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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独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因独生子女死亡而使其父母在中老年成为孤寡老人。对这一人群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心理抚慰以及其他物质和精神的服务递送。本文以T市Q街道为期三年的“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精准帮扶工作”为例，使用行动研究方法，研究者与社工人员同时介入、进行项目干预，帮助失独者提高自信、从失权失能的弱者转变成为主宰生活、增强自我掌控感的强者。
关键词：失独者;社会心理;增权;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G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5-0121-08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失独者是指因意外、疾病等原因失去了独有子女、母亲超过生育年龄不适宜再生育、且其死去子女没有留下后代的父母。失独者不仅要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而且要承受晚年膝下无子、无人养老、死后可能无人料理后事等等的结果。这些家庭为国家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比多生育子女的夫妇承担了更大的无子女风险，并在经济、医疗、养老、日常生活及心理健康等方面遭遇着不同程度的困难。2016年国家正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的后果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人口死亡风险累积效应不断增强，政策后果将会一直持续至21世纪中叶。
目前全国究竟有多少失独家庭及失独者，尚没有公开数据，在国家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说法是：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有关部门在公开报道中提及，2013年全国领取特别扶助金的特扶对象共67.1万人，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对象40.7万人。另外，有报道称，截至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失独者至少有100万个。人口学研究利用人口普查等资料进行了测算。通过200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型，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在1.45亿左右，累计死亡独生子女超过100万。“在现行生育政策下，预计205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在3亿左右，累计死亡独生子女将超过1184万，每年新增死亡独生子女的总量将由目前的9.5万上升到2050年的56万左右。”[1]通过生命表和概率理论，发现父亲丧子的累计概率（即子女先于父亲去世的累计概率）达到 10%[2]。另外，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大约有 3.91%的人在 18 岁之前死亡，有5.1 %的人在 30岁之前死亡，其中1.17%的人是在18—29 岁死亡的。在18—29 岁年龄段人群中， 死亡率为 1.1 ‰。估计2007 年 49 岁以上全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在30万以内。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量在 2038年以前持续增长， 2038年以后开始下降，峰值规模在 110 万左右，死亡独生子女父母人数估计应该在 220 万以内[3]。总之，失独者数量正在逐年累积、越来越多，能否妥善解决失独者问题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失独者失权失能的主要表现
本文以T市Q街道为期三年的“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精准帮扶工作”项目为例，对该街道67户失独家庭、108名失独父母展开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者与失独家庭相互陪伴、相守相扶共同走过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以期能够为此类特殊困难群体的社会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与理论支持。通过对失独群体的调查，发现这一人群普遍存在如下失权失能的表现。
（一）对未来丧失信心，经济能力弱化
T市Q街道的67户失独家庭108位失独者，年龄集中在50—69岁，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经济收入较低。有一半以上的失独者属于低收入群体。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仅有4户。他们中有的因子女生病在治疗期间欠下巨额治疗费、因病致贫、债务缠身;有的因丧子后忧伤过度，身患疾病，需要承擔沉重医疗费。多数人因丧子而丧失希望，失去了外出赚钱、创造财富的动力。尤其年龄已进入老龄（60岁以上）的失独家庭经济更为拮据。
（二）身体明显早衰，健康状况堪忧
因失独而饱受精神折磨使失独者比正常人身体衰老更快，更早进入老年人行列，调查中我们看到失独者虽然只有50来岁就已经行动迟缓。在被调查者中80%以上患有慢性病，以高血压、心脏类疾病、精神抑郁者居多。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愿意接受亲朋好友的帮助，多数时候夫妻相互扶持照顾，那些失独后离异或配偶病逝只留下一位失独者的则更是孤单无依（此次调查中有26人属于此类情况）。
（三）遭受心理创伤，社交愿望低、能力差
在调查中，70%—80%的失独者存在精神创伤或心理障碍，近半数患有精神抑郁。失独者十分敏感脆弱，自我封闭，躲避他人，拒绝与社会接触，害怕过节和聚会，常常处于压抑状态，无法积极地投入工作和生活。有68%的家庭搬到外区或其他街居住，他们不愿意待在孩子曾经居住的地方;81%的家庭处于失语状态，用隐居和沉默来埋葬“失去子女的秘密”。面对丧子之痛，50%以上的人选择自己承受，很少和他人谈及，从不参加集体活动。7%的人选择宗教信仰转移注意力。多数失独者远离人群，社交能力差。
三、T市Q街道对失独者帮扶的策略和方法
失独者因其特殊生活境遇而遭受社会与心理方面的困境，急需社会伸以援手。如果说经济方面的困难可以依靠政府出台各类保障政策而逐渐得到解决，那么，精神方面的痛苦乃至一些心理问题以及生活不便，则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关爱工作，在此方面，政府部门（如国家及地方计生部门、街道一级政府及下属社区）和社会组织都作了很多尝试和努力。T市Q街道对失独者帮扶的策略和方法如下。
（一）艰难的启动，帮助失独者从失权状态中走出
1.为增权而行动：维权带来关注
在2014年以前，Q街道及相关部门对失独者人群的困难和需求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当一些生活困难的失独家庭要求街道给予帮助，其请求基本被驳回。而街道主动针对这一群体的帮扶行动则基本没有。原因正如一位街道干部所说： 一是因为没有特别的政策和上级要求，二是不敢走进、近距离接近失独家庭。不敢走近的原因是：对于这些人不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万一他们提出的要求与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如果走近他们引发了不满情绪，造成新的上访，那不是反而给领导找麻烦么。
