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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北人》透露的线索是,那些男女们的落魄是因为当年那场战争使他们流离偏安,以至于繁华落尽。但是面对宇宙大块、时空更迭,我们当真可以简单地把当年繁华的衰败归结到一场人为的大动乱吗?仁爱是人道,杀伐是天道。战争不过是天行杀伐的手段,而人们在其中却躬行着人道的美梦。本文以《台北人》中的尹雪艳、金兆丽、朱青为例做做“坏女人”的“翻案”文章,探讨一下这三个女人如何把人道理想的毁灭与天道虐杀的感喟统一起来,看看她们是如何沦为天道的工具,又如何保全了人道的良心。
关键词:《台北人》 坏女人 天道 人道
《台北人》写的是风光与落魄(包括各种职业的人物:舞女、戏子、军人、商人、学者,他们从前大都是风光无限),随着战争结束,江山易主,辉煌的人们从大陆到台湾,也只有慨叹人老珠黄、明日黄花的份儿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韶华老去,少年不再。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的线索是,他们迅速衰老、落魄是因为当年的那场战争使他们流离偏安,以至于繁华落尽。但是面对宇宙大块、时空更迭,我们当真可以简单地把当年繁华的衰败归结到一场人为的大动乱吗?仁爱是人道,杀伐是天道。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战争不过是天行杀伐的手段,男男女女们却躬行着人道的美梦。本文以《台北人》中的尹雪艳、金兆丽、朱青为例做做“坏女人”的“翻案”文章,探讨一下这几个女性形象如何把人道理想的毁灭与天道虐杀的本质统一起来,看看她们是如何沦为天道的工具,又如何保全了人道的良心。
一
一部追怀人世沧桑、繁华难再的悼亡之曲《台北人》以“总也不老”的尹雪艳开篇,不是把她作为一个“坏女人”的典型加以突显,我宁愿把她看作“永远”中的短暂,当成人道理想的寄托。说尹雪艳是“祸水”者言之凿凿、理而有据,她身边的男人不是一个个都遭了难吗?包养她的人必定没有好下场。然而把他们遇难的责任推给她实在冤枉,尹雪艳并不是潘金莲之类的传统“祸水”典型。她“成了祸水”完全是因为“淌了浑水”。{1}王贵生的死是因为“官商勾结的重罪”,虽然他为尹雪艳拼命挣钱以击败那些“逐鹿者”,但他何尝不也是个“逐鹿者”呢?一个逐新猎艳的登徒浪子因此丧命也是得其所哉了。即使没有尹雪艳,他也一样挖空心思捞金掠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他的生活准则。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也怪不到尹雪艳头上,小说中并没有写他丢官破产的具体原因,说他因了“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不过是无稽之谈。徐壮图的死更与尹雪艳无关,他的死是因为喝骂工人。说是因为与尹雪艳的交往使之心情不爽,常发脾气以致悲剧发生似乎有些牵强吧。在他遇难后,尹雪艳为他停开一天百乐门,不拿多余的东西,到场参拜,看起来有讽刺意义。然而对欢场的人情交往而言,这已经是人道了(吴经理在死了外甥后并不见得如何悲伤,丧事一了就打上了麻将,亲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更苛刻地要求与徐壮图非亲非故的欢场女子呢?)要知道他们不过是些逐色猎艳、声色犬马之徒,与女人交往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说他们的死与尹雪艳脱不了干系,那她也只是躬行天惩而已。人们之所以把尹雪艳当作害人者,无非是她与遇难者同处欢场,是与非总会有人说三道四。她无意踏进争斗漩涡,但一朝入欢场终身为是非,她无从选择,这也是天道。按人道来讲,尹雪艳实在没有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虽然人们把她看作“坏女人”,但比起传统“祸水”(妲己、褒姒),她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尹雪艳顺应天道;不违人道,所以她置身欢场却抽身是非之外,她有她的节奏,顺手拿捏恰到好处。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里把尹雪艳与潘金莲同归为“祸水”,并认为尹雪艳是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延续,此说诚然又有失公允。表面看来,与潘、尹有瓜葛的男人的下场极为相似,同样是“贪她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她的,丢了泼天哄产业”,但二者的性格大不相同。潘金莲泼辣成性、心狠手黑,为赢得家庭、社会地位使出浑身解数,有关男女之事的淫佚行径更是令人发指。而尹雪艳虽不能说是温柔贤淑,至少也是恬静自然。她“从来不爱搽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得了不得”。“冷艳”实则是由于她鹤立鸡群给人的孤高印象,因为她“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这样的性格恰恰与她涉足欢场的命运安排合了拍。