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4岁的李秀英，是一名“赡养人”。她赡养的对象，是自己74岁的女儿侯昌凤。
好像回到了70多年前，妈妈照顾着女儿。
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街头，李秀英和侯昌凤以特殊的方式养老。母亲年龄虽大，但还有劳动能力，每日去捡瓶子卖钱，女儿因为患病只能依靠母亲的照顾。
户籍制度的僵硬、低覆盖的养老保障、贫困人群的无力，让这个个例故事，看起来不那么特殊。
“桃姐”和女儿
33岁的李秀英从安徽无为县来到北京，是在1951年。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成为了一户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带大了雇主家的四个孩子。李秀英说，那时，没有牛奶，没有糖，也没有饼干，六个月后就得喂饭，带孩子比较辛苦，可自己很快乐。
1964年，李秀英跟随雇主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与王府井大街仅仅隔着一个通道。
保姆的身份，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李秀英与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桃姐”。
香港电影《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最终为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
和“桃姐”类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无所依。
李秀英老伴儿死得早，她也不愿意再嫁人。除了女儿侯昌凤，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买来硫黄霉素，可儿子一顿就把药都吃了，头发烧光，胃也烧焦了，“得胃癌死了。”
当年一手带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赡养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通过努力，给李秀英落了户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还给她办了社保。
90岁时，一次上楼收废品时，李秀英摔断了腿。她医保所在的医院不收，“岁数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女儿”帮她找医院，打听哪个医院接骨头接得好。后来，“大女儿”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医院，做了手术，住了70天，花了7万块钱。出院后，“大女儿”还给李秀英买了一个碳钢的行走辅助支架，方便走路。
“对我这个腿，很上心，”李秀英摸着打有钢板、钉有四根钉子的右腿，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舒展开，笑了，“医生说，我开刀的时候，她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和母亲的“幸福”相比，女儿侯昌凤可谓“老无所依”。
30年前，侯昌凤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投奔母亲。
侯昌凤有四个女儿，一个大儿子，按照传统“多子多福”的说法，她的养老应该无忧，可是她却没人养。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侯昌凤几乎是一身的病。儿子还注销了她的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低保，意味着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凤成了“黑人”。
在侯昌凤的描述里，儿子骆成福不孝顺，还阻拦其他几个女儿养她。
侯昌凤后悔把儿子宠坏。她说，儿子小时候淘气，常挨丈夫的打，她便拼命护着；儿子受伤，她更是磕头烧香求神灵庇护，“但没想到他却注销了我的户口。”
手有残疾没法工作的侯昌凤，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她只有投奔母亲。“我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户口，我是个残废，”侯昌凤话里带着哭腔，“我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岁后享受的低保，可以养活娘俩，攒钱给女儿治病。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生活平静地好像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亲节前一天，一组名为“那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妈妈”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张。
白色帽子，蓝色褂子，竖杠条纹围裙，右手蓝绿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树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子，这样一个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间，在周围富丽堂皇的商铺和灯光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感动，好想去看她们，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泪流满面。”一位网友说。