这一段话反映出社区与街道干部——政府基层工作者在解决失独者这类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时的担心与疑虑及面临的主要困难——政策匮乏。同时，由于政府基层工作的目标主要是对上负责，没有来自上级的明确指令，下级便缺乏工作动力与资源。所以，失独者为了获得政府关注与支持，就要引起最高一级政府的关注，导致了其组织进京上访维权的行为。
2013年底，L夫妇的独生子婚后三个月因病去世，当时妻子已经怀孕，儿子去世后，儿媳将孩子堕胎。从2014年年初L夫妇开始上访。要求国家为自己失去独生子进行补偿，并提出自己作为失独父母在看病方面政府应提供帮助，还希望街道搭建失独者家庭互助协会、建立服务电话等。他们先是去当地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人员后让其去区卫计委反映，区卫计委答复没有相关政策，重新回到街道办事处，并请区卫计委向市卫计委为他们呼吁。2014年8月，L夫妇由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到北京国家卫计委信访一处反映，然后信访处让他们继续找当地市卫计委。2015年3月市卫计委邀请市信访局、区卫计委就此事召开联席会进行研究。随后街道接到上级要求后，对L夫妇的问题高度关注，主动派员进行家访。
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上访维权者并不能从其维权行为中直接得到满意答复，但是可以带来上级重视，维权行动的后果是形成了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工作要求。由于有上级部门的指派和命令，街道与社区干部开始入户走访、并向上申请政策与资金，因此上级的指令同时也意味着上级的支持，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由于上访对象是国家卫计委，从国家卫计委下达任务到各市区计生委，再到各街道负责计生工作的干部，最终到当地居民所在的社區，这样一级级传达，最终失独者的具体帮扶工作还是由街道与社区完成。
处于失权失能状态下的失独者们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援助的情况下，会采取一些极端的、甚至违法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是他们为了自我增权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最终带来了上级政府部门的关注，也开启了这一群体增权增能的可能性。
2.走进失独家庭，调查评估失独者现状
随后Q街道下属社区在接到上级指令后，开始了对辖区内所有失独者的调查与帮扶工作。当工作开始后，社区工作者们发现，要想走进失独家庭并非易事。由于很多失独者多年无法走出心理阴影，对外界抱有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隐居多年，不习惯被他人关注，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对街道和社区干部不信任，非常排斥。“哪怕你是上级领导，我也不买账。”因此，当街道和社区人员开始面对失独者，试图给予帮扶服务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是怀疑与拒绝。为了打开工作局面，Q街道人员创新性地安排了“一个人的春晚”，在2016年春节前夕，带着五个专门排练的节目走入了失独家庭，为其登门表演，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受到失独家庭的欢迎，为失独父母们带来了久违的欢乐。
除了慰问演出，Q街道还进行了失独者家庭情况调查，全面摸底逐户调查，以问卷、访谈方式走入失独家庭，了解失独家庭的基本生存、生活状况，为以后的帮扶工作打下基础。同时，入户调查本身也给失独家庭以希望，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受到社会关注，增进了失独者与计生干部的联系，问卷中关于需求方面的问题也让被调查者开始思考自己的需求。问卷调查开启了社区关爱失独者工作的旅程。
3.打破隔离，帮助失独者走出家庭、融入社区
要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阴影，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走出家庭、融入社区。失独群体的特殊性在于这个人群很多人怀有沉重的心理负担：对失去孩子的愧疚感，羞耻感、担心受歧视、被人笑话、感觉自己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的边缘感等等，这些都阻止他们与外界发生联系，因此很多失独者多年不参与社区活动，不愿让他人知道自己失去了孩子的身份。Q街道计生干部在春节前夕，准备了礼品，打电话邀请失独人员参加集体活动，经过多次邀请，最后有50%的人来到了活动现场。当他们走入会场时，他们的装扮看着让人揪心，大多数人带着帽子、口罩、墨镜，将脸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主持者开始讲话之后没多久，让街道干部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人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其他人也都跟着伤心起来，现场气氛十分沉重。眼看活动无法进行下去，这时有一位失独大姐站了出来，大声劝说道：大家不要这样，领导是要慰问大家，特别准备这么多礼物，咱们光哭，总是沉在自己的情绪里有什么好处呢？她这样一说，一些人止住了哭声。但随后也有10来位离开了。这便是三年多前的第一次。为了打开局面，街道与社区工作者多次被拒，不得不承受尴尬与挫败。
我们看到，一是失独者是有需求的。之前他们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愿意暴露是因为担心受到他人的歧视。失独者当众哭泣使社工人员感到尴尬，但这也是好事，因为他们内心的郁闷与伤心终于有机会得到宣泄与疏解，也让社工们看到他们巨大的痛苦与悲伤，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契机。二是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失独者们是在“为自己而行动”，比起那些干脆拒绝来到会场、参与活动的其他失独者而言，每一个第一次前来参与活动的失独者都是鼓足了勇气的，他们在多年隐瞒身份、隐藏自己之后，为了寻求改变，为了自我发展而主动进入探究的历程，参与社区活动的失独者不仅仅是要成为被服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我——失独者不能永远隐藏自己，或者仅仅作为失能的弱者被看到。这一点需要社会工作者主动认识到，因为这才是改变的起点。所有改变来自内在，帮扶他人的社工人员不是救世主。
（二）意识觉醒与发展，使失独者重获自主权能
1.搭建有效平台，帮助失独者与他人重建连接
失独者一方面不愿意和他人发生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与他人交流，而且他们更愿意与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发生联系，很多失独者在网络上建立QQ群，加入同质团体，彼此倾诉。但这些网络交流很少会对现实生活形成积极影响;有时候反而激发了对政府的不满，成为组织发动请愿上诉的渠道。根据失独者的需求与研究者的策划，Q街道建立了失独者组织——暖心家园，组织目标是建立温暖的家，让每一位加入该群体的人都成为彼此的家人。将素不相识的人凝聚到一起，建立家人一般的亲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几年时间里，组织方每月为大家安排外出活动，去各种场馆、企业单位参观，在公园联谊互动，召集专业心理咨询师带领团体活动，引导其敞开心扉彼此交流。这些同命人逐渐从冷眼旁观变为主动参与，日渐熟识、亲密起来。甚至有人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伴侣、重组了家庭。为了在没有地面活动的时间里，仍能加强联系，主办方建立微信群，让大家在群里每日报到，由专人负责查看，如没有报到者，特别打电话问候。这成为“专门联系人”制度的成功方式。曾经有一位老大姐因重病住院，组织者提出由“家人们”轮流值班看护，几十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主动排班，在几个月时间里没有间断。这些活动极大地将人们凝聚起来，让大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2.提供专业辅导与心理支持
