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80后作家颜歌的《我们家》是80后小说中水准较高、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也是颜歌创作中的重要标志，是她笔下“平乐世系”的一部分。这部作品以平乐镇的年轻疯人段逸兴的自述为切入点，揭示了段逸兴家中的家族企业“春娟豆瓣厂”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并进行了大量、琐碎的日常书写、欲望书写。在这种“与庸俗共舞”的创作姿态内里，作家寄寓的态度并不是批判、启蒙，并非要探讨人性的光明或晦暗，而是对平乐镇世俗气息的欣赏乃至迷恋。
　　关键词： 颜歌 我们家 欲望书写 反启蒙
　　《我们家》是“80后”女作家颜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最早于2012年9月，以《段逸兴的一家》为名，发表在《收获》杂志当年的第5期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作品以疯人段逸兴的视角，戏谑地讲述了“我”的爸爸薛胜强繁忙地周旋于豆瓣厂、母亲、妻子、情人之间的故事。“我”在讲述家族长辈的性爱故事、婚外情等不宜为外人道的秘闻时，那种无所顾忌的直白语气，令人发笑。笑过之后，又有酸楚。《我们家》可以成为一部取得实绩的“80后”作家作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作家欣赏着、拥抱着平乐镇日常的庸俗与琐碎，并在无意之中，将这种庸俗和琐碎写就为历史。
　　颜歌书写的起点，在于她对以自己家乡为原型创造出的平乐镇的迷恋。这种迷恋洋溢在《我们家》的字里行间。作家借段逸兴之口描述了薛胜强家的种种丑闻。即便是婚外情、兄弟阋墙，作家语中也不含批判，仿佛这就是平乐人固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尽管这样不够体面，但它真实存在着。“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它”。[1]小小的城乡结合部里，这些终日食辣的乡亲父老，这充斥着海椒味的空气，直接成为了作家灵感的源泉。正如顏歌本人所说“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2]。对于作家而言，城乡接合部作为在城乡裂隙中特殊的存在，多数时是孤芳自赏于狭小的格局中，偶尔能接收到城市文明的微弱讯号，它的人际关系是依从于乡村的，它对生活方式、物质享乐的追求却向城市看齐。它固执地形成一个缺乏包容、流动性弱的体系。作家正是抓住这个平乐镇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写点，打造了一个署名为颜歌的“平乐世系”。作家对笔下的“平乐世系”的情感，除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依恋，更有赏玩自己所构筑出的体系的痴迷。
　　出于迷恋、出于尊重，作家拒绝批判、拒绝探讨。《我们家》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是薛胜强的疯人女儿段逸兴。段逸兴的思维世界是一切叙述得以展开的前提。疯癫的段逸兴作为叙述者，涵括了两重意蕴：以疯癫作为叙述的切入点，既是选择了暴露常人不会吐露、情感上难以接受的羞臊事实，也是选择了玩世不恭的戏谑语调。段逸兴其人身份的存在，作为一种独特的视点，揭橥了叱咤平乐镇的“春娟豆瓣厂”家族辉煌外衣下不可告人的秘密，召唤着对这里的生存秩序的颠覆，引导着《我们家》的创作走向了生活的另一面。这样的创作视点无异于双重的疏离：使疯人“我”远离了平乐镇以外更广阔的世界，视域仅限制在平乐小镇的狭小范围内，从而断绝了使得这部作品成为潜在的启蒙文本的可能性，拒绝批判，以及由人性的光明或晦暗引发的深刻思考；而对读者而言，作家这种自言自语的笔调又极像一种“拒绝被阐释”的姿态。越是这样的姿态，越令人怀疑作家是否别有深意。而且，“我”在叙述家中的大小事件时，是将当前之事和过去之事穿插书写，加之大量原汁原味的四川方言的运用，给诸多读者的理解造成了混乱。作家是否有被理解、被读懂的愿望，令人疑惑。正如作家所说“这个故事有点慢，睡瞌睡前看一看”，在作家独自构筑的叙事的外壳之下，仿似隐藏着更多秘密，而这秘密便是作家的创作姿态——轻逸地拥抱庸俗、拥抱日常的琐碎。
　　《我们家》深切地展现了这种对琐碎、庸常乃至庸俗的喜爱。《我们家》这部作品教会了颜歌“如何更贴身地来处理日常的粗鲁”。[3]《我们家》中完全不避忌俗字、俗语、俗句，甚至一反伦常地描写“我”父亲薛胜强那些不可告人的风流韵事中的细节。整部小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开头，它是这样开始的：“在爸爸的手机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这个号码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响起来。