其实，这只是李秀英无数“拾荒”夜晚中的一个。
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着行走辅助支架，出来捡瓶子和纸盒。她的腿脚不方便，半个小时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着一个“大尾巴”一样。
慢慢的，周围的商户、小卖部的老板和环卫工人，都认识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怜，都把废品给她留着，等她上门来取。
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户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没人管，也只能帮她攒几个瓶子。”李秀英年纪大，动作慢，抢不过别人。每捡一个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着腰，头几乎探进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两个捡瓶子的为一个瓶子吵吵起来，她说，别为一个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个瓶子给了其中一人。
其实，李秀英捡瓶子，一个月最多也卖不到100块钱。前几天，收废品的人告诉她，现在瓶子一个8分了。李秀英听了，有些失望，“降了2分钱啊。”
女儿侯昌凤的手有残疾，不能拎重物，不能帮母亲一起出去捡瓶子。她只能到商户那里，把一些轻便的废纸盒装在一个箱子里，用绳子拖回去。
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她用干瘦的手给女儿揉揉变形的手，一脸的心疼。
这是一间不到7平米的屋子，屋里开着灯，可就跟没开一样。左边有张上下床，床边摆着一张木桌子，墙壁发黄，有的地方墙皮还掉了下来，弥散着一股霉味儿。整个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25寸的电视机，还是别人送的。
李秀英和侯昌凤的很多衣服，也是别人送的。“好心人多。”李秀英说。
那组图片以及后来媒体的报道所引发的众多关注，为母女俩带来了更多的好心人。他们来到王府井大街，找到李秀英和侯昌凤，有的帮她们捡瓶子，有的则直接给她们钱。
面对绝大多数好心人，李秀英选择了“拒绝”。比如，别人要进屋里来看看，她们死活不让进。
周围的一些人慢慢理解李秀英的苦心，“她真的是想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女儿。”而一个人，李秀英没有办法“拒绝”。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
6月6日上午，王府井菜厂胡同，在一扇门牌号为“甲3”的朱漆木门前，骆成福按下了门铃。 木门另一侧，他的母亲侯昌凤正在清扫地面上的垃圾。
骆成福是前一天晚上，搭乘火车从合肥赶到北京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银桥镇派出所谭警官和村委会叶主任。
谭警官介绍说，无为县公安局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李秀英“拾荒养活74岁生病女儿”的报道后，得知侯昌凤至今没有户口，民警查阅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档案，找到了侯昌凤的个人信息，当时其登记的名字还是“侯常凤”。
“无为县公安局局长亲自批示，决定‘特事特办’，让民警来京为侯昌凤补办户口。”谭警官说。
听到门铃声，侯昌凤快步走上前去开门。木门打开的一瞬间，两人同时愣住了。
“妈，我是你的儿子啊，来看你了。”
侯昌凤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提着扫帚，似乎没听到这句话，只是愣在那儿，簸箕里的纸屑滑到地上。
“你不是我的儿子吗？你怎么来了？”半晌，侯昌凤开口说道。她不再说话，转身放下手中的活儿，带着儿子一行几人进了屋。
听到外孙来了，李秀英开心地喊起了骆成福的乳名，“宝宝啊，你可胖了，冷不丁认不出来了。”
在李秀英的记忆里，骆成福“不怎么做事”，来过自己这里却从来不买什么东西，她看外孙可怜，给过他1000块钱，可外孙再来要，她就拒绝了。
“我和他说，对面就是派出所，你去问他们，他说我给你，我就是要饭也给你，后来就不来了。”李秀英说。
可现在，李秀英把香蕉塞到骆成福手里，看着外孙吃。
她仰起头，端详着，“宝宝啊，你的头发怎么还白了？”“你和你妈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鼻梁比你妈好看。”“可你眼皮怎么是肿的？”
与李秀英的热乎儿不同，一旁的侯昌凤别过头去，故意避开儿子的目光，一句话也不说。
骆成福也觉得委屈。23岁时，他当兵时受了伤，在北京做手术，母亲侯昌凤从老家赶来照顾他，可侯昌凤手有残疾，做事不太利索，骆成福就经常对母亲发火，“让她很伤心。”
伤心了的侯昌凤直到丈夫去世，才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后来又来了北京，就再也没有回去。骆成福承认是自己让母亲没了户口，“为了逃避人头税。”
他说，1999年后，农村户口由镇政府管理变为由乡镇派出所统一管理，需要个人上报家庭成员信息，当时他家境贫困，母亲又长期住在北京，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没将母亲侯昌凤的信息上报。
