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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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鸟鹊在树上醒来的时候,母亲还在生产队的磨坊里睡呢,而那台磨面机却“嗞啦嗞啦”地空转着。母亲磨了大半个晚上的面,太累了,就斜歪在半袋磨好的玉米面上睡着了。
  父亲天快亮时才找到了母亲,他以半蹲的姿势拥抱着她,摇晃着她,责怪道:“你这个笨女人,你这个傻女人,你真傻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家里那只叫老黑的狗也跟来了,它在磨坊外转着圈儿,“汪汪汪”叫个不停。
  母亲从梦中醒来,头上眉毛上都是面粉,她奇怪自己怎么会睡在磨坊里,父亲的出现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一遍一遍地喊道:“你大声点儿,你大声点儿,你不能大声点儿吗?”
  父亲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见,响了一夜的机器把她的听觉神经变成了一片无感知的树叶。这时天光大亮,村里所有的门户都打开了,人们从屋里走出来,弄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母亲却听不到。
  父亲一直半蹲着抱着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抱母亲。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是一对儿仇人,父亲怎么会拥抱她呢?
  父亲拥抱着母亲的场景着实让我感动,我甚至怀疑眼前的一切是真的,因为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午后。
  那个午后父亲为母亲一句骂人的话扬起了巴掌。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母亲,父亲一定是气坏了。这些年母亲的抱怨声和骂声叠加着,越来越高,最后堆到了父亲的头顶。那个时刻,父亲一定是想到了什么,倏然间眉头一皱,伸出胳膊,于是他的右胳膊里的血管和筋骨发出“咔叭咔叭”声。这是一个男人的自尊燃烧的声音,父亲那只攥成一团的手终于张开了,就颤抖起来,就变成了别人的手。
  挨了打的母亲哪里肯依?她哭啊哭,她把哭声拖成一根线在村里绕来绕去。这根线绕过一个个大院和门槛。不大一会儿全村的人几乎都到了,面对父亲的手掌,一双双审判的目光随着母亲的哭声箭一样射向父亲。母亲的哭声越来越细,越来越软,她像是要瘫倒在地,像要晕过去。村里许多人安慰着母亲,安慰母亲的时候,责怪父亲不该打母亲。
  父亲扶着一棵树一声不吭,他也成了一棵树。父亲的心里酸酸的,他的腹腔里塞满了杂草和沙砾。他习惯性地望了望天空,脖子往上一伸,眼前的天地就宽阔了许多,父亲就对自己打人的行为有了悔恨。他想把母亲搀起来,甚至想说些什么。就在这时,母亲“腾”地从地上弹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冲出人群就往西跑。西去是澧河,澧河西边十几里处是葛庄,那是母亲的“逃城”。母亲从那里嫁了过来,为孙家日夜操劳,养育了几个子女,父亲竟打了母亲。
  母亲往西边跑时,太阳照着她也往西跑。我的哥哥姐姐们有的脸上带着愠怒,有的带着愁容。他们在人群中一句话都没说。我害怕极了,不顾一切地扑向母亲,抱着她的腿一个劲儿地哭。幼小的我认为母亲去了葛庄,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和她就永远被澧河隔开了。我的泪水和哭声让母亲的焦躁里裹着仇恨,她一脚把我踢出老远,一转身扑向澧河……
  从此,我和母亲之间有了一层风吹不去的云翳。
  父亲也打过我,父亲打人的工具也是他的右手。父亲用它爱抚我,也打我。那时我已经十几岁,十几岁的年龄脑细胞像麦苗一样,正是分蘖拔节记忆力超好的时候,但我一点儿都不怨恨他,他打我是应该的。我是父亲生产出的一个残次品,他可以选择用自己的巴掌把我再一次塑造成扁或是圆。我甚至都不記得他的巴掌向我扬起时是开花的季节还是结果的季节,更不知道他的怒发因何向我竖起。
  对于父亲,我更多的是心疼和怜惜。
  许多次在梦中我看到父亲幻化成一个少年,一身补丁衣服,呆呆地立于澧河边。看着鱼鹰在河里捕鱼,看着浪花在澧河翻来涌去,我想父亲一定是想他的亲娘了。
  父亲十八岁和我母亲成亲,十九岁就没了我的奶奶。据说我的奶奶很漂亮,她的一双小脚在村里走动时,连风都转回身看她。她走动着,一双布鞋上绣着蓝蝴蝶和红蝴蝶,奶奶蝴蝶一样扇动着翅膀,整个村庄都灵动起来。
  哥哥姐姐们和我一样没有得到过她的慈爱,她美丽的大眼睛在这个世界只转动了四十多年,就归于尘土,但她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无时不在。奶奶如何知道她一个没有见过面的、隔着日月、隔着风和土的孙女是这样的爱着她,爱得心痛,爱得时光错乱呢?
  二
  我到不惑之年才知道一个村庄的诞生是古寨一个孙姓的官宦人家淌出的汁浆。如今,那个人的诗歌还在《四库全书》中吟唱着,他的气息穿过三百多年的风和雨,一直在我的脉搏间回响。不管时间推进到何年何月,他也是我的亲人,我的身上流着他的血脉。他从诗歌中走出来,在黑夜里凝视着我,我承认我爱上了这个进士出身的男人。
  此刻,我听到了一队人马,“叮叮当当”从一个古寨往百十里外的村庄挪移。孙氏一支来到安庄的总共百十口人,牛马无数。长工做饭的、看家护院的一应俱全。他们在古昆阳的干道上走着,沿途锄地的停下手中的活儿观看着,流浪狗也欢快地吠着。经年的尘土摩擦着他们的脚板,他们就这样走着,俨然一支军队。
  他们搬到了安庄,却并不安然,虽然用一大笔银子买下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土地树木和山岗,还有一口布满青苔的老井。但一百多年后,孙氏后人因连年的饥馑和匪患,多次卖地卖牲口,浑圆的家业只剩得边边角角。大家庭也一分再分,不断地分叉。家里没了做饭的和看家护院的,只有一两个种地的长工,着实冷清了不少。
  民国三十一年,我们这个小家庭只剩下了十八亩地,却有大小八张吃饭的嘴,春种秋收虽雇有短工,但并不富裕。
  那天,母亲作为刚刚定了亲的童养媳,被外公领着站在了孙家的门前。奶奶看着两个葛姓人脸上饥饿的颜色,心说,留下这闺女,就多了一张嘴,日子就更不宽裕了。
  奶奶将目光抛出去好远,同时也把一块小石子抛向饿得抖抖瑟瑟的鸡鸭。
  奶奶不说一句话,天上的太阳也不说一句话。
  可是外公要说话,外公说:“亲家,我们要去南乡讨饭了,路上凶险,怕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无法向亲家交代。灾荒年就让孩子在这儿讨个活命吧,把她当一只狗养,有口剩饭就行。”外公说着,就把八九岁的母亲往奶奶跟前推。   奶奶的脸僵僵的,没有表情。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两腿有点儿发飘。
  外公再次把母亲往奶奶跟前推。
  奶奶像是被什么蛰了一下,又快速往后退了两步,和面前的童养媳保持着一种不相干的距离。
  奶奶看了外公一眼,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耸了两下,说:“唉,我们家还吃糠咽菜呢!她生是你们葛家的人,死是你们葛家的鬼,你把她领回去吧,领回去吧。”
  外公二话没说,青着脸把母亲抱起来就往回走。那年澧河刚发过大水,澧河边儿的水也到了外公的小腿肚,外公把瘦得像荃菜一样的母亲馱在背上,蹚着水往澧河对岸的葛庄走。很快,河水就到了他的胸部。外公不会凫水,他往前走着,脚底开始打滑,就有了几分紧张。他侧身看了看,多么希望孙家人从背后呼叫着赶过来,出手救下他们父女,再留下这个苦命的闺女。可背后只有风声,只有大地的空旷。天空的云彩被风驱赶成瓦片状,澧河两岸没有人迹。
