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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摆地摊的农民,却成立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起了动辄百万美元计的外贸跨国生意。这是一种奇特的商业盈利模式,利润来自于觥筹交错之间,来自于酒酣耳热之时。
直到警方将“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企实业)以“诈骗外国公司”为由查封后,吴琳仍想不明白,这公司从来都是成百上千万地向国外公司订购货品,应该是往外掏钱才对啊。这些人能骗到什么呢?然而,这正是信企实业的奇特之处。
尴尬的翻译工作
吴琳是一个相当文静的大四女孩,涉世不深,心地善良。今年4月30日,她到“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兼职翻译工作。
300多平方米的公司陈设简单得让她吃惊,她办公室的电脑仍是Windows98系统,速度慢不说,还坏过几次。
在这里,她为李经理工作,专门到网上找国外生产T恤衫厂商的联系方式。上班第一天,通过阿里巴巴网站,她就找到了韩国汉城的一家公司。李经理让她给这家韩国公司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可以生产T恤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双方开始了更多的远程业务往来。
过了几天,韩国方面的裴女士询问信企实业公司的性质,吴琳专门请示李经理。李经理对她说:“我们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正处于改制转型期,现在依然是国家控股,总部设在北京,在越南也有生产厂。”
跨国生意看来并不好做。双方商讨了好多回合,才终于敲定了合同细节。李经理通过吴琳,告诉韩国方面:信企实业老总马上要出国,要尽快过来签约,否则夜长梦多。
渐渐地,吴琳逐渐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难度。除了关于纺织品方面的术语,比如色板、用料等较难翻译,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她做起来觉得尴尬。
5月20日。李经理一字一句地跟吴琳交代业务:“你就跟那边说,来海口签约吧。事成之后,要请客,要给公司的老总送礼。一定跟她暗示一下,在中国这边办事要请客送礼,说得要委婉。”左思右想,她后来琢磨出这样一个版本:“签约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经理和老总参加一个酒会。你可以给他们一些礼物,因为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点极其重要。希望你能理解这里的规则。”韩国方面回电子邮件咨询,给你们经理送些什么好呢?李经理授意吴琳:“烟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您这样一位女士带很多东西不方便,到我们这边再买就行了。”这些信发出之后,吴琳觉得脸红惭愧,后来还为此专门发信给韩国的裴女士。反倒是裴女士安慰她:“全世界都这样,送点小礼物以表诚意。我已经准备了几盒高丽参,祝经理们身体健康。”5月23日,裴女士飞赴海口,准备与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总计63万美金的合约。没想到,当着裴女士的面,吴琳遭遇了更大的尴尬。
觥筹交错中的利润
5月24日11点半,“信企实业”几个经理与韩国的裴女士签了约。他们一起来到一家高档酒楼,参加事先约定的“酒会”。饭局进行到一半,“李经理”让吴琳把裴女士叫出来:“事情成了,要给公司来的四个相关主管送礼啊!每人送6瓶五粮液、6条中华烟吧!六六大顺啊!”这个“六六大顺”比较难翻,吴琳灵机一动,“在中国,六代表运气”。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老王趁机插话了。“我觉得给总经理应该多送点,毕竟大领导啊!这样吧,十全十美,十条烟十瓶酒吧!”刚刚过了“六六大顺”这一关,“十全十美”这一关又摆在吴琳面前。不安中,她干脆直译成:“在中国,十代表着完美。”裴女士仓促中没有反对。
