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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德伦，1917年6月6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唐山丰润区。中国知名指挥家，辅仁大学历史系肄业，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他曾历任中国交响乐团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艺术指导、常任指挥，北京交响乐团顾问等职。
李德伦降生于1917年6月6日早晨6时，按照中国的习惯说法，两个六已经大顺了，三个六当然更加吉利。在他出生第二天，辫帅张勋与段祺瑞的军队在北京城打得不可开交，但这跟襁褓中的李德伦无关。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李德伦几次遇险，却每次都能逢凶化吉，人称“福将”。
李家是回族，阿訇给李德伦起的名字是阿普杜拉阿琪。李家不是书香门第，但做官的父亲很看重子女教育，几度搬家，私塾的老师却形影相随，这使李德伦有机会了解四书五经，甚至七侠五义。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李德伦最早的音乐启蒙也来自母亲的哼唱儿歌。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婚后相夫教子。李德伦小时候非常憨厚，家人也没看出以后有成为音乐家的素质。
二十年代的北京基本上还是故都的模样，工业文明的影响依稀显现，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天桥的杂耍和会馆里的京戏。李德伦家里有唱机，还有京剧名角的唱片。他喜欢唱京戏，就跟着唱机学，像谭鑫培的《卖马》什么的。另外，李德伦的家庭有京剧环境，父亲和杨小楼、余叔岩这些京剧演员都是朋友。当时有名的老开明剧院里间包厢是属于李家的，那时，西洋的电影和音乐只是点缀，像李家这样的殷实家庭，既听京戏也看电影，算是一种时尚。每个电影院里都有音乐乐队，最少的是两个人，一个钢琴一个小提琴，多的有五六个人，给无声电影配乐。很难断定这样的耳濡目染与日后的指挥大师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930年，李德伦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他在学校时非常活跃，话虽不多，但成绩很好，在同学中比较有威信。因为纪律散漫，操行评语得了丙，这使得李德伦无法免试升入高中。他倒是不懊悔，他不怕考试，而且此时音乐的曼妙魔力已经使他着迷，学校考音乐的时候，他的分数是全班最高的。师大附中以理科教学闻名，音乐教育也不偏废。李德伦首先迷上的是钢琴，但学的并不好，没少让音乐老师用铅笔打手指头。那时学校的琴房是开放的，李德伦手痒了就溜进去练，通常琴房里除了李德伦还有就是蚊子，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李德伦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很快，他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他和同学们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他担任会长。虽然校门关闭，但他还是想办法把买来的烧饼送到了游行的第一线。
1935年12月16日，学生运动仍在继续，一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学生涌进了李德伦所在的师大附中的校门，为首的学生登上操场的指挥台，边哭着边控诉国民党的腐败。李德伦被感动了，他使出全身的力量高呼救国的口号，并与另几个同学一起，自告奋勇地打开了学校操场的西便门，带领广大同学冲开了警察的封锁线，在与警察搏斗时，他受伤了。
1936年春天，他参加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1939年初，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李德伦没能及时撤到天津，失去了奔向解放区的机会，在孤独、无奈、彷徨中，他回到了音乐的、艺术的怀抱。
1938年，李德伦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当时，辅仁和燕京是仅有的两所没有被日本人控制的大学。他进入历史系的初衷，是因为看到历史系功课表的课程最少，他觉着可以业余时间学音乐，结果后来发现上当了。历史系功课表虽然不多，但是事多，总得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像辅仁这样的教会大学，音乐还是有其神圣地位的。李德伦把很多时间花在了音乐上，他跑到教堂去听音乐会，他还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历史的课程只好抛在脑后了。
李德伦对音乐的渴望强烈起来，他隐隐约约感到，这是自己可以托付一生的事业。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音乐全方位的学习。恰在此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他的同学冯灿文建议他报考上海的国立音专。就这样，带着母亲准备的一些盘缠，李德伦上路了。他没有告诉父亲，他并不指望父亲能理解他的选择。
在革命洪流中滋生的情缘
上海的一切对李德伦来说都是陌生的。1940年8月，李德伦品尝了游子的孤独滋味。六十年以后，他却说上海是他最喜欢的城市。李德伦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并且与一位上海姑娘结为伉俪，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
李德伦原本想考作曲或者小提琴专业，后来看到考的人太多，就临时改成了大提琴。那时的上海，是中国音乐人心目中的圣地，上海的空气里仿佛都飘荡着音符。工部局乐队在当时的远东是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每星期一次，每星期的节目都是新的。李德伦第一次聆听了真正的交响曲，第一次感受到了巴赫、贝多芬、布朗姆斯的魅力。
