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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上文化线路是人类跨越海洋实现文化传播、交流、融合而形成的线路。[1]中药作为我国的国粹之一，与丝绸、瓷器一道对外传播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药的外传几乎无人问津，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宋代指南针的应用和航海技术水平的提高，为物质文化外传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中药外传的路径，分别为东北亚诸国的东线航路；东南亚诸国的南线航路；西亚、南亚诸国的西南航路。这些航路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海上文化线路；中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03；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了“线型文化遗产”的新概念，主要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型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族群。[2]“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已日渐得到重视。而海上文化线路是以线性形式表现的依托于航海活动而形成的海洋文明遗产为特征的文化传播路径，具体来说：就是人类跨越海洋实现文化传播、交流和融汇的历史形成的线路。其存在的空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海上航线。[1]“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便是线型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在进行航海交流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人工技术创造的，包括创造物、建筑物，如船舶、港口、灯塔、庙宇、馆所遗存；一类是人类在航海交流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社群所传承所创造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口头、仪式、行为等形态所传达的，信仰、意识、制度、艺术。[3]宋代西北陆路交通受阻，商业买卖活动在南方较为集中，《宋史·食货志》中记载：“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此外，航海技术的较大发展，指南针的应用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都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中国与国外的交往主要以海路为主，依赖于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国粹的中药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外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宋代中药外传的条件
由于唐朝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丝绸作为商品外传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宋朝政府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往来，开拓了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贸易区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一）陆路交通中断
《唐大诏令集》中记载“伊吾（今哈密）之右，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唐朝形成了自两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鼎盛时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大食在坦罗斯交战，结果唐军大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和控制力急剧下降。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数年之间，西北地区的数十州相继沦没，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封建割据时期。宋王朝始终没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民族的威胁，契丹、女真、党项族等先后建立政权。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和挤压，西北陆路基本被控制，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宋朝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发展经济。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二）统治者重视
宋朝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中国社会在由唐转宋的朝代变换中也经历着深刻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
宋代统治者对内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在沿海的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市舶司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通过王安石变法，海外贸易被赋予重要地位。对外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设立一整套激励机制招徕外商，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的地方设立蕃坊。宋代东至高丽、日本，南至阇婆、三佛齐，北到吴淞口，西至大食，沿海众多港口商旅云集，东西方的海外交通十分兴盛，往来交通，贸易有无，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且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异域風情。到南宋时期，虽然国土不断萎缩，国家编户与赋税收入大大减少，但国家开支、军队支出却持续增加，且居高不下。统治者们想通过市舶之利来开拓财政来源，宋朝政府不断发展海外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贸易的主要通道。有学者称“这一时期国内虽然动乱，确是历史上航海业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是海洋雕塑了历史进程。”[4]185
（三）技术进步
当时的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天文学成就颇高，指南针也被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宋代中国海船已经能远航到红海口的亚丁湾乃至东非地区，往来国家也十分多，其中大食成为与宋朝海外贸易最频繁的国家。技术的进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客观可能。
三、宋代中药外传线路
宋代中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传，大致有六条线路，分别是：传到东北亚诸国的东线航路、传到东南亚诸国的南线航路、传到西亚、南亚诸国的西南航路。
