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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摆地摊的农民，却成立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起了动辄百万美元计的外贸跨国生意。这是一种奇特的商业盈利模式，利润来自于觥筹交错之间，来自于酒酣耳热之时。
直到警方将“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企实业）以“诈骗外国公司”为由查封后，吴琳仍想不明白，这公司从来都是成百上千万地向国外公司订购货品，应该是往外掏钱才对啊。这些人能骗到什么呢？然而，这正是信企实业的奇特之处。
尴尬的翻译工作
吴琳是一个相当文静的大四女孩，涉世不深，心地善良。今年4月30日，她到“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兼职翻译工作。
300多平方米的公司陈设简单得让她吃惊，她办公室的电脑仍是Windows98系统，速度慢不说，还坏过几次。
在这里，她为李经理工作，专门到网上找国外生产T恤衫厂商的联系方式。上班第一天，通过阿里巴巴网站，她就找到了韩国汉城的一家公司。李经理让她给这家韩国公司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可以生产T恤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双方开始了更多的远程业务往来。
过了几天，韩国方面的裴女士询问信企实业公司的性质，吴琳专门请示李经理。李经理对她说：“我们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正处于改制转型期，现在依然是国家控股，总部设在北京，在越南也有生产厂。”
跨国生意看来并不好做。双方商讨了好多回合，才终于敲定了合同细节。李经理通过吴琳，告诉韩国方面：信企实业老总马上要出国，要尽快过来签约，否则夜长梦多。
渐渐地，吴琳逐渐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难度。除了关于纺织品方面的术语，比如色板、用料等较难翻译，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她做起来觉得尴尬。
5月20日。李经理一字一句地跟吴琳交代业务：“你就跟那边说，来海口签约吧。事成之后，要请客，要给公司的老总送礼。一定跟她暗示一下，在中国这边办事要请客送礼，说得要委婉。”左思右想，她后来琢磨出这样一个版本：“签约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经理和老总参加一个酒会。你可以给他们一些礼物，因为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点极其重要。希望你能理解这里的规则。”韩国方面回电子邮件咨询，给你们经理送些什么好呢？李经理授意吴琳：“烟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您这样一位女士带很多东西不方便，到我们这边再买就行了。”这些信发出之后，吴琳觉得脸红惭愧，后来还为此专门发信给韩国的裴女士。反倒是裴女士安慰她：“全世界都这样，送点小礼物以表诚意。我已经准备了几盒高丽参，祝经理们身体健康。”5月23日，裴女士飞赴海口，准备与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总计63万美金的合约。没想到，当着裴女士的面，吴琳遭遇了更大的尴尬。
觥筹交错中的利润
5月24日11点半，“信企实业”几个经理与韩国的裴女士签了约。他们一起来到一家高档酒楼，参加事先约定的“酒会”。饭局进行到一半，“李经理”让吴琳把裴女士叫出来：“事情成了，要给公司来的四个相关主管送礼啊！每人送6瓶五粮液、6条中华烟吧！六六大顺啊！”这个“六六大顺”比较难翻，吴琳灵机一动，“在中国，六代表运气”。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老王趁机插话了。“我觉得给总经理应该多送点，毕竟大领导啊！这样吧，十全十美，十条烟十瓶酒吧！”刚刚过了“六六大顺”这一关，“十全十美”这一关又摆在吴琳面前。不安中，她干脆直译成：“在中国，十代表着完美。”裴女士仓促中没有反对。