抗日战争后期，上海这个孤岛，生活越来越困难。那时候，他们经常到剧场去给话剧配音，李德伦不但配音，有时候还客串在剧场里跑龙套。在黄佐临的苦干剧团，李德伦第一次有机会做指挥，原因是剧团小乐队原来的指挥回老家结婚，李德伦就接替了他。摇摆不定的专业选择至此尘埃落定。他后来淡淡地说，也不是喜欢当指挥，只是赶上了。
在音专几年的学习中，李珏，一位长沙姑娘进入了李德伦的视野。李钰比李德伦早一年入学，小提琴专业。他们交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后的“窗户纸”是因李德伦受伤引发的。那是李德伦意外跌伤，在家休养期间，李珏经常前来探望，于是18岁的少女，与20多岁的少男不由得相互产生好感。但那年头的人都很封闭，加之俩人又都含蓄，所以虽已动心，却都没说出来。
一来二去，时间到了1943年。在一次送李珏回家的路上，李德伦才鼓足勇气正式表达了爱慕之情。原本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再加上爱情，李德伦开始逐渐向李珏传播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富有正义感的李珏很快接受了，他们经常传看进步书籍，相互探讨。在此期间，李德伦和李珏组织参与大量的进步活动，在活动中的突出表现，逐渐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开始怀疑他们是共产党。 1946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党员、著名作曲家瞿希贤找到李德伦争取他加入组织。瞿希贤希望李德伦写一个详细的自传，说明缘由。李德伦立即写了一份详细的自我介绍，将以往的组织关系及以往所做的工作给予说明。就在他要交给组织时，自传却丢失了，这立即引起组织上的警惕。随即，瞿希贤带着一笔钱找到李德伦，希望他去香港暂避。李德伦说，我想去延安！很快，延安传来消息：周恩来副主席欢迎你来延安，这里正需要你。李德伦立即找到李珏，告诉她即将奔赴延安的消息。李德伦说：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就会打回来的。在进城的解放军队伍里，你会看见骑着大马的我。李珏为李德伦准备好行囊，一柳条箱的乐谱，一把大提琴。
在延安，尽管生活极为艰苦，李德伦等知识分子得到了很高的待遇，有白面，有时甚至还有鸡蛋。1946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红色政权的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党中央派人到上海、北京筹集乐器，朱德等人参加了乐团成立大会，团长是贺绿汀，李德伦担任乐团的指挥和教员。这些乐器大概能凑齐双管乐队的编制，但是没有人会演奏。只好选了一批年轻的八路军士兵来学，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把自己与这些洋人的奢侈品联系在一起。李德伦是学习过西洋音乐而又能进行乐团训练的唯一的人。他借着一本乐器法，边学边教，成了个“万能教员”。这促使他在无形中熟悉了各种乐器，为未来的指挥生涯作了准备。
工作在愉快的繁忙中度过。突然有一天，李德伦接到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李珏来延安了！原来，李德伦走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珏终于下决心离家出走，奔赴延安，与心上人共同战斗。
事不凑巧，正赶上胡宗南进攻延安，李德伦所在的中央管弦乐团已经先行撤退，离开延安。李珏到了延安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见到他。可李珏还是积极地参加了多场演出，并在杨家岭为毛主席演出了京剧《玉堂春》。当她撤离延安时，他们终于在黄河边葭县一个叫侯村的地方相见了。自此，李珏与李德伦得以相聚兵合一处，融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
“土八路”里出了个“洋乐队”
1948年刘邓大军南下，7月1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批示：同意李德伦、李珏同志结婚。一年后，正在石家庄演出《赤叶河》的李德伦夫妇接到命令：准备接管北平。第二天，他们坐着胶皮轱辘大车，载着摇篮里的李鹿（李家大女儿）和七月（周巍峙、王昆的儿子）向北平进发。此时的北平已被四野围了个水泄不通，经卢沟桥进入北京，驻扎在青龙桥西侧。一次叶剑英在颐和园召集会议，讲入城条例。散会后，他们走在颐和园的长廊上，看见身穿皮夹克的时髦青年，再看看自己身上的土布军装，一时间，李德伦成长的骄傲油然而生。
几年来的行军、训练、演出，已经使这批人离艺术稍微近了，他们能够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晚会》等中外名曲。在年轻的指挥李德伦的训练下，这些人多少有了一些基本乐理、和声、西洋音乐史等方面的常识。
他们走进清华大学的日子，离北京的最后解放还有40天。清华大学是这些音乐家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在清华园的教授与学生眼中，这批人显得陌生而又令人怀疑。那些被铜油擦得铮亮的乐器捧在他们手中的确显得非常不协调。然而，在第一次联欢晚会结束之后，他们就扭转了清华人的印象。
舞台很小，这些人站在上边显的拥挤。在李德伦的指挥下，演出开始。久经排练的莫扎特的《小夜曲》一奏出来，清华大学的师生就呆了！他们又激动又觉得不可思议：国民党在这里许多年，始终没建立起一支像样的乐团，而土八路里居然产生了洋乐队。
和平谈判成功，北平和平解放了，进城了。他们在夜间乘坐卡车从西直门经平安里、北海，在北池子63号驻扎下来。北平，走的时候它在经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如今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而李德伦、李珏早已成为胜利者之中的一员。
入城式上，李德伦被安排在头车上，那是辆美国道奇十轮大卡车，车上竖立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而李珏在腰鼓队，敲锣打鼓扭秧歌……这一切似乎像是一个梦，一个春天来到的梦。
