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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尔街来说，碳有时候就 是黄金。
当各国政要在哥本哈根吵得面红耳赤时，华尔街的金融家和交易员们早已开始在“气候变化”议题带来的大笔生意上开城拓地了。
“经济危机发生后不久，奥巴马总统发布新能源战略时，华尔街就已经全面转向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会了。”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经理李粤在接受采访时说，“跟着客户的需求走，迅速转型，一直是华尔街长盛不衰的秘密。华尔街是永远不会死去的。”
对华尔街来说，碳有时候就是黄金。
“大略地分，气候变化给华尔街带来的新生意主要有三个方面：碳排放交易(CDM)，清洁能源产业的私募股权投资与传统投行服务，碳排放交易所带来的新能源战略咨询与税收筹划的业务。”李粤介绍说。
花旗的环境产品部门
花旗银行驻伦敦的环境产品交易部总监加斯·爱德华居然可以说几句字正腔圆的汉语，也许这是他长期跟中国的CER(核定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供应商和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以后的一个小小收获。
CER供应商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减排温室气体最有潜力的公司，如中国的火电企业，在大规模减少碳排放以后，可以将减少的排放额度直接销售给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因为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规规定，不少欧洲和日本能源大户被限定了排放额度，但可以从公开市场购买“减排额度”以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
“花旗集团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进入环境产品的交易业务了，”爱德华说，“作为大型金融机构，我们进入这一业务其实是随着很多客户的需求自然延伸而进入的。因为我们一直替这些公司做风险管理、金融服务等，进一步替他们管理碳排放交易也就顺理成章了。”
举例来说，欧洲的大型火电厂商和大型工业企业，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大企业，因为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而受到欧盟法规的限定，这样就产生了需要购买排放许可的市场需求。如果不想购买排放额度，那就需从自家公司的减摊投资上着手，而这投资往往相当巨大。
于是，寻找远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格供应商，购买排放许可额度成了大家都头痛不已的事情，费时费力，而且如何监测实际执行效果大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金融机构如花旗集团等开始进入这个新的金融服务领域。
目前花旗的环境产品部门一共有三块：一是替客户管理减排额度，二是CER供应服务，尤其是在中国地区。“我们找到那些可能产生减排额度的项目，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他们融资，然后取得这些项目上的减排额度，再销售给欧盟市场上的客户。”爱德华说。三是自营交易业务。像交易其他的大宗商品一样，花旗银行可以从碳排放产品价格的波动上获利。
对于CER供应商来说，碳减排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目前二级市场上期货(MAR2010)合同的CER基准价格，于12月14日在欧洲气候交易所以每吨12.78英镑收盘。也就是认证后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可以从欧洲客户这里获得100多人民币的“补贴”。
“事实上，很多中国的CER供应商做这一块业务都已经相当的纯熟了。”爱德华说。
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数据表明，这一市场总的未平仓合约(市场交易总规模)已达到1.25亿吨的规模。
“碳交易市场现在每天的交易量已经有10亿欧元左右。”爱德华这样介绍说，“当然这个市场规模跟其他期货市场相比还是非常小的。”
目前，花旗集团主要跟中国的银行业合作伙伴，如深发展、浦发行等，在中国寻找CER的潜在供应商。同时，有大量的中国供应商也已经知道这个市场的“玩法”，在完成所有的注册审核及认证程序以后(需要20万40万欧元的成本)，直接找到花旗集团销售“碳额度”。
“这一市场早已给中国带去了数十亿欧元的资金及技术。”爱德华说。他指出，目前只有欧洲和日本有立法限制排放，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大排放国加入立法限制排放序列的话，那么碳交易市场就会更庞大，更有利可图。
同时，因为中美两国的排放量巨大，减排需求也巨大，很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碳减排额度”供应国(CER·Supplier)，同时也有庞大的碳减排购买需求。
“碳减排额度就是未来的油井。”爱德华总结说，“但还是要看中美两国未来的具体政策走向如何。”
投行们的新生意
对于华尔街来说，更大的新生意机会在于清洁能源整个产业的兴旺发达上。清洁能源早已成为华尔街无数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最为看中的行业。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早在2005年就已杀人亚洲新能源产业的金融市场。当年摩根士丹利一口气完成了两个IPO，拉开了华尔街角逐新能源产业的序幕。这两个IPO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2005年上市的太阳能企业中国无锡尚德，融资4.35亿美元；另一个则是印度的风电发电机企业SuzlonEnergy，融资3.4亿美元。
作为大型投行，摩根士丹利角逐这一新兴市场的能力，还是来源于其强大的资本市场连接性，例如可以帮助企业上市，发行公司债，或者再融资等。
除无锡尚德外，摩根士丹利还拿到了赛维LDK的上市(融资4.86亿美元)和发可转债(4亿美元)业务。其他还有中国龙源电力的上市(25亿美元)，以及在香港的保利协鑫的上市和融资(7亿美元)。