  “救人哪,救人啊!”风像一根弦,把外公的恐惧弹拨出去,零零散散的在河面上浮动。没有人回应,外公听不到河岸边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他高高的鼻梁上就冒出了冷汗。外公心里说,这样的日子死就死了,有啥怨的?可他见不得闺女死,闺女的路还长着呢。前一天的半碗稀汤早在他的体内无影无踪,外公浑身无力,可他硬是拼着老命喊出了最后一嗓子:“救人哪,救人啊……”
  后来,是一个拾柴的老者救了他们。
  外婆不是在场者,可她的心硬铁一样把我奶奶恨下了。面对外婆重复了八百遍的事实,我一点儿也恨不起来我的奶奶,我在心里无数次为她辩护。
  解放后,母亲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个子高了,腰身圆了,走起路来大辫子一甩一甩的,一副翻身作了主人的模样。她十六七岁就成了乡里的女干部,不管白天还是夜里出去开会,一个背着长枪的民兵步步紧随,像是她的影子。
  土改时,我们家划为中农,不是斗争的对象,爷爷和全家人松了口气。南风乍至,北风兴起。不久,因为村里修路,在我们的老宅下挖出了一罐银元,曾为孙家长工的异姓人,目光里就有了钉子。爷爷和父亲像风雨中的麻雀,很多个日子里都战战兢兢的。
  而母亲家是贫农,贫得光荣,贫得金灿灿的,母亲面前的道路也金灿灿的。母亲是上过高台讲过话的。虽然是扫盲班的水平,但她记性好,能把上级的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下去,且有感性的发挥。那是母亲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望着葛家的闺女,许多人都说这孩子将来要成大器。而母亲注定成不了大器,她和父亲的那根红线还没断,虽则隔了一条澧河,可中原的风充满了温情和诡异。
  那天,母亲在台上正作报告,台下是一百多贫苦大众和十几个耷拉着脑袋的坏分子。母亲每次作完报告,都要带领着大伙儿喊口号:“打倒地主恶霸和富农!打倒地主恶霸和富农!”母亲喊口号时,习惯性地挥舞着拳头,两条大辫子在肩头一跳一跳的。一场报告下来,她的衣服溻湿了,脚下的土地也湿润了。下面鼓掌的人都高高地举起手,那一双双手臂像猛然间长出的一片树林。
  那天是母亲人生的分水岭。母亲的报告还未作完,外公就把母亲叫回了家,从此她再也没有登过台,而成了十几里外孙家的媳妇。
  原来孙家看她已然成人,就上门商量婚事,有婚约在红纸帖上,外公是推脱不得的。母亲就哭,无论如何也不愿嫁人,尤其是孙家这样的中农户,她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乡里县上的领导都看重她!外公答应孙家过了秋收就嫁闺女,为防万一,就把母亲锁进黑黢黢的小屋子,不见半点儿阳光。母亲不住地用头撞墙,墙上的蜘蛛网一挂一挂落下来,披在她的肩上,缠住了她的手和脚;母亲撞墙,想让外公的心软下来,可外公的心比母亲的头硬。乡里的民兵干部多次背着枪上门要人,都被外公挡了回去。外公是有脸面的人,即便孙家有错在先,也不会悔婚的。外婆心疼闺女,要外公把她放出来,外公抄起一把刀抵在咽喉处,以死相逼。
  那个虎生生在台上作报告的女子,终是坐上了孙家的花轿,忽忽闪闪地过澧河、跃山岗,火红的轿帘子盖住了她的绣花鞋,却盖不住她一路的哭声,她就那样哭哭啼啼地到了孙家。四个轿夫耳朵边闹腾,心里也闹腾,一个个说这不像娶亲的,倒像是埋人的,新社会了还哭个啥!
  外婆望着远去的要跨河、过岗的亲闺女,坐在门槛上哭着骂着外公,骂外公不该把闺女推到火坑里。外婆的泪水涨溢,眼眶却有点儿塌陷了。
  外公站在家门口,看着抬母亲的那顶花轿一朵红云一样越飘越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牙齿却开始疼痛。
  母亲嫁走了,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葛庄的辘轳井整天仍“吱吱吱”地叫着,田野里的风仍推着天上的云,推着不会停顿的春夏秋冬,只是母亲作报告喊口号的土台子有点儿寂静了。
  外婆蜷缩在黑夜里,像谁挖走了她的心肝,身体一直痛着,一颗牙也有点儿松动。想到母亲以后的光景,她的嘴唇颤抖着,狠狠地向黑夜、向母亲去的方向撂下了一句话:“孙家那个老婆,你去死,你去死吧!你不死,这辈子我都不会登你家的门。”
  想不到一语成谶!母亲过门没几个月,我奶奶就命归黄泉了。
  三
  父亲没了亲娘,二十岁就学会了抽烟。他喜欢把自制的烟卷儿先夹在耳朵上,一会儿才从耳朵上拿下来,用火具点着,慢慢地抽;抽一口从嘴里拿出来,抽一口从嘴里拿出来,把点燃的烟卷儿夹在食指中指间,轻轻地摩擦着,一团团烟雾便把他笼罩了,他的眼神在烟雾深处游弋。
  母亲走出花轿,十几年间就成了几个孩子的母亲,她的翅膀被我的外公“咔嚓”一声剪断了。
  站在澧河北岸的山岗上,她的心燕子般总是飞回澧河那边的葛庄。那里有她的舞台,那个光秃秃的土台子在她眼里是用金丝绒包裹的,是她一个人的舞台。她在舞台上白杨树似的每天都往上长,每天都有莫名的希望穿过她的呼吸;在澧河这边,没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没有了亲切的辘轳声,母亲心里有股气,在她纵横交错的肌理里蹿动,母亲无法与它对峙,只得作了它的俘虏。母亲有气,但勤劳的她不会误了生孩子养孩子,不会误了饭时农时。她把一团团粗糙的红薯面、高粱面揉成兔子的形状或长嘴麻雀的形状,放到水蒸气扑眼的箅子上,半个钟点馒头的香味儿便沁入人的筋骨;一到收秋种麦时,母亲会领着全村的妇女,和男劳力比赛着把土地弄得平坦光滑,太阳光洒下来,像一层闪烁的金子。   一天天,她像个热情的小鸟迷失在这块人民公社的土地上。
  嫁到安庄不久,母亲这个曾经的乡干部便屈就大队妇联主任,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大队妇联主任干了一年半,上面又给她降了一级,屈就生产队妇女队长。母亲逢人就说新来的妇联主任比她认字多,讲话有水平,把她撤了她服气。
  其实那个妇联主任是乡领导的亲戚,母亲是个实心眼子。
  母亲似乎安于命运的不公,被剪了翅膀的她俯伏在造物主恩赐的土地上出力流汗。这块土地也流着她屈辱的泪水。母亲有时心里坑坑洼洼的,脸上有阴云漫过。这时,她会揪住自己的一綹头发,冲父亲发脾气:“如果不是嫁到你们孙家,我早就是县里市里的大干部了。”
  这话不虚。有天母亲听到收音机里报道省妇联主任某某某的消息,正在擀面的她把擀面杖一扔,站在当院里发起呆来。父亲知道这是母亲的心病,过一阵子就要犯一次。母亲犯病时全家人谁也不理她,等她自己治愈自己。父亲会拾起母亲丢下的擀面杖去擀面,或者捡起母亲放下的洗衣盆去洗衣。
  母亲说,那个省里的妇联主任当年是她的兵,讲话的水平还不如她呢。这样的话母亲说了一遍又一遍,她心里的伤口也一次比一次深。
  母亲本该是栖息于梧桐树上的凤凰,时光却把她消磨成性格暴烈的妇人。我参加工作后有时还会挨她的擀面杖。我不知道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但村里人都说他们两个是幸福的一对儿。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兄妹几个悄悄地背叛了我们的母亲,齐刷刷地站到了父亲一边。爷爷去世后,家里的第一碗饭永远是端给父亲的,我们踏进家门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爹在家吗?”那年大姐在南山做工,青年队里改善伙食,大姐分了二斤油条不敢独自享用,冒着严寒步行四十多里跑回家,一路上爬山岗跨沟壑,把一双新棉鞋都快踢烂了。到家时油条冻成了冰棍儿,大姐的脸也生了冻疮。大姐掏出用土纸包了一层又用抹布小心包裹的油条,喜滋滋地说:“爹,快吃吧,香着呢!”