政治风浪里的交响乐
1952年，李德伦被选送苏联留学，先补习俄语。1952年至1957年，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研究生，师从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在音乐专业、指挥艺术方面均有很大收获，见识了世界许多著名乐队和指挥，有机会亲自指挥过苏联各地及东欧各国等数十个交响乐团，得到丰富的实践经验。
李德伦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乐团首席指挥。在苏联的日子里，他曾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等20多个交响乐团，每当站在指挥台上，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幻景：那些演奏者都是中国人。现在好了，全是中国人的乐团就在他眼前，他的机会来了，他可以施展抱负了。然而，“反右”开始了。
1957年“反右”，李德伦他们回国后都要求参加。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能说而又善说的人，他的命运在等着他。然而，周恩来又一次救了他。上次是爱情，这次是政治：“留学生回国不参加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业务训练停止了，运动成了专业。但他却躲过了右派的陷阱。紧接着“放卫星”又开始了，天天开会。有一个决定，中央乐团每年演出1200场，夜至三点排练打击乐，然后去农村搞文化运动给农民高唱歌曲。他们还得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这就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
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排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李德伦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指挥台上，他眼前真是一群中国人，在《欢乐颂》的辉煌中，他感到前方是光明的。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开始了。他真成了目标，幸而在关键时得到了团领导的保护，他这次受的难还能忍受，只是他渴望的音乐离他更加遥远了。
1960年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在贫穷与饥饿的苦难中，乐团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停止业务活动。之后，“土洋之争”又开始了。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交响乐是搞资产阶级的音乐，要改，必须彻底改。那些从小就开始学小提琴的人，30岁时又开始改学二胡了，他们酸楚地管这叫“三十而立”。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的指示：咱们国家没有几个交响乐队，起码要保住一个交响乐团。不要受损失。但在极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声音显的微弱，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外国的音乐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1963年，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搞西洋艺术的人被贬低的一塌糊涂，几乎没有活路，有人甚至说：“以后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周扬在总结时说：谁说搞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都是革命同志嘛，为什么要搞等级呢？李德伦在会上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以后再开会，请搞民族音乐的同志先坐下，有座位我坐，没有座位我就坐地上。
中央乐团的人没有活儿干了。他们无所事事，等待着一次次新的批评或者批判。精力旺盛的李德伦想为乐团找个出路，许多搞西洋乐的人也在想着办法。他们突然意识到是否能把自己的饭碗与“为工农兵服务”联系在一起，与无产阶级政治联系在一起？莫扎特贝多芬显然不行了。李德伦突然意识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可以搞革命歌曲大联奏。在改编上也不搞更多的发展，仅仅是来几个反复，搞搞简单的配器就演出。老一代的乐团人大概都记得那个场面：当最后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奏完之后，乐队全体起立，高呼口号，观众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大搞京戏革命的年代。当时，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人突然让李德伦等人去看《沙家浜》，这是一个有关于新四军和老乡联合一体打击汉奸的故事，其中有著名的阿庆嫂这一女强人形象。许多人都在试图写出“革命现代京戏”。李德伦看后心想，为什么让他们看这出戏呢？显然是希望他们用西洋乐器结合中国的京戏。这时的他为了中国的西洋音乐也为了自己这二者共同的生存，也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倾向朝着“革命”的一面去靠。他们把戏中“芦荡”一段写成交响乐伴奏，让男高音的美声与京戏结合的方式唱郭建光，然后又加了辉煌的大合唱。当时中央的主管领导看过之后很满意，做出让乐团国庆演出的决定。就是这出戏，以后有了个响亮的名字——“交响乐沙家浜。”
李德伦认为这是不通的，叫清唱剧，甚至大合唱都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能叫交响乐。那是文革前夕，他正在陕西搞社教，准备一回到北京就给领导打电话，说改名的事情。但是刚下火车，李德伦就被挂了牌子，上边写着“反党份子李德伦”。他被关进了牛棚，文化革命真的开始了。