骆成福不会想到，仅仅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让母亲陷入十多年的“黑户”阴影里。
村委会主任为侯昌凤拍了照片，谭警官又让她在户口补办询问记录上按了手印。走完这些程序，侯昌凤就能找回户口了。
有了户口，侯昌凤只要每年交50元钱，就可以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生病在北京住院，也可以回安徽老家报销。此外，她还可以享受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60元的补助。
骆成福想接外婆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老，可遭到了两人的拒绝。“我不回去，你妈也要在这里陪我呢。”李秀英说。
明堂村村委主任叶斌也想借机撮合母子团圆，劝侯昌凤回老家养老。侯昌凤同样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侯昌凤坚定地说，“妈妈死了，我也跟着死了。”
知足
类似这样的话，一直存在于这对母女的生活中：“我死了，你怎么办？”“一块死，活着没有意思。”
5月26日，清晨，李秀英和侯昌凤起得很早。她们俩要从王府井赶去昌平一家中医院做体检。医院负责人看到新闻后，希望免费为母女俩做次体检。
这是刘秀英和侯昌凤10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前一天晚上，侯昌凤特意洗了头，李秀英则脱掉平日拾荒的行头，换上了一顶干净的白布帽子。
每做完一项检查，李秀英都作揖感谢医生和志愿者，还不时向外张望，放心不下女儿。
检查结果出来，李秀英的血糖有点高，心脏供血也不好，可肝脾胰脏肾功能都很好。可女儿侯昌凤的情况却很糟糕，检查时她几度昏厥，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告诉李秀英，侯昌凤的心跳过慢，随时有猝死的可能，一定不能情绪激动，要少运动。对于现在的生活，李秀英很知足。她说自己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原来把咸菜汤倒进锅里，当盐，现在好多了。”
旁边一家安保公司，每天会给李秀英和侯昌凤送来饭菜，“干净的，剩下的。”母女俩吃不了，就把饭菜倒在一个桶里，放在门口，给附近的流浪者吃。
母女俩还养了八只流浪猫，三只大猫，五只小猫。
院子拆了怎么办？李秀英一点儿也不担心，反而笑了：“我有户口，落在这个房子上，房子一拆，我就发了！”
母女俩居住的这间小屋，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旁边。
指着对面的新东安商场，李秀英笑着说：“就是这个商场，开张的时候我还拿到了遮阳补助费呢，其实院子里阳光一点也不少，这大门口早上也有太阳。”
以李秀英的条件，她可以去养老院，可她不愿意去。“我进去了，女儿怎么办？她没（北京）户口，进不去。”
每天，李秀英还是出去捡瓶子，生活仍然像过去十多年一样，几乎没有改变。
好像回到了70多年前，妈妈照顾着女儿。
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街头，李秀英和侯昌凤以特殊的方式养老。母亲年龄虽大，但还有劳动能力，每日去捡瓶子卖钱，女儿因为患病只能依靠母亲的照顾。
户籍制度的僵硬、低覆盖的养老保障、贫困人群的无力，让这个个例故事，看起来不那么特殊。
“桃姐”和女儿
33岁的李秀英从安徽无为县来到北京，是在1951年。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成为了一户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带大了雇主家的四个孩子。李秀英说，那时，没有牛奶，没有糖，也没有饼干，六个月后就得喂饭，带孩子比较辛苦，可自己很快乐。
1964年，李秀英跟随雇主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与王府井大街仅仅隔着一个通道。
保姆的身份，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李秀英与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桃姐”。
香港电影《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最终为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
和“桃姐”类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无所依。
李秀英老伴儿死得早，她也不愿意再嫁人。除了女儿侯昌凤，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买来硫黄霉素，可儿子一顿就把药都吃了，头发烧光，胃也烧焦了，“得胃癌死了。”
当年一手带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赡养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通过努力，给李秀英落了户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还给她办了社保。
90岁时，一次上楼收废品时，李秀英摔断了腿。她医保所在的医院不收，“岁数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女儿”帮她找医院，打听哪个医院接骨头接得好。后来，“大女儿”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医院，做了手术，住了70天，花了7万块钱。出院后，“大女儿”还给李秀英买了一个碳钢的行走辅助支架，方便走路。