而与此同时,一位在泰国曼谷某公司工作的黄先生,到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他怀疑自己这个讲中文、了解国内情况的地道海口人,在海口被一家叫“信企实业”的公司给骗了。之前,他到海南省工商局查证过,“信企实业”确实存在,但登记的是私营公司,而不是事前洽谈业务时说的“国有大型改制企业”,注册资金也只有100万元,根本没有办法履行向泰国公司订购上百万美元的二极管合同。值班的支队警察杨春山听黄先生一说,心里明白了八九成,初步断定这是“皮包公司升级版”。果然不出警方所料,“签约后要给领导送礼”。为了给到场的几个“领导”送礼,黄先生付出的吃饭、烟酒和现金红包等费用,接近两万元。
而裴女士正重复着黄先生3天前的经历。她用信用卡结了烟酒的费用,单子打出来一看,她跟吴琳面面相觑:总共37000多人民币!吴琳向记者回忆:“当时裴女士的脸马上就黑下来了,但没多说。我一下子蒙了,怎么这么多啊!”回到酒店后,裴女士曾反复要求信企公司的任何一个经理出面,签一个文件,以证明这些礼金的存在。但是经理们对此置之不理。
这时候,“信企实业”已在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监控之下。为了尽数逮捕犯罪嫌疑人,5月25日中午,警方在华信路某商业楼下蹲点,尾随“王主任”,来到一个招待所后继续跟踪。晚上,“王主任”正穿着大短裤、光着膀子闲逛的时候,干警们利落地将其抓获。随后,其他六七个“经理”,也都在3间散发着马桶臭气的廉价房间里尽数落网。
“跨国红包公司”的升级换代
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一单合同。它是一家新品种的“皮包公司”,自称国有转制企业,从而骗取国外公司的“红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包公司”本身、跨国合同和饭局,诸如此类的细节,是由一群农民精心演绎的。真正老板是“办公室王主任”。他叫王毅,初中文化,河南安阳张庄村人。在河南老家的时候,从没有人给他送过礼。显然,这个43岁的老农并非这种诈骗模式的发明者,他听不少老乡说过“开公司可以发财”。而他雇来的六七个“经理”全部是老乡。他们大都摆过地摊、干过夜市,不怎么懂上网,也不懂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财有道”。公司对国外统一宣称“大型转制国企”,原因在于“国企才用送礼”。为此他专门去小文具店,以每个12块钱的价格,买来几个小型的国旗模型,摆在每个办公桌上。
依照约定,“公司”运营的所有费用,诸如办经营许可证、房租,办公场地和设备,甚至与外国公司联系的IP电话卡,都由王毅承担。下边的“经理”专门负责联系外商,谁成功拉到一笔“红包”,王毅与之平分。除了“经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能上网、懂外语的翻译,专门负责与外国公司联系,几乎都是像吴琳一样的在读大学生。
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把外国客户拉到饭桌上来。事先,王毅已经和一家海鲜饭店沟通好:“外国公司来和我们谈生意,要给我们的领导送礼。送现金不方便,对吧?咱们彼此行个方便。”每次,饭店得到的是饭局的利润,外加4.5%的烟酒刷卡费。大戏的高潮发生在饭局上,也正是王毅自导自演的时刻。王毅总结说,第一单买卖骗的是马来西亚客户,“当时自己心里没底,很怕,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3万的红包。后来就不怕了。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规矩。”为此,他还专门学会了一句英文“Cheers(干杯)”。首先,设下的是“酒关”。这些“经理们”面带微笑,轮番猛灌一番,庆祝签约成功。几个回合下来,见外国客商已是酒过三巡,就带其到酒店前台,由王毅察言观色,决定购买烟酒的数量。韩国的裴女士,因为性别的原因躲过了“酒关”这一劫,但却没有躲过“刷卡关”。而一位外商事后承认,自己付出红包的原因“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为了获取更多的“红包”,王毅等无所不用其极。裴女士带来的几盒高丽参被“李经理”要走了;一位泰国客商的不少泰铢被“留做纪念”了;而且,“经理”和“主任”经常是一边对外国客商说“来,我帮你刷卡吧”,一边抢过对方手中的信用卡,自己操作。“红包”当然越多越好,来者不拒,他们甚至掏空了好几个外国客商的钱包。
这一案件曝光后,不少人还有疑问:“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呢?听说他们在湖北、云南也都开过这样的公司,怎么生存啊?”大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红包”上去。不了解个中奥秘的人大有人在。听了记者的描述后,一位社会学家惊奇之下不禁感叹:“真是一场大戏啊。演给外国人看,更演给我们中国人看。”