与音乐共存的光阴
1977年，中国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人们隐隐感到，这次春天是真的来了，“解冻”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仿佛也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被冷风包围的中国人尽管仍然穿着御寒的皮衣，但他们的肌肤正被某种与春天关联的气息滋润着，他们等了很久，他们渴望机会，那次与阳光相依的机会。
3月26日，是贝多芬这位被中国遗忘多年的作曲家逝世150周年的日子。李德伦两个月前就在考虑着，计划一件事，他想抓住一次机会，为了自己，为了交响乐，也为了中国。他对贺敬之说，我们应该纪念贝多芬，演奏他的交响乐。贺敬之说，是应该。要报文化部的临时领导小组。文化部讨论后，又报到了中央，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
中央乐团的人都记得演出前排练的那一个月，他们激动、亢奋，有时一天十五六个小时，但他们仍然苦练着。
3月26日，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人们都是早早地来到了剧场，静静地等待着那一个光辉时刻的到来。李德伦在全场听众默默地注视下，身穿黑色的夜礼服走向中心，走向指挥台。他面对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抬起头时，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场内安静极了，人们都看见了一位中国老指挥家的泪水。
由中国人演奏的“贝五”面向全国、向全世界广播，3月27日，世界各大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加以报道这一音乐界的大事件，专门研究中国政策的美国专家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总体政策要发生一次大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年过花甲的李德伦终于迎来了自己艺术生命的春天。但是，高雅艺术的艰难处境不得不使李德伦更多地活跃于舞台之外。李德伦毕竟是福将，文革后的中国宽容了，只是这一切对于音乐和李德伦来说来得有些晚。此时的李德伦已经有了淡泊名利的睿智，音乐成了他唯一的关心。李德伦愿意做个音乐活动人，他奔走于厂矿、学校，像个虔诚的布道者，很多青年指挥家投到他的旗下，他丝毫不吝啬自己的经验，像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一样。
中央乐团后来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李德伦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交响乐整体水准是很低的。在那种状况下，乐队的队员一般都出去了，到录音棚里拉琴赚钱，在集体合作上是很难组合到一块。那个阶段，李德伦始终抓着交响乐队不松手，他还硬性地规定，必须每天上午几个小时的排练，不仅有分声部的排练，还有合作的排练，而且始终坚持演出。这一时期也让李德伦感到非常为难，买票的人很少，又不能全送。但是他坚持的做法确实起到了中国交响乐发展起承转合的作用。
艺术生命在李德伦花甲之后焕发了青春，八十年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演出都有他的身影。他挥洒激情，为自己喝彩。建北京音乐厅是首都音乐界多年来的夙愿，李德伦为此游说了三任文化部长。在北京交响乐团，许多人把李德伦叫做李大爷，乐团排练厅的那把指挥椅是专为李德伦订制的，质地坚硬的水曲柳足以承担他的体重。这之前，李德伦坐坏了乐团好几把椅子。李德伦是乐团的救命恩人。1988年，困境中北京交响乐团面临解散，李德伦坐不住了，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开座谈会，邀请其他人联名写信，劝北京市一定要保留这个乐团。如今，北京交响乐团已经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乐团之一。
1999年岁末，北京正经历着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寒冬。对于音乐和两位老人来说，这个冬天非同寻常。还是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还是李德伦和斯特恩，时间却已跨越了二十年。早在1979年，刚刚从一场灾难中醒来的中国百废待兴，音乐也期待着复苏。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来得正是时候，中国人需要他带来的莫扎特。相隔二十年的两次握手，已经成为他们音乐人生的一部分。在接到邀请的时候，斯特恩曾对来访者说：你是想看看我们有多老吗？斯特恩七十九岁，李德伦也八十二岁了，他是从医院直接赶到剧院的。李德伦已经无法站着指挥，但谁都知道他不会放弃，他想把休止符画得圆满些，很可能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执棒了。作为一个指挥家，李德伦已经享有了世界声誉，许多人更是直呼大师，但他本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他的指挥境界。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巅峰的距离。他所处的环境还无法造就世界级大师，但他并没有苛求环境，他说自己有些懒，也不够认真，就像读书时那样。毁誉，对一位老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该是他安静地听听音乐的时候了。
2001年10月19日，八十四岁的中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与世长辞，告别了他挚爱一生的中国交响乐事业。李德伦长眠在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那片绿色的草地下，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