对失独群体的心理慰藉离不开专业人员，但形式和内容需要特别安排。在帮扶初期，为了劝说某个失独上访者，Q街道曾出资专门聘请了一位心理专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但是干预了几次，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心理干预一般是在求助者主动要求下才会起效，如果是由外界推动的被动行为，那么无论是多么有能力的咨询师也无法促使其发生心理转变。
在暖心家园行动中，Q街道联合专业心理机构，以团体辅导为主要形式，由专业老师带领，针对性地设计辅导活动，缓慢、渐进式地接近失独者的内心，建立起彼此的安全与信任感、一同回顾和儿女在一起时的家庭甜蜜时光，体验丧失爱子、爱女的悲痛心情、对逝去亲人进行哀悼，最终完成了完整的心理告别。这个过程十分重要，因为没有正式的哀悼，我们在心理上就不能与逝去的亲人真正分离，心理能量的固着使我们无法回归现实。通过心理教育，大家明白了，纪念亲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心怀愧疚，而是让自己活得精彩，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亡灵：因为亲人们都深爱着我们，我们生活得好，他们才能在九泉下安心。
3.让失独者重新认识生命意义与自我价值
让很多失独者悲观失望的是他们在丧失孩子的同时也丧失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因为孩子寄托了他们的全部希望和所有价值。但其实，一个人的价值不只是孩子，还有每个人自身的价值;一个人也不应当将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哪怕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应当自己创造新的希望。在失独者群体中聚集了各种人，既有普通的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因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它的打击。有一些心理强大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伤痛。如晚年痛失爱女的杨绛先生，通過写作《我们仨》，升华了自己的哀痛。但是那些受社会支持较少的人，很难自己走出来。很多失独者常年抑郁、丧失对生活的勇气，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Q街道的暖心家园通过多次心理疏导、使很多人情绪缓解，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走出阴影，重燃生活的热情。有一位失独者是音乐创作者，Q街道请他为失独群体谱写歌曲，为暖心家园创作队歌，带领大家排练，甚至帮助他成功举办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这些终于使他走出了人生低谷，并认识到孩子虽然离开了，但是自己的歌曲可以流传下来，这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而且是更大的贡献。接着在这个群体中，不断有新人出来带头，一位英语教师主动提出教大家英语，举办了英语学习班，接着绘画班、诗歌朗诵班、模特表演班、书法班，一个个成立起来，失独者们不再孤独寂寞，开始超越痛苦，因为他们看到了新希望，发现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开始时，失独者最信任的人就是和他们一样的同命人，因为他们相信别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人可以真正理解他们的痛苦，这时候最有说服力的是同样遭受失子之痛、限于孤独无依处境下的人，但是他/她已经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摆脱了脆弱。正如在第一次活动时，出面打破僵局的那位失独大姐，她的话让很多人止住了悲伤。榜样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让人看到遭受了命运打击之后，仍然可以有生机、有活力地生活。因此，当更多失独者走出阴影，组成合唱团、舞蹈队、时装队及各种才艺演出队外出慰问演出，其社会影响十分巨大，更加激励人心。他们成为了新的社会资源，教育、激励其他弱势群体从自卑自闭状态中走出来。从需要“他助”到“自助”，再到“助他”，失独者们完成了生命的跨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帮助特殊困难群体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在挖掘人力资源潜力，让这些曾经遭受命运打击的人从悲观绝望中站起来，其显现、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社会的巨大财富。
每一个失独者在经过多年个人的痛苦挣扎之后，深知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共同打造的公共空间里，在组织化与专业化的服务支持下，在具有凝聚力的情感团体中，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对照自己的悲伤体验，尝试着为了疗愈心灵的创伤，为了谋求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将自己从边缘化、满怀羞耻的感受中解放出来，从受人同情的弱者变为生活的强者、他人的榜样。这正是社会工作者与社区打造情感团体和公共空间的初衷，也是增权行动的基础。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通过团体实践、通过“我们在一起”的体验，人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感受：即“我是主体，我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活出精彩与不同寻常，重新拥有自我价值与力量。”这便是改变自我，拥有自己的生存发展主动权的核心。
（三）构建社会支持失独者体系
1.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独者的社会服务
从人与环境的维度看，外部环境再建不仅是服务对象重要的资源，也是改善他们生存发展条件的必需之路。由于社区与街道计生干部人数少，工作多，针对失独者群体的服务需要动员社团组织、爱心团体的关注和参与。Q街道能够成功建立暖心家园并长期坚持下来，也得益于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一开始是善缘慈善会的爱心义工，后来是专业心理机构的支持。几年来，暖心家园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财政项目的大力支持。事实证明，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的专业帮扶作用，是项目能够常态化、长效化的有力保证。
2.构建服务通道，使失独者从多方获取政策支持
为了更好地为失独者争取社会资源，Q街道还多次召开市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研会，访谈失独者，了解其特殊困难，多次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与议案，呼吁建立健全“特殊家庭社会关爱救助”机制，以及“特殊家庭社会公益服务制度”。除了建立暖心家园平台、加强“家人”之间联系、给予心理慰藉之外，Q街道还为有特殊困难的失独家庭申请专项资金，为生大病者申请专项医疗资金，解燃眉之急。在该街道的积极呼吁与推动下，市区两级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失独家庭救助的相关政策，提高了失独家庭补助标准。为解除失独者生病后无人照管的后顾之忧——因为年迈行动不便，120救护以及医院方需要亲属签字等，都造成了其现实困难——Q街道专门联系了一家民营医院，承诺给予就医绿色通道，对失独老人实行上门送医服务等。