直到警方将“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企实业)以“诈骗外国公司”为由查封后,吴琳仍想不明白,这公司从来都是成百上千万地向国外公司订购货品,应该是往外掏钱才对啊。这些人能骗到什么呢?然而,这正是信企实业的奇特之处。
尴尬的翻译工作
吴琳是一个相当文静的大四女孩,涉世不深,心地善良。今年4月30日,她到“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兼职翻译工作。
300多平方米的公司陈设简单得让她吃惊,她办公室的电脑仍是Windows98系统,速度慢不说,还坏过几次。
在这里,她为李经理工作,专门到网上找国外生产T恤衫厂商的联系方式。上班第一天,通过阿里巴巴网站,她就找到了韩国汉城的一家公司。李经理让她给这家韩国公司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可以生产T恤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双方开始了更多的远程业务往来。
过了几天,韩国方面的裴女士询问信企实业公司的性质,吴琳专门请示李经理。李经理对她说:“我们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正处于改制转型期,现在依然是国家控股,总部设在北京,在越南也有生产厂。”
跨国生意看来并不好做。双方商讨了好多回合,才终于敲定了合同细节。李经理通过吴琳,告诉韩国方面:信企实业老总马上要出国,要尽快过来签约,否则夜长梦多。
渐渐地,吴琳逐渐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难度。除了关于纺织品方面的术语,比如色板、用料等较难翻译,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她做起来觉得尴尬。
5月20日。李经理一字一句地跟吴琳交代业务:“你就跟那边说,来海口签约吧。事成之后,要请客,要给公司的老总送礼。一定跟她暗示一下,在中国这边办事要请客送礼,说得要委婉。”左思右想,她后来琢磨出这样一个版本:“签约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经理和老总参加一个酒会。你可以给他们一些礼物,因为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点极其重要。希望你能理解这里的规则。”韩国方面回电子邮件咨询,给你们经理送些什么好呢?李经理授意吴琳:“烟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您这样一位女士带很多东西不方便,到我们这边再买就行了。”这些信发出之后,吴琳觉得脸红惭愧,后来还为此专门发信给韩国的裴女士。反倒是裴女士安慰她:“全世界都这样,送点小礼物以表诚意。我已经准备了几盒高丽参,祝经理们身体健康。”5月23日,裴女士飞赴海口,准备与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总计63万美金的合约。没想到,当着裴女士的面,吴琳遭遇了更大的尴尬。
觥筹交错中的利润
5月24日11点半,“信企实业”几个经理与韩国的裴女士签了约。他们一起来到一家高档酒楼,参加事先约定的“酒会”。饭局进行到一半,“李经理”让吴琳把裴女士叫出来:“事情成了,要给公司来的四个相关主管送礼啊!每人送6瓶五粮液、6条中华烟吧!六六大顺啊!”这个“六六大顺”比较难翻,吴琳灵机一动,“在中国,六代表运气”。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老王趁机插话了。“我觉得给总经理应该多送点,毕竟大领导啊!这样吧,十全十美,十条烟十瓶酒吧!”刚刚过了“六六大顺”这一关,“十全十美”这一关又摆在吴琳面前。不安中,她干脆直译成:“在中国,十代表着完美。”裴女士仓促中没有反对。
而与此同时,一位在泰国曼谷某公司工作的黄先生,到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他怀疑自己这个讲中文、了解国内情况的地道海口人,在海口被一家叫“信企实业”的公司给骗了。之前,他到海南省工商局查证过,“信企实业”确实存在,但登记的是私营公司,而不是事前洽谈业务时说的“国有大型改制企业”,注册资金也只有100万元,根本没有办法履行向泰国公司订购上百万美元的二极管合同。值班的支队警察杨春山听黄先生一说,心里明白了八九成,初步断定这是“皮包公司升级版”。果然不出警方所料,“签约后要给领导送礼”。为了给到场的几个“领导”送礼,黄先生付出的吃饭、烟酒和现金红包等费用,接近两万元。
