，仅用了100多年时间，就“成功”将中医打压得抬不起头。而邻国日本二战后恢复“汉医”，韩国发展韩医，很快在中成药方面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如今，世界中成药贸易，绝大部分被日本所垄断。中国作为中医药大国，中医的发明者，却变得毫无国际竞争力。
所以，我们的科研必须研究中药的四味五性、升降沉浮与归经，必须把祖宗的认药、炮制全面继承下来，才能摆脱中药现代化的困境，让中医药发扬光大。
还有《中医院管理条例》，其中一些规定明显与中医特质不相适应。
俗话说：西医认门，中医认人。西医院越大越好，盖因其设备齐全，科室设置多，技术先进，相互配合才能诊断。而中医几千年来从未建大型医院，且从未设病床，都是家庭病榻。中医十里、八里遍布全国，病人一叫就去，即使太医院为嫔妃看病亦如此；中医不必好多医生联合会诊，在特殊情况下医疗仪器也许会用上派场；每个医生都是全科医生，一个医生就是一个医院，关键在于医生水平要高，所以认人。 要给中医宽松的环境，鼓励中医师、尤其是已从医院退休的老中医自行开业，以方便群众看病。而且，医保应允许到所有中医院、甚至个体中医那里看病。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保险公司也为到中医诊所、针灸诊所看病付费，而我们却将民营中医院、民间诊所排斥于报销范围之外，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中医的振兴，特拨出巨款，打造设备、设施、基建一流的中医院。只是，中医更适宜办诊所，或诊所连锁，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提高中医从业人员的待遇，将中医院建成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市的中医连锁的牵头单位、培训组织单位。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平认为：“在现在的发展模式上，中西医院不平等、不成比例，中医处于被动、点缀地位。如果在西方开诊所，收入会高很多，西医是受到挑战的，包括新药创新等。通过中医的治疗观，西医吸取了中医的精华，最后成了西医的进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中医为体，西医为用’道路是可以走的，但是很漫长，关键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医学是国粹、国宝，应该珍惜和发扬，以便更好地传承下去。”
一个行业的兴衰与否，人才是关键。
如果说民间中医受到种种制约无法正常发展，那么，正规的中医高等教育状况又如何呢？
在某中医药大学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而中医课时仅占33.86%。许多中医院校还把中医药经典作为选修课，而学生也不愿意花时间去背诵经典。
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的一段描述，让人听后心里颇不是滋味：“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激动。”
基于此，近几十年培养的中医毕业生，非但数量不够，基本上不会以中医思维看病，而且毕业后90%甚至95%以上不从事中医临床，或做医药代表或改行他业。
种种原因，导致中华原创之国医已如隔日黄花，实迷途其远矣，觉昨是而今非。
比如，明末清初，民众3亿多人，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民5亿人，有中医50万人，其中注册者27.6万人。今日国民13亿人，中医仅25万余人，其中执业中药师仅2万人，无行医执照（亦即非法行医）的民间医生约15万人。
在中医人数直线下降的同时，西医却由民国初年的几百人上升到1949年的8.7万人；20世纪初，激增到175.1万人；21世纪之初，更高达400多万之众。
今天，我们的医疗卫生官员中，90%出自西医，另外的10%几乎全是“中西医结合人才”
问题还不止于人数骤降。据有关机构调研，现有的25万中医，受西医影响以及将医疗推向市场政策的使然，真正能开汤药处方者不过十分之一，即不足3万人。而且，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出全国著名的中医药大家，许多中医文化的精髓，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内经针法等，通识者已寥若晨星。由此，中医整体水平明显下降，庸医或江湖术士时有曝光，而身患疑难杂症的民众往往找不到好中医，治疗无效则不再信任中医，遂使陷入逆境的中医雪上加霜。
如此情形，何来“中西医并重”？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人士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是孔孟之道，一是传统医学。这两个东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中国新生，就必须破除这两个东西。其时，他们不考虑孔子、孟子学说与儒家礼教的区别，也不必考虑中医治病救人的社会现实，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中医（日本称汉医），所以中国也要废除中医。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后，留学日、美、英、德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西医逐渐完全控制了中国卫生行政管理权，医学院校毕业生大量涌入西医大军，社会舆论也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则被扣上了落后、不科学的帽子。这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二者之间存在着学术、思想宗派之争的必然结果。
随之而来的，还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国人思想西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汉斯·鲁斯克撰写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4500万美元用来“西化”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5亿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几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进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