李德伦，1917年6月6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唐山丰润区。中国知名指挥家，辅仁大学历史系肄业，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他曾历任中国交响乐团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艺术指导、常任指挥，北京交响乐团顾问等职。
李德伦降生于1917年6月6日早晨6时，按照中国的习惯说法，两个六已经大顺了，三个六当然更加吉利。在他出生第二天，辫帅张勋与段祺瑞的军队在北京城打得不可开交，但这跟襁褓中的李德伦无关。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李德伦几次遇险，却每次都能逢凶化吉，人称“福将”。
李家是回族，阿訇给李德伦起的名字是阿普杜拉阿琪。李家不是书香门第，但做官的父亲很看重子女教育，几度搬家，私塾的老师却形影相随，这使李德伦有机会了解四书五经，甚至七侠五义。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李德伦最早的音乐启蒙也来自母亲的哼唱儿歌。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婚后相夫教子。李德伦小时候非常憨厚，家人也没看出以后有成为音乐家的素质。
二十年代的北京基本上还是故都的模样，工业文明的影响依稀显现，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天桥的杂耍和会馆里的京戏。李德伦家里有唱机，还有京剧名角的唱片。他喜欢唱京戏，就跟着唱机学，像谭鑫培的《卖马》什么的。另外，李德伦的家庭有京剧环境，父亲和杨小楼、余叔岩这些京剧演员都是朋友。当时有名的老开明剧院里间包厢是属于李家的，那时，西洋的电影和音乐只是点缀，像李家这样的殷实家庭，既听京戏也看电影，算是一种时尚。每个电影院里都有音乐乐队，最少的是两个人，一个钢琴一个小提琴，多的有五六个人，给无声电影配乐。很难断定这样的耳濡目染与日后的指挥大师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930年，李德伦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他在学校时非常活跃，话虽不多，但成绩很好，在同学中比较有威信。因为纪律散漫，操行评语得了丙，这使得李德伦无法免试升入高中。他倒是不懊悔，他不怕考试，而且此时音乐的曼妙魔力已经使他着迷，学校考音乐的时候，他的分数是全班最高的。师大附中以理科教学闻名，音乐教育也不偏废。李德伦首先迷上的是钢琴，但学的并不好，没少让音乐老师用铅笔打手指头。那时学校的琴房是开放的，李德伦手痒了就溜进去练，通常琴房里除了李德伦还有就是蚊子，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李德伦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很快，他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他和同学们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他担任会长。虽然校门关闭，但他还是想办法把买来的烧饼送到了游行的第一线。
1935年12月16日，学生运动仍在继续，一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学生涌进了李德伦所在的师大附中的校门，为首的学生登上操场的指挥台，边哭着边控诉国民党的腐败。李德伦被感动了，他使出全身的力量高呼救国的口号，并与另几个同学一起，自告奋勇地打开了学校操场的西便门，带领广大同学冲开了警察的封锁线，在与警察搏斗时，他受伤了。
1936年春天，他参加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1939年初，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李德伦没能及时撤到天津，失去了奔向解放区的机会，在孤独、无奈、彷徨中，他回到了音乐的、艺术的怀抱。
1938年，李德伦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当时，辅仁和燕京是仅有的两所没有被日本人控制的大学。他进入历史系的初衷，是因为看到历史系功课表的课程最少，他觉着可以业余时间学音乐，结果后来发现上当了。历史系功课表虽然不多，但是事多，总得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像辅仁这样的教会大学，音乐还是有其神圣地位的。李德伦把很多时间花在了音乐上，他跑到教堂去听音乐会，他还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历史的课程只好抛在脑后了。
李德伦对音乐的渴望强烈起来，他隐隐约约感到，这是自己可以托付一生的事业。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音乐全方位的学习。恰在此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他的同学冯灿文建议他报考上海的国立音专。就这样，带着母亲准备的一些盘缠，李德伦上路了。他没有告诉父亲，他并不指望父亲能理解他的选择。
在革命洪流中滋生的情缘
上海的一切对李德伦来说都是陌生的。1940年8月，李德伦品尝了游子的孤独滋味。六十年以后，他却说上海是他最喜欢的城市。李德伦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并且与一位上海姑娘结为伉俪，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
李德伦原本想考作曲或者小提琴专业，后来看到考的人太多，就临时改成了大提琴。那时的上海，是中国音乐人心目中的圣地，上海的空气里仿佛都飘荡着音符。工部局乐队在当时的远东是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每星期一次，每星期的节目都是新的。李德伦第一次聆听了真正的交响曲，第一次感受到了巴赫、贝多芬、布朗姆斯的魅力。
