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特殊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推进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有效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常态下杭州实践城市有机更新、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促进产城融合、加快结构调整，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重要抓手。
　　杭州至“十三五”期末，要累计基本完成246个村的改造，力度很大。
　　然而，实施城中村改造、由城中村转向新型社区，既不像换一个城市社区的牌子那样简单，也不仅仅是改变居住空间，它其实是一个“村居变城居、农村变社区、村民变市民”，也即全面城市化的过程。
　　“村居变城居”。这是一个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及居住方式转变的物理变化过程。原来的单家独院变成了单元式高层住宅，门前的菜园变成了花园，原来村民交流信息的洗衣埠头变成了文化活动室。“破窗效应”告诉我们，空间状况会影响人的行为。差的环境会让人自暴自弃，而好的环境则会制约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行为也文明起来，以便配得上这样的环境。通过物理环境的转变提升，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变。
　　“农村变社区”。这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变化，从以血缘、亲缘关系维系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以社会契约维系的生人社会，这就要求从重亲情到重法理。更强调法律、规则。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同时，社会管理组织也要从农村行政组织与经济组织一体化的村集体，转向政经分离。这已经涉及行为方式、经济关系的转变。
　　“村民变市民”。由于我国的快速城市化，村民变市民时间很短，要让村民的思想意识及行为方式都符合城市文明的要求，既是最为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对那些年纪较大的村民，习惯了农业、农民角色和农村环境，即使不再从事农业、不再当农民，但那种职业习惯、生活方式已经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致一些农居新小区里，仍然有人在养鸡养鸭、甚至把花园改为菜园干点农活。还存在大操大办丧事、过道堆放杂物等陋习。这个过程和阶段，虽然可以通过教育缩短，但是无法逾越。为此，城市化，化空间易，化人不易。


　　在认识到城中村改造实质上是一个全面城市化的过程后，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来推动转型，加快全面城市化的步伐。
　　一是规划设计先行。通过“一区一统筹”和“一村一方案”两个层面的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在拆除重建、综合整治、拆整结合三种模式中慎重选择城中村改造模式。在规划的过程中，要从改造“地”到关注“人”，包括村民、外来人口、城市居民等各类人群的需求。要从重视“物质形态”到关注“社区活力”。要从政府主导到多方参与，包括政府、集体、村民、社会等各方，重点解决功能提升、改善民生、文化传承、环境改善和消除安全隐患等影响城中村改造发展的问题。重视公共服务配套的完善和原有历史文化的传承，使乡愁得以延续，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精彩一笔，流传后世。对整治模式的建筑及空间，在保证消防安全、交通通行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加强建筑风貌、附属物、第五立面和庭院整治，增加公共空间和绿化空间，提升环境品质。
　　二是統筹考虑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由于低端服务业对低成本空间高度依赖，城中村改造前承担了外来务工人员（包括的哥、快递哥、服务员）住房需求的重任。但随着全市广泛推行“1+N”的城中村货币安置政策，低成本居住空间随改造不断向更远的郊外转移，而工作地点并没有明显改变，加剧了钟摆式交通，电动车横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原有城区低成本住房越来越少，也使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成本大大提高。为此，应当利用10%留用地或闲置厂房统筹建设一些廉租公寓、集体宿舍，以减少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成本及通勤距离。
　　三是及时构建新的社会管理组织。过去，农村行政组织与经济组织一体，村集体经济可以支持城中村的社会管理支出。但随着城中村的改造，村委会要转为居委会，归属街道管理，其它居民也将加入社区，如果不加快转变，将带来利益享受上的纠纷。为此，要及时建立社区居委会与原来的村经济合作社相分离，以应对社区的开放性。同时，城中村改造后，应当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制定居民公约，引入物业管理或采用业主自治管理，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陋习，保持良好的居住生活秩序。
　　四是组织开展社会活动，丰富居民生活。随着住房拆迁，一些城中村村民得到拆迁补偿费后“一夜暴富”。但由于缺乏财富管理的知识，“今朝有酒今朝醉”，加上精神空虚，打麻将赌博现象严重，甚至有人很快就债务累累。为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金钱观就很重要。社区要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课堂加强居民的思想教育和工作技能培训并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其有目标去追求，有事业可干，生活过得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