在这样的思维倾向和外力作用下，中华医学界进入数千年来一剧变的非常时期，暗流涌动，狂涛搅局，中医迎来了历史上两大危机。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基本上是照搬日本教育体制，不将中医教育列入国家教育系统，此为“民元中医漏列案”。次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宣布禁止中医开办学校。经中医界争取，中医人士才得以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医学校。
1929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为汪精卫，他是一个坚定的废中医派。由余云岫倡导，得褚民谊（卫生部长）、颜福庆、伍连德等医界名流的支持，最后由行政院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旧医，即指中医）。
此案一出，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抗争风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提案。
这一“废止旧医案”风波，还引发中国现代医学史一幕戏剧性的故事——
面对余云岫等人必欲铲除中医而快之的咄咄攻势，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孔伯华提议，搞一个中西医擂台赛，用实际结果验证中西医疗效果：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结果，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均较快出院，接爱西医治疗的人却好得不那么清爽。
恰好又在这关键时刻，另一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为汪精卫的岳母治愈了恶性痢疾，令汪精卫再无话说。汪精卫本拒绝中医，但岳母的病西医看不好，只好由家人决定试试中医。汪精卫用了庄子语“美意延年”题字送匾给施今墨。此后，废医案不了了之。汪精卫还允许在南京设立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打击巨大。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舆论所接受，所谓“废医存药”的观点，几乎被认为是中医科学化的唯一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余云岫又一次提出改造中医，方法是把中医都送去学西医，学成了再回来行医。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同时，卫生部主要官员还公开指责中医为“封建医”。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主席对中医的认识不太一样。他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这，缘于毛泽东自己亲身体验到中医的好处。在延安时，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亦不见效果。一次，名中医李鼎铭来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吃了李鼎铭的药，果然就好了，这件事影响到他后来对中医的看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有中医高手，如刘惠民。因了刘惠民为毛泽东治感冒很见效，毛泽东干脆号召全国西医学中医。于是，所谓“中西医结合”成为一项国策。
此后，“封建医”的说法虽然在公开场合不再提了，但这一思想残余并未消除。实际上，以后的卫生路线基本上仍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的水平。2006年10月18日，广州日报刊登了卫生部某中心一位博士的言论，就是这一思想残余的代表：“师徒模式也不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把老中医的经验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框架要更加科学化。”——说明白了，就是中医理论不严谨，整体不科学。
因循上述思维，在当代中国医疗、医学界，各种中医药法规政策都是以“科学的”西医药为样板制定的，希望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从而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医精华的传承。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当今医疗界的“两法、两条例”，即《执业医师法》、《药品法》、《中医药条例》和《中医院管理条例》，无异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四大绊脚石。
比如《执业医师法》，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医的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师承、家传、自学。这三种方法历经中华特色健康之路的实践检验，世代公认其行之有效，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西学东渐，西医院校式的教育固当采用，培养学生系统学习理论，藉此推动中华医学的与时俱进，嘉善可陈，但这不等于说师承、家传、自学的中医教育就是落后的，不可再用。
细看《执业医师法》，明显地对中医传统教育法设限，要求中医师报考资格是必须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而考试内容近半、一多半是西医知识，甚至要考手术衣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
