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子民，上帝的光，250岁的寿星
　　夜里抵达波恩，从火车站上巴士时向司机打听：“是去贝多芬家的方向吗？”中年司机微微一笑，一边点了点头。这是见惯不惊的笑容。
　　但有朝圣心情的可不光是游客。来波恩之前，我在奥地利国立图书馆看了一场贝多芬诞辰250年特展，展览主题就叫做“贝多芬：世界子民，上帝的光”。
　　第二天一早，我步行来到莱茵河畔的贝多芬管弦乐团办公室。为我开门的马库斯是波恩本地人，原本是位小提琴手，可惜一次事故伤了左手，只能在乐团从事行政工作。他说，一年到头无论走到哪里都躲不过贝多芬，有时也觉得没意思，“可是谁让他是如此伟大的作曲家呢”？
　　“哪里都躲不开的贝多芬”，1770年在位于今日波恩街20号的公寓楼里诞生，其全名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来自弗莱芒语（他的祖父来自欧洲弗莱芒地区）。这是一幢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住户大多是当时选帝侯（即德意志诸侯中有权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诸侯）任命的为宫廷做事的雇员。贝多芬22岁就离开波恩搬到了维也纳，直到1827年去世。这期间，波恩街20号附近多有变化。1840年，经贝多芬的童年伙伴弗兰茨·格哈德·维格勒确认，外墙为巴洛克岩石的就是“贝多芬家”。1889年，由政府支持的“贝多芬家总署”成立。
　　今日，波恩街上大部分房子都保存着18世纪下半叶的样貌。这一带的建筑能保存下来，说来也是运气。毕竟二战尾声时波恩遭受空袭，老城中心一带都成了废墟。如今的歌剧院是60年代重建起来的，以贝多芬命名的音乐厅也是同时期的建筑，从四年前开始推倒重建。我问波恩歌剧院与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德尔克·卡夫坦关于新音乐厅的计划，他自嘲地说：“你是说新音乐厅吗？那就是典型的德国工程。你知道从十多年前开始建到现在还没完工的柏林国际机场吧？我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
　　在贝多芬音乐厅附近的草地上，有一座十分惹眼的艺术作品：1986年的贝多芬节时，来自杜塞尔多夫的雕塑家克劳斯·坎姆里克斯用混凝土创作了一座巨大的贝多芬头部雕像，取材于画家约瑟夫·卡尔·斯蒂勒1819年为贝多芬所绘的著名肖像。必须站远一点，才能欣赏这部作品的妙处。一天内阳光投影在不同之处，雕像的面部线条也随之变化，神态也跟着在变化。这座雕塑今日已成为波恩的地标，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可惜雕塑正好坐落在音乐厅的大工地上，被一同“隔离”了，游人不得入内。
　　在波恩，贝多芬的身影无处不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以“贝多芬”命名，安静小街的随便一家甜品店橱窗内都摆着小型贝多芬全身镀金像。城中心的老市政厅门前，赫然摆着披一袭红袍的贝多芬像，原来是波恩最古老的餐厅在做广告：据说年轻的贝多芬曾带着一位女性友人前去用餐。波恩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竖立着一座贝多芬青铜全身像，那是1845年作曲家诞辰75年时，由德国雕塑家恩斯特·尤里乌斯·哈内尔创作的。据说铜像揭幕时，贝多芬的助手辛德勒对作品很不以为然。不过，贝多芬的身影虽然随处可见，但并没有像萨尔茨堡的商家们大张旗鼓兜售“最正宗的莫扎特”那样显得廉价，商店里也没有像堆满莫扎特头像巧克力那样堆满甜腻的贝多芬纪念品。