  父亲接过油条,打开包裹呆呆地看着。大姐着急了,催促道:“爹,您快吃吧!”父亲的抬头纹抽动着,嘴角牵动了一下,他一边嘎巴嘎巴地吃,一边望着母亲,说:“你也尝尝吧,孩子的心意。”
  母亲望着幸福地吃着油条的父亲,一声不吭,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大姐这才意识到什么,忙说:“娘,您也吃,您也吃。”大姐便给母亲分油条,大姐伸出的手红肿红肿的。
  小时候母亲和父亲发生争执,母亲责骂父亲时,我帮不了父亲,只能怨恨地把气撒在猫狗身上,我把一条棍子抡得“呼呼”生风,棍子下的小生灵吓得没了魂魄。父亲有时看着暴跳如雷的母亲,显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父亲只会皱皱眉,父亲皱眉的时候,我的眉头也皱巴巴的。
  我心疼父亲时就想抱他,甚至想要亲亲他的脸颊。那天,我望着他头顶抽出的白发,心里一动,双手哆嗦了一下,就抱住了他。他没想到我会抱他,他的几个孩子没有谁敢去抱他,他有点儿惊慌失措,脸一下红了。他把我推开了,并埋怨道:“这闺女,你看这闺女……”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父亲。
  父亲是孤独的,父亲平日不爱讲话。他一个人喜欢坐在澧河边抽烟,看河水缓缓地流淌,看水鸭子在澧河里小船一样摇啊摇!对父亲来说,河边的每一棵草、每一个沙砾都是他的陪伴。他盯着水面入定的样子,一定是想我的奶奶了。父亲失去亲娘时,他的生命还那么娇嫩,严格地说他还是个孩子,是房檐下巢里的雏鸟。或许奶奶魂飘万里的那一刻,他才长成了一个大人。
  奶奶去世前一直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手不松开。奶奶一直喊着:“孩儿啊,孩儿啊,你才刚成人啊,我舍不下啊,舍不下啊!”奶奶的一口气在嗓子眼儿里小鱼一样上下蹿动,那口气拴着她的魂儿,走不出屋子。
  屋外,天空的银河深处就是奶奶的归宿。以后奶奶只能在天上远远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亲人,注视着灶屋里腾起的细细的炊烟。奶奶的那口气在嗓子眼儿里蹿动了老半天,爷爷看着实在难受,就生生地把奶奶拉着父亲的那只手掰开了。奶奶倒出那口气,最终把一切都舍下了。
  父亲忘了哭出声音,他一遍遍摸着奶奶慢慢变凉发硬的身体,默默地流泪。父亲被爷爷掰开的那只手疼,心里更疼。他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一个亲人,一个给他血肉之躯的人。
  爷爷掰开了父亲的手。那一瞬间,父亲就孤独了,就恋上了面前这条河。父亲常常在河边静坐,他抽着烟,望着远处的天空,仿佛要化为天空中宁静的蓝。
  父亲的孤独,呼应了另一个人的孤独,那个一生报效朝廷却被构陷而死的人。他的魂魄已经远去,他的身体早不在风里,他推不开一扇门一扇窗。读他的诗时泪水染花了我的脸。月光下,我的眼皮上满是忧愁,他的灵魂透过几行诗在我的五脏六腑里跳动。这样一个有点儿神秘的夜晚,我和我的先人交换着情感,交换着眼泪,也交换着频率合一的心跳。我不知道父亲读先人的诗时,是否像我一样透过几百年前的窗棂怜悯着他,心疼着他。
  父亲在河边待得久了,母亲就差我们去喊。回到家,母亲用手指着父亲的额头说:“你是家里的大功臣啊,吃饭也要喊你;你是我的先人啊,非得让我天天供着你!”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又抽了两口烟,咂吧咂吧嘴,任凭母亲数落。父亲不多言语,感觉父亲像一个客人住在我们家里。
  四
  母亲在村里威信很高,高过了房屋,高过了树梢,人们和她说话时,需要踮着脚仰视她。
  这得益于母亲从高高的木架上救下一个人。
  其实,母亲自从坐着花轿嫁到我们家,就有了威信,母亲有着全中国最好的成分,她的威信是自带的。她的威信像风,探着头,深入田间,深入各家各户。村里人从她眼前走过时,忙低头,紧了紧脚步,怕什么东西落下来砸着。土地上的人害怕响声,而土地大多时候是安静的。
  刚到安庄时,村里没几个人敢和她说话,哪怕是父亲的长辈,她在安庄人的眼里是大干部。村里大多数人家是中农,还有几户富农。十五爷是村里唯一敢和母亲说话的长辈,十五爷家是富农。十五爷在祖父辈里年龄最小,同辈人便“老末老末”地唤他,硬是把我眼中的一棵大树唤成了小树,仿佛又重生了一次,他一直活到九十九岁。十五爷是他那一代最后归天的。玄妙的是,我的爷爷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顺序,正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顺序,没见插队的。   父亲和母亲叫十五爷末叔,我的同辈人都叫他末爷,唯独我叫他末叔爷。我的叫声响亮而自豪。母亲骂我是榆木疙瘩,她用笤帚疙瘩打我。她打我的时候我护着脸,怕一张脸被打烂了。我护着脸反驳她:“您和爹叫他末叔,我不该叫他末叔爷?我叫的是爷呀,凭啥打我!”笤帚疙瘩打坏了几个,榆木疙瘩也破不开。我想,这大概也是母亲一直不喜欢我的原因。
  十五爷身上有块宝,就是他的嘴。他的嘴是说瞎话儿的嘴,也是提媒问亲的嘴。方圆十几里的大姑娘小伙子,一茬一茬嫩韭菜似的排着队等他配对儿。他到底促成过多少桩姻缘无人数算,只见得十五爷家门庭若市,一杆旱烟袋抽得吸溜吸溜的;只见得十五爷把眼里长了一粒棠梨花的亲闺女嫁给了澧河对岸贫农家的好小伙。
  母亲喜欢听十五爷说瞎话儿。乡村的晚上,母亲在里间踩着缝纫机的脚踏,十五爷有时则在我们的堂屋里说瞎话儿。煤油灯把整座山墙舔得黑乎乎的,就连条几上面赭红色的牌位也变了色。屋子里挤满了人,十五爷就坐在靠近牌位右边的一把镂花的罗圈儿椅上,他每次都坐在固定的位子上,他坐在罗圈儿椅上给村里人说瞎话儿,很有仪式感。十五爷的头带动肩部不停地摇摆,投射到墙上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分不清风声、马的嘶鸣声和战场上的喊杀声是从十五爷的嘴里跑出来的还是他挂在墙上的影子发出来的。十五爷从《薛平贵征西》说到《花木兰从军》,再说到《三侠五义》,一年都不重样。
  十五爷说瞎话儿时,大姐负责往他的杯子里添水。大姐拎着水壶猫着腰,在坐满人的屋子里穿梭着,一副乖顺的小模样。她每添一次水,十五爷就“嗯”一声,十五爷半个晚上“嗯”了好几声,这才站起身,说:“散了吧,明天再续,明天再续。”
  十五爷的瞎话儿说得好,村里人都爱听,人缘就好。
  坐在罗圈儿椅上的十五爷,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父亲却不爱听十五爷的瞎话儿,十五爷的瞎话儿太恣肆,和原著差着劲儿。父亲说不好的时候,母亲就瞪眼。父亲生性温厚,不和母亲计较,也不愿和村里人计较。
  父亲除了喜欢坐在澧河边和河边的沙砾草木说说话,有时还盯着家门前的石臼看,但石臼里没有森林,石臼里也变不出一条澧河,可父亲能看到奶奶的身影。奶奶在世时常在石臼里忙活,一会儿在里面捣玉米仁,一会儿捣韭花儿,她蓝色的蒙头巾上沾着玉米的味道、菜蔬的味道,还有炊烟的味道。