如果说潘金莲的行为或多或少有些挑战封建男权、反抗社会成规的意味,从而显示出对于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精神,那么尹雪艳就完全是一个随波逐流者,“她是一朵真正与历史潮流相濡以沫的孽海奇花”{2}。适应了时代变迁,不管上海还是台北,欢场上的她如鱼得水,似乎周旋于欢场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找个好人嫁了本来是大多数风尘女子(在古代是妓女,在现代化身为舞女、歌女)的人生追求(正如《青楼悲秋》里所唱的),她们浪荡半生、声色犬马,最希望的就是遇到一个有相当经济、社会地位的人托付终身,以金兆丽、蓝田玉为代表的《台北人》中的欢场女子大部分都怀有这种梦想。可是尹雪艳却无此打算,她仍然在欢场里风光无限。人道尚永恒,尹雪艳在当年剧烈的时空位移中仍能保持长盛不衰显然是作者对于过往繁华的心有不舍,可是逝者已矣,唯有祭奠。天道是凋落,在《台北人》里不管是军人还是学者,他们在时空的转换下都被抛于时代潮流之外,面对历史沧桑只剩一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若用于女人身上,自然是指金兆丽。
二
金兆丽从百乐门到夜巴黎也依然红火了一段时间(她仍然做着她的金大班不是?而且仍然是夜巴黎的台柱式人物),只不过岁月催人老,她无法像尹雪艳一样在欢场继续终身。尹雪艳到小说结束也没有老(她必然会老,那是后话),但是金兆丽老了,这是天道,它不会让任何人永驻繁华。我们可以把《台北人》的主题看作是“时空的位移所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3},对于金兆丽来说,“时”的位移比“空”的位移给她带来的震撼更大。在上海的时候她并不如小姐妹们那样早早地找个男人嫁掉,倒是到了台北之后开始后悔。当年她高傲得不可一世,那“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现今她才知道岁月不饶人,眼角上的鱼尾纹都堆起了多少,“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于是就只有使尽手脚抓了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嫁掉完事。在金兆丽身上表现的是女人青春难再的悲哀,这个与内战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在台北得不到身份认同似乎并无多大关系,其实还是一个古老的美人迟暮难挡岁月侵蚀的主题。如此看来,作者还是难逃文人悲秋的老套。这种老套在《台北人》的其他篇章中也并不鲜见,《岁除》中的赖鸣升从军官到伙夫,除夕夜里酒足饭饱,却总在回忆往昔,追怀过去。于酒酣耳热中搭着俞欣的肩头感叹:“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这看起来是一句玩笑话,可内里深藏的年华已逝的怅然已经渗在字里行间,还是时不我待、岁不我予的感叹,单说是一场战争使江山易主、高官变庶人怕是有失偏颇吧!
关键词:《台北人》 坏女人 天道 人道
《台北人》写的是风光与落魄(包括各种职业的人物:舞女、戏子、军人、商人、学者,他们从前大都是风光无限),随着战争结束,江山易主,辉煌的人们从大陆到台湾,也只有慨叹人老珠黄、明日黄花的份儿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韶华老去,少年不再。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的线索是,他们迅速衰老、落魄是因为当年的那场战争使他们流离偏安,以至于繁华落尽。但是面对宇宙大块、时空更迭,我们当真可以简单地把当年繁华的衰败归结到一场人为的大动乱吗?仁爱是人道,杀伐是天道。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战争不过是天行杀伐的手段,男男女女们却躬行着人道的美梦。本文以《台北人》中的尹雪艳、金兆丽、朱青为例做做“坏女人”的“翻案”文章,探讨一下这几个女性形象如何把人道理想的毁灭与天道虐杀的本质统一起来,看看她们是如何沦为天道的工具,又如何保全了人道的良心。
一
一部追怀人世沧桑、繁华难再的悼亡之曲《台北人》以“总也不老”的尹雪艳开篇,不是把她作为一个“坏女人”的典型加以突显,我宁愿把她看作“永远”中的短暂,当成人道理想的寄托。说尹雪艳是“祸水”者言之凿凿、理而有据,她身边的男人不是一个个都遭了难吗?包养她的人必定没有好下场。然而把他们遇难的责任推给她实在冤枉,尹雪艳并不是潘金莲之类的传统“祸水”典型。她“成了祸水”完全是因为“淌了浑水”。{1}王贵生的死是因为“官商勾结的重罪”,虽然他为尹雪艳拼命挣钱以击败那些“逐鹿者”,但他何尝不也是个“逐鹿者”呢?一个逐新猎艳的登徒浪子因此丧命也是得其所哉了。即使没有尹雪艳,他也一样挖空心思捞金掠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他的生活准则。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也怪不到尹雪艳头上,小说中并没有写他丢官破产的具体原因,说他因了“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不过是无稽之谈。徐壮图的死更与尹雪艳无关,他的死是因为喝骂工人。说是因为与尹雪艳的交往使之心情不爽,常发脾气以致悲剧发生似乎有些牵强吧。