“对我这个腿，很上心，”李秀英摸着打有钢板、钉有四根钉子的右腿，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舒展开，笑了，“医生说，我开刀的时候，她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和母亲的“幸福”相比，女儿侯昌凤可谓“老无所依”。
30年前，侯昌凤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投奔母亲。
侯昌凤有四个女儿，一个大儿子，按照传统“多子多福”的说法，她的养老应该无忧，可是她却没人养。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侯昌凤几乎是一身的病。儿子还注销了她的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低保，意味着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凤成了“黑人”。
在侯昌凤的描述里，儿子骆成福不孝顺，还阻拦其他几个女儿养她。
侯昌凤后悔把儿子宠坏。她说，儿子小时候淘气，常挨丈夫的打，她便拼命护着；儿子受伤，她更是磕头烧香求神灵庇护，“但没想到他却注销了我的户口。”
手有残疾没法工作的侯昌凤，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她只有投奔母亲。“我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户口，我是个残废，”侯昌凤话里带着哭腔，“我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岁后享受的低保，可以养活娘俩，攒钱给女儿治病。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生活平静地好像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亲节前一天，一组名为“那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妈妈”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张。
白色帽子，蓝色褂子，竖杠条纹围裙，右手蓝绿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树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子，这样一个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间，在周围富丽堂皇的商铺和灯光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感动，好想去看她们，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泪流满面。”一位网友说。
其实，这只是李秀英无数“拾荒”夜晚中的一个。
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着行走辅助支架，出来捡瓶子和纸盒。她的腿脚不方便，半个小时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着一个“大尾巴”一样。
慢慢的，周围的商户、小卖部的老板和环卫工人，都认识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怜，都把废品给她留着，等她上门来取。
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户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没人管，也只能帮她攒几个瓶子。”李秀英年纪大，动作慢，抢不过别人。每捡一个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着腰，头几乎探进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两个捡瓶子的为一个瓶子吵吵起来，她说，别为一个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个瓶子给了其中一人。
其实，李秀英捡瓶子，一个月最多也卖不到100块钱。前几天，收废品的人告诉她，现在瓶子一个8分了。李秀英听了，有些失望，“降了2分钱啊。”
女儿侯昌凤的手有残疾，不能拎重物，不能帮母亲一起出去捡瓶子。她只能到商户那里，把一些轻便的废纸盒装在一个箱子里，用绳子拖回去。
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她用干瘦的手给女儿揉揉变形的手，一脸的心疼。
这是一间不到7平米的屋子，屋里开着灯，可就跟没开一样。左边有张上下床，床边摆着一张木桌子，墙壁发黄，有的地方墙皮还掉了下来，弥散着一股霉味儿。整个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25寸的电视机，还是别人送的。
李秀英和侯昌凤的很多衣服，也是别人送的。“好心人多。”李秀英说。
那组图片以及后来媒体的报道所引发的众多关注，为母女俩带来了更多的好心人。他们来到王府井大街，找到李秀英和侯昌凤，有的帮她们捡瓶子，有的则直接给她们钱。
面对绝大多数好心人，李秀英选择了“拒绝”。比如，别人要进屋里来看看，她们死活不让进。
周围的一些人慢慢理解李秀英的苦心，“她真的是想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女儿。”而一个人，李秀英没有办法“拒绝”。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