（一）传到东北亚诸国的东线航路
东线航路主要以浙江明州（宁波）为始发港向东往高丽（朝鲜半岛）、日本的航路。北宋时期，宋朝政府多次遣使臣经过此东线航路前往高丽，每次都带有大量的药材相赠，并且以官方名义东传的中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十分丰富。在高丽文宗33年（1079年）是赠送数量最多的一年，一次性赠送了阿胶、天麻、半复、柴胡、当归、麦冬、五加皮、枸杞、麻黄等约100种药材，其中有80多种，像阶州雄黄、邻州天麻、阿胶、怀州牛膝、益州羌活、东京远志、蜀州天雄等都是出自原产地的地道药材；其中10多种，如广州木香、血竭、没药、琼州沉香等，是当时中国本身尚须从海外进口的药物。此外还了“别赐牛黄50两、龙脑80两、朱砂300两、麝香50剂”等珍贵名药。[5]62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香药、苏方等中药。[6]247另外，据日本《百炼抄》记载，承历二年（1078年），“诸卿讨论大宋国贡物事，锦、广黄等也。”这里的广黄指的是牛黄，名贵的中药之一，因其产地是广南，所以称之为广黄。《宋史·日本传》中有记载。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入宋的僧仲回自明州返国时地方官所赠。此外，宋朝商人泛海往返于高丽、日本经商贸易，中药材也是其中的舶货之一。《高丽史》中也有不少宋商贩运中药到高丽经营药材贸易的记载，如高丽显宗10年（1019年）“宋福州虞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 ”，文宗8年（1054年）“宋商赵受等69人献犀角、象牙”，[5]“广南商人陈文遂等来献香药”等等。 所谓“献”实际上就是将药物卖给官方。从百余人的规模来看，贩运的中药的种类数量绝对不在少数。 就从日本来说，不论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藤原时期，还是鼓励与中国往来的幕府时期，中药的输入从未间断。宋朝商人到日本，中药是其贩运舶货之一。据日本藤原明衡《新猿乐记》记载 ，宋代日本进口的中国商货有40余种，其中中药占一半以上，例如：龙脑、巴豆、雄黄、沉香、麝香、檀香、甘松茅、犀角、木香等20余种。[7]58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福州客商周文裔常到日本博易，一次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样物中，有药物“麝香2剂、丁香50两，沉香5两，熏陆香20两，何（诃）梨勒10两，石金青30两，光明朱砂5两”等，①这只是他带去看的样物，可见他带到日本的舶货中中药品种数量之多。
（二）传到东南亚诸国的南线航路
宋代中药经过南线航路外传到东南亚地区是十分普遍的。从自身条件来看，东南亚各国地处亚热带、热带地区，潮湿闷热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大多数中药的生长，并且其自身医药条件有限，十分需要大批的中药作为补充。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位置，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方货物的主要集散地。从与中国的关系来看，东南亚各国离中国位置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较近，运输中药可采用方便快捷的海上航运，且运输途中不必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即可到达，因此也大大降低了成本。众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量的中药经南线航路传到东南亚诸国，再转运到遥远的印度及阿拉伯地区。具体来看，从南线航路运输中药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交趾、真腊。
占城在今越南南部，宋代广州、泉州与其都有直接的航线相通，在当时，占城就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②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市场“（占城）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南之两浙一月程”，“自泉州至本国顺丰舟行二十余程”。③当时有许多商舶航行于这条航路上，进行频繁地贸易往来。中药是这条航路上的舶货之一。《诸蕃志》占城条记载，“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等博易。”麝，是指麝香，中国土产名贵的药材之一，主要产于我国西北部地区，西南麝香、檀香，……及河朔山中”。这条记载表明，麝香、檀香是沿着中国-占城航路外传的。
占城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中转港。从中国驶往东南亚各地及印度、阿拉伯地区的商船，大都先停靠此地。12世纪的阿拉伯游历家埃德里奇指出，当时，占城“停泊着来自中国的商船。这些船只是奔着该岛而来，并从该岛出发，驶向它处”。[8]210因此，当时从海路南传、西传的中药，如麝香、大黄等，可能也是沿着此航路先到占城，然后再运到其他地区。
交趾，位于今天越南的北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商品输入地之一。《明实录·卷二七九》记载了明朝时越南使臣黎文老上书言，“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趾寿域”。④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交趾自古以来就有受益于中国书籍、药材的传统。
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在宋代时也有中药传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宋与交趾作战，曾经下诏书在交趾南部的占城、真腊二国与宋“协力攻讨”，并“遣容州节度推官李勃、三班奉职罗昌皓赉敕书，赐二国药物、 器币” 。⑤元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云，真腊欲得之唐货，有硫黄、草芍、白芷、 麝香、檀香等药材。这些中药在宋代即已输入。
马来半岛在两宋时期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半岛东岸的单马令（丹眉流、登流眉今泰国那空贪玛叻一带）、凌牙斯加（今泰国北大年）等国，与广州有航路相通。马来群岛的三佛齐、阇婆、苏吉丹等国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宋代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也有大量中药的传入。
（三）传到西亚、南亚诸国的西南航路
以南亚印度和西亚阿拉伯、波斯地区为中心的“大食诸国”在宋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大量的中药输入。13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一书中有一些关于中药流入印度的记载。如书中提到了印度的一种来自中国的药品名叫合猫里，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很显然，在阿拉伯能用到此药必然是通过中国传入印度再传入阿拉伯地区。另外，书中还记载了来自中国后又传入印度的高良姜、麝香、肉桂、乌头等。[8]291
四、海上文化线路的价值
正是由于海上航路的开辟，中国与海外多个国家实现了政治互动、经济互联、文化互通，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海上文化线路，其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一）海上文化线路实现了线路两端各国的经济互通