  我也喜欢家门口的石臼。小时候母亲打我时,我一生气就坐在石臼的凹槽里。母亲想把我弄出来,我学秋天的马蜂使着劲地往里钻,让石臼成为我的避难所。母亲从石臼里把我挖出来时一头汗水,我的耳朵也被她揪得红红的透着亮,像刚出锅的饺子。
  我和母亲几乎成了仇人,而她却是安庄的恩人。村里人常说,那一年年馑,如果不是母亲,村南柏树下不知道又该添多少新坟。那个特殊的时期,母亲兼着村里的保管员,那可是一村人的粮食,是大大小小几百口人的命啊!盛粮食的库房有两道门,晃晃荡荡挂着两把锁。钥匙就在母亲的腰带上系着,日夜都不敢离身。
  母亲在村里走着,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腰间的钥匙哗哗啦啦地响,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可她的心一直紧巴着,她担心几个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和腿脚不灵的残疾人不能及时去食堂领饭。
  有一天,一个老人去领饭时,一口大锅里稀得能照出人影的汤水也没了,饿得头昏眼花的老人急哭了,他没有力气骂管食堂的人,回去时虚弱得扶着树走,扶着墙走,老人的生命纤细成一根线。母亲知道后趁着夜色偷偷地打开库房,慌慌张张地从粮食囤里捧出一捧金子般的粮食揣在怀中,不声不响地给老人送到了家里。这事第二天就被人揭发了,母亲挨了斗。母亲挨斗的时候天灰蒙蒙的,整个村庄没有一丝活力,光秃秃的树上没有栖息的鸟。母亲在批判自己的会上痛哭着说自己对不起群众的信任,没有原则性,罪不可恕。母亲的长刘海被泪水湿成一绺一绺的,贴在脸颊上,最后她领头喊着要打倒自己。母亲的声音太小,身体里没有粮食发酵,哪来批斗的激情?批斗会上只有几个人呼应着母亲喊口号,场面就不太壮观。除了吃饭,村民们不愿举手甚至不愿张口,他们要节省自己的力气,要活着。挨斗后的母亲继续当着村里的保管员,好像谁都无权把她的钥匙取下来,她腰间的钥匙照样哗啦哗啦地响,从村头响到村尾。
  多亏有了母亲,安庄竟没有饿死一个人。
  “如果不是嫁给你们孙家,我早就是大干部了。”
  母亲犯心病时,父亲只是低着头抽烟,他成了一个永远不能被饶恕的罪人。
  母亲只有沉醉在火热的劳动中,才不会犯病。锄地割麦,种瓜点豆,母亲样样拿手,还把全村唯一的一台缝纫机踩得“嚓嚓”响。一到晚上,那台上海“飞人牌”缝纫机在星空下一直跳跃到丑时,它包揽了全村人春夏秋冬的冷暖,母亲没有收取东家一根柴、西家一粒米。她的腰累得“咔叭咔叭”响,和缝纫机一起发出叫声。
  母亲不大有工夫抱我。而父亲常常抱我,父亲抱着我的时候,他那条快要断裂的棕色皮带把我柔嫩的小身子硌得不舒服极了。我的两条小腿就拼命往下坠,挣扎着要下地,父亲怕我摔下来,把我抱得更紧了。
  安庄虽不是大村,但日子也像蜘蛛网一样纷纷杂杂,树叶子掉下来也会激起一地的喜怒哀乐。
  这是母亲的又一个舞台。她在这个舞台上历练得愈来愈柔软,柔软成一滴水,黏合了左右邻里,黏合了一石一瓦、一草一木。不得不说,这是一条河流,经过九曲十八弯,改变了流动的方向,母亲昔日胸膛里的乱风,终于归顺于大地神秘的气韵。昔日的澧河南岸,那个站在风的翅膀上打量安庄的女子,成了安庄主事的人。
  有一年,十五爷的女婿揍了他那眼里长着一粒棠梨花的老婆,揍成了一双熊猫眼,鼻子也蹿出了血,女人就捂着脸跑回了娘家。十五爷和他的两个儿子伸伸脖子,但还是难以咽下这口氣。
  十五爷的女婿打了人,还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吱吱扭扭”悠闲地来到安庄,叫他的媳妇回家。回家接着下地干活,接着在床上和他生娃,哪想他一下子撞到了老虎口里。十五爷的闺女挨打的事,一顿饭的工夫村里人都知道了。这还了得,孙家的姑娘无论丑俊,嫁出去都是孙家的姑奶奶,孙家人哪个不疼哪个不敬?哪容得外姓人糟践猪草似的对待。   大家都希望十五爷对女婿有点儿动静,最好动静能大一点儿。
  而十五爷闹的动静委实惊着了大伙儿。
  学过木工的十五爷,手艺虽不敢比鲁班,但做点儿粗活还是绰绰有余的。那天,他看女婿离家门口越来越近,脑子霍地一亮,撒腿就往生产队的木工房跑。女婿坐在他的堂屋喝茶水的时候,十五爷就用几块废木料扎了个十字形的木架,竖在了村中央,很像一个扒了皮的稻草人。不消一刻钟的工夫,十五爷就和两个儿子把肚子里晃荡着茶水的女婿绑在了木架上。
  我母亲正在地里薅猪草,就有人连跑带颠喘着粗气去给她报信。那时候,有人叫母亲“灭火机”,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她处理不了的。可这场火太大,烧得村里人眼睛通红,十五爷的眼睛更像火炭。十五爷放下话说,誰也不能给他那个挨千刀的女婿松绑,一定要把那个遭猪拱的在毒日头下晒成肉干儿。
  母亲从地里回来赶到现场时,村里像唱大戏,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四面八方的麻雀都飞过来,站在安庄的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叫,毕竟这是百年不遇的戏景。母亲穿过一层层的人墙来到了木架跟前,她并没有去为那个可恨又可怜的男人松绑,而是一个一个看那些激动得满脸涨红的村民,母亲的目光和谁相接,谁的头就往下缩了缩,年轻人还俏皮地伸伸舌头。
  那天母亲在村街上走着,她的表情是平静的、自然的,她的平静自然里却透着一丝威严。平日,她的身影投向哪里,正说闲话的一堆女人马上就散开了。有一次,致远叔正挥拳打他的老婆素娥婶,素娥婶披头散发杀猪一样的叫唤着。母亲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说:“你好大本事啊,学会打老婆了。有能耐朝我这儿打,朝我打啊!”母亲说着,朝他挺了挺胸膛。致远叔自然不敢打母亲,他松开素娥婶连忙撤离,撤离时还有点儿不服气地瞪了母亲一眼。
  母亲身上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但很多时候她是平和的。
  那天我的母亲无法平和,村子里竖着一个木架,木架上还绑着一个人。母亲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十五爷身上。十五爷把脸转到一边,那一刻,母亲在他眼里成了空气。母亲提高声音说,“这是谁的主意?”
  没有人吭声。
  母亲再问,十五爷仍不搭腔,只是喘着粗气。十五爷也许后悔了,后悔自己的木匠活儿用错了地方,或者后悔没把那个遭猪拱的挨千刀的晒成人肉干儿,我的母亲就从地里回来了。
  其实十五爷是畏惧母亲的,十五爷常说,母亲行得正。母亲也多次调解他们家的矛盾,每次都令他心服口服。可这次十五爷有点儿豁出去的味道,决心不按常理出牌,决心和他这个侄媳妇抗争到底了。这时,母亲的额头上冒出了汗水。外村的人也跑来看热闹,母亲知道这下安庄丢大人了,十五爷丢大人了,如果处理不好她自己也要羞愧得钻地缝儿。母亲的脸上不光有汗水,眼睛里还有泪水。看到母亲流泪,一层层的人墙松懈了。母亲看时机成熟,高喊了声:“谁过来把他解开,谁过来?”
  人群中有了些动静,可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木架上的人实在熬不住了,哭丧着脸向母亲求救:“四嫂子救命,四嫂子救命啊!”
  母亲再一次大声喊道:“谁把他解下来!”