在保利协鑫项目上摩根士丹利还用私募形式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进入。另外，摩根士丹利还为中投(CIC)提供了投行咨询服务，协助中投在美国的AES能源公司投资了16亿美元，并有可能购买AES旗下的风电子公司35％的股权。
取得这些业务，让摩根士丹利在新能源这个细分市场上获利十分丰厚。
除投资银行外，大量的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VC基金是这个市场上非常活跃的力量。
远见资本(Vision Capital)是华尔街进入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基金之一。“我们目前的一只基金规模已经达到1.5亿美元，在中国有17个项目，当中就有几个与清洁能源相关。”远见的高级基金投资经理陶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清洁能源也是今年基金业非常看好的重要行业之一。”
VC公司也是这场新业务战争中的角逐者。风投公司DCM在全球排名第六位，在中美两国都非常著名，它在新能源上就有大量的投入。DCM之前投资了当当网、51job、校内网等著名的IT公司，但最近他们把新能源也列为重点行业之一。
据DCM公司提供的资料，他们从200家目标企业里选中了一家企业，然后在2008年8月与其他几家VC投资企业一起向这家公司投资了1亿美元，原因很简单：“这家公司生产光伏电池的成本仅是市场成本的1／3～1／2”。
德勤们的新业务
“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是华尔街上最先组织起与气候变化相关业务的公司群体。”德勤的李粤指出。
因为华尔街所拥有的丰厚人力资源和高薪诱惑，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相关人才，向客户们提供咨询、审计和税务方面的服务。
比如，目前德勤就由能源业务部门与税务业务部门一起，向客户提供相关清洁能源战略方面的咨询，同时由税务业务部门提供服务，建议大型工业客户如何利用相关的新能源法规争取更多的税收减免及优惠。他们的客户除了大型的工业型企业，还有很多的县市级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希望能更好地利用新能源，制定全新的能源利用战略。
“关于鼓励新能源利用方面的新法律法规，有很多模糊之处，那么如何合理地利用就成为我们的新业务之一。”在给客户进行税收规划时，德勤会把新能源的因素考量进去。
李粤指出，目前美国虽然没有联邦级的法案要求强制碳减排，但中西部各州以及东部一些州，如纽约州、新泽西州等，都已开始有立法行动，要求当地企业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鼓励减排，州政府会拿出部分税收，奖励利用新能源的企业。例如，在奥巴马力推的“2009年美国复苏和重新投资法案”中，就规定两大类的税收减免：一是生产型新能源的企業税收优惠，如风能厂、生物燃料、水电项目。二是投资这些项目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惠，如加速折旧等。此外，美国能源部推出的新能源产业刺激方案也有关于各种税收减免的条款。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新能源政策”，就成为德勤们的一个新业务增长点。(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18日编辑：张小玲)
当各国政要在哥本哈根吵得面红耳赤时，华尔街的金融家和交易员们早已开始在“气候变化”议题带来的大笔生意上开城拓地了。
“经济危机发生后不久，奥巴马总统发布新能源战略时，华尔街就已经全面转向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会了。”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经理李粤在接受采访时说，“跟着客户的需求走，迅速转型，一直是华尔街长盛不衰的秘密。华尔街是永远不会死去的。”
对华尔街来说，碳有时候就是黄金。
“大略地分，气候变化给华尔街带来的新生意主要有三个方面：碳排放交易(CDM)，清洁能源产业的私募股权投资与传统投行服务，碳排放交易所带来的新能源战略咨询与税收筹划的业务。”李粤介绍说。
花旗的环境产品部门
花旗银行驻伦敦的环境产品交易部总监加斯·爱德华居然可以说几句字正腔圆的汉语，也许这是他长期跟中国的CER(核定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供应商和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以后的一个小小收获。
CER供应商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减排温室气体最有潜力的公司，如中国的火电企业，在大规模减少碳排放以后，可以将减少的排放额度直接销售给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因为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规规定，不少欧洲和日本能源大户被限定了排放额度，但可以从公开市场购买“减排额度”以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
“花旗集团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进入环境产品的交易业务了，”爱德华说，“作为大型金融机构，我们进入这一业务其实是随着很多客户的需求自然延伸而进入的。因为我们一直替这些公司做风险管理、金融服务等，进一步替他们管理碳排放交易也就顺理成章了。”
举例来说，欧洲的大型火电厂商和大型工业企业，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大企业，因为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而受到欧盟法规的限定，这样就产生了需要购买排放许可的市场需求。如果不想购买排放额度，那就需从自家公司的减摊投资上着手，而这投资往往相当巨大。
于是，寻找远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格供应商，购买排放许可额度成了大家都头痛不已的事情，费时费力，而且如何监测实际执行效果大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金融机构如花旗集团等开始进入这个新的金融服务领域。
目前花旗的环境产品部门一共有三块：一是替客户管理减排额度，二是CER供应服务，尤其是在中国地区。“我们找到那些可能产生减排额度的项目，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他们融资，然后取得这些项目上的减排额度，再销售给欧盟市场上的客户。”爱德华说。三是自营交易业务。像交易其他的大宗商品一样，花旗银行可以从碳排放产品价格的波动上获利。