6月6日上午，王府井菜厂胡同，在一扇门牌号为“甲3”的朱漆木门前，骆成福按下了门铃。 木门另一侧，他的母亲侯昌凤正在清扫地面上的垃圾。
骆成福是前一天晚上，搭乘火车从合肥赶到北京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银桥镇派出所谭警官和村委会叶主任。
谭警官介绍说，无为县公安局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李秀英“拾荒养活74岁生病女儿”的报道后，得知侯昌凤至今没有户口，民警查阅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档案，找到了侯昌凤的个人信息，当时其登记的名字还是“侯常凤”。
“无为县公安局局长亲自批示，决定‘特事特办’，让民警来京为侯昌凤补办户口。”谭警官说。
听到门铃声，侯昌凤快步走上前去开门。木门打开的一瞬间，两人同时愣住了。
“妈，我是你的儿子啊，来看你了。”
侯昌凤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提着扫帚，似乎没听到这句话，只是愣在那儿，簸箕里的纸屑滑到地上。
“你不是我的儿子吗？你怎么来了？”半晌，侯昌凤开口说道。她不再说话，转身放下手中的活儿，带着儿子一行几人进了屋。
听到外孙来了，李秀英开心地喊起了骆成福的乳名，“宝宝啊，你可胖了，冷不丁认不出来了。”
在李秀英的记忆里，骆成福“不怎么做事”，来过自己这里却从来不买什么东西，她看外孙可怜，给过他1000块钱，可外孙再来要，她就拒绝了。
“我和他说，对面就是派出所，你去问他们，他说我给你，我就是要饭也给你，后来就不来了。”李秀英说。
可现在，李秀英把香蕉塞到骆成福手里，看着外孙吃。
她仰起头，端详着，“宝宝啊，你的头发怎么还白了？”“你和你妈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鼻梁比你妈好看。”“可你眼皮怎么是肿的？”
与李秀英的热乎儿不同，一旁的侯昌凤别过头去，故意避开儿子的目光，一句话也不说。
骆成福也觉得委屈。23岁时，他当兵时受了伤，在北京做手术，母亲侯昌凤从老家赶来照顾他，可侯昌凤手有残疾，做事不太利索，骆成福就经常对母亲发火，“让她很伤心。”
伤心了的侯昌凤直到丈夫去世，才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后来又来了北京，就再也没有回去。骆成福承认是自己让母亲没了户口，“为了逃避人头税。”
他说，1999年后，农村户口由镇政府管理变为由乡镇派出所统一管理，需要个人上报家庭成员信息，当时他家境贫困，母亲又长期住在北京，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没将母亲侯昌凤的信息上报。
骆成福不会想到，仅仅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让母亲陷入十多年的“黑户”阴影里。
村委会主任为侯昌凤拍了照片，谭警官又让她在户口补办询问记录上按了手印。走完这些程序，侯昌凤就能找回户口了。
有了户口，侯昌凤只要每年交50元钱，就可以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生病在北京住院，也可以回安徽老家报销。此外，她还可以享受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60元的补助。
骆成福想接外婆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老，可遭到了两人的拒绝。“我不回去，你妈也要在这里陪我呢。”李秀英说。
明堂村村委主任叶斌也想借机撮合母子团圆，劝侯昌凤回老家养老。侯昌凤同样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侯昌凤坚定地说，“妈妈死了，我也跟着死了。”
知足
类似这样的话，一直存在于这对母女的生活中：“我死了，你怎么办？”“一块死，活着没有意思。”
5月26日，清晨，李秀英和侯昌凤起得很早。她们俩要从王府井赶去昌平一家中医院做体检。医院负责人看到新闻后，希望免费为母女俩做次体检。
这是刘秀英和侯昌凤10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前一天晚上，侯昌凤特意洗了头，李秀英则脱掉平日拾荒的行头，换上了一顶干净的白布帽子。
每做完一项检查，李秀英都作揖感谢医生和志愿者，还不时向外张望，放心不下女儿。
检查结果出来，李秀英的血糖有点高，心脏供血也不好，可肝脾胰脏肾功能都很好。可女儿侯昌凤的情况却很糟糕，检查时她几度昏厥，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告诉李秀英，侯昌凤的心跳过慢，随时有猝死的可能，一定不能情绪激动，要少运动。对于现在的生活，李秀英很知足。她说自己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原来把咸菜汤倒进锅里，当盐，现在好多了。”
旁边一家安保公司，每天会给李秀英和侯昌凤送来饭菜，“干净的，剩下的。”母女俩吃不了，就把饭菜倒在一个桶里，放在门口，给附近的流浪者吃。
母女俩还养了八只流浪猫，三只大猫，五只小猫。
院子拆了怎么办？李秀英一点儿也不担心，反而笑了：“我有户口，落在这个房子上，房子一拆，我就发了！”
母女俩居住的这间小屋，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旁边。
指着对面的新东安商场，李秀英笑着说：“就是这个商场，开张的时候我还拿到了遮阳补助费呢，其实院子里阳光一点也不少，这大门口早上也有太阳。”
以李秀英的条件，她可以去养老院，可她不愿意去。“我进去了，女儿怎么办？她没（北京）户口，进不去。”
每天，李秀英还是出去捡瓶子，生活仍然像过去十多年一样，几乎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