在他遇难后,尹雪艳为他停开一天百乐门,不拿多余的东西,到场参拜,看起来有讽刺意义。然而对欢场的人情交往而言,这已经是人道了(吴经理在死了外甥后并不见得如何悲伤,丧事一了就打上了麻将,亲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更苛刻地要求与徐壮图非亲非故的欢场女子呢?)要知道他们不过是些逐色猎艳、声色犬马之徒,与女人交往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说他们的死与尹雪艳脱不了干系,那她也只是躬行天惩而已。人们之所以把尹雪艳当作害人者,无非是她与遇难者同处欢场,是与非总会有人说三道四。她无意踏进争斗漩涡,但一朝入欢场终身为是非,她无从选择,这也是天道。按人道来讲,尹雪艳实在没有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虽然人们把她看作“坏女人”,但比起传统“祸水”(妲己、褒姒),她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尹雪艳顺应天道;不违人道,所以她置身欢场却抽身是非之外,她有她的节奏,顺手拿捏恰到好处。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里把尹雪艳与潘金莲同归为“祸水”,并认为尹雪艳是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延续,此说诚然又有失公允。表面看来,与潘、尹有瓜葛的男人的下场极为相似,同样是“贪她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她的,丢了泼天哄产业”,但二者的性格大不相同。潘金莲泼辣成性、心狠手黑,为赢得家庭、社会地位使出浑身解数,有关男女之事的淫佚行径更是令人发指。而尹雪艳虽不能说是温柔贤淑,至少也是恬静自然。她“从来不爱搽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得了不得”。“冷艳”实则是由于她鹤立鸡群给人的孤高印象,因为她“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这样的性格恰恰与她涉足欢场的命运安排合了拍。如果说潘金莲的行为或多或少有些挑战封建男权、反抗社会成规的意味,从而显示出对于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精神,那么尹雪艳就完全是一个随波逐流者,“她是一朵真正与历史潮流相濡以沫的孽海奇花”{2}。适应了时代变迁,不管上海还是台北,欢场上的她如鱼得水,似乎周旋于欢场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找个好人嫁了本来是大多数风尘女子(在古代是妓女,在现代化身为舞女、歌女)的人生追求(正如《青楼悲秋》里所唱的),她们浪荡半生、声色犬马,最希望的就是遇到一个有相当经济、社会地位的人托付终身,以金兆丽、蓝田玉为代表的《台北人》中的欢场女子大部分都怀有这种梦想。可是尹雪艳却无此打算,她仍然在欢场里风光无限。人道尚永恒,尹雪艳在当年剧烈的时空位移中仍能保持长盛不衰显然是作者对于过往繁华的心有不舍,可是逝者已矣,唯有祭奠。天道是凋落,在《台北人》里不管是军人还是学者,他们在时空的转换下都被抛于时代潮流之外,面对历史沧桑只剩一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若用于女人身上,自然是指金兆丽。
二
金兆丽从百乐门到夜巴黎也依然红火了一段时间(她仍然做着她的金大班不是?而且仍然是夜巴黎的台柱式人物),只不过岁月催人老,她无法像尹雪艳一样在欢场继续终身。尹雪艳到小说结束也没有老(她必然会老,那是后话),但是金兆丽老了,这是天道,它不会让任何人永驻繁华。我们可以把《台北人》的主题看作是“时空的位移所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3},对于金兆丽来说,“时”的位移比“空”的位移给她带来的震撼更大。在上海的时候她并不如小姐妹们那样早早地找个男人嫁掉,倒是到了台北之后开始后悔。当年她高傲得不可一世,那“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现今她才知道岁月不饶人,眼角上的鱼尾纹都堆起了多少,“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于是就只有使尽手脚抓了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嫁掉完事。在金兆丽身上表现的是女人青春难再的悲哀,这个与内战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在台北得不到身份认同似乎并无多大关系,其实还是一个古老的美人迟暮难挡岁月侵蚀的主题。如此看来,作者还是难逃文人悲秋的老套。这种老套在《台北人》的其他篇章中也并不鲜见,《岁除》中的赖鸣升从军官到伙夫,除夕夜里酒足饭饱,却总在回忆往昔,追怀过去。于酒酣耳热中搭着俞欣的肩头感叹:“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这看起来是一句玩笑话,可内里深藏的年华已逝的怅然已经渗在字里行间,还是时不我待、岁不我予的感叹,单说是一场战争使江山易主、高官变庶人怕是有失偏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