抗日战争后期，上海这个孤岛，生活越来越困难。那时候，他们经常到剧场去给话剧配音，李德伦不但配音，有时候还客串在剧场里跑龙套。在黄佐临的苦干剧团，李德伦第一次有机会做指挥，原因是剧团小乐队原来的指挥回老家结婚，李德伦就接替了他。摇摆不定的专业选择至此尘埃落定。他后来淡淡地说，也不是喜欢当指挥，只是赶上了。
在音专几年的学习中，李珏，一位长沙姑娘进入了李德伦的视野。李钰比李德伦早一年入学，小提琴专业。他们交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后的“窗户纸”是因李德伦受伤引发的。那是李德伦意外跌伤，在家休养期间，李珏经常前来探望，于是18岁的少女，与20多岁的少男不由得相互产生好感。但那年头的人都很封闭，加之俩人又都含蓄，所以虽已动心，却都没说出来。
一来二去，时间到了1943年。在一次送李珏回家的路上，李德伦才鼓足勇气正式表达了爱慕之情。原本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再加上爱情，李德伦开始逐渐向李珏传播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富有正义感的李珏很快接受了，他们经常传看进步书籍，相互探讨。在此期间，李德伦和李珏组织参与大量的进步活动，在活动中的突出表现，逐渐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开始怀疑他们是共产党。 1946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党员、著名作曲家瞿希贤找到李德伦争取他加入组织。瞿希贤希望李德伦写一个详细的自传，说明缘由。李德伦立即写了一份详细的自我介绍，将以往的组织关系及以往所做的工作给予说明。就在他要交给组织时，自传却丢失了，这立即引起组织上的警惕。随即，瞿希贤带着一笔钱找到李德伦，希望他去香港暂避。李德伦说，我想去延安！很快，延安传来消息：周恩来副主席欢迎你来延安，这里正需要你。李德伦立即找到李珏，告诉她即将奔赴延安的消息。李德伦说：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就会打回来的。在进城的解放军队伍里，你会看见骑着大马的我。李珏为李德伦准备好行囊，一柳条箱的乐谱，一把大提琴。
在延安，尽管生活极为艰苦，李德伦等知识分子得到了很高的待遇，有白面，有时甚至还有鸡蛋。1946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红色政权的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党中央派人到上海、北京筹集乐器，朱德等人参加了乐团成立大会，团长是贺绿汀，李德伦担任乐团的指挥和教员。这些乐器大概能凑齐双管乐队的编制，但是没有人会演奏。只好选了一批年轻的八路军士兵来学，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把自己与这些洋人的奢侈品联系在一起。李德伦是学习过西洋音乐而又能进行乐团训练的唯一的人。他借着一本乐器法，边学边教，成了个“万能教员”。这促使他在无形中熟悉了各种乐器，为未来的指挥生涯作了准备。
工作在愉快的繁忙中度过。突然有一天，李德伦接到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李珏来延安了！原来，李德伦走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珏终于下决心离家出走，奔赴延安，与心上人共同战斗。
事不凑巧，正赶上胡宗南进攻延安，李德伦所在的中央管弦乐团已经先行撤退，离开延安。李珏到了延安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见到他。可李珏还是积极地参加了多场演出，并在杨家岭为毛主席演出了京剧《玉堂春》。当她撤离延安时，他们终于在黄河边葭县一个叫侯村的地方相见了。自此，李珏与李德伦得以相聚兵合一处，融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
“土八路”里出了个“洋乐队”
1948年刘邓大军南下，7月1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批示：同意李德伦、李珏同志结婚。一年后，正在石家庄演出《赤叶河》的李德伦夫妇接到命令：准备接管北平。第二天，他们坐着胶皮轱辘大车，载着摇篮里的李鹿（李家大女儿）和七月（周巍峙、王昆的儿子）向北平进发。此时的北平已被四野围了个水泄不通，经卢沟桥进入北京，驻扎在青龙桥西侧。一次叶剑英在颐和园召集会议，讲入城条例。散会后，他们走在颐和园的长廊上，看见身穿皮夹克的时髦青年，再看看自己身上的土布军装，一时间，李德伦成长的骄傲油然而生。
几年来的行军、训练、演出，已经使这批人离艺术稍微近了，他们能够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晚会》等中外名曲。在年轻的指挥李德伦的训练下，这些人多少有了一些基本乐理、和声、西洋音乐史等方面的常识。
他们走进清华大学的日子，离北京的最后解放还有40天。清华大学是这些音乐家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在清华园的教授与学生眼中，这批人显得陌生而又令人怀疑。那些被铜油擦得铮亮的乐器捧在他们手中的确显得非常不协调。然而，在第一次联欢晚会结束之后，他们就扭转了清华人的印象。
舞台很小，这些人站在上边显的拥挤。在李德伦的指挥下，演出开始。久经排练的莫扎特的《小夜曲》一奏出来，清华大学的师生就呆了！他们又激动又觉得不可思议：国民党在这里许多年，始终没建立起一支像样的乐团，而土八路里居然产生了洋乐队。
和平谈判成功，北平和平解放了，进城了。他们在夜间乘坐卡车从西直门经平安里、北海，在北池子63号驻扎下来。北平，走的时候它在经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如今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而李德伦、李珏早已成为胜利者之中的一员。
入城式上，李德伦被安排在头车上，那是辆美国道奇十轮大卡车，车上竖立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而李珏在腰鼓队，敲锣打鼓扭秧歌……这一切似乎像是一个梦，一个春天来到的梦。
政治风浪里的交响乐