这些细致周到的工作使失独者们越来越信赖街道与社区干部，愿意支持街道组织的各项工作。甚至有不少户籍在此街道、但后来搬迁居住到其他街区的失独者们也纷纷要求回归本社区。可见，积极有效的社会服务可以起凝聚人心、凝心聚力的作用。 四、对T市Q街道帮扶失独者的理性思考
通过研究T市Q街道对失独者帮扶的系列行动和方法，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因为符合增权理论阐述的客观规律，并且此项目是由社区社工人员与研究者共同完成，研究者的深度参与对项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体现了“行动研究”的宗旨与方法。
“增权”一词从英文 Empowerment 翻译而来，也被学界译为“充权”或 “增能”，是社会工作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理念与视角。“增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能，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机會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增权/增能的核心就是通过提供资源、传播知识、灌输信心、培养能力，使一个人或家庭从“失权/失能”状态转为“增权/增能”，从被动的弱者变成为生活的强者，提高人的自我掌控感与实际控制生活的能力[4]。以增权理论为依据，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合作，对失独者群体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通过外部干预和帮助，消除、减少其自卑、羞耻、无助等消极感受，改变其对自我的消极认识，帮助挖掘自身潜能，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最终促使失独者实现增权自助。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发起于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国际上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研究、组织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发展研究、未来研究和心理、行为研究等多个领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行动研究的课题来自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由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一起参与完成。在行动研究过程中，“研究”与“行动”的边界变得模糊，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各有侧重，共同推动研究深入进行;研究目标不再仅是为了“发现知识”，而是尝试将“发现知识”与“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相结合。行动研究改变以往“为研究而研究”的模式，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做出干预，引进变化，同时进行观察、分析与总结[5]。行动研究一方面为了解决现实困难，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科学做出理论贡献。因为只有根植于社会现实，可以被实际工作者所运用的理论，才是一种“好的理论”。
五、构建完善社会机制，推进弱势群体增权增能
通过对失独者增权行动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失独群体经历一系列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从失能状态转变为自尊自信，增权增能。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与社区的共同努力。因此要对类似于失独者群体这样的社会困难与弱势群体提供精准帮扶，需要从社会与社区两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社会支持。包括政策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策方面，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建立专项经费，解决大病救助、住院陪护、养老补助等专项资金，减轻失独群体的经济压力，解除其对养老等问题的后顾之忧。在制度方面，应建立多部门帮扶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帮扶优势，积极开展关爱活动;建立健全特殊家庭社会公益服务制度，如“特殊家庭社会关爱救助”机制。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的专业帮扶作用，使心理慰藉常态化、长效化，实现政府帮扶制度化。
其次是社区支持。社会政策与各项帮扶机制的落实最终是由社区来完成的。无论是经济补贴的发放，还是关爱活动的展开，都需要社区有效工作的保证。因此要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制度，引入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参与社区服务。具体包括：1.建立社区专门联系人制度，形成制度化、有保障、可追责的社区照顾机制。2.搭建“失独者”暖心家园平台，让失独者之间通过联谊沟通，彼此安慰，让先走出心理阴影的积极者带动消极悲观者，重拾对生活的信心。3.挖掘资源树立榜样，激励其他弱势群体重燃生命希望。虽然帮扶弱势群体在前期会投入大量人力与资金，但一旦这些人走出心理阴影，其社会示范效用将会十分巨大。4.实现“他助”与“自助”相结合，社区工作者可以利用前期累积的资源，动员已经走出心理阴影的失独者加入志愿者团队，现身说法，为那些尚未从悲痛中恢复过来的人进行宣讲与辅导，使后期工作更有成效，实现“滚雪球”效应。5.充分利用新媒体等现代手段，积极传播正能量。失独群体在人群中的比例属于少数，丧子后他们往往自发通过网络寻找“同命人”，相互倾诉、彼此安慰，但也容易激发不良情绪，甚至利用网群组织上诉上访等;当社区将这一群体组织起来后，面对面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建立微信群、QQ群十分普遍，社区组织者可作为群主规定群规，传播正能量。6.搭建求助咨询平台，服务更多失独者。出于自卑与愧疚，很多失独者长期处于自闭状态，不愿与他人交流，长此以往造成各种身心疾病，但是他们内心又渴望交流，因此电话与网络咨询更适合这一人群，可组建专业咨询师及已走出低谷的“同命人”组成志愿者团队，建立失独者心理热线，统一培训，做到专业而规范，让更多失独者困难群体有机会免费获得心理援助。
参考文献：
[1] 王广州.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1）.
[2]姜全保，郭震威.独生子女家庭丧子概率的测算[J].中国人口科学，2008，（6）.
[3]王广州，郭志刚，郭震威.对伤残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的初步测算[J].中国人口科学，2008，（1）.
[4]谢启文.增能： 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3，（6）.
[5] 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J].中国农村观察，2008，（1）.