特别须指出的还有，从2002年起，国家把民办的中医院校甚至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学专业全部取消，从而让自学的中医失去了从医的可能。 《执业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据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事实上，有报道称，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那些依据《执业医师法》行事的执法者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反思的事例。
陕西省稷山县骨髓炎医院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医务人员有执业医师证外，其余15名医务人员均为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到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所得为结业证而非毕业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若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法》，他们配制的有些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按照《中医院管理条例》，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是，该医院的疗效有目共睹：迄今为止，该医院已收治近30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为患者和远近民众所称道。
令人费解的“规定”还有：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岂不知，中医是越老越值钱，何以退了休就不准行医？
2007年8月11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一位中医在街道医院工作30年，退休后没了行医证却“非法”行医，被罚了5万元。
中医界人士认为，民间中医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精华，是振兴中医的主要力量之一，要看疗效而不是看文凭。当然，民间医生所学的理论可能不系统，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应该加以引导和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提高，而不能成为不给他们发证的理由。恰好是给他发了行医证，他就归你管了，你就可以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提高了。
程津培，2000年至2008年担任科技部副部长。这位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杜克大学博士后，如今的“铁杆”中医拥趸者，也在《光明日报》撰文疾呼：“应该在思想上、制度上彻底解放中医”；“尽快对《执业医师法》中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条文进行修订，改变有关管理政策，制定符合中医规律的准入考核标准和技术传承制度，加大职业培训力度，解放民间中医，量才使用，把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正常渠道管理，变成国家的财富。”
再说《药品法》和《中医药条例》。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政策研究（总报告）》第20页，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古以来，中医中药是一体，从不分家。一提中医，就包括中药以及中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一个中医，要懂中医理论，要懂药性，会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也要会针灸、按摩、拔罐等，还要会认药、采药、炮制、自制丸散膏丹。他们认药凭眼观、鼻闻、手摸，似乎不科学、不先进，其准确性却并不亚于现代仪器，十分有效而且简单方便，为当代仪器设备所不及。
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中医能治病，药材、炮制是保障。
早在南北朝的梁代，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就对药物产地、采集、炮制、真伪鉴别、贮存等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这对保证药材质量，提高药效都十分重要。
中医药界的人都知道，中药讲究药性，亦即所谓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中医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中医或者说中药技术的一个核心秘密是炮制，通过炙、蒸、煅、烧等方法改变原药材的药性，这是世界其他医药学体系中所没有的。西方植物药只知道用生药，根本不懂炮制。可以说，炮制是中医药的核心机密。
中药材炮制（炙），是中药材加工、制作以入药用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其作用有三：一是加工、洁净去除非入药部分；二是借以减轻或消除毒性，有些药存在毒性甚至剧毒，经过炮、炙、蒸、晒、渍等方法炮制，甚或反复多次的炮制，可以达到减毒或去毒的目的，使病人用药得到安全保障；三是使药物经过炮制以达到增加效力的目的。
中药炮制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成为中医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比如，他们在实践中逐步体会到，生用半夏有毒副作用，但用炮制过的半夏则无毒副反应。又如附子，生用有毒，炮炙过的附子则没有毒副作用，其临床效力不减，甚或更好。
上述经验的日积月累，使炮制逐渐向着专门知识与技术的方向发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集注》、《肘后备急方》等医药学著作，均有关于药材加工、炮制的记述，到刘宋王朝时期（420－479），经过雷的整理研究，形成三卷本的《雷公炮炙论》。
而今，国家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自己亲自炮制中药，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丸散膏丹是中医用药的一部分，只要不拿到市场销售，就不能视为假药。