而与此同时，一位在泰国曼谷某公司工作的黄先生，到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他怀疑自己这个讲中文、了解国内情况的地道海口人，在海口被一家叫“信企实业”的公司给骗了。之前，他到海南省工商局查证过，“信企实业”确实存在，但登记的是私营公司，而不是事前洽谈业务时说的“国有大型改制企业”，注册资金也只有100万元，根本没有办法履行向泰国公司订购上百万美元的二极管合同。值班的支队警察杨春山听黄先生一说，心里明白了八九成，初步断定这是“皮包公司升级版”。果然不出警方所料，“签约后要给领导送礼”。为了给到场的几个“领导”送礼，黄先生付出的吃饭、烟酒和现金红包等费用，接近两万元。
而裴女士正重复着黄先生3天前的经历。她用信用卡结了烟酒的费用，单子打出来一看，她跟吴琳面面相觑：总共37000多人民币！吴琳向记者回忆：“当时裴女士的脸马上就黑下来了，但没多说。我一下子蒙了，怎么这么多啊！”回到酒店后，裴女士曾反复要求信企公司的任何一个经理出面，签一个文件，以证明这些礼金的存在。但是经理们对此置之不理。
这时候，“信企实业”已在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监控之下。为了尽数逮捕犯罪嫌疑人，5月25日中午，警方在华信路某商业楼下蹲点，尾随“王主任”，来到一个招待所后继续跟踪。晚上，“王主任”正穿着大短裤、光着膀子闲逛的时候，干警们利落地将其抓获。随后，其他六七个“经理”，也都在3间散发着马桶臭气的廉价房间里尽数落网。
“跨国红包公司”的升级换代
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一单合同。它是一家新品种的“皮包公司”，自称国有转制企业，从而骗取国外公司的“红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包公司”本身、跨国合同和饭局，诸如此类的细节，是由一群农民精心演绎的。真正老板是“办公室王主任”。他叫王毅，初中文化，河南安阳张庄村人。在河南老家的时候，从没有人给他送过礼。显然，这个43岁的老农并非这种诈骗模式的发明者，他听不少老乡说过“开公司可以发财”。而他雇来的六七个“经理”全部是老乡。他们大都摆过地摊、干过夜市，不怎么懂上网，也不懂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财有道”。公司对国外统一宣称“大型转制国企”，原因在于“国企才用送礼”。为此他专门去小文具店，以每个12块钱的价格，买来几个小型的国旗模型，摆在每个办公桌上。
依照约定，“公司”运营的所有费用，诸如办经营许可证、房租，办公场地和设备，甚至与外国公司联系的IP电话卡，都由王毅承担。下边的“经理”专门负责联系外商，谁成功拉到一笔“红包”，王毅与之平分。除了“经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能上网、懂外语的翻译，专门负责与外国公司联系，几乎都是像吴琳一样的在读大学生。
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把外国客户拉到饭桌上来。事先，王毅已经和一家海鲜饭店沟通好：“外国公司来和我们谈生意，要给我们的领导送礼。送现金不方便，对吧？咱们彼此行个方便。”每次，饭店得到的是饭局的利润，外加4.5％的烟酒刷卡费。大戏的高潮发生在饭局上，也正是王毅自导自演的时刻。王毅总结说，第一单买卖骗的是马来西亚客户，“当时自己心里没底，很怕，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3万的红包。后来就不怕了。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规矩。”为此，他还专门学会了一句英文“Cheers（干杯）”。首先，设下的是“酒关”。这些“经理们”面带微笑，轮番猛灌一番，庆祝签约成功。几个回合下来，见外国客商已是酒过三巡，就带其到酒店前台，由王毅察言观色，决定购买烟酒的数量。韩国的裴女士，因为性别的原因躲过了“酒关”这一劫，但却没有躲过“刷卡关”。而一位外商事后承认，自己付出红包的原因“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为了获取更多的“红包”，王毅等无所不用其极。裴女士带来的几盒高丽参被“李经理”要走了；一位泰国客商的不少泰铢被“留做纪念”了；而且，“经理”和“主任”经常是一边对外国客商说“来，我帮你刷卡吧”，一边抢过对方手中的信用卡，自己操作。“红包”当然越多越好，来者不拒，他们甚至掏空了好几个外国客商的钱包。
这一案件曝光后，不少人还有疑问:“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呢？听说他们在湖北、云南也都开过这样的公司，怎么生存啊？”大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红包”上去。不了解个中奥秘的人大有人在。听了记者的描述后，一位社会学家惊奇之下不禁感叹：“真是一场大戏啊。演给外国人看，更演给我们中国人看。”