Abstract：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are a special group，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one-child family planning era. The death of the only child makes the parents helpless old people. Social work services for this group include life care，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othe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This paper takes the four-year project of Q community in T city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method of action research， resear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tervene and carry out project inter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help the parents to improve their confidence， and change from the weak person who has lost power and ability to the strong person who is in charge of life and abl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self-control.
Key words： parents who lose the only child; social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ction research
责任编辑：翟 祎
关键词：失独者;社会心理;增权;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G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5-0121-08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失独者是指因意外、疾病等原因失去了独有子女、母亲超过生育年龄不适宜再生育、且其死去子女没有留下后代的父母。失独者不仅要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而且要承受晚年膝下无子、无人养老、死后可能无人料理后事等等的结果。这些家庭为国家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比多生育子女的夫妇承担了更大的无子女风险，并在经济、医疗、养老、日常生活及心理健康等方面遭遇着不同程度的困难。2016年国家正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的后果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人口死亡风险累积效应不断增强，政策后果将会一直持续至21世纪中叶。
目前全国究竟有多少失独家庭及失独者，尚没有公开数据，在国家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说法是：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有关部门在公开报道中提及，2013年全国领取特别扶助金的特扶对象共67.1万人，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对象40.7万人。另外，有报道称，截至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失独者至少有100万个。人口学研究利用人口普查等资料进行了测算。通过200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型，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在1.45亿左右，累计死亡独生子女超过100万。“在现行生育政策下，预计205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在3亿左右，累计死亡独生子女将超过1184万，每年新增死亡独生子女的总量将由目前的9.5万上升到2050年的56万左右。”[1]通过生命表和概率理论，发现父亲丧子的累计概率（即子女先于父亲去世的累计概率）达到 10%[2]。另外，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大约有 3.91%的人在 18 岁之前死亡，有5.1 %的人在 30岁之前死亡，其中1.17%的人是在18—29 岁死亡的。在18—29 岁年龄段人群中， 死亡率为 1.1 ‰。估计2007 年 49 岁以上全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在30万以内。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量在 2038年以前持续增长， 2038年以后开始下降，峰值规模在 110 万左右，死亡独生子女父母人数估计应该在 220 万以内[3]。总之，失独者数量正在逐年累积、越来越多，能否妥善解决失独者问题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失独者失权失能的主要表现
本文以T市Q街道为期三年的“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精准帮扶工作”项目为例，对该街道67户失独家庭、108名失独父母展开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者与失独家庭相互陪伴、相守相扶共同走过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以期能够为此类特殊困难群体的社会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与理论支持。通过对失独群体的调查，发现这一人群普遍存在如下失权失能的表现。
（一）对未来丧失信心，经济能力弱化
T市Q街道的67户失独家庭108位失独者，年龄集中在50—69岁，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经济收入较低。有一半以上的失独者属于低收入群体。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仅有4户。他们中有的因子女生病在治疗期间欠下巨额治疗费、因病致贫、债务缠身;有的因丧子后忧伤过度，身患疾病，需要承擔沉重医疗费。多数人因丧子而丧失希望，失去了外出赚钱、创造财富的动力。尤其年龄已进入老龄（60岁以上）的失独家庭经济更为拮据。
（二）身体明显早衰，健康状况堪忧
因失独而饱受精神折磨使失独者比正常人身体衰老更快，更早进入老年人行列，调查中我们看到失独者虽然只有50来岁就已经行动迟缓。在被调查者中80%以上患有慢性病，以高血压、心脏类疾病、精神抑郁者居多。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愿意接受亲朋好友的帮助，多数时候夫妻相互扶持照顾，那些失独后离异或配偶病逝只留下一位失独者的则更是孤单无依（此次调查中有26人属于此类情况）。
（三）遭受心理创伤，社交愿望低、能力差
在调查中，70%—80%的失独者存在精神创伤或心理障碍，近半数患有精神抑郁。失独者十分敏感脆弱，自我封闭，躲避他人，拒绝与社会接触，害怕过节和聚会，常常处于压抑状态，无法积极地投入工作和生活。有68%的家庭搬到外区或其他街居住，他们不愿意待在孩子曾经居住的地方;81%的家庭处于失语状态，用隐居和沉默来埋葬“失去子女的秘密”。面对丧子之痛，50%以上的人选择自己承受，很少和他人谈及，从不参加集体活动。7%的人选择宗教信仰转移注意力。多数失独者远离人群，社交能力差。
三、T市Q街道对失独者帮扶的策略和方法
失独者因其特殊生活境遇而遭受社会与心理方面的困境，急需社会伸以援手。如果说经济方面的困难可以依靠政府出台各类保障政策而逐渐得到解决，那么，精神方面的痛苦乃至一些心理问题以及生活不便，则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关爱工作，在此方面，政府部门（如国家及地方计生部门、街道一级政府及下属社区）和社会组织都作了很多尝试和努力。T市Q街道对失独者帮扶的策略和方法如下。
（一）艰难的启动，帮助失独者从失权状态中走出
1.为增权而行动：维权带来关注