中国中医药界有一句自律名言：做药就是做良心。
从目前中医药界的实际情况看，继承炮炙技术的老药工越来越少，其徒弟们对炮炙知识与技术有日趋淡化的倾向，由此而影响疗效的实例不断发生，实在令人生畏！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留德博士后舒志军谈道：“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中药是归农产品食品管理的，进入市场流通后就变成药品类管理，这是个问题。自然野生的产出量是恒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的需求量增大，供不应求，人工制作就出现了，虽然使市场得到了缓解，但是药性却下降很多，那自然药的分量就需要比以前更多，但是这和药典就有冲突了。现代年轻医生大多是从科学实验室来认识这些中药药材的。”
对此，程津培剀切建言：要“允许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改革国家监督、管理的机制和办法，以道德机制和乡风民俗为基础，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多年以来，有关部门及人士提出要让中医药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轨道，是没有考虑到中医药的特殊性，或者说特色。 以中药现代化为例，基本上放弃了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剂等中医药的基本路数，而是寻找化学单体、有效成分，讲多组分、多靶点，用生药学替代本草学，用植物化学替代中药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大力推行中药现代化，原意也许很好，但关键在于此现代化的路径和目的是按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还是跟在西医药后面“现代化”。当前中医药研究已不再研究中药的药性，而是研究其化学成分，寻找“有效成分”，分离提取，走到了西药和西方植物药的路上。而这条道路的弊端已不断显现。
这里，不能不提及“达菲”案例。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让瑞士罗氏制药公司从八角茴香中提取出抗病毒的有效成分“达菲”成了“香饽饽”，从2001年的全球销售7600万美元飙升至2005年的7亿美元。国内不少人后悔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研究出“达菲”，我们的中药竟让人家先研究出来了。
其实，“达菲”不是中药，中药只要搞成单体，就不再是中药，必然产生毒副作用，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药品寿命也不会长。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共报告了103起与“达菲”有关的毒副作用案例。
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罗宾·麦基的报道——“禽流感药物具有致命威胁”，发现服用“达菲”后的排泄物会污染水源，导致生态灾难。
两年后，2009年5月22日，美国科研人员宣布，经临床验证，现阶段适用的传统季节性流感疫苗对预防眼下全球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毫无作用。
在西方医学史上，“达菲”并非个案。
有资料表明，从1835年西药进入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的均被淘汰了。而这6000多种西药都是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检验、双盲实验，还是被淘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药的审评标准对西药来说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看到，西医治疗学存在四大难题——
一、人不是主体，医生是主体。病人与医生的交流越来越少，其媒介——检测仪器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人并不是靠指标活着，而是靠感觉活着。
二、以确认疾病为前提，误诊率越来越高。这会造成医药的大量浪费，并对病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三、大量使用抗生素。医学专家已经开始恐慌他们的对手——微生物，它具有极强的进化优势。据称，发现青霉素仅一两年，第一批耐药生物便出现了。从那时起，西方医学就陷入了一场生物领域的军备竞赛。一些医学专家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对抗生素都产生了抗药性，那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场灾难。”如果人类无法根绝有害病毒的存在，那么，西方医学与病毒之间的硬性对抗，将会迫使他们永远陷入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不能自拔。
四、用药物代替人的自愈力。现在整个社会文化都在鼓励吃药，滥用药物的趋势越来越重，以至于出现由药物依赖而造成的精神疾患。据资深专家统计分析表明：药物的治疗在诸多因素中其实对健康的维护作用只占了8％，而身体自我康复能力的维护对人体健康的贡献达到50％之多。此外，药害的肆虐也使深受其害的发达国家百姓不寒而栗。
有这样一组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全世界有1/3的病人不是死于自然疾病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用（西）药。
在美国，西药药源性疾病已成为主要疾病之一，是列在心脏病、癌症、肺病、中风之后的第五大疾病。哈佛学者研究表明，每年因为治疗错误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5.7万人，比起因车祸、纵火、他杀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在中国，据推算，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西药不良反应，接近每年死于吸烟引发疾病的人数。与此同时，每年因西药引起不良反应而住院的病人达250万人。