1952年，李德伦被选送苏联留学，先补习俄语。1952年至1957年，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研究生，师从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在音乐专业、指挥艺术方面均有很大收获，见识了世界许多著名乐队和指挥，有机会亲自指挥过苏联各地及东欧各国等数十个交响乐团，得到丰富的实践经验。
李德伦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乐团首席指挥。在苏联的日子里，他曾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等20多个交响乐团，每当站在指挥台上，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幻景：那些演奏者都是中国人。现在好了，全是中国人的乐团就在他眼前，他的机会来了，他可以施展抱负了。然而，“反右”开始了。
1957年“反右”，李德伦他们回国后都要求参加。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能说而又善说的人，他的命运在等着他。然而，周恩来又一次救了他。上次是爱情，这次是政治：“留学生回国不参加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业务训练停止了，运动成了专业。但他却躲过了右派的陷阱。紧接着“放卫星”又开始了，天天开会。有一个决定，中央乐团每年演出1200场，夜至三点排练打击乐，然后去农村搞文化运动给农民高唱歌曲。他们还得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这就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
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排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李德伦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指挥台上，他眼前真是一群中国人，在《欢乐颂》的辉煌中，他感到前方是光明的。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开始了。他真成了目标，幸而在关键时得到了团领导的保护，他这次受的难还能忍受，只是他渴望的音乐离他更加遥远了。
1960年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在贫穷与饥饿的苦难中，乐团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停止业务活动。之后，“土洋之争”又开始了。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交响乐是搞资产阶级的音乐，要改，必须彻底改。那些从小就开始学小提琴的人，30岁时又开始改学二胡了，他们酸楚地管这叫“三十而立”。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的指示：咱们国家没有几个交响乐队，起码要保住一个交响乐团。不要受损失。但在极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声音显的微弱，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外国的音乐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1963年，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搞西洋艺术的人被贬低的一塌糊涂，几乎没有活路，有人甚至说：“以后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周扬在总结时说：谁说搞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都是革命同志嘛，为什么要搞等级呢？李德伦在会上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以后再开会，请搞民族音乐的同志先坐下，有座位我坐，没有座位我就坐地上。
中央乐团的人没有活儿干了。他们无所事事，等待着一次次新的批评或者批判。精力旺盛的李德伦想为乐团找个出路，许多搞西洋乐的人也在想着办法。他们突然意识到是否能把自己的饭碗与“为工农兵服务”联系在一起，与无产阶级政治联系在一起？莫扎特贝多芬显然不行了。李德伦突然意识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可以搞革命歌曲大联奏。在改编上也不搞更多的发展，仅仅是来几个反复，搞搞简单的配器就演出。老一代的乐团人大概都记得那个场面：当最后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奏完之后，乐队全体起立，高呼口号，观众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大搞京戏革命的年代。当时，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人突然让李德伦等人去看《沙家浜》，这是一个有关于新四军和老乡联合一体打击汉奸的故事，其中有著名的阿庆嫂这一女强人形象。许多人都在试图写出“革命现代京戏”。李德伦看后心想，为什么让他们看这出戏呢？显然是希望他们用西洋乐器结合中国的京戏。这时的他为了中国的西洋音乐也为了自己这二者共同的生存，也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倾向朝着“革命”的一面去靠。他们把戏中“芦荡”一段写成交响乐伴奏，让男高音的美声与京戏结合的方式唱郭建光，然后又加了辉煌的大合唱。当时中央的主管领导看过之后很满意，做出让乐团国庆演出的决定。就是这出戏，以后有了个响亮的名字——“交响乐沙家浜。”
李德伦认为这是不通的，叫清唱剧，甚至大合唱都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能叫交响乐。那是文革前夕，他正在陕西搞社教，准备一回到北京就给领导打电话，说改名的事情。但是刚下火车，李德伦就被挂了牌子，上边写着“反党份子李德伦”。他被关进了牛棚，文化革命真的开始了。