　　在波恩街20号的“贝多芬之家”博物馆，我踩着咯吱作响的木地板，慢慢逛了一个上午。尽管我从小喜欢贝多芬，也找过几本贝多芬传记看，这次探访依然有所获，记忆也被刷新。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少对贝多芬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早上最迟6点起床，专注创作一段时间，出去散步片刻，午后处理与出版社的合约、版税等事务。下午去咖啡馆，傍晚去看演出，然后再去酒馆。每次出去，他一定会带上铅笔、口袋速记本和笔记本。在一幅“贝多芬在咖啡馆”的素描小画上，姿态放松的作曲家还叼着一根长烟斗。
　　我还读到，贝多芬在波恩大学创办第三年时报考了哲学系，还参加了有启蒙思想的“波恩读书社”（据说这个读书社今天依然存在）。学者、艺术家与思想进步的宫廷职员们常在波恩一家名叫“花园”的酒馆里聚会。这就能解释贝多芬为何会对法国大革命张开双臂了。

　　其时拿破仑军队已经占领波恩，波恩两任选帝侯对此并不抗拒。尤其是选帝侯马克思·弗兰茨，他思想开明，拥抱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风气，对宫廷乐师贝多芬很器重。可以想象，天性本就狂野的贝多芬，在这种氛围中逐渐形成了他开放的世界观。后来，也正是这位选帝侯将贝多芬送到了维也纳深造。
　　22岁时，贝多芬离开家乡，一路乘坐马车，直抵维也纳。波恩歌剧院音乐总监德尔克想为250岁诞辰的贝多芬设计一趟不一样的旅程，他与维也纳一所大学合作，用一艘游船，重现当年青年贝多芬的出行路线：从莱茵河畔出发，一路途经海德堡、法兰克福、雷根斯堡、林茨等地，每一站都会停下来几天，举办工作坊活动与音乐会。整趟旅程持续一个月，终点是维也纳。
　　我参加了这艘游船的启动仪式。正午12点，汽笛低鸣，仔细听，居然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著名动机。可惜启动仪式后不久，就传来游船因疫情蔓延而取消的消息。
　　贝多芬在维也纳期间，选帝侯弗兰茨还继续资助他的生活。一辈子受着贵族人家的恩惠，能看到贝多芬的一种内心矛盾：他在将谱写的多部作品献给资助人以表谢意的同时，却拒绝在路遇贵族时脱帽致敬，而是继续大摇大摆走自己的路。一个关于他与歌德“惟一一次见面”的段子说，原本很欣赏歌德作品的贝多芬，眼见对方在贵族经过时毕恭毕敬的姿态，因此对歌德表现出粗鲁的态度。
　　作为弗莱芒人后代的中产阶级移民贝多芬其貌不扬，但贵族女性缘却源源不断。小时候看过一部名为《不朽的爱人》的电影，讲的就是贝多芬的神秘爱情。在维也纳与波恩的几个展览中，我又遇到了“不朽的爱人”这个话题。
　　两个多世纪以来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其中一个最新的“有证据”的版本是这样的：1812年夏天，贝多芬与贵族小姐Josephine Deym在捷克的特普里采度过了一个晚上后分别。作曲家很快就热切地写了几封信，一封信写道：“即使躺在床上，我的思绪也在渴望你，我不朽的爱人，思绪时而是欢乐的，然而却也是忧伤，等待命运，不知道它是不是听得见我们。”收件人没有姓名，而是“不朽的爱人”。可惜，贵族小姐是自视甚高、名满欧洲的贝多芬终究“高攀不起”的。这可真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故事。
　　11年后再次踏足波恩，我前后待了5天。步行十分钟以内就能走遍老城中心，我因此得以放慢脚步，感受这里的生活。正是德国因疫情渐渐收紧公共活动的时候，大家都遵循“不握手”的原则。但除此之外，每日老市政厅门前广场上的露天市集依然人来人往，午饭时间大家聚在一块啃香肠面包喝啤酒。
　　老市政厅旁的“霍特切家”是波恩最古老餐館，也是全城惟一全日开放不午休的餐厅。要知道，这家餐厅14世纪就已开业，一直沿袭至今。相比之下，250岁的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还年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