  所有的人都看着十五爷,母亲也盯着十五爷,并把声音压低说:“末叔,你把这个挨千刀的解下来,你脸上有光,我脸上有光;我解下来,你脸上无光,安庄的大人小孩都无光。”十五爷到底还是忍不住了,呜呜哭起来。他走过去,一巴掌打在女婿的脸上,一下不解气,又打了一下。
  母亲说:“末叔,我也替你打这个不懂事的。”说着,她把不太坚硬的拳头擂在了那个“挨千刀”的身上,母亲的拳头不像是惩罚,倒像是一种安慰。后来,母亲和十五爷一起把木架上的人解了下来。十五爷的女婿跪在地上胡乱磕着头,向十五爷和母亲保证再也不打老婆了。他磕过头的地方湿淋淋一片,原来他肚子里的茶水,一个多时辰就变成了一泡臊臭臊臭的尿。
  五
  父亲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除了集体劳动和难以逃避的红白喜事,他不会和村里其他的人卷在一起,更不会和人吵架。连对畜牲他都怀着一颗怜悯之心。
  有一年,在我们家长了十五年的老黑犯下了大错。
  早上母亲一开大门,冷不丁看见老黑叼着一根细细的小孩的腿骨,在大门前啃得津津有味。那些年有遭了“四六风”而夭折的孩子被大人用稻草卷着,扔在村南黄背草遮盖的山岗上,就引来了野狗,野狗就撕咬那些稻草卷儿,白惨惨的骨头就露了出来。
  老黑在我们家是很受优待的,怎么会跑到山岗上干这缺德事?而且这样的事在我们那里是极不吉利的。母亲拿起门后的桑木叉就打老黑,老黑自知理亏,丢下骨头,逃之夭夭。
  母亲气得三顿饭短了两顿,遇见这样的倒霉事她如何吃得下去?一口饭刚咽下去,就打起嗝来。白天她用了一些迷信的办法在大门口驱逐晦气,晚上便召集全家人,商量要勒死这个不要脸的畜牲。大家都举手赞成,只有父亲不说一句话,父亲嘴里的烟火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天上的星星也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母亲恼了,冲着父亲发火:“你这老东西,倒放个屁啊!”
  父亲转了一下身子,回她一句:“我说啥?我说啥在你那儿都是个屁。”这样说着,父亲就打开大门走了出去。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地照着父亲,父亲嘴里粗糙的烟卷儿所发出的光亮和星星的光互映着。
  父亲是不忍心伤害老黑的,老黑通人性,像是家里的一口人。老黑对父亲有救命之恩。
  那年夏天父亲在地里锄玉米,锄了一两个时辰,就坐在地头的荫凉处歇息。父亲又累又困,头枕着锄把就睡着了。在梦里,他听到老黑急促的叫声,父亲一个挺身站了起来。老黑神情紧张,拉着父亲的裤腿狂吠,并使劲往一边扯,原来一条毒蛇在他躺卧的几米处,正伸着长长的信子望着他。父亲吓得头发都立了起来,丢下锄头就跑,蛇身上荡起的凉气,一路追逐着他。
  父亲说那天如果没有老黑的警觉,他要是被毒蛇缠上,就凶多吉少了。
  父亲来到村外的麦秸垛前,顺势将疲惫的身子靠了上去。他恨自己太懦弱,不能阻拦母亲。父亲心说人是万物之灵,就不能宽恕一条狗吗?   父亲想象着老黑的死法,想象着一家人把老黑直接勒死,还是把老黑绑在树上,往它的嘴里灌凉水。最后折磨够了,老黑嗷嗷几声,一蹬腿,含恨告别了世界。父亲不敢想下去了,他的目光散淡地看着天边的星空。
  夜深了,父亲不情愿地直起身,拖拖拉拉回到家,却看见老黑正吧唧吧唧地吃着一盆狗食。家里其他的人都睡去了,只有母亲在月亮地儿里一边洗衣服,一边等他。父亲惊喜地叫了一声:“老黑!”
  母亲扫了父亲一眼,说道:“老东西,就你善心肠,就你心疼老黑,俺也舍不得啊!”
  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明显苍老了,他的前胸和胡须上满是酒花花,端杯的手有了一丝颤抖。
  父亲是拒绝过生日的,可父亲拒绝的事总也拒绝不了。
  那天安庄的上空一早就浮动着一层喜气。左邻右舍都来了,有的拎一只鸡,有的端着鸡蛋,有的把鸡蛋做成糕点带来了,这样的礼物预示着吉祥如意。贺寿的礼物堆得摇摇晃晃;当然,祝福父亲的话也堆得摇摇晃晃。
  院子里临时摆起几张桌子,宾主入座,大家就一杯接一杯地敬老寿星。不知是喧闹的气氛还是酒花花的浮力使父亲的身子变轻了,双脚成了两根稻草,他当着众人划动起蹩脚的舞步,嘴里念念有词。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有点儿不认识他了。后来,父亲又将崭新的棉袄脱下来,扔在了地上,吟诵起《诗经》中的《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父亲吟诵到这里的时候,竟用绒衣袖子擦起眼泪,鼻涕也流了出来。我很少看到父亲流泪。父亲一哭,我和哥哥姐姐们心里也酸酸的。父亲一定是想逝去的爷爷和奶奶了。爷爷活到九十多岁息了地上的劳苦,归入尘土;而奶奶离世永远是父亲心里的痛。奶奶还没有机会变老,她脚下的尘土还生涩着,就撇下了她的亲人们。奶奶成了一缕风,一缕让父亲再也抓不到的风。
  此刻,父亲因为无法报答亲恩而哭泣,父亲把我们的心都哭碎了。宴席上的人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去,留下了桌子上还冒着热气的饭菜。人们散去了,院子里空荡荡的,父亲仍然吟诵着《诗经》里戳他心窝的诗句,一遍一遍,整首诗荡气回肠,在院子里缭绕着。
  父亲用一首诗搅了自己的生日宴,搅了一家人和邻舍的好心情。最后,父亲像田野里软弱无力的虫子,躺在地上喘息着。
  这是父亲第一次过生日。
  家里许久没有人过生日了。
  父亲说,那年刚刚麦罢,适逢爷爷过四十岁生日,孙家的十几个爷爷都到齐了,像一排白杨树在院子里排列着,每个人的呼吸都粘连在一起,是那样的相亲相爱。是啊,他们都是一个人的后代,那个人已经消逝了许久。当年这个中原人踏风而行去到福建,任提督学政,资助并培养了闽地无数的学子。异乡的泥土太黏,让他把生命交了出去……
  一颗种子死了,会结出许多籽粒,他的后人也一代代成为儒家的门徒。
  那天,和爷爷没出“五服”的兄弟们都为爷爷的生日獻诗,满桌丰盛的酒菜倒被冷落了,一只蜻蜓在院子里飞来飞去,不忍离开;一只公鸡站在墙头上向一桌子的佳肴张望。据说十一爷的学问最大,能把《左传》倒背如流。那天,他的诗作也被奉为上乘。
  父亲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猜想,那只款款而飞的蜻蜓一定是那位先人的寄身,他穿过时间的隧道,一路奔波至此,要考量他后嗣们的学问。他多希望能够现出清俊之身,给每个人一个拥抱。他们都是他的骨肉,是他在另一层天空所挂牵的。
  一大家人正觥筹交错、诗词相和间,青天白日下,七八个背着枪的土匪破门而入,把宴席上的人一个个掀翻在地。然后站在凳子上,把一桌好酒好菜扫荡一空。吃了喝了,又旋风般卷走了我们的牛驴和刚入仓的小麦。
  从此安庄的孙家,大人小孩不再过生日。
  六
  父亲小时候书念得好,能把《大学》《论语》《孟子》等篇章背熟,存在大脑里。那些比他先入学的,在父亲的屁股后吭吭哧哧地爬坡,用现在的话说,父亲甩他们半条街,父亲是班里唯一一个没挨过戒尺的,先生都喜欢聪明好学的。
  那天早上,先生让学子们一个个过关,背诵学过的书。学子们把读过的书恭敬地交给先生。先生翻起一卷书,从中抽出一句,让学子往下背。那个早上,好几个学子接不上,把《论语》《大学》背得稀巴烂。先生的戒尺举起,又啪啪地落下,落下又举起,没有一个人敢喊疼。
  先生深信父亲的高才,他要在学生中树立一个榜样。早上的天空如此清澈明亮,父亲读过的文章在他的脑海里跳跃着,那一行行的文字如七星瓢虫色彩鲜艳,刺激着他的感官,他的舌头也熨烫过一般舒展。父亲喜欢这样的早晨,这样的早晨,他调集了躯体中所有的神经,这些神经指挥着他,那些高蹈、文雅的诗句流成了一条壮观的河。多少年后父亲还记得他背书时,对着先生深鞠一躬,又对着晴朗的早晨鞠了一躬。他还听到了牛把式吆喝牛的声音、妇女在村里的小河边,用棒槌在捶布石上捶洗衣服的声音。
  是的,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先生拿着厚厚的一摞书对父亲点了点头,意思是可以开始了。
  先生提《梁惠王章句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先生滔滔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父亲马上接道:“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先生又提《论语》:“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