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生产的产品经海上文化线路传播到海外市场，备受欢迎。东西方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就是海上文化线路，以中药线路为例，它的发展带动了线路两端国家的经济繁荣。东西方各国通过海上文化线路进行经贸往来，互通有无，丰富彼此间的生活，分享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
（二）海上文化线路实现了线路两端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
海上文化线路不仅仅是一条互通商品的道路，更是一条连接和传播各民族文化的文化线路。日益频繁地海上贸易以及发明创造和生产技术的相互交流，使得世界各国的物质生活丰富充盈起来，精神文化繁荣，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代中药外传，品种多样，受益地区广泛，表明中药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为发展和丰富世界医药学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中药外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同亚、非、欧等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通商贸易，在人类文明交流的史册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五、结语
海上文化线路的意义超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海上航路不仅仅是一条通商线路，更是一条连接和传播各民族文化的文化线路。中国的海上温暖线路绵延两千多年，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是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走廊。不同文明通过海上文化线路相互碰撞，不同的物质在世界各国范围内交换，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人类和谐美好世界的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海上文化线路两千年，似涓涓细流，绵延不断，交流了商品，传播了文明。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响应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保护海上文化线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海上文化线路，是中国海洋发展国家战略中海洋文化战略发展的重要基础内涵。国家海洋战略不仅包括海洋政治战略、海洋经济战略，同时也包括海洋文化战略。海洋文化线路就是海洋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洋文化线路上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增强民族海洋意识、强化国家海洋历史和文化认同、提高国民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发展繁荣当代海洋文化、构建海洋和谐社会、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国家构建海洋和平秩序具有重要价值。
注 释：
①④官修《明實录》卷279，南京：国学图书馆，1940。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海外诸藩国》。
③《宋史》卷489《占城》。
⑤《续编资治通鉴长编》卷273。
参考文献：
[1]薛晓明.海上文化线路的价值及其保护[J].理论研究，2015（9）.
[2]崔梦梦.海上文化线路“登州海道”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3]曲金良.海洋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与保护[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3）.
[4]崔京生.海洋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5]郑麟趾.高丽史[M].东京：国书刊行会，1908.
[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8]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耿升，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
1989.
作者简介：李艺，女，山东青岛人，作者单位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海上文化线路；中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03；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了“线型文化遗产”的新概念，主要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型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族群。[2]“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已日渐得到重视。而海上文化线路是以线性形式表现的依托于航海活动而形成的海洋文明遗产为特征的文化传播路径，具体来说：就是人类跨越海洋实现文化传播、交流和融汇的历史形成的线路。其存在的空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海上航线。[1]“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便是线型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在进行航海交流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人工技术创造的，包括创造物、建筑物，如船舶、港口、灯塔、庙宇、馆所遗存；一类是人类在航海交流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社群所传承所创造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口头、仪式、行为等形态所传达的，信仰、意识、制度、艺术。[3]宋代西北陆路交通受阻，商业买卖活动在南方较为集中，《宋史·食货志》中记载：“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此外，航海技术的较大发展，指南针的应用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都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中国与国外的交往主要以海路为主，依赖于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国粹的中药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外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宋代中药外传的条件
由于唐朝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丝绸作为商品外传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宋朝政府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往来，开拓了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贸易区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一）陆路交通中断