反观中药，应用历史跨越数千年，却没有因其毒副作用而被淘汰者（除了被“借故”除列的关木通），也没有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也从未污染环境。八角无毒而“达菲”有毒，正说明中药与西药的不同。
历史学博士、医疗社会史专家郝先中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废止中医派很难将中医彻底扫除的很大的因素，就是中医药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效验。从本质上来说，一方面，西医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即西医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尤其在内科疑难杂症上中医还有公认的优势。在中药方面，如当时西方医学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理”。更令西医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同样的病可以用同样的药方，同样具有效力，就像科学实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毒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莫及。另一方面，西医面临的是一个务实求验的（中华）民族，只要有了价值与效验，人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尤其当人命关天的时候。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把中医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的后果是，仅用了100多年时间，就“成功”将中医打压得抬不起头。而邻国日本二战后恢复“汉医”，韩国发展韩医，很快在中成药方面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如今，世界中成药贸易，绝大部分被日本所垄断。中国作为中医药大国，中医的发明者，却变得毫无国际竞争力。
所以，我们的科研必须研究中药的四味五性、升降沉浮与归经，必须把祖宗的认药、炮制全面继承下来，才能摆脱中药现代化的困境，让中医药发扬光大。
还有《中医院管理条例》，其中一些规定明显与中医特质不相适应。
俗话说：西医认门，中医认人。西医院越大越好，盖因其设备齐全，科室设置多，技术先进，相互配合才能诊断。而中医几千年来从未建大型医院，且从未设病床，都是家庭病榻。中医十里、八里遍布全国，病人一叫就去，即使太医院为嫔妃看病亦如此；中医不必好多医生联合会诊，在特殊情况下医疗仪器也许会用上派场；每个医生都是全科医生，一个医生就是一个医院，关键在于医生水平要高，所以认人。 要给中医宽松的环境，鼓励中医师、尤其是已从医院退休的老中医自行开业，以方便群众看病。而且，医保应允许到所有中医院、甚至个体中医那里看病。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保险公司也为到中医诊所、针灸诊所看病付费，而我们却将民营中医院、民间诊所排斥于报销范围之外，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中医的振兴，特拨出巨款，打造设备、设施、基建一流的中医院。只是，中医更适宜办诊所，或诊所连锁，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提高中医从业人员的待遇，将中医院建成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市的中医连锁的牵头单位、培训组织单位。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平认为：“在现在的发展模式上，中西医院不平等、不成比例，中医处于被动、点缀地位。如果在西方开诊所，收入会高很多，西医是受到挑战的，包括新药创新等。通过中医的治疗观，西医吸取了中医的精华，最后成了西医的进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中医为体，西医为用’道路是可以走的，但是很漫长，关键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医学是国粹、国宝，应该珍惜和发扬，以便更好地传承下去。”
一个行业的兴衰与否，人才是关键。
如果说民间中医受到种种制约无法正常发展，那么，正规的中医高等教育状况又如何呢？
在某中医药大学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而中医课时仅占33.86%。许多中医院校还把中医药经典作为选修课，而学生也不愿意花时间去背诵经典。
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的一段描述，让人听后心里颇不是滋味：“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激动。”
基于此，近几十年培养的中医毕业生，非但数量不够，基本上不会以中医思维看病，而且毕业后90%甚至95%以上不从事中医临床，或做医药代表或改行他业。
种种原因，导致中华原创之国医已如隔日黄花，实迷途其远矣，觉昨是而今非。
比如，明末清初，民众3亿多人，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民5亿人，有中医50万人，其中注册者27.6万人。今日国民13亿人，中医仅25万余人，其中执业中药师仅2万人，无行医执照（亦即非法行医）的民间医生约15万人。
在中医人数直线下降的同时，西医却由民国初年的几百人上升到1949年的8.7万人；20世纪初，激增到175.1万人；21世纪之初，更高达400多万之众。
今天，我们的医疗卫生官员中，90%出自西医，另外的10%几乎全是“中西医结合人才”
问题还不止于人数骤降。据有关机构调研，现有的25万中医，受西医影响以及将医疗推向市场政策的使然，真正能开汤药处方者不过十分之一，即不足3万人。而且，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出全国著名的中医药大家，许多中医文化的精髓，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内经针法等，通识者已寥若晨星。由此，中医整体水平明显下降，庸医或江湖术士时有曝光，而身患疑难杂症的民众往往找不到好中医，治疗无效则不再信任中医，遂使陷入逆境的中医雪上加霜。
如此情形，何来“中西医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