在2014年以前，Q街道及相关部门对失独者人群的困难和需求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当一些生活困难的失独家庭要求街道给予帮助，其请求基本被驳回。而街道主动针对这一群体的帮扶行动则基本没有。原因正如一位街道干部所说： 一是因为没有特别的政策和上级要求，二是不敢走进、近距离接近失独家庭。不敢走近的原因是：对于这些人不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万一他们提出的要求与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如果走近他们引发了不满情绪，造成新的上访，那不是反而给领导找麻烦么。
这一段话反映出社区与街道干部——政府基层工作者在解决失独者这类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时的担心与疑虑及面临的主要困难——政策匮乏。同时，由于政府基层工作的目标主要是对上负责，没有来自上级的明确指令，下级便缺乏工作动力与资源。所以，失独者为了获得政府关注与支持，就要引起最高一级政府的关注，导致了其组织进京上访维权的行为。
2013年底，L夫妇的独生子婚后三个月因病去世，当时妻子已经怀孕，儿子去世后，儿媳将孩子堕胎。从2014年年初L夫妇开始上访。要求国家为自己失去独生子进行补偿，并提出自己作为失独父母在看病方面政府应提供帮助，还希望街道搭建失独者家庭互助协会、建立服务电话等。他们先是去当地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人员后让其去区卫计委反映，区卫计委答复没有相关政策，重新回到街道办事处，并请区卫计委向市卫计委为他们呼吁。2014年8月，L夫妇由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到北京国家卫计委信访一处反映，然后信访处让他们继续找当地市卫计委。2015年3月市卫计委邀请市信访局、区卫计委就此事召开联席会进行研究。随后街道接到上级要求后，对L夫妇的问题高度关注，主动派员进行家访。
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上访维权者并不能从其维权行为中直接得到满意答复，但是可以带来上级重视，维权行动的后果是形成了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工作要求。由于有上级部门的指派和命令，街道与社区干部开始入户走访、并向上申请政策与资金，因此上级的指令同时也意味着上级的支持，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由于上访对象是国家卫计委，从国家卫计委下达任务到各市区计生委，再到各街道负责计生工作的干部，最终到当地居民所在的社區，这样一级级传达，最终失独者的具体帮扶工作还是由街道与社区完成。
处于失权失能状态下的失独者们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援助的情况下，会采取一些极端的、甚至违法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是他们为了自我增权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最终带来了上级政府部门的关注，也开启了这一群体增权增能的可能性。
2.走进失独家庭，调查评估失独者现状
随后Q街道下属社区在接到上级指令后，开始了对辖区内所有失独者的调查与帮扶工作。当工作开始后，社区工作者们发现，要想走进失独家庭并非易事。由于很多失独者多年无法走出心理阴影，对外界抱有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隐居多年，不习惯被他人关注，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对街道和社区干部不信任，非常排斥。“哪怕你是上级领导，我也不买账。”因此，当街道和社区人员开始面对失独者，试图给予帮扶服务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是怀疑与拒绝。为了打开工作局面，Q街道人员创新性地安排了“一个人的春晚”，在2016年春节前夕，带着五个专门排练的节目走入了失独家庭，为其登门表演，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受到失独家庭的欢迎，为失独父母们带来了久违的欢乐。
除了慰问演出，Q街道还进行了失独者家庭情况调查，全面摸底逐户调查，以问卷、访谈方式走入失独家庭，了解失独家庭的基本生存、生活状况，为以后的帮扶工作打下基础。同时，入户调查本身也给失独家庭以希望，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受到社会关注，增进了失独者与计生干部的联系，问卷中关于需求方面的问题也让被调查者开始思考自己的需求。问卷调查开启了社区关爱失独者工作的旅程。
3.打破隔离，帮助失独者走出家庭、融入社区
要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阴影，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走出家庭、融入社区。失独群体的特殊性在于这个人群很多人怀有沉重的心理负担：对失去孩子的愧疚感，羞耻感、担心受歧视、被人笑话、感觉自己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的边缘感等等，这些都阻止他们与外界发生联系，因此很多失独者多年不参与社区活动，不愿让他人知道自己失去了孩子的身份。Q街道计生干部在春节前夕，准备了礼品，打电话邀请失独人员参加集体活动，经过多次邀请，最后有50%的人来到了活动现场。当他们走入会场时，他们的装扮看着让人揪心，大多数人带着帽子、口罩、墨镜，将脸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主持者开始讲话之后没多久，让街道干部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人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其他人也都跟着伤心起来，现场气氛十分沉重。眼看活动无法进行下去，这时有一位失独大姐站了出来，大声劝说道：大家不要这样，领导是要慰问大家，特别准备这么多礼物，咱们光哭，总是沉在自己的情绪里有什么好处呢？她这样一说，一些人止住了哭声。但随后也有10来位离开了。这便是三年多前的第一次。为了打开局面，街道与社区工作者多次被拒，不得不承受尴尬与挫败。
我们看到，一是失独者是有需求的。之前他们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愿意暴露是因为担心受到他人的歧视。失独者当众哭泣使社工人员感到尴尬，但这也是好事，因为他们内心的郁闷与伤心终于有机会得到宣泄与疏解，也让社工们看到他们巨大的痛苦与悲伤，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契机。二是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失独者们是在“为自己而行动”，比起那些干脆拒绝来到会场、参与活动的其他失独者而言，每一个第一次前来参与活动的失独者都是鼓足了勇气的，他们在多年隐瞒身份、隐藏自己之后，为了寻求改变，为了自我发展而主动进入探究的历程，参与社区活动的失独者不仅仅是要成为被服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我——失独者不能永远隐藏自己，或者仅仅作为失能的弱者被看到。这一点需要社会工作者主动认识到，因为这才是改变的起点。所有改变来自内在，帮扶他人的社工人员不是救世主。
（二）意识觉醒与发展，使失独者重获自主权能
1.搭建有效平台，帮助失独者与他人重建连接
失独者一方面不愿意和他人发生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与他人交流，而且他们更愿意与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发生联系，很多失独者在网络上建立QQ群，加入同质团体，彼此倾诉。但这些网络交流很少会对现实生活形成积极影响;有时候反而激发了对政府的不满，成为组织发动请愿上诉的渠道。根据失独者的需求与研究者的策划，Q街道建立了失独者组织——暖心家园，组织目标是建立温暖的家，让每一位加入该群体的人都成为彼此的家人。将素不相识的人凝聚到一起，建立家人一般的亲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几年时间里，组织方每月为大家安排外出活动，去各种场馆、企业单位参观，在公园联谊互动，召集专业心理咨询师带领团体活动，引导其敞开心扉彼此交流。这些同命人逐渐从冷眼旁观变为主动参与，日渐熟识、亲密起来。甚至有人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伴侣、重组了家庭。为了在没有地面活动的时间里，仍能加强联系，主办方建立微信群，让大家在群里每日报到，由专人负责查看，如没有报到者，特别打电话问候。这成为“专门联系人”制度的成功方式。曾经有一位老大姐因重病住院，组织者提出由“家人们”轮流值班看护，几十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主动排班，在几个月时间里没有间断。这些活动极大地将人们凝聚起来，让大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2.提供专业辅导与心理支持