《唐大诏令集》中记载“伊吾（今哈密）之右，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唐朝形成了自两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鼎盛时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大食在坦罗斯交战，结果唐军大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和控制力急剧下降。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数年之间，西北地区的数十州相继沦没，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封建割据时期。宋王朝始终没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民族的威胁，契丹、女真、党项族等先后建立政权。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和挤压，西北陆路基本被控制，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宋朝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发展经济。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二）统治者重视
宋朝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中国社会在由唐转宋的朝代变换中也经历着深刻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
宋代统治者对内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在沿海的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市舶司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通过王安石变法，海外贸易被赋予重要地位。对外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设立一整套激励机制招徕外商，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的地方设立蕃坊。宋代东至高丽、日本，南至阇婆、三佛齐，北到吴淞口，西至大食，沿海众多港口商旅云集，东西方的海外交通十分兴盛，往来交通，贸易有无，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且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异域風情。到南宋时期，虽然国土不断萎缩，国家编户与赋税收入大大减少，但国家开支、军队支出却持续增加，且居高不下。统治者们想通过市舶之利来开拓财政来源，宋朝政府不断发展海外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贸易的主要通道。有学者称“这一时期国内虽然动乱，确是历史上航海业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是海洋雕塑了历史进程。”[4]185
（三）技术进步
当时的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天文学成就颇高，指南针也被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宋代中国海船已经能远航到红海口的亚丁湾乃至东非地区，往来国家也十分多，其中大食成为与宋朝海外贸易最频繁的国家。技术的进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客观可能。
三、宋代中药外传线路
宋代中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传，大致有六条线路，分别是：传到东北亚诸国的东线航路、传到东南亚诸国的南线航路、传到西亚、南亚诸国的西南航路。
（一）传到东北亚诸国的东线航路
东线航路主要以浙江明州（宁波）为始发港向东往高丽（朝鲜半岛）、日本的航路。北宋时期，宋朝政府多次遣使臣经过此东线航路前往高丽，每次都带有大量的药材相赠，并且以官方名义东传的中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十分丰富。在高丽文宗33年（1079年）是赠送数量最多的一年，一次性赠送了阿胶、天麻、半复、柴胡、当归、麦冬、五加皮、枸杞、麻黄等约100种药材，其中有80多种，像阶州雄黄、邻州天麻、阿胶、怀州牛膝、益州羌活、东京远志、蜀州天雄等都是出自原产地的地道药材；其中10多种，如广州木香、血竭、没药、琼州沉香等，是当时中国本身尚须从海外进口的药物。此外还了“别赐牛黄50两、龙脑80两、朱砂300两、麝香50剂”等珍贵名药。[5]62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香药、苏方等中药。[6]247另外，据日本《百炼抄》记载，承历二年（1078年），“诸卿讨论大宋国贡物事，锦、广黄等也。”这里的广黄指的是牛黄，名贵的中药之一，因其产地是广南，所以称之为广黄。《宋史·日本传》中有记载。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入宋的僧仲回自明州返国时地方官所赠。此外，宋朝商人泛海往返于高丽、日本经商贸易，中药材也是其中的舶货之一。《高丽史》中也有不少宋商贩运中药到高丽经营药材贸易的记载，如高丽显宗10年（1019年）“宋福州虞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 ”，文宗8年（1054年）“宋商赵受等69人献犀角、象牙”，[5]“广南商人陈文遂等来献香药”等等。 所谓“献”实际上就是将药物卖给官方。从百余人的规模来看，贩运的中药的种类数量绝对不在少数。 就从日本来说，不论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藤原时期，还是鼓励与中国往来的幕府时期，中药的输入从未间断。宋朝商人到日本，中药是其贩运舶货之一。据日本藤原明衡《新猿乐记》记载 ，宋代日本进口的中国商货有40余种，其中中药占一半以上，例如：龙脑、巴豆、雄黄、沉香、麝香、檀香、甘松茅、犀角、木香等20余种。[7]58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福州客商周文裔常到日本博易，一次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样物中，有药物“麝香2剂、丁香50两，沉香5两，熏陆香20两，何（诃）梨勒10两，石金青30两，光明朱砂5两”等，①这只是他带去看的样物，可见他带到日本的舶货中中药品种数量之多。
（二）传到东南亚诸国的南线航路
宋代中药经过南线航路外传到东南亚地区是十分普遍的。从自身条件来看，东南亚各国地处亚热带、热带地区，潮湿闷热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大多数中药的生长，并且其自身医药条件有限，十分需要大批的中药作为补充。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位置，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方货物的主要集散地。从与中国的关系来看，东南亚各国离中国位置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较近，运输中药可采用方便快捷的海上航运，且运输途中不必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即可到达，因此也大大降低了成本。众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量的中药经南线航路传到东南亚诸国，再转运到遥远的印度及阿拉伯地区。具体来看，从南线航路运输中药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交趾、真腊。