　　有时候是厂里开会，爸爸正训着门市部那几个嘻哈打笑的女售货员；有时候是和外头的朋友们喝酒，五个人喝到第三瓶茅台，包房里烟熏火燎；有时候更加糟糕了，爸爸正和女人们做爱，或许是妈妈，或许是别的倒生不熟的婆娘。总而言之，事情正到酣畅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听到这曲子，爸爸先自软了三分，等看到上面的名字确凿是‘妈妈’，他便连送起腰杆的力气都没了。爸爸像鸡毛一样飘下来，捡起电话，对着话筒，暗暗清了清嗓子，走到走廊里去，叫了声‘妈’。”[4]这样一个可见作者笔力的开头，
　　基本交代了人物关系。爸爸薛胜强是厂领导，热衷于胡吃海塞，热衷于和女人做爱，薛母是家庭关系中不可撼动的存在。还有，爸爸在做爱的时候总有很多怪话要骂：“龟儿子的这些瓜婆娘”，“总有一天老子要弄死你们”，以及诸如“狗日的”、“X婆娘”这种十分市井的语言，都经常出现于小说中。这些粗俗的语言以作家戏谑的笔调写出，却几乎不含嘲讽之意。作家不是以拯救浑噩无聊的小镇生活的救世主出现，而是探讨人如何与自己的欲望、与自己的平凡乃至平庸和睦相处，如何接受自己欲望的庸俗，从而显示出向庸俗的日常生活趋近的姿态。在段逸兴的倾诉后方，游荡着的是作者归依日常的灵魂。
　　《我们家》作为一个关于欲望、关于生活的文本都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历史也好，人生也好，生活也罢，就是由无数的琐碎之事、细枝末节的欲望组成。日常的欲望也并非遭到了压抑才有被同情、被书写的价值，作家也并非一定要以救苦救难的眼光来悲悯于土大款薛胜强的空洞与乏味，或是批判其在婚姻中的不忠。所以，面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以及小说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颜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另一方面，我对小说这件事也充满了悲观：我怀疑它是否有能力真正地反映芜杂的生活，我怀疑它对世界上的人是否有用，我怀疑它的出现和被阅读归根结底都是无聊的结果。”[5] 　　尽管在面对历史的书写时，她徘徊于门边的态度是那样的犹豫和隐晦，但正因为作家拥抱琐碎的日常，拥抱“庸俗”时那种颇有几分搞怪的“轻逸”[6]。“最开始，我爸爸知道我准备写一个关于‘郫县豆瓣’的小说，对我说：‘你应该写成一个史诗性的故事，讲讲郫县豆瓣的历史，写几个家族的几代纷争，要写出厚重感。’……我是真的没那本事——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意识到自己没有那样的本事。于是本来可以改编历史大戏的‘郫县豆瓣传奇’被我写成了一个豆瓣厂长在老母亲，老婆和二奶中间打转的尴尬故事……”[7]可见，颜歌实在无意于史诗作品的书写，也无意于对人生深刻意义的揭示，在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书写上，颜歌做了一个示范，正所谓“无就是有”。当作家兀自欣赏着平乐镇辛香的空气时，却几乎写尽了薛家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变迁，意外地完成了薛家三代人生存年谱的书写，文本的时间跨度和容纳的范围丝毫不小。比如，豆瓣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是薛老太家的祖产，后来进行商业改造。“文革”期间，薛老太吃尽了苦头，干了豆瓣厂最脏、最累的活儿。改革开放之后，薛老太又被请回来管理豆瓣厂。
　　颜歌的写作虽然轻逸，但落脚却是踏实的。或许因为平乐镇是她的根系，以平乐小镇为创作背景的《我们家》以及此后出版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颜歌的文字，是不浮夸的。加之将四川方言在创作中进行了纯熟运用，她的文字已经在实验般的新鲜之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然而，颜歌在艺术上的优势，也正是她可能面对的缺陷所在。当颜歌逐渐熟稔于她的“平乐世系”的塑造，笔下的平乐镇架構日渐完善的时候，她的艺术手法或许会和她的“平乐世系”呈现一种失衡状态，毕竟，这个体系是需要她以“镇长”的身份，来进行更多道德评价的。
　　参考文献：
　　[1][2][3][5][7]颜歌.代序：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平乐镇伤心故事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颜歌.我们家[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6]“轻逸”一词，是廖海杰在《川味的轻逸与密集的私情——读颜歌长篇小说〈我们家〉》中提出。他认为颜歌的《我们家》有着卡尔维诺所期许的“轻逸”的美学质地。
　　老师评语：
　　文章不拘泥于小说文本细节，而是对颜歌小说创作的动机、风格以及价值进行准确的概括和层层深入的分析，表现出很好的文学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