  父亲立刻对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先生脸上现出微微笑意。
  先生的目光扬得高高的,越过了发黄的屋梁,然后又收了回来,像把一只鸟放了出去,旋即这只鸟又飞了回来。
  先生提高了嗓门,先生已经预感到他要扑进一个令人惬意的早晨,这个学生是不会让他失望的。虽是初冬,但外面的太阳已经有了暖意,先生的鼻尖上竟有了些潮湿。窗外,太阳光也像小鸟呼啦啦飞进屋来,父亲的额头上也印上了一点点亮光。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父亲又往下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先生几乎笑出了声音,对父亲满意极了,但他仍不放过这个聪慧的孩子。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辩,然后使之……”
  先生下颚一低,稍一停顿,父亲马上接道:“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下面的内容父亲就想不起来了,父亲的脸由白变红,左手搓着右手。
  先生见父亲停顿了两秒钟,脸上“唰”地变了颜色,眉头一皱,哗啦一下把父亲的书扔到了院子里。书页在阳光下沙沙沙地响动着。
  父亲把头低下去,低下去,他不好意思去院子里捡书。
  时间静止了,先生刷白的脸一直扭向窗外,一眼都不愿看父亲。最后还是父亲的一个同窗好友把书捡了回来。
  那个早晨,“羞愧”这个词成为一张网,把他网住了,父亲知道自己并不是神童。
  此后,父亲用起功来。再后来,私塾先生来到家里,一边喝着爷爷敬奉的鸡蛋茶,一边说:“令郎我教不了了,我的学问连骨头带渣嚼了都给了他,我教不了了。”
  等收了秋,种下小麦,爷爷就把父亲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老举人办的学堂,在那里父亲仍为学子中的翘楚。老举人逢人便说安庄孙家的那个娃,将来要有大出息、大动静。若在过去,是要中进士的。
  父亲一辈子也没大出息、大动静。
  老举人的话还在空中盘旋着,我的大伯突然病逝,大伯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抽去了,爷爷向着老举人鞠一躬,低着头把父亲领回了家。
  父亲是死活要读书的,书已经成了他的命。爷爷一棍子打在父亲的背上,说:“你好不懂事啊,你大哥走了,家里的天塌了,天塌了呀!”爷爷擦了自己的眼泪,又去擦父亲的眼泪。爷爷把父亲揽到怀里,拍着他的后背说,“孩子,委屈你了,这是命啊!从今儿起,跟着我下地吧。”
  父亲哭了一宿,他舍不下“子曰”,舍不下那品之如甘露的经书。
  我的大伯在土地上忙碌了二十多年,头一歪,又睡在了土里,永远不会再起来,永远再看不到日出日落。他把日出日落的景致和一大片的土地扔给了父亲,就像把一篇他来不及做完的文章留给父亲去做。
  父亲一生做着这篇文章一生作了土地的囚徒。
  父亲在他的生日上起舞而歌的场景,母亲认为父亲不光丢了他自己的脸,也把全家人的脸都丢尽了。为此,母亲恨得牙根发痒,说父亲被几本破古书附了体,活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不明白她为何不尊重如此博学的父亲,父亲背经书的时候震撼了我,我听到了自己身体里阳光流动的声音,听到我的骨头快乐得开花的声音。同时,我的心也被一把利器切割了:一半是苦涩,一半是酸楚。
  父亲是个嗜书如命的人。除了他自己的一些书籍,还喜欢到邻居家借书。后来,他又一遍一遍阅读哥哥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就连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他也读得入了迷。那时我还怀疑,父亲能认识几个字,那些大部头他能读懂吗?无非是装装样子罢了。有时,我买的诗集他也看,看后摸摸耳朵说:“这些诗不行,寡淡。远不如《诗经》,《诗经》里的人和物是活的。”
  父亲读书时,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用一截金黄的麦秸秆作书签,而不是像我们随便地折叠书角。父亲说字是有生命的,你们那样对待它,你们折坏它,它会喊疼的。
  母亲的眼里只有田地。田地里的粮食脱落后,那一丝不挂的庄稼秆就成了她的希望。每一棵庄稼秆都是干瘪的,可经母亲恭敬地拿着一根细细的火柴点燃,它们就化为跳荡的精灵。
  母亲说,她喜欢看庄稼秆在炉灶里燃烧成红、黄、蓝的颜色。我想,正像父亲喜欢那一个个方块字紧紧抓住他的眼睛的感觉。炉膛的兴旺是一家人生活的兴旺,父亲怎能去干涉呢?可母亲却时时在干涉父亲大脑里的兴旺。
  书籍于父亲,如同檀香木做的琴瑟。母亲是不解琴瑟之妙的,有时就去毁坏,她把父亲的“琴瑟”当作柴火,找不到凑手的东西可以引火,就把父亲那些发黄的书卷扔进炉膛,于是,那些汉字就发出了噼噼啪啪喊冤的声音。
  父亲一般不会对母亲动肝火的,只有母亲烧书时,才会怒斥母亲。母亲哪里服气?她把案上的擀面杖敲得当当响:“书又不是粮食,能当饭吃!”
  父亲就不言语了,不言语的时候就看着天空中宁静的蓝;就抽烟,伸伸脖子把烦恼和烟雾一起咽进肚子里,让胃酸消化掉。
  母亲不只烧父亲的书,还烧我的书。母亲看世间一切书籍都如大地上的碎秸,它们比草木灰还轻。
  七
  小时候母亲踹我一脚的事我也讲了八百遍,每讲一次,好像母亲又重新踹了我一脚,那种复制的肉体的疼痛竟然鲜活而真实,有时我还会痛苦地流出泪来。
  其实,不仅仅是母亲那一脚造成了我们母女之间的隔阂,还因为我不满意她对父亲的态度,所以,那一脚的仇恨被我悄无声息地养大了。仇恨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最终不能隐藏。母亲看见我的仇恨时我已经长大成人,我也变成了一个母亲,和母親一样絮絮叨叨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尝试和母亲平起平坐,尝试用同一种口气说话。
  请原谅我用一个尖利的词:声讨。是的,我早就想声讨我的母亲了。事实上,我第一个想声讨的是我的外婆,她用一句诅咒的话就剥夺了我奶奶生存的权利。我突然想起了一本书上的话:“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和气魄啊!
  那年,我的外公领着母亲站在奶奶的面前,奶奶抛出那句冷冰冰的话时,澧河南岸的葛家和澧河北岸的孙家就成了仇敌。可这一对儿仇敌为什么不能像书中说的那样,给他饭吃,给他水喝呢?
  我始终认为奶奶的死与外婆脱不了干系,但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人的咒语是匕首,可以致人死亡,那么法律上有没有咒诅致人死亡罪呢?我每次为奶奶的死心里难过、旧事重提时,父亲低着头一直不说话。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或许父亲的脑神经迷路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有了头疼病,核桃一样的大脑回路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时大时小,时轻时重,有时那声音像条虫子在白色的核桃仁里吮足了营养,长出翅膀就飞走了,父亲就暂时获得了自由。
  父亲的脑袋里发出“咯吱咯吱”的疼痛的声音,母亲似乎满不在乎,还在父亲的耳边絮絮叨叨的,这无异于在他的大脑里揳了颗钉子,父亲的头痛加重了。
  有一次母亲说,父亲的头疼病可能是她耳聋那年害上的。那年母亲替队里生了病的磨倌在磨坊磨面,磨着磨着竟睡着了。母亲的肉耳朵变成了一块废铁,她的耳膜对声音突然失去了兴趣,后来自然界里美妙的声音又重新在她的世界里绽放了。
  母亲看见树叶晃动听不见声音的那段日子,父亲的头发开始变白了。平日母亲说话他是不大接腔的,他们中间永远隔着一段距离,可父亲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白了。那段时间母亲的脾气更暴躁了,她自己听不到声音,可并不妨碍她在屋里院里制造出各种各样刺耳的声音。或许是母亲制造出的那些声音把父亲吓着了,他的头就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控制了。
  父亲头疼的时候,母亲只是淡淡地问了声:“还疼啊!”就像对邻舍说,“你还没吃饭啊!”