对于CER供应商来说，碳减排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目前二级市场上期货(MAR2010)合同的CER基准价格，于12月14日在欧洲气候交易所以每吨12.78英镑收盘。也就是认证后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可以从欧洲客户这里获得100多人民币的“补贴”。
“事实上，很多中国的CER供应商做这一块业务都已经相当的纯熟了。”爱德华说。
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数据表明，这一市场总的未平仓合约(市场交易总规模)已达到1.25亿吨的规模。
“碳交易市场现在每天的交易量已经有10亿欧元左右。”爱德华这样介绍说，“当然这个市场规模跟其他期货市场相比还是非常小的。”
目前，花旗集团主要跟中国的银行业合作伙伴，如深发展、浦发行等，在中国寻找CER的潜在供应商。同时，有大量的中国供应商也已经知道这个市场的“玩法”，在完成所有的注册审核及认证程序以后(需要20万40万欧元的成本)，直接找到花旗集团销售“碳额度”。
“这一市场早已给中国带去了数十亿欧元的资金及技术。”爱德华说。他指出，目前只有欧洲和日本有立法限制排放，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大排放国加入立法限制排放序列的话，那么碳交易市场就会更庞大，更有利可图。
同时，因为中美两国的排放量巨大，减排需求也巨大，很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碳减排额度”供应国(CER·Supplier)，同时也有庞大的碳减排购买需求。
“碳减排额度就是未来的油井。”爱德华总结说，“但还是要看中美两国未来的具体政策走向如何。”
投行们的新生意
对于华尔街来说，更大的新生意机会在于清洁能源整个产业的兴旺发达上。清洁能源早已成为华尔街无数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最为看中的行业。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早在2005年就已杀人亚洲新能源产业的金融市场。当年摩根士丹利一口气完成了两个IPO，拉开了华尔街角逐新能源产业的序幕。这两个IPO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2005年上市的太阳能企业中国无锡尚德，融资4.35亿美元；另一个则是印度的风电发电机企业SuzlonEnergy，融资3.4亿美元。
作为大型投行，摩根士丹利角逐这一新兴市场的能力，还是来源于其强大的资本市场连接性，例如可以帮助企业上市，发行公司债，或者再融资等。
除无锡尚德外，摩根士丹利还拿到了赛维LDK的上市(融资4.86亿美元)和发可转债(4亿美元)业务。其他还有中国龙源电力的上市(25亿美元)，以及在香港的保利协鑫的上市和融资(7亿美元)。
在保利协鑫项目上摩根士丹利还用私募形式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进入。另外，摩根士丹利还为中投(CIC)提供了投行咨询服务，协助中投在美国的AES能源公司投资了16亿美元，并有可能购买AES旗下的风电子公司35％的股权。
取得这些业务，让摩根士丹利在新能源这个细分市场上获利十分丰厚。
除投资银行外，大量的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VC基金是这个市场上非常活跃的力量。
远见资本(Vision Capital)是华尔街进入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基金之一。“我们目前的一只基金规模已经达到1.5亿美元，在中国有17个项目，当中就有几个与清洁能源相关。”远见的高级基金投资经理陶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清洁能源也是今年基金业非常看好的重要行业之一。”
VC公司也是这场新业务战争中的角逐者。风投公司DCM在全球排名第六位，在中美两国都非常著名，它在新能源上就有大量的投入。DCM之前投资了当当网、51job、校内网等著名的IT公司，但最近他们把新能源也列为重点行业之一。
据DCM公司提供的资料，他们从200家目标企业里选中了一家企业，然后在2008年8月与其他几家VC投资企业一起向这家公司投资了1亿美元，原因很简单：“这家公司生产光伏电池的成本仅是市场成本的1／3～1／2”。
德勤们的新业务
“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是华尔街上最先组织起与气候变化相关业务的公司群体。”德勤的李粤指出。
因为华尔街所拥有的丰厚人力资源和高薪诱惑，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相关人才，向客户们提供咨询、审计和税务方面的服务。
比如，目前德勤就由能源业务部门与税务业务部门一起，向客户提供相关清洁能源战略方面的咨询，同时由税务业务部门提供服务，建议大型工业客户如何利用相关的新能源法规争取更多的税收减免及优惠。他们的客户除了大型的工业型企业，还有很多的县市级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希望能更好地利用新能源，制定全新的能源利用战略。
“关于鼓励新能源利用方面的新法律法规，有很多模糊之处，那么如何合理地利用就成为我们的新业务之一。”在给客户进行税收规划时，德勤会把新能源的因素考量进去。
李粤指出，目前美国虽然没有联邦级的法案要求强制碳减排，但中西部各州以及东部一些州，如纽约州、新泽西州等，都已开始有立法行动，要求当地企业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鼓励减排，州政府会拿出部分税收，奖励利用新能源的企业。例如，在奥巴马力推的“2009年美国复苏和重新投资法案”中，就规定两大类的税收减免：一是生产型新能源的企業税收优惠，如风能厂、生物燃料、水电项目。二是投资这些项目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惠，如加速折旧等。此外，美国能源部推出的新能源产业刺激方案也有关于各种税收减免的条款。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新能源政策”，就成为德勤们的一个新业务增长点。(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18日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