直到警方将“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企实业）以“诈骗外国公司”为由查封后，吴琳仍想不明白，这公司从来都是成百上千万地向国外公司订购货品，应该是往外掏钱才对啊。这些人能骗到什么呢？然而，这正是信企实业的奇特之处。
尴尬的翻译工作
吴琳是一个相当文静的大四女孩，涉世不深，心地善良。今年4月30日，她到“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兼职翻译工作。
300多平方米的公司陈设简单得让她吃惊，她办公室的电脑仍是Windows98系统，速度慢不说，还坏过几次。
在这里，她为李经理工作，专门到网上找国外生产T恤衫厂商的联系方式。上班第一天，通过阿里巴巴网站，她就找到了韩国汉城的一家公司。李经理让她给这家韩国公司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可以生产T恤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双方开始了更多的远程业务往来。
过了几天，韩国方面的裴女士询问信企实业公司的性质，吴琳专门请示李经理。李经理对她说：“我们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正处于改制转型期，现在依然是国家控股，总部设在北京，在越南也有生产厂。”
跨国生意看来并不好做。双方商讨了好多回合，才终于敲定了合同细节。李经理通过吴琳，告诉韩国方面：信企实业老总马上要出国，要尽快过来签约，否则夜长梦多。
渐渐地，吴琳逐渐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难度。除了关于纺织品方面的术语，比如色板、用料等较难翻译，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她做起来觉得尴尬。
5月20日。李经理一字一句地跟吴琳交代业务：“你就跟那边说，来海口签约吧。事成之后，要请客，要给公司的老总送礼。一定跟她暗示一下，在中国这边办事要请客送礼，说得要委婉。”左思右想，她后来琢磨出这样一个版本：“签约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经理和老总参加一个酒会。你可以给他们一些礼物，因为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点极其重要。希望你能理解这里的规则。”韩国方面回电子邮件咨询，给你们经理送些什么好呢？李经理授意吴琳：“烟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您这样一位女士带很多东西不方便，到我们这边再买就行了。”这些信发出之后，吴琳觉得脸红惭愧，后来还为此专门发信给韩国的裴女士。反倒是裴女士安慰她：“全世界都这样，送点小礼物以表诚意。我已经准备了几盒高丽参，祝经理们身体健康。”5月23日，裴女士飞赴海口，准备与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总计63万美金的合约。没想到，当着裴女士的面，吴琳遭遇了更大的尴尬。
觥筹交错中的利润
5月24日11点半，“信企实业”几个经理与韩国的裴女士签了约。他们一起来到一家高档酒楼，参加事先约定的“酒会”。饭局进行到一半，“李经理”让吴琳把裴女士叫出来：“事情成了，要给公司来的四个相关主管送礼啊！每人送6瓶五粮液、6条中华烟吧！六六大顺啊！”这个“六六大顺”比较难翻，吴琳灵机一动，“在中国，六代表运气”。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老王趁机插话了。“我觉得给总经理应该多送点，毕竟大领导啊！这样吧，十全十美，十条烟十瓶酒吧！”刚刚过了“六六大顺”这一关，“十全十美”这一关又摆在吴琳面前。不安中，她干脆直译成：“在中国，十代表着完美。”裴女士仓促中没有反对。
而与此同时，一位在泰国曼谷某公司工作的黄先生，到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他怀疑自己这个讲中文、了解国内情况的地道海口人，在海口被一家叫“信企实业”的公司给骗了。之前，他到海南省工商局查证过，“信企实业”确实存在，但登记的是私营公司，而不是事前洽谈业务时说的“国有大型改制企业”，注册资金也只有100万元，根本没有办法履行向泰国公司订购上百万美元的二极管合同。值班的支队警察杨春山听黄先生一说，心里明白了八九成，初步断定这是“皮包公司升级版”。果然不出警方所料，“签约后要给领导送礼”。为了给到场的几个“领导”送礼，黄先生付出的吃饭、烟酒和现金红包等费用，接近两万元。
