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浆是器物经年累月在表面上形成的一层自然光泽。不止木器、瓷器、玉器有包浆，人亦有包浆。
　　有包浆的人，滑熟可喜，幽光沉静，显露出一种温存旧气。
　　友人老倪，像一只未上油漆的旧木器。散淡无事时，喜欢幻想挑两担花去卖。老倪说，春夏花事之盛，让他有去卖花的冲动。
　　我们这地方，两千多年草木繁盛的一座城，幽深的院子里藏着许多花。夏天的芍药幽静，映着花格木窗，长在窗台角落，读书的人，放下书，便看见花；蔷薇爬在邻家墙头旧瓦上，花骨簇簇织一面墙，有人住的房子，就有生气，人在花荫下轻声呼吸。老倪说，栀子花，精巧，应该一朵一朵地卖。花生在矮灌木上，一苞玉白，一苞纯白，凑到鼻子下嗅，卖花人自己先赏花，不懂花的人，也不会去卖花；白兰花，文雅，放在小玻璃盒子里卖，上面覆着半湿的薄巾，白兰花需要呵护，呵护花香水分。老倪觉得，他卖花时，有一个弯眉、削肩、长脖子的姑娘，衣上扣一朵白兰花，站在绿幽幽的树阴下，冲他回眸一笑，人与花一样清芳。
　　在这个香水飘逸的年代，老倪有时会站在窗口想，白兰花，生在何人家？在粉墙黛瓦，深深庭院里。院子里有棵树，一朵朵，小巧的，带着雨珠的白兰花躲在绿盈盈的叶子底下。
　　朋友老谭想收留一棵树。有天，老谭问我，“一座老宅拆掉了，旁边那棵长了几十年的树，谁愿意收留？”
　　原来是老谭经过一个拆迁工地，看到最后一户人家搬走了，拆房子的人，拎着铁钎、大锤，先卸下门、窗，再拆下屋顶、雨棚，然后用力一推，一溜围墙就坍塌下来，一座房子只剩下框架。
　　本来，老谭是不认识这户人家的。主人搬走了，钱财、家具、碗筷、猫狗、墙上挂的字画，甚至连放在天井里的一口水缸都搬走了。老谭好奇地打量这户人家，是打量一个不曾走远的梦。
　　这里太熟悉了，碎砖残瓦，路面凹凸不平，还有依稀可辨的气息，只是从来不曾走近。走近了，才发现这儿还藏着一棵树。
　　老谭想，这棵上了年纪的银杏，主人带不走它。这段时间，人光想着房子的事了，而忽略了一树青澄的果，甚至还没来得及等到秋天果子成熟，采摘一颗品尝，就匆忙搬走了。
　　也许主人不是不想把它挪走，种在新居的楼下。“人挪活，树挪死”，莫不是主人担心这棵树被挪后，不适应新的环境和土壤？
　　树的影子那么相似，人也那么相似。许多人垂垂老矣，树还那么年轻；许多人搬走了，树还留在原处。
　　从那棵银杏旁经过，老谭抬头看树，树也在看他。树下的主人哪儿去了？什么也不舍得丢，却把树丢在这儿。老谭想收留这棵树。
　　人有包浆，光泽各有不同。
　　小城文友鲁小胖子爱吃，吃少了会觉得辜负了自己。有天半夜，他肚子饿了，在微信上说，“真想吃几只焦脆软香、灌汤流油的锅贴。”小胖爱吃，写小吃美食文字是其中一面，有時朋友请他，坐在那儿也不吭声，自顾地吃。小胖说，任何在美食面前的客套，都是虚伪的。
　　一根扁担有包浆，一块文玩也有包浆；普通小人物有包浆，文化名人也有包浆——那是岁月风尘和经历，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性情文人的包浆，一派天然光泽。国学大师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当教授，上课前先由校役为他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于操场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要在皎洁的月光下讲《月赋》。
　　有包浆的人，透亮、圆润，无论是木包浆，还是玉包浆，雅和俗，浑然天成。
　　（常朔摘自《天津日报》2017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