与音乐共存的光阴
1977年，中国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人们隐隐感到，这次春天是真的来了，“解冻”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仿佛也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被冷风包围的中国人尽管仍然穿着御寒的皮衣，但他们的肌肤正被某种与春天关联的气息滋润着，他们等了很久，他们渴望机会，那次与阳光相依的机会。
3月26日，是贝多芬这位被中国遗忘多年的作曲家逝世150周年的日子。李德伦两个月前就在考虑着，计划一件事，他想抓住一次机会，为了自己，为了交响乐，也为了中国。他对贺敬之说，我们应该纪念贝多芬，演奏他的交响乐。贺敬之说，是应该。要报文化部的临时领导小组。文化部讨论后，又报到了中央，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
中央乐团的人都记得演出前排练的那一个月，他们激动、亢奋，有时一天十五六个小时，但他们仍然苦练着。
3月26日，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人们都是早早地来到了剧场，静静地等待着那一个光辉时刻的到来。李德伦在全场听众默默地注视下，身穿黑色的夜礼服走向中心，走向指挥台。他面对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抬起头时，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场内安静极了，人们都看见了一位中国老指挥家的泪水。
由中国人演奏的“贝五”面向全国、向全世界广播，3月27日，世界各大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加以报道这一音乐界的大事件，专门研究中国政策的美国专家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总体政策要发生一次大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年过花甲的李德伦终于迎来了自己艺术生命的春天。但是，高雅艺术的艰难处境不得不使李德伦更多地活跃于舞台之外。李德伦毕竟是福将，文革后的中国宽容了，只是这一切对于音乐和李德伦来说来得有些晚。此时的李德伦已经有了淡泊名利的睿智，音乐成了他唯一的关心。李德伦愿意做个音乐活动人，他奔走于厂矿、学校，像个虔诚的布道者，很多青年指挥家投到他的旗下，他丝毫不吝啬自己的经验，像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一样。
中央乐团后来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李德伦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交响乐整体水准是很低的。在那种状况下，乐队的队员一般都出去了，到录音棚里拉琴赚钱，在集体合作上是很难组合到一块。那个阶段，李德伦始终抓着交响乐队不松手，他还硬性地规定，必须每天上午几个小时的排练，不仅有分声部的排练，还有合作的排练，而且始终坚持演出。这一时期也让李德伦感到非常为难，买票的人很少，又不能全送。但是他坚持的做法确实起到了中国交响乐发展起承转合的作用。
艺术生命在李德伦花甲之后焕发了青春，八十年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演出都有他的身影。他挥洒激情，为自己喝彩。建北京音乐厅是首都音乐界多年来的夙愿，李德伦为此游说了三任文化部长。在北京交响乐团，许多人把李德伦叫做李大爷，乐团排练厅的那把指挥椅是专为李德伦订制的，质地坚硬的水曲柳足以承担他的体重。这之前，李德伦坐坏了乐团好几把椅子。李德伦是乐团的救命恩人。1988年，困境中北京交响乐团面临解散，李德伦坐不住了，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开座谈会，邀请其他人联名写信，劝北京市一定要保留这个乐团。如今，北京交响乐团已经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乐团之一。
1999年岁末，北京正经历着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寒冬。对于音乐和两位老人来说，这个冬天非同寻常。还是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还是李德伦和斯特恩，时间却已跨越了二十年。早在1979年，刚刚从一场灾难中醒来的中国百废待兴，音乐也期待着复苏。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来得正是时候，中国人需要他带来的莫扎特。相隔二十年的两次握手，已经成为他们音乐人生的一部分。在接到邀请的时候，斯特恩曾对来访者说：你是想看看我们有多老吗？斯特恩七十九岁，李德伦也八十二岁了，他是从医院直接赶到剧院的。李德伦已经无法站着指挥，但谁都知道他不会放弃，他想把休止符画得圆满些，很可能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执棒了。作为一个指挥家，李德伦已经享有了世界声誉，许多人更是直呼大师，但他本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他的指挥境界。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巅峰的距离。他所处的环境还无法造就世界级大师，但他并没有苛求环境，他说自己有些懒，也不够认真，就像读书时那样。毁誉，对一位老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该是他安静地听听音乐的时候了。
2001年10月19日，八十四岁的中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与世长辞，告别了他挚爱一生的中国交响乐事业。李德伦长眠在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那片绿色的草地下，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