对失独群体的心理慰藉离不开专业人员，但形式和内容需要特别安排。在帮扶初期，为了劝说某个失独上访者，Q街道曾出资专门聘请了一位心理专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但是干预了几次，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心理干预一般是在求助者主动要求下才会起效，如果是由外界推动的被动行为，那么无论是多么有能力的咨询师也无法促使其发生心理转变。
在暖心家园行动中，Q街道联合专业心理机构，以团体辅导为主要形式，由专业老师带领，针对性地设计辅导活动，缓慢、渐进式地接近失独者的内心，建立起彼此的安全与信任感、一同回顾和儿女在一起时的家庭甜蜜时光，体验丧失爱子、爱女的悲痛心情、对逝去亲人进行哀悼，最终完成了完整的心理告别。这个过程十分重要，因为没有正式的哀悼，我们在心理上就不能与逝去的亲人真正分离，心理能量的固着使我们无法回归现实。通过心理教育，大家明白了，纪念亲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心怀愧疚，而是让自己活得精彩，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亡灵：因为亲人们都深爱着我们，我们生活得好，他们才能在九泉下安心。
3.让失独者重新认识生命意义与自我价值
让很多失独者悲观失望的是他们在丧失孩子的同时也丧失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因为孩子寄托了他们的全部希望和所有价值。但其实，一个人的价值不只是孩子，还有每个人自身的价值;一个人也不应当将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哪怕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应当自己创造新的希望。在失独者群体中聚集了各种人，既有普通的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因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它的打击。有一些心理强大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伤痛。如晚年痛失爱女的杨绛先生，通過写作《我们仨》，升华了自己的哀痛。但是那些受社会支持较少的人，很难自己走出来。很多失独者常年抑郁、丧失对生活的勇气，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Q街道的暖心家园通过多次心理疏导、使很多人情绪缓解，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走出阴影，重燃生活的热情。有一位失独者是音乐创作者，Q街道请他为失独群体谱写歌曲，为暖心家园创作队歌，带领大家排练，甚至帮助他成功举办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这些终于使他走出了人生低谷，并认识到孩子虽然离开了，但是自己的歌曲可以流传下来，这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而且是更大的贡献。接着在这个群体中，不断有新人出来带头，一位英语教师主动提出教大家英语，举办了英语学习班，接着绘画班、诗歌朗诵班、模特表演班、书法班，一个个成立起来，失独者们不再孤独寂寞，开始超越痛苦，因为他们看到了新希望，发现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开始时，失独者最信任的人就是和他们一样的同命人，因为他们相信别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人可以真正理解他们的痛苦，这时候最有说服力的是同样遭受失子之痛、限于孤独无依处境下的人，但是他/她已经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摆脱了脆弱。正如在第一次活动时，出面打破僵局的那位失独大姐，她的话让很多人止住了悲伤。榜样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让人看到遭受了命运打击之后，仍然可以有生机、有活力地生活。因此，当更多失独者走出阴影，组成合唱团、舞蹈队、时装队及各种才艺演出队外出慰问演出，其社会影响十分巨大，更加激励人心。他们成为了新的社会资源，教育、激励其他弱势群体从自卑自闭状态中走出来。从需要“他助”到“自助”，再到“助他”，失独者们完成了生命的跨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帮助特殊困难群体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在挖掘人力资源潜力，让这些曾经遭受命运打击的人从悲观绝望中站起来，其显现、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社会的巨大财富。
每一个失独者在经过多年个人的痛苦挣扎之后，深知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共同打造的公共空间里，在组织化与专业化的服务支持下，在具有凝聚力的情感团体中，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对照自己的悲伤体验，尝试着为了疗愈心灵的创伤，为了谋求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将自己从边缘化、满怀羞耻的感受中解放出来，从受人同情的弱者变为生活的强者、他人的榜样。这正是社会工作者与社区打造情感团体和公共空间的初衷，也是增权行动的基础。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通过团体实践、通过“我们在一起”的体验，人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感受：即“我是主体，我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活出精彩与不同寻常，重新拥有自我价值与力量。”这便是改变自我，拥有自己的生存发展主动权的核心。
（三）构建社会支持失独者体系
1.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独者的社会服务
从人与环境的维度看，外部环境再建不仅是服务对象重要的资源，也是改善他们生存发展条件的必需之路。由于社区与街道计生干部人数少，工作多，针对失独者群体的服务需要动员社团组织、爱心团体的关注和参与。Q街道能够成功建立暖心家园并长期坚持下来，也得益于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一开始是善缘慈善会的爱心义工，后来是专业心理机构的支持。几年来，暖心家园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财政项目的大力支持。事实证明，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的专业帮扶作用，是项目能够常态化、长效化的有力保证。
2.构建服务通道，使失独者从多方获取政策支持
为了更好地为失独者争取社会资源，Q街道还多次召开市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研会，访谈失独者，了解其特殊困难，多次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与议案，呼吁建立健全“特殊家庭社会关爱救助”机制，以及“特殊家庭社会公益服务制度”。除了建立暖心家园平台、加强“家人”之间联系、给予心理慰藉之外，Q街道还为有特殊困难的失独家庭申请专项资金，为生大病者申请专项医疗资金，解燃眉之急。在该街道的积极呼吁与推动下，市区两级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失独家庭救助的相关政策，提高了失独家庭补助标准。为解除失独者生病后无人照管的后顾之忧——因为年迈行动不便，120救护以及医院方需要亲属签字等，都造成了其现实困难——Q街道专门联系了一家民营医院，承诺给予就医绿色通道，对失独老人实行上门送医服务等。
这些细致周到的工作使失独者们越来越信赖街道与社区干部，愿意支持街道组织的各项工作。甚至有不少户籍在此街道、但后来搬迁居住到其他街区的失独者们也纷纷要求回归本社区。可见，积极有效的社会服务可以起凝聚人心、凝心聚力的作用。 四、对T市Q街道帮扶失独者的理性思考
通过研究T市Q街道对失独者帮扶的系列行动和方法，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因为符合增权理论阐述的客观规律，并且此项目是由社区社工人员与研究者共同完成，研究者的深度参与对项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体现了“行动研究”的宗旨与方法。