  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父亲啊!她应该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揉啊揉,把父亲的那些白发都揉没了,把父亲的心揉得热乎乎的,像刚烤出的红薯一样;揉得父亲眼睛发酸、筋骨柔软,像她的孩子。
  他们之间的那段距离,母亲不可能跨过去,也许一辈子都不能跨过去。
  父亲说他经常梦到我奶奶。有一回,天上下着小雨,他连晚饭都没吃,倒在床上就睡熟了。就在这天晚上,他梦见奶奶轻移脚步踩着细雨、踩着细雨打湿的落叶往家走。她用比微风还轻的声音推开门,避开院子里的狗,往父亲睡觉的屋里摸索。那条叫老黑的狗是不认识奶奶的,奶奶离开得太早了,她留在家里的气息已被一层一层的时光遮盖。奶奶总算摸到了父亲的头,奶奶像个医生在他的头上摁了摁,又揉了揉。奶奶一边揉父亲的头一边流泪,奶奶的手很轻,生怕把父亲揉疼了。奶奶对父亲说:“孩儿啊,孩儿啊,我对不起你……”奶奶只有这一句话,其它的话都被她揉碎了。
  后来父亲就梦见奶奶从他的梦中飘走了,院里的老黑还对着奶奶吠了两声,算是告别。一个晚上那条狗就和奶奶有了感情,这使父亲想到了“家”这个字。
  奶奶从家里飘到外面,飘过外面的树梢,奶奶在飞,和来时不一样。来时她在探索,带着恐惧地探索,她怕人间的阳气隔离她。她走的时候就成了心满意足的飞。奶奶飞的响声惊动了一棵棵树,树叶子就扑嗒嗒往下掉。奶奶飞着飞着,就成了一片枯叶。
  想不到从此父亲的头疼病就好了。母亲也不感到惊讶,她不屑于问什么时候好的、怎么好的,那不是她要关心的事。或许母亲的心一直在人群里。
  母亲害怕孤独,母亲还没学会孤独地生活。无论在刚刚解放的葛庄还是嫁到安庄,她一直活在大众的视线中,活在别人的仰视中,她的羽毛太过美丽,一片片的羽毛在太阳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她更像是别人的母亲,她离我好远。离我好远的母亲,有时不得不借用擀面杖指挥我,用我额头上的疼痛和疼痛的记忆指挥我。从小到大,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她的擀面杖落在我的头上,如果擀面杖是小泽征尔手中的指挥棒,那么我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母亲变成了跳动的音符。说真的,我很难原谅我的母亲。直到几年前的那个午后,我在家乡的公路边等去市里的公交车。等得久了,心乱了,脚下就乱了,便把几颗石子踢来踢去,把脚趾头都踢疼了。这时,背后的村子里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声。我不由得一回头,却见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拄着拐杖立在村口的路上望着我。她的腰弯着,脖子却伸得老长,在看着我是否上了车;我上了回市里的车,她才能安心地返回家。其实那天,我和母亲为过去的鸡毛蒜皮刚争执过,母亲心情不好,把一顿午饭吃得断断续续的,其中还夹杂着几声叹息。可能是因为母亲老了,她的双腿颤巍巍的,脚下也没了根,弹不动大地的琴弦了。她开始变得胆怯,她和我有争辩,可声音是微小的;她低下头,用双手绞着自己的衣角。
  我总是揪住过去的事来指责她,指责过后,坐上回市里的公交车,轉动的车轱辘就把我和她对望的目光扯开了,我离她越来越远。每次回去我的角色好像不是母亲的女儿,更像是一个债主,回去讨债的。
  母亲以往也会站在村口的路上,手搭凉棚,向我去的方向张望。我也会回头看她,和她站在一起目送我的,有时还有我的父亲。
  如果说过去母亲对我背影的凝视在我的心灵里是电光一闪,那么这个午后就是一根刺扎在了我的心上。我忙转过身,目光不敢停留在那个小小的身影上。我的喉头发紧、鼻子发酸。我倏地觉得我和她的那段空间,有了一架可以直通的梯子。
  我对母亲的态度,终于有了一丝不忍。
  父亲对母亲也有怨气,他的怨气很可能像雨后的雾一样,层层叠叠的,但他用自己的办法驱散了那些云雾。母亲大声吵他时,他伸伸脖子,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有时他会接连吞咽几次。他还会情不自禁地把手探到耳朵后,其实父亲早就戒烟了,可他摸耳朵的习惯一直保留着,那个地方过去总是夹着一根或两根的自制烟卷儿,那是父亲的另一样食粮!
  八
  母亲的爱是块蛋糕,她把它切割成许多份,她站在高处,天女散花一样,她散发蛋糕的姿态和指缝里的香味儿让一个村庄陶醉。
  而父亲站在人间的低洼处,他够不到那块蛋糕。我一直以为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不及一根草木,她永远不会心疼我的父亲,她对他没有半点儿的怜爱。
  直到那件事情的发生。
  父亲不光书念得好,地里的活儿也是一学即会。命运把他放在一直伸展到四方的大地上,大地上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一盏盏点亮他眼睛的灯。我不知道父亲后来是怎样爱上澧河边这片土地的,也许是一棵高粱对他微笑了一下,也许是几只虫子对土地的吟唱和赞美让他惭愧了。或许土地上的那些虫子是从《诗经》中孵化而出的。虫子能听懂他的话语,虫子用它们独特的声音敲打着他的脊背,他躬耕在土地上的时候,身体就和大地有了垂直的关系。   那年,父亲作了瓜匠。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
  父亲娴于育苗、施肥和对瓜苗的打杈儿、压枝;娴于在瓜田里吟诗,西瓜就一个劲地生长、结果。瓜田旁边高粱地里的高粱,也一个劲地往上躥。
  那段时间父亲顾不上回家,饭菜茶水都要家人往地里拎。父亲种的瓜长得好,就招惹上了偷瓜贼,父亲睡梦中被惊醒时,听到了西瓜在地里破碎的声音。偷瓜者心虚手慌,不光偷西瓜,还踩坏西瓜。父亲抓了几次,小偷比西瓜还滑溜。父亲在瓜地里跑着,在高粱地里追赶,有几次眼看要踩上他们的尾巴,可又被他们逃掉了。
  西瓜成熟了,全生产队的大人小孩都巴望着那口甜,岂容小毛贼甜了肚腹!