而裴女士正重复着黄先生3天前的经历。她用信用卡结了烟酒的费用，单子打出来一看，她跟吴琳面面相觑：总共37000多人民币！吴琳向记者回忆：“当时裴女士的脸马上就黑下来了，但没多说。我一下子蒙了，怎么这么多啊！”回到酒店后，裴女士曾反复要求信企公司的任何一个经理出面，签一个文件，以证明这些礼金的存在。但是经理们对此置之不理。
这时候，“信企实业”已在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监控之下。为了尽数逮捕犯罪嫌疑人，5月25日中午，警方在华信路某商业楼下蹲点，尾随“王主任”，来到一个招待所后继续跟踪。晚上，“王主任”正穿着大短裤、光着膀子闲逛的时候，干警们利落地将其抓获。随后，其他六七个“经理”，也都在3间散发着马桶臭气的廉价房间里尽数落网。
“跨国红包公司”的升级换代
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一单合同。它是一家新品种的“皮包公司”，自称国有转制企业，从而骗取国外公司的“红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包公司”本身、跨国合同和饭局，诸如此类的细节，是由一群农民精心演绎的。真正老板是“办公室王主任”。他叫王毅，初中文化，河南安阳张庄村人。在河南老家的时候，从没有人给他送过礼。显然，这个43岁的老农并非这种诈骗模式的发明者，他听不少老乡说过“开公司可以发财”。而他雇来的六七个“经理”全部是老乡。他们大都摆过地摊、干过夜市，不怎么懂上网，也不懂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财有道”。公司对国外统一宣称“大型转制国企”，原因在于“国企才用送礼”。为此他专门去小文具店，以每个12块钱的价格，买来几个小型的国旗模型，摆在每个办公桌上。
依照约定，“公司”运营的所有费用，诸如办经营许可证、房租，办公场地和设备，甚至与外国公司联系的IP电话卡，都由王毅承担。下边的“经理”专门负责联系外商，谁成功拉到一笔“红包”，王毅与之平分。除了“经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能上网、懂外语的翻译，专门负责与外国公司联系，几乎都是像吴琳一样的在读大学生。
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把外国客户拉到饭桌上来。事先，王毅已经和一家海鲜饭店沟通好：“外国公司来和我们谈生意，要给我们的领导送礼。送现金不方便，对吧？咱们彼此行个方便。”每次，饭店得到的是饭局的利润，外加4.5％的烟酒刷卡费。大戏的高潮发生在饭局上，也正是王毅自导自演的时刻。王毅总结说，第一单买卖骗的是马来西亚客户，“当时自己心里没底，很怕，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3万的红包。后来就不怕了。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规矩。”为此，他还专门学会了一句英文“Cheers（干杯）”。首先，设下的是“酒关”。这些“经理们”面带微笑，轮番猛灌一番，庆祝签约成功。几个回合下来，见外国客商已是酒过三巡，就带其到酒店前台，由王毅察言观色，决定购买烟酒的数量。韩国的裴女士，因为性别的原因躲过了“酒关”这一劫，但却没有躲过“刷卡关”。而一位外商事后承认，自己付出红包的原因“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为了获取更多的“红包”，王毅等无所不用其极。裴女士带来的几盒高丽参被“李经理”要走了；一位泰国客商的不少泰铢被“留做纪念”了；而且，“经理”和“主任”经常是一边对外国客商说“来，我帮你刷卡吧”，一边抢过对方手中的信用卡，自己操作。“红包”当然越多越好，来者不拒，他们甚至掏空了好几个外国客商的钱包。
这一案件曝光后，不少人还有疑问:“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呢？听说他们在湖北、云南也都开过这样的公司，怎么生存啊？”大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红包”上去。不了解个中奥秘的人大有人在。听了记者的描述后，一位社会学家惊奇之下不禁感叹：“真是一场大戏啊。演给外国人看，更演给我们中国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