“增权”一词从英文 Empowerment 翻译而来，也被学界译为“充权”或 “增能”，是社会工作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理念与视角。“增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能，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机會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增权/增能的核心就是通过提供资源、传播知识、灌输信心、培养能力，使一个人或家庭从“失权/失能”状态转为“增权/增能”，从被动的弱者变成为生活的强者，提高人的自我掌控感与实际控制生活的能力[4]。以增权理论为依据，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合作，对失独者群体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通过外部干预和帮助，消除、减少其自卑、羞耻、无助等消极感受，改变其对自我的消极认识，帮助挖掘自身潜能，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最终促使失独者实现增权自助。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发起于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国际上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研究、组织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发展研究、未来研究和心理、行为研究等多个领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行动研究的课题来自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由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一起参与完成。在行动研究过程中，“研究”与“行动”的边界变得模糊，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各有侧重，共同推动研究深入进行;研究目标不再仅是为了“发现知识”，而是尝试将“发现知识”与“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相结合。行动研究改变以往“为研究而研究”的模式，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做出干预，引进变化，同时进行观察、分析与总结[5]。行动研究一方面为了解决现实困难，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科学做出理论贡献。因为只有根植于社会现实，可以被实际工作者所运用的理论，才是一种“好的理论”。
五、构建完善社会机制，推进弱势群体增权增能
通过对失独者增权行动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失独群体经历一系列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从失能状态转变为自尊自信，增权增能。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与社区的共同努力。因此要对类似于失独者群体这样的社会困难与弱势群体提供精准帮扶，需要从社会与社区两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社会支持。包括政策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策方面，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建立专项经费，解决大病救助、住院陪护、养老补助等专项资金，减轻失独群体的经济压力，解除其对养老等问题的后顾之忧。在制度方面，应建立多部门帮扶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帮扶优势，积极开展关爱活动;建立健全特殊家庭社会公益服务制度，如“特殊家庭社会关爱救助”机制。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的专业帮扶作用，使心理慰藉常态化、长效化，实现政府帮扶制度化。
其次是社区支持。社会政策与各项帮扶机制的落实最终是由社区来完成的。无论是经济补贴的发放，还是关爱活动的展开，都需要社区有效工作的保证。因此要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制度，引入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参与社区服务。具体包括：1.建立社区专门联系人制度，形成制度化、有保障、可追责的社区照顾机制。2.搭建“失独者”暖心家园平台，让失独者之间通过联谊沟通，彼此安慰，让先走出心理阴影的积极者带动消极悲观者，重拾对生活的信心。3.挖掘资源树立榜样，激励其他弱势群体重燃生命希望。虽然帮扶弱势群体在前期会投入大量人力与资金，但一旦这些人走出心理阴影，其社会示范效用将会十分巨大。4.实现“他助”与“自助”相结合，社区工作者可以利用前期累积的资源，动员已经走出心理阴影的失独者加入志愿者团队，现身说法，为那些尚未从悲痛中恢复过来的人进行宣讲与辅导，使后期工作更有成效，实现“滚雪球”效应。5.充分利用新媒体等现代手段，积极传播正能量。失独群体在人群中的比例属于少数，丧子后他们往往自发通过网络寻找“同命人”，相互倾诉、彼此安慰，但也容易激发不良情绪，甚至利用网群组织上诉上访等;当社区将这一群体组织起来后，面对面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建立微信群、QQ群十分普遍，社区组织者可作为群主规定群规，传播正能量。6.搭建求助咨询平台，服务更多失独者。出于自卑与愧疚，很多失独者长期处于自闭状态，不愿与他人交流，长此以往造成各种身心疾病，但是他们内心又渴望交流，因此电话与网络咨询更适合这一人群，可组建专业咨询师及已走出低谷的“同命人”组成志愿者团队，建立失独者心理热线，统一培训，做到专业而规范，让更多失独者困难群体有机会免费获得心理援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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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广州，郭志刚，郭震威.对伤残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的初步测算[J].中国人口科学，2008，（1）.
[4]谢启文.增能： 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3，（6）.
[5] 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J].中国农村观察，2008，（1）.
Abstract：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are a special group，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one-child family planning era. The death of the only child makes the parents helpless old people. Social work services for this group include life care，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othe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This paper takes the four-year project of Q community in T city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method of action research， resear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tervene and carry out project inter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help the parents to improve their confidence， and change from the weak person who has lost power and ability to the strong person who is in charge of life and abl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self-control.
Key words： parents who lose the only child; social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ction research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