  西瓜疯长,像孕妇的肚子,圆鼓鼓的。
  后来队里又派了两个人加紧看护,一个叫孙致远,一个叫王仓。孙致远是十一爷的孩子,王仓的祖上是当年跟随孙家的人马从古寨迁过来的。十一爷是勤学之人,他把《周易》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在心里琢磨得滚瓜烂熟的。十一爷很注重后嗣的名字,致远的名字便出自《戒子篇》:“非宁静无以致远。”“致远”是十一爷的向往,而不是我致远叔的。致远叔初中没毕业就在地球的一个角落蹿来蹿去,而立之年才收了心娶了妻,抱上了娃。可致远叔不珍惜身边的女人,把素娥婶当牲口使唤,当牲口骑在胯下打骂。素娥婶终因气郁患上了乳腺癌。后来的日子里,她的乳房坏苹果一般发黄、发紫,以致破裂,血水不住地往外渗,终于把生命的元气渗尽了,脚一伸,魂归云天。
  致远叔抚摸着素娥婶渐渐发硬的身子,长嚎一声。
  从此阴阳两隔。
  那年是王仓在我们的老宅下发现一罐银元的。王仓发现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在旁边。父亲虽然年纪尚轻,但充满了警觉,父亲赶忙说:“不敢吭声,不敢吭声。”可王仓从头上兴奋到脚底,破着嗓子大喊大叫,恨不得把全世界的人都招来。
  不多时,我们家老宅发现银元的事就传开了。
  后来银元悉数上缴公家,才平安无事。
  打这时起,王仓走路脖子一梗一梗的,突然有了底气。王仓逢人便说凭着这些罪证,当年就该划他们家一个地主富农。
  从此,王仓和父亲不大搭话,两个人走路碰头时,王仓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一瞥父亲,他心里一定在说父亲的运气太好。
  可现在因为队里的西瓜,两个人竟住在了一起。父亲只能听从队长的安排,有点儿生涩地在五六平米的瓜庵里和王仓“同居”。好在有致远叔在中间调和,倒也相安无事。
  夜晚的瓜庵,他们三个人一边消磨时光,一边竖起耳朵听着瓜地的动静。致远叔女人没了,再没续上,他就喜欢谈女人,谈女人时从上到下,恨不得把女人剥成一段白亮亮的葱。王仓是他忠实的听众,王仓的嘴张得大大的,恨不得把那一段葱嚼巴两下,咽进肚子里。
  父亲的心底倏忽间冲起一股愤怒,父亲意识到孙家丰厚文化的传承断裂了,便有了几丝焦虑和恐慌。王仓听致远叔谈着女人,仍忘不了瞟一眼父亲,他不喜欢父亲的孤僻清高,他甚至不喜欢父亲仰望天空的样子。
  致远叔大半夜都在讲女人,致远叔的声音很大,父亲睡不稳。父亲不便干涉,只好让自己烦躁的心沉下去,落在黑夜深处。
  父亲从不参与他们的谈话。一个听众毕竟太少了,致远叔讲到西瓜接近罢园,就不讲了,一只终日鸣叫的蝉知道累了,知道休息了。可致远叔不知道几天后,他在瓜庵里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按说,看瓜人夜里是不允许回家的。
  但那天下午母亲跟队长请了假,让父亲回去帮她淘洗粮食,第二天要磨面。原本不需要父亲帮忙的,可那天母亲像中了邪,一大早就打定主意让父亲回去。父亲起初不肯,架不住母亲的吵嚷,他的心就松动了。父亲看了看致远叔,致远叔点点头。父亲又看王仓,想不到王仓拍拍西瓜一样圆乎乎的肚子,大度地说:“回去吧,回去吧,这儿有我们俩人呢。家里需要帮忙嘛,回去吧!”父亲的心暖融融的,父亲走出瓜庵时,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王仓。
  一百多斤粮食,簸扬、淘洗,硬是花费了一两个钟点。好在粮食已在笸箩里被母亲用毛巾擦拭了半干,第二天就可以磨了。突然一阵风起,天边巴掌大的一片云竟带来了一场雷阵雨,父亲和母亲赶忙把晾晒在院子里的粮食撮进屋。
  这一下,就是两三个时辰。
  到了子时,雨小了,可雷声越来越大。
  父亲对母亲说:“我得回瓜庵了。”
  母亲说:“还下着雨呢!有那俩人在,怕啥?再说,下着雨,谁会去偷瓜。”
  父亲迟疑了一下说:“我还是走吧,空一晚上,要扣工分的。再说,王仓可能,可能监督着我呢。”
  母亲也犹豫了一下,说:“那,那你穿上蓑衣,去吧,队里的事要紧。”说着望了一眼挂在山墙上的蓑衣。
  母亲的表情有点儿木木的,情不自禁地又说了一句:“这雷声真大啊!”
  父亲的心像时钟一样摇摆了一下,父亲知道母亲怕打雷,何况是在这三更半夜。
  父亲嘴里嘟囔了一句:“这个时辰了,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了。”
  父亲扯掉鞋子,面朝墙侧卧,很快发出了呼噜声。
  第二天,父亲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
  夜晚的雷电击中了瓜庵,瓜庵瞬间成了火球,致远叔和王仓的肉身也炼成了火球。雷电把孙家祖坟边上长了二百多年的柏树也拦腰劈成两截。
  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庄,一下子枯萎了。致远叔一走,十一爷生生被抽掉了一根肋骨,疼得走不动路了。他在瓜地里哭着爬着,爬着哭着,浑身的泥水,他把混杂着几棵蒺藜的瓜秧子抓掉一大片,两只手上满是泥水血水;他埋怨着是这遭雷劈的瓜秧子,害了他致远儿的命。族人都跑过去劝十一爷,硬是劝不住。
  这哪里是能劝得住的?这可是一条活蹦乱跳的人命啊!劝不住,大家就各抹各的眼泪,抹着抹着,一村子的人都哭起来。安庄被痛苦和绝望劫持了。
  那天早上我漫无目的地在村里跑着,鞋跑掉了一只,也不敢回头捡,我的一只脚被泥巴糊住了。用力拔出来,继续往前跑,天上的乌云一直压在我的头顶。最后跑到一块茭草地里,另一只鞋子也跑丢了。我坐在湿漉漉的茭草上,牛一样倒着气。茭草嫩嫩的,已经齐腰深。没有风,茭草却一排排倒下去,倒下去;没有风,我的嘴里灌满了凉气,眼睛里满含着惊恐和泪水。这时,我突然听到茭草地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泣。我打了一个寒战就往家跑。   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低垂至地平线上。起风了,可田野里雾蒙蒙的,透不出一丝亮光,村庄里也升不起一丝炊烟,除了哭声,一切都是寂静的,村子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像是末日的来到。
  王仓死了,王仓的家人抓住生产队长,用力撕打。他们埋怨生产队长派了王仓的工,非要生产队长赔王仓一条命。生产队长躺在地上,抱着头蜷曲着身子,像拔了刺的刺猬满地滚。
  母亲那天累得腿都酸了。她劝了十一爷又劝王仓的家人;跑东又跑西,一口水都顾不上喝。向晚时分才回到家,身子一软倒在了父亲怀里。母亲软软地在父亲的怀里哭着捶打着他,“你这老东西,你的命真大啊!你的命真大啊,你这老东西……”
  父亲把母亲紧紧地抱在怀里,父亲竟然流出了眼泪。大姐“嗷”的一聲哭出了声音,她死死地抱着父亲母亲喊着说:“爹啊,吓死我了!娘啊,把我的胆都吓破了。”大姐亲亲爹,又亲亲娘。接着,我们全家人都抱在了一起,像几条鱼粘着,你亲亲我,我亲亲你,鼻涕眼泪混合着,分不清是酸是咸。
  那夜的雷声过后,安庄很长时间不见人说笑。人们出门时都佝偻着腰,昔日壮实的胆子被雷公碰了一下,就瘪了,人们不敢看燃烧过两条命的瓜地,不敢靠近那棵被雷劈过的柏树。那片瓜地和祖坟旁的柏树像藏着什么鬼怪,专门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安庄人在一个夜晚做了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没了毛发,没了血肉,只剩下一副骨架在大地上悲戚地行走。
  致远叔和素娥婶闹了一辈子,素娥婶死时交代孩子们,永不和致远叔相见。可最终两个人又合葬在了一起,活着的日子由不得自己,死后到了一丈深的土里,也由不得自己。
  雷电收走了致远叔,也收走了十一爷的心智。十一爷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他喉管里“咕咕”了几声,就疯掉了。十一爷每夜坐在致远叔的坟上,长一声短一声的叫。饿了,喝野地里的风;渴了,饮野地里的露水,后来十一爷竟不知去向。村里人再也听不到旷野里他那野兽般的叫声。
  致远叔和王仓坟头上的土一天天变得松软,长出了青草,青草里吐出了花。他们的“新居”被大自然打扮得像模像样的时候,一个村庄紧致的黑色的悲伤像坟头上的土有点儿松软了,麻雀依旧在天空中飞翔,乳白色的炊烟依旧在安庄的上空升腾。
  这时,母亲学会了站在院子里一声声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过去母亲总是“哎、哎、哎”地唤着父亲,似乎他是一个木桩、一个路人,或是她终日驱来赶去的一只小鸡,父亲的名字在她的“哎、哎、哎”中渐渐干枯了。而今,母亲的呼唤让父亲的名字翠绿起来生动起来。母亲情绪饱满地叫着父亲的名字,一会儿让他去门外抱柴,一会儿让他去井边打水。父亲葛巴草般扭结的眉头舒展开了,应着母亲乐颠颠地跑腾着,屋里屋外都是父亲快活的影子。快要出阁的大姐两条小辫子在肩头上飞来飞去,像两只幸福的喜鹊。
  前几年,母亲听说那位省妇联主任过世了,她下意识地掀了一下衣襟,把手伸进去,摸了摸自己还温乎乎的身体,说道:“唉,人不就一口气吗?再大的官儿那口气没了,身子就凉了,就成了石头,还计较个啥!”
  那一刻母亲有点儿像哲学家,对人生有了超越尘土之上的彻悟。
  黎 筠:女,本名孙丽筠。在《文艺报》《中国作家》《安徽文学》《阳光》《芳草》等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作品多次选入国家级、省级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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