而裴女士正重复着黄先生3天前的经历。她用信用卡结了烟酒的费用,单子打出来一看,她跟吴琳面面相觑:总共37000多人民币!吴琳向记者回忆:“当时裴女士的脸马上就黑下来了,但没多说。我一下子蒙了,怎么这么多啊!”回到酒店后,裴女士曾反复要求信企公司的任何一个经理出面,签一个文件,以证明这些礼金的存在。但是经理们对此置之不理。
这时候,“信企实业”已在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监控之下。为了尽数逮捕犯罪嫌疑人,5月25日中午,警方在华信路某商业楼下蹲点,尾随“王主任”,来到一个招待所后继续跟踪。晚上,“王主任”正穿着大短裤、光着膀子闲逛的时候,干警们利落地将其抓获。随后,其他六七个“经理”,也都在3间散发着马桶臭气的廉价房间里尽数落网。
“跨国红包公司”的升级换代
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一单合同。它是一家新品种的“皮包公司”,自称国有转制企业,从而骗取国外公司的“红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包公司”本身、跨国合同和饭局,诸如此类的细节,是由一群农民精心演绎的。真正老板是“办公室王主任”。他叫王毅,初中文化,河南安阳张庄村人。在河南老家的时候,从没有人给他送过礼。显然,这个43岁的老农并非这种诈骗模式的发明者,他听不少老乡说过“开公司可以发财”。而他雇来的六七个“经理”全部是老乡。他们大都摆过地摊、干过夜市,不怎么懂上网,也不懂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财有道”。公司对国外统一宣称“大型转制国企”,原因在于“国企才用送礼”。为此他专门去小文具店,以每个12块钱的价格,买来几个小型的国旗模型,摆在每个办公桌上。
依照约定,“公司”运营的所有费用,诸如办经营许可证、房租,办公场地和设备,甚至与外国公司联系的IP电话卡,都由王毅承担。下边的“经理”专门负责联系外商,谁成功拉到一笔“红包”,王毅与之平分。除了“经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能上网、懂外语的翻译,专门负责与外国公司联系,几乎都是像吴琳一样的在读大学生。
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把外国客户拉到饭桌上来。事先,王毅已经和一家海鲜饭店沟通好:“外国公司来和我们谈生意,要给我们的领导送礼。送现金不方便,对吧?咱们彼此行个方便。”每次,饭店得到的是饭局的利润,外加4.5%的烟酒刷卡费。大戏的高潮发生在饭局上,也正是王毅自导自演的时刻。王毅总结说,第一单买卖骗的是马来西亚客户,“当时自己心里没底,很怕,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3万的红包。后来就不怕了。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规矩。”为此,他还专门学会了一句英文“Cheers(干杯)”。首先,设下的是“酒关”。这些“经理们”面带微笑,轮番猛灌一番,庆祝签约成功。几个回合下来,见外国客商已是酒过三巡,就带其到酒店前台,由王毅察言观色,决定购买烟酒的数量。韩国的裴女士,因为性别的原因躲过了“酒关”这一劫,但却没有躲过“刷卡关”。而一位外商事后承认,自己付出红包的原因“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为了获取更多的“红包”,王毅等无所不用其极。裴女士带来的几盒高丽参被“李经理”要走了;一位泰国客商的不少泰铢被“留做纪念”了;而且,“经理”和“主任”经常是一边对外国客商说“来,我帮你刷卡吧”,一边抢过对方手中的信用卡,自己操作。“红包”当然越多越好,来者不拒,他们甚至掏空了好几个外国客商的钱包。
这一案件曝光后,不少人还有疑问:“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呢?听说他们在湖北、云南也都开过这样的公司,怎么生存啊?”大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红包”上去。不了解个中奥秘的人大有人在。听了记者的描述后,一位社会学家惊奇之下不禁感叹:“真是一场大戏啊。演给外国人看,更演给我们中国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