占城在今越南南部，宋代广州、泉州与其都有直接的航线相通，在当时，占城就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②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市场“（占城）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南之两浙一月程”，“自泉州至本国顺丰舟行二十余程”。③当时有许多商舶航行于这条航路上，进行频繁地贸易往来。中药是这条航路上的舶货之一。《诸蕃志》占城条记载，“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等博易。”麝，是指麝香，中国土产名贵的药材之一，主要产于我国西北部地区，西南麝香、檀香，……及河朔山中”。这条记载表明，麝香、檀香是沿着中国-占城航路外传的。
占城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中转港。从中国驶往东南亚各地及印度、阿拉伯地区的商船，大都先停靠此地。12世纪的阿拉伯游历家埃德里奇指出，当时，占城“停泊着来自中国的商船。这些船只是奔着该岛而来，并从该岛出发，驶向它处”。[8]210因此，当时从海路南传、西传的中药，如麝香、大黄等，可能也是沿着此航路先到占城，然后再运到其他地区。
交趾，位于今天越南的北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商品输入地之一。《明实录·卷二七九》记载了明朝时越南使臣黎文老上书言，“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趾寿域”。④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交趾自古以来就有受益于中国书籍、药材的传统。
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在宋代时也有中药传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宋与交趾作战，曾经下诏书在交趾南部的占城、真腊二国与宋“协力攻讨”，并“遣容州节度推官李勃、三班奉职罗昌皓赉敕书，赐二国药物、 器币” 。⑤元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云，真腊欲得之唐货，有硫黄、草芍、白芷、 麝香、檀香等药材。这些中药在宋代即已输入。
马来半岛在两宋时期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半岛东岸的单马令（丹眉流、登流眉今泰国那空贪玛叻一带）、凌牙斯加（今泰国北大年）等国，与广州有航路相通。马来群岛的三佛齐、阇婆、苏吉丹等国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宋代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也有大量中药的传入。
（三）传到西亚、南亚诸国的西南航路
以南亚印度和西亚阿拉伯、波斯地区为中心的“大食诸国”在宋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大量的中药输入。13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一书中有一些关于中药流入印度的记载。如书中提到了印度的一种来自中国的药品名叫合猫里，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很显然，在阿拉伯能用到此药必然是通过中国传入印度再传入阿拉伯地区。另外，书中还记载了来自中国后又传入印度的高良姜、麝香、肉桂、乌头等。[8]291
四、海上文化线路的价值
正是由于海上航路的开辟，中国与海外多个国家实现了政治互动、经济互联、文化互通，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海上文化线路，其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一）海上文化线路实现了线路两端各国的经济互通
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生产的产品经海上文化线路传播到海外市场，备受欢迎。东西方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就是海上文化线路，以中药线路为例，它的发展带动了线路两端国家的经济繁荣。东西方各国通过海上文化线路进行经贸往来，互通有无，丰富彼此间的生活，分享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
（二）海上文化线路实现了线路两端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
海上文化线路不仅仅是一条互通商品的道路，更是一条连接和传播各民族文化的文化线路。日益频繁地海上贸易以及发明创造和生产技术的相互交流，使得世界各国的物质生活丰富充盈起来，精神文化繁荣，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代中药外传，品种多样，受益地区广泛，表明中药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为发展和丰富世界医药学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中药外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同亚、非、欧等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通商贸易，在人类文明交流的史册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五、结语
海上文化线路的意义超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海上航路不仅仅是一条通商线路，更是一条连接和传播各民族文化的文化线路。中国的海上温暖线路绵延两千多年，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是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走廊。不同文明通过海上文化线路相互碰撞，不同的物质在世界各国范围内交换，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人类和谐美好世界的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海上文化线路两千年，似涓涓细流，绵延不断，交流了商品，传播了文明。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响应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保护海上文化线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海上文化线路，是中国海洋发展国家战略中海洋文化战略发展的重要基础内涵。国家海洋战略不仅包括海洋政治战略、海洋经济战略，同时也包括海洋文化战略。海洋文化线路就是海洋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洋文化线路上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增强民族海洋意识、强化国家海洋历史和文化认同、提高国民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发展繁荣当代海洋文化、构建海洋和谐社会、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国家构建海洋和平秩序具有重要价值。
注 释：
①④官修《明實录》卷279，南京：国学图书馆，1940。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海外诸藩国》。
③《宋史》卷489《占城》。
⑤《续编资治通鉴长编》卷273。
参考文献：
[1]薛晓明.海上文化线路的价值及其保护[J].理论研究，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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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艺，